尼基塔·雅科夫列維奇·比丘林（Nikita Yakovlevich Bichurin），俄國中國學和東方學奠基人，俄國東正教駐北京第九屆傳教士團領班，修士大司祭，俄國科學院通訊院士。比丘林1777年8月29日出生于喀山省，1799年畢業于喀山神學院，以修道士留校任教法語，取法號亞金甫，兼任喀山涅夫斯基修道院修士司祭。他將許多中國作品翻譯成俄語，然后被翻譯成其他歐洲語言，為俄羅斯漢學的奠基人之一。
個人經歷
尼基塔·雅科夫列維奇·比丘林出生在阿庫列沃，他的父親雅科夫是俄羅斯的半楚瓦什人牧師，母親是俄羅斯人阿庫利娜·斯捷潘諾娃。他在斯維亞日斯克的教堂唱詩班學校和喀山神學院學習。他還學習了拉丁語、希臘語和法語，他的能力被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大主教安布羅西·波多別多夫注意到。1800年進入教會，成為亞金甫（Иаки?нф）神父。1801年任喀山約阿諾夫斯基修道院院長。1802年為修士大司祭，任伊爾庫茨克主升天修道院傳教士學校住持。1803年因違誓約被削職。1807年任俄國東正教駐北京第九屆傳教士團領班。1808年1月抵北京，在北京居留14年，習漢、滿、蒙、藏語，先后編多部雙語和多語辭典、漢語語法，編譯大量經籍與文獻，研究中國及毗鄰地區的社會、歷史狀況。1821年回國，因未能完成宗教使命等情節受東正教事務管理總局法庭審判。1822年回國后，在瓦拉姆修道院從事譯著工作。1823年9月4日關押于瓦拉姆修道院，1826年11月1日獲釋，任外交部亞洲司譯員。1828年12月當選為俄國科學院東方文學和古文物通訊院士。1829年任圣彼得堡公共圖書館名譽館員，負責漢、滿文圖書分類編目工作。1830年隨科學考察隊赴俄中貿易中心喀爾喀蒙古區搜集資料。1831年被選為巴黎亞洲協會會員。同年1月在恰克圖應商人要求開辦第一所漢語學校。不久返彼得堡，1835年再次前往該校任教，擬定教學計劃，編寫教材，為俄羅斯漢語教學方法學奠定了基礎。1838年重返彼得堡，主要從事介紹中國歷史、文化和哲學的著述活動，并根據中文文獻介紹中亞突厥語民族的歷史和民族狀況。比丘林翻譯了《四書》《楷體金文三字經》《資治通鑒綱目》等中國典籍，著有《漢文啟蒙》等詞典和語法書，以及《中國詳志》《中國的民俗風情》《古代中亞各民族資料匯編》等多部關于中國民俗、地理的著作。比丘林在恰克圖所創辦的漢語學校奠定了俄國漢語教學的基礎。其墓志銘以文言文書寫，上有豎排八字：“無時勤勞，垂光史冊。”
學術活動
比丘林的漢學活動從十八世紀初開始，持續了半個世紀。他的主要學術活動包括以下幾方面：
漢語研究與教學
（1）編寫漢語詞典
他初到中國即傾全力于學習漢、滿、蒙古語。早在喀山神學院時便顯示他學習外文的才能，對拉丁文、希臘文、法文的知識使他能很快地掌握漢語。當時最大的困難是缺乏教科書和漢俄辭典。于是他開始編纂辭典。遺憾的是比丘林的漢俄詞典最終也沒能問世。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的檔案中發現了5部比丘林的詞典手稿，在原列寧格勒大學圖書館中發現了另外3部詞典手稿，總計為8種。在這8部中，有一部已經命名為《漢語句重音詞典》。這些詞典手稿代表了比丘林漢語研究的最高成就。
（2）開設漢語學校
1830年，比丘林隨沙俄外交部亞洲司派出的俄中貿易考察團赴當時的中俄邊境貿易重鎮恰克圖考察。恰克圖海關總長和當地的俄商了解到比丘林對漢語的精深了解，就請求他幫助在當地開辦一所漢語學校。1835年，經沙皇親自批準，正式開設了恰克圖漢語學校，由比丘林和第10屆駐北京傳教士團學生克雷姆斯基共同執教。恰克圖漢語學校一直開設到1867年。
比丘林為學校編寫了漢語教材，并制定了教學大綱。教學大綱中規定：學習的前兩年主要進行漢語語法教學，第二年加設一門商業會話課。第3年擴大會話的內容，學習簡單的文章筆譯；第4年除了練習口語之外，還學習漢語句子和短語如何應用于各種社會情景，學會區分中文的文體。這份教學大綱被認為是俄羅斯漢語教學史上最早的一份。比丘林為教學所編寫的《漢語語法》是俄國第一部比較完整和系統的漢語語法著作。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喀山聯邦大學、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在進行漢語教學的過程中，都曾把該書作為最重要的參考資料。
搜集資料
他在北京期間搜集大量文獻資料，1821年回國時所帶文物材料重達一萬四千磅，其中僅漢、滿文的中國書籍就有十二箱，比前八屆傳教士團所帶回之總數還要多。
中國邊疆史地和傳統文化的研究
比丘林的中國研究范圍非常廣泛，其著述覆蓋了中國的語言、歷史、地理、民族、政治、經濟、軍事及風俗習慣等等方面。由于成績卓著，比丘林于1828年當選為俄國科學院東方文學和古文物通訊院士。比丘林的學術活動開全面研究中國文化的先河，并由于他在研究活動中始終堅持以中國史料為本的原則，加上他本人在中國長達12年之久，從而確立了俄羅斯"漢學"獨樹一幟的科學地位。
（1）對中國邊疆民族史地的研究
①《西藏志》
