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十月事件（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是匈牙利民眾反抗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和蘇聯所強加制度的革命。
1947年后，匈牙利勞動人民黨領導人拉科西·馬加什不顧該國的歷史傳統與現實，一味照搬蘇聯模式，損害了國家利益。時任部長會議主席的納吉·伊姆雷實施了“新方針”。但由于蘇聯的干預，“新方針”被迫中斷，匈牙利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隨之惡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使得匈牙利民眾對蘇聯模式與蘇聯控制的不滿，從而自發進行了全國性革命。1956年10月23日，抗議的群眾要求納吉·伊姆雷出任總理。示威者武裝襲擊國家廣播大樓并攻占電臺以及一些武器倉庫和警察哨所。匈牙利政府宣布改組，由納吉·伊姆雷出任總理；10月24日，蘇聯出兵干涉；11月1日，納吉宣布匈牙利退出華沙條約組織；11月4日，蘇聯再次派兵鎮壓。事故中死亡人數共計2700人，另有約20余萬匈牙利人逃往西方。納吉·阿都拉薩拒絕與新政府合作，經過一年多的監禁后與同案的其他3人一起于1958年6月22日被處死。
匈牙利十月事件拉開了東歐劇變的序幕，關于匈牙利十月事件，美蘇冷戰時期有兩種基本的看法。西方認為這是一場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對蘇聯的 控制和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反抗，是為了實現從“集權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回歸；社會主義國家則認為，事件是匈牙利國內敵視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勢力與國際帝國主義相互勾結、里應外合的結果，目的是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在匈牙利本土，這一事件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被定性為由拉科西·馬加什等領導人“嚴重錯誤和罪行”引發的“反革命案件”，但在東歐劇變后又被稱為“人民起義”，“與1848年～1849年的革命和自由斗爭具有同等的意義”。
事件背景
蘇聯軍隊在1945年4月解放了匈牙利全境，戰時長期在蘇聯流亡的拉科西·馬加什等人回國領導匈牙利共產黨。在此后幾年由各政黨聯合執政的人民民主時期，共產黨是整個國家生活民主化和恢復戰爭創傷的主導力量。它使人民相信“匈牙利將獲得新生”。蘇聯也大力幫助匈牙利進行重建工作。例如，1945年，在蘇聯本身物資十分匱乏的情況下，還將1.5萬噸糧食、3000噸肉、2000噸糖、2000噸陽芋及其他食品運送到陷于饑荒狀態的匈牙利。1947年，約瑟夫·斯大林改變了政治主張，要求東歐各國共產黨盡快將國內其他政黨排擠出聯合政府，加速共產黨一黨執政的進程。匈共于1948年取締了其他政黨，該黨本身與社會民主黨左派合并建立了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獨掌政權。然而，在此后短短的幾年當中，拉科西·馬加什等人追隨蘇聯政策，無視本國具體條件和勞動人民的利益，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嚴重失誤。
急于消滅個體經濟