1828年，比丘林在圣彼得堡出版了譯自《衛藏圖識》的《西藏志》。譯者在書中做了較詳細的注釋，附錄了從成都市到拉薩市的道路圖。這是俄國第一本介紹中國西藏的書，立刻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同年，《莫斯科通報》、《祖國之子》和《莫斯科電訊》等雜志，都有評論發表，而《北方蜜蜂》發表的俄國科學院通訊院士、俄國東方學鼻祖之一先科夫斯基(1800—1858)的評論最為引人注目。先科夫斯基對比丘林的《西藏志》大加贊揚，認為此書不僅為俄羅斯帶來了榮譽，同時也為整個歐洲帶來了榮譽。
②《西藏青海史》
1833年，比丘林在圣彼得堡出版了《西藏青海史(公元前2282—公元1227)》。書中內容主要譯自《三史》和《資治通鑒綱目》。此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唐古特人的起源、與中國的政治關系和戰爭、征服中國、中國與唐古特人、與中國的政治關系、藏族的起源、與中國的關系和戰爭。第二部分為：唐古特人、契丹人和中國人。書后附有西藏自治區東北部和西部各個歷史時期的地圖以及古今地名對照列表。此外還附有幾篇文章，介紹中國的紀年方法、度量衡和錢幣。同先前出版的《西藏志》相比，此書問世后引起了東方學家更大的關注。比丘林的這部譯作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西藏和青海省歷史著作，但對歷史學家們仍然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③《蒙古紀事》
在比丘林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蒙古學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1828年，比丘林在圣彼得堡出版了兩卷本的《蒙古紀事》，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編寫一部蒙古歷史是擺在當時俄羅斯東方學家們面前最重要的任務之一，而在這之前最緊迫的是要解決蒙古族的起源問題。比丘林的著作正好是對這些問題的最好解答。他不僅解決了當時科學界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且還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
《蒙古紀事》是比丘林重要的蒙古學著作，全書共分4章。第一章主要收錄了他1821年從北京前往恰克圖時所寫的日記。第二章題為《蒙古統計評述》，是極具科學價值的一部分。他總結了以往所有關于這個地區的地理信息，為進一步研究蒙古地理創造了條件。除地理知識外，比丘林還介紹了蒙古的政治制度、行政管理、社會階層、蒙古族的職業和藏傳佛教的作用。在第三章中，比丘林根據文言文史料敘述了蒙古民族自遠古時期到1653年的歷史。第四章介紹了18世紀50年代清朝政府征服準噶爾汗國和天山南路后頒布的律例以及對蒙古地區的統治方式。
在《蒙古紀事》一書中，比丘林將蒙古人的起源問題分成了兩個部分來研究，一是關于蒙古民族起源，二是“蒙古”名稱的來歷。比丘林在研究蒙古人起源問題時所采取的方法，是俄羅斯蒙古學發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許多學者認為，他將民族起源和民族名稱分開研究是正確的民族學研究方法。
《蒙古紀事》得到了俄國科學院的高度評價。1928年12月，由于比丘林在漢學、蒙古學、藏學研究中的成就，被俄國科學院選為通訊院士。
④《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
比丘林在蒙古學方面的另一個成就，是從《元史》和《資治通鑒綱目》中翻譯了大量有關蒙古歷史的資料。他的翻譯目的性非常強，只選擇有關成吉思汗、孛兒只斤·窩闊臺、孛兒只斤·貴由和蒙哥汗的章節譯出，最后編寫成了《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并于182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這部書介紹了蒙古族的早期歷史，對研究蒙古民族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價值。比丘林之所以只選擇前四個蒙古汗來研究，是由于他認為蒙哥汗以后元朝發生了分裂，蒙古在中國的統治以及元朝的建立翻開了蒙古歷史新的一頁。他的這部譯作至今仍是上述中國歷史典籍的唯一俄譯本，每一個蒙古歷史學家以及每一個描寫13—15世紀蒙古人的作家都要不同程度地參考該書。遺憾的是，這部譯作當時沒有引起世人的重視。
⑤《準噶爾和“東突厥斯坦”志》
1929年，比丘林出版了另一部有關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史地研究的作品———《準噶爾和“東突厥斯坦”志》。在該書中比丘林以《漢書》、《西域聞見錄》、《西域同文志》等文言文典籍的譯文為基礎，介紹了西域的歷史和現狀。書后附錄了古代地名索引以及同19世紀地名的對照表。比丘林此書的選題非常新穎，因為在這之前俄羅斯還沒有一部介紹中國西部歷史的著作。