從1948年起，匈牙利的經濟政策出現了大的轉折，其中包括對生產關系的改造急于求成。國家先對所有100人以上的工廠實行國有化，國營企業職工在工業部門所占的比重很快達到83%以上。1949年12月，又頒布新的國有化法律，對10人以上的企業也實行了國有化。對小手工業進行的改造使小手工業工人的人數由1948年的18.7萬人減少到1950年的2.9萬人。在農業上則急于實現集體化，確定在3~4年內完成這一任務。由于缺乏物質、社會和思想準備，只能依靠行政命令和使用暴力強迫農民放棄自己的土地而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使全國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破壞。到1953年，由于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全國10%的耕地已經荒蕪。強制實行農產品義務交售制，使農民生活貧困，1952年有2/3的農戶沒有足夠的食糧和種籽糧。此時與戰前相比，農業生產不僅沒有提高，反而降低了10%，農產品的市場供應量減少了20%。
急于實行工業化
按照約瑟夫·斯大林“沒有重工業就沒有社會主義”的思想以及即將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預想，匈牙利從1948年起加快了工業化的速度，提出在5年內將這個農業-工業國發展為工業-農業國，進而將匈變為“鋼鐵的國家”。于是，本來正在執行的三年恢復計劃成了雄心勃勃的工業化的開端。
1950年開始執行的一五計劃的指標在1951年2月平均提高了一倍。原定工業增長86.4%，改為增長200%；重工業生產從原定增長104%提高到增長280%；采礦業由原定增長55.2%提高到增長142%；冶金業從原定增長15%提高到增162%。為了實現這個計劃，生產過程中不顧產品質量和經濟規律，只追求在數量上達標。這種高速工業化項目往往匆忙上馬，普遍缺少必要的準備。以1950年上半年為例，75%的工業建設項目是在沒有計劃和資料的情況下倉促啟動的，其結果不難想象。
投資過度
原定的一五計劃規定總投資為280億福林，1949年春天追加到350億福林，同年年底追加到510億福林，1950年追加到600億福林。在1951年2月的匈黨二大上，這個投資計劃又被追加到850億福林。而領導人在報告中還說它“不僅現實，而且偏于謹慎”。在工業投資中，90%的資金都用于發展重工業，用于發展采礦業和冶金業的資金占工業總投資的2/3。用于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則少得可憐，影響了食品和日用消費品的生產，只能以限制居民消費來平衡供求關系，市場供應非常緊張。服務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更受到限制。與此同時，由于美蘇冷戰加劇，軍費開支大大膨脹，國防費用達到民用投資的一半以上。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1948年秋到1951年年初，由于投資計劃指標不斷提高，使國民經濟的資金積累比重達到35%這一世界上罕見的水平。在1919~1939年匈牙利平穩發展時期，最好年景的積累比重也只有8%。這樣，國民收入的大部分資金被國家積累所吸吮，人民生活狀況不斷惡化。一五計劃規定居民生活水平提高50%，但到1953年工人和職員的人均實際工資反而下降20%以上，農民1952年的實際收入尚不足1949年的2/3。
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惡劣。1941年停止的民居建設在1945年以后一直沒有起步，許多工人、職員家庭蝸居于斗室，甚至簡易的棚戶房內。在這福利條件很差的情況下，工廠、企業大力開展斯達漢諾夫運動，任意提高勞動者的生產定額，鼓吹“定額永無止境”，勞動者的利益受到損害。
拉科西等人大搞個人迷信，獨斷專行，破壞民主與法制
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總書記拉科西長期被奉為當然領袖、“約瑟夫·斯大林最優秀的學生”“匈牙利人民英明的父親”等等。這個具有豐富斗爭經驗和曾在反革命的法庭及監獄里大義凜然、無比堅強的共產黨人，在效法蘇聯的個人迷信的氣氛中失去了理智，對人民開始采取命令主義和專橫政策。他與格羅、法爾卡和雷瓦伊一起結為“四人團伙”，主宰著黨內外一切事務的決定權。黨的政治局、書記處形同虛設。拉科西·馬加什本人還兼任總理，政府工作也在他的控制之下。
1945年以后，為了鞏固新政權，當局采取了一系列懲處措施，一些做法令人發指。且不說對舊政權官員和在戰爭中犯有罪行者的懲處是否過度，就連新政權的一些黨、政、軍高級領導人和普通老百姓都人人自危。
首先，為了削弱其他政黨的社會影響，拉科西等人采取所謂“逐段切臘腸”的政策，為這些黨的領導人制造冤案以便清洗。前小農黨、社會民主黨等政黨的領導人都受到這樣的迫害。明曾蒂案、內務部“同仁會案”等也牽連到一大批受害者。
其次，在領導層內部尋找“敵人”。拉科西·馬加什等人 根據莫斯科的指示，在社會上的“階級敵人”被清除后轉向在共產黨內以及在高層領導中“挖掘”不可靠的人物。他們首先把矛頭指向戰時在國內堅持斗爭的地下共產黨領導人，捏造各種罪名把他們投入監獄。著名的“拉伊克案”便是這樣的代表作。拉伊克曾是地下共產黨的總書記，解放后任政府內務部長、外交部長等職，在民眾中頗有威望，對拉科西的地位構成威脅。拉科西從宗派主義出發，1949年選中拉伊克作為打擊對象，用以提高全黨的“警惕性”。這時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的清黨工作已經展開，匈牙利抓住了拉伊克這條“大魚”，最后以“間諜”、“約瑟普·鐵托代理人”和“托派”的罪名將他處死。約瑟夫·斯大林的私人代表、蘇聯秘密警察東南歐頭目費多爾·別爾金將軍直接參與了此事。此后不久，卡達爾·亞諾什等一些“國內派”領導人也被捕入獄，軍隊中一批不馴服的將領和中級軍官也未幸免于難。
第三，制造群眾性恐怖。當時告密之風盛行，竊聽成為掌握群眾思想動向的重要手段。許多有不同見解而又無法給他們羅織罪名的人被送進“古拉格群島”式的“拘留營”強制勞改。居住在毗鄰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邊境的“階級異己分子”被強行搬遷到東北部荒涼的霍爾多巴吉草原居住。首都的“不可靠分子”紛紛被遷往外地，有時只是因為他們有國外社會關系，據說是擔心他們成為西方國家的“第五縱隊”。在農村里，富農是主要打擊對象。共有7萬戶人家被列入“富農名單”，其中至少有2.2萬戶人早已沒有土地。不少依靠勤勞致富的中農也被列入這樣的名單，處處受到歧視。警察和地方干部對富農和不肯入社的農民隨意毆打[8]。對群眾進行的其他懲處更加花樣繁多，其中以罰款最為常見。1950~1953年夏天，法院共審理了65萬起案件，對其中的38.7萬人課以罰款。在內務部門處理的85萬起經濟案件中，也有83.1萬起課以罰款，另外的1.9萬起被處以關禁閉。就當時法 規而言，這些懲處大部分也不合法。
拉科西·馬加什等人就是這樣追隨莫斯科，把一種陌生的“斯大林主義”制度強加在本民族頭上。其結果是很快失去解放之初人民對共產黨的擁護，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搞得怨聲載道，到1953年已形成全國性的“民族對抗”局面。這種“對抗”的一方是匈牙利廣大人民群眾，另一方是以拉科西為代表的機械推行蘇聯政策的匈牙利領導集團。
事件過程
10月23日的鐘聲
大專院校學生1956年10月23日提出全面的政治要求，首都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群眾呼喊的口號是“自由!”“獨立!”“蘇聯軍隊滾回去!”“擁護納吉·伊姆雷!”工人們推倒了約瑟夫·斯大林塑像。黨和政府領導人慌作一團。納吉向示威群眾講話稱“同志們”，人群中響起口哨并開始騷動，許多人有節奏地呼喊“我們不是同志們！”
武裝起義
示威群眾包圍廣播電臺，要求廣播他們的政治要求，遭到拒絕后發生了武裝沖突，示威游行發展為武裝起義。這天晚上，布達佩斯的幾乎所有居民都在街上，聚在一起興奮地議論、歡呼，如醉如癡地忘乎一切。有個當時走遍全城進行巡視的記者寫道，那天“每個人都沉醉在一種創造的狂熱之中”。納吉·阿都拉薩當晚無條件地接受了黨中央讓他再次出任總理的決定。
蘇聯第一次出兵
1956年10月24日，蘇聯紅軍不請自到地出現在布達佩斯街頭，使人民起義進一步升級。武裝小分隊、分散的武器攜帶者和一些軍人堅決打擊外來的軍事干涉者，許多蘇聯坦克被炸毀，大量蘇軍士兵被擊斃。然而抵抗者們也處于思想矛盾之中。有個年輕人回憶說：“我發現自己正在射殺的那些驚恐萬分的烏克蘭農村青年，他們也有同樣的理由憎恨我們憎恨的一切。”
血濺星期四