⑥《厄魯特人或卡爾梅克人歷史概述(15世紀迄今)》
1834年出版的《厄魯特人或卡爾梅克人歷史概述(15世紀迄今)》同樣引起俄國科學界的好評，榮獲了俄國科學院杰米多夫獎金。在該書出版的前一年，比丘林在《內務部雜志》第3期發表了同名文章。俄國漢學界普遍認為，比丘林的這部著作同他以前的作品相比，獨立研究的比重加大，翻譯的比重減少。比丘林利用了大量的文言文材料，使該書成為衛拉特蒙古歷史研究者的必備參考書。
⑦《古代中亞各民族歷史資料集》
《古代中亞各民族歷史資料集》是比丘林的最后一部著作。1846年，進入垂暮之年的比丘林忍受病痛的折磨，開始為此書收集資料。經過數年鍥而不舍的努力，終于在1851年出版了這部關于中亞各民族歷史的集大成之作。這部書使他再次獲得了杰米多夫獎金。
比丘林在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史地研究中廣泛使用了漢文文獻，收集并翻譯了一大批珍貴資料。由于當時的考古學和人類學還比較落后，不能為他的研究提供輔助材料，所以文言文典籍就成為唯一豐富而又可信的資料來源。他以漢文文獻為基礎的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史地研究方法對俄羅斯滿學、蒙古學、藏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得到俄國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比丘林關于東方民族歷史的譯著或論著激起了歷史學家們的濃厚興趣，他所提供的歷史資料和信息在俄國是前所未有的，其著作內容廣泛、詳實，受到了評論者的一致贊賞。
（2）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
由于曾長期駐在北京，比丘林對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切身的認識。1861年，比丘林在致東正教事務總局的信中較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的歷史學、地理學和傳統醫學，他驚嘆中國史學體系的完善、醫學的悠久和精深。
1829年，比丘林將中國的《楷體金文三字經》譯介到俄羅斯，引起很大反響。他的譯本和列昂節夫的相比有很多不同：一是用詩體翻譯；二是在譯本附加中文原文；三是對書中的歷史典故作了詳盡的解釋。所以該書被稱為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便捷讀本。
1840年，比丘林出版了《中國及其居民、風俗、習慣和教育》。該書介紹了中國的國家行政結構、教育狀況、傳統習俗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一般狀況，一些學者認為該書的論述不夠深入，而比丘林認為，這本書是面向一般讀者的。更深入的研究體現在他的下一部著作《中華帝國政治概覽》中。該書第一部分講述了中國內地漢族聚集區的政治經濟學狀況；第二部分分別講述蒙、滿、新疆及朝鮮地區的概況。同時涉及交通、地理和茶葉的生產。該書內容豐富，論述深入，受到專家好評。
1848年出版的《中國的行政和風俗概況》是一部論文集，集中比丘林大量的介紹中國的文章。比丘林在恰克圖期間還翻譯了《大清會典》的部分章節，后來以單篇形式發表的有《國子監》、《欽天監》、《太醫院》、《內務府》、《宗人府》、《理藩院》等。此外，他還寫有《中國農歷》、《中國皇帝的日常起居》、《孔子首創的中國史學筆法》、《中國農業》、《儒教》等。
概括比丘林的學術活動，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他大大拓寬了俄羅斯漢學的研究領域，把對中國文化的客觀的、科學的認識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這和他本人的切身經歷有關，也和他本人的才能及努力分不開。
其次，比丘林的學術成果不僅限于書齋，由于他本人的交往范圍廣泛、以及當時俄國社會文化環境，他的著作有很多讀者，促進了中國文化在俄國的傳播，客觀上加深了俄國人民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的了解。
第三，比丘林作為俄國最出色的漢學家之一，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他的研究方式方法是俄國漢學的重要財富。
比丘林對中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為后代俄羅斯漢學家開創了一條道路，還創立了在自己的墓碑上題寫漢字碑銘的先河。碑文別開生面，獨具一格。碑上刻著俄漢兩種文字。俄文是亡者的姓名和生卒年代——“雅金夫·比丘林，1777年生，1853年亡”；文言文是8個工整的楷書——“無時勤勞垂光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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