米高揚和米哈伊爾·蘇斯洛夫來到布達佩斯，匈黨中央按照他們的建議免除了格羅的職務。國家保安局部隊向科蘇特廣場上的聚會者掃射，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手無寸鐵的群眾像蒼蠅般地倒在血泊中。布達佩斯警察局長科帕奇成功地處理了同群眾的沖突，避免了一次流血事件發生。
武裝小分隊
最初參加武裝起義的多為青年，后來人員不斷變化，人員構成也相當復雜。有人回憶：“我們幾個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戰斗，然后各自回家。接著又有別的人來參加戰斗……”“那里沒有任何組織，也沒有紀律，然而一切都進行得驚人地默契。”另有人回憶說：“參加革命的人都是自愿的……只要他手中握有武器并為實現大學生們的十四點聲明而戰他就是戰友。”布達佩斯最有名的抵抗據點是科爾文夾道和基利安兵營。
10月28 日的轉折
納吉恢復秩序的計劃得到蘇聯的首肯，格羅等前領導人被放逐到莫斯科，納吉從而擺脫了內外束縛，獲得了行動上的自由。1956年10月30日的蘇聯政府聲明打消了納吉最后一絲顧慮，然而蘇聯后來的行動與這個聲明大相徑庭。
魚目混珠
在參加武裝起義的抵抗者們當中，既有正派的工人、學生，也有一定數量的流氓、法西斯分子等，在十月事件后期對社會秩序構成威脅。一些人搜捕前國家保安局人員并對他們施以私刑。路透社報道：“政治警察局的人員像狗一樣被打死，被吊掛在電線桿和陽臺上。”一部分刑事犯也被釋放出獄，流落到社會上為非作歹。基拉伊·貝拉受納吉委托組建國民警備隊，負責維持社會秩序。
共和國廣場上的罪惡槍聲
1956年10月30日在共和國廣場的市委大樓發生了一起令人發指的慘案，市委書記麥佐·伊姆雷等25人遇難。市委大樓被武裝小分隊包圍后，前來解救的5輛匈軍坦克調轉炮口向市委的守衛者開炮。麥佐在國防部的奧斯陶洛什上校和保普上校的陪同下打著白旗出去談判，被圍攻者的子彈撂倒。他們受傷后被殘酷地折磨致死。受傷的守衛戰士和被俘士兵也遭到慘絕人寰的殺戮。
恢復多黨制
納吉政府宣布結束一黨制，建立多黨合作的聯合政府。小農黨等政黨恢復了活動，都贊成保留“社會主義成果”。少數反動政黨雖有活動，但其影響無足輕重。勞動人民黨宣布解散，新建社會主義工人黨。卡達爾宣稱，這個新黨代表“匈牙利的民族共產主義”，“有點像是'第三條路線’”，“將會有反對派，而不會有獨裁制度”，“它會牢記的是匈牙利民族利益，而不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利益”。
險象環生
1956年10 月 30日以后，本已開始撤離的蘇聯紅軍又大量涌進匈牙利。蘇聯大使尤里·安德羅波夫拒絕對此作出解釋。在這危急的時刻，納吉政府根據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機構的決議宣布退出華沙條約、國家保持中立和要求聯合國保護。卡達爾向安德羅波夫叫嚷：“如果你們的坦克進入布達佩斯，我將走上街頭，赤手空拳地和你們搏斗!”他還在廣播講話中稱贊已發生的“光榮起義”。納吉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召見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郝德青，要求他向毛澤東、周恩來轉告匈牙利的局勢，表示希望得到中國的幫助。此后不久，發現卡達爾當晚失蹤。
風滿樓
1956年11月3日是匈牙利局勢回光返照的一天。這天到處都很平靜秩序幾乎恢復了正常。上午匈蘇兩國軍事代表團舉行談判，進展順利晚上，談判輪換到蘇聯紅軍司令部繼續舉行。雙方開始商談不久，背后的門突然打開，蘇聯保安部隊總頭目伊萬·謝羅夫帶領8名沖鋒槍手闖入，將匈牙利軍事代表團逮捕。時隔不久，蘇聯便對匈牙利開始進行第二次軍事干涉。
兄弟黨支持蘇聯出兵鎮壓
中共參與了對匈牙利事件的處理決策。起初，正在莫斯科的劉少奇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說服蘇聯領導人從匈牙利撤軍。蘇共接受了中共的意見，并當即起草了關于蘇聯同各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的政府聲明第二天(1959年10月30日)，毛澤東突然改變了主意，又指示劉少奇堅決要求蘇聯對匈牙利出兵鎮壓。蘇共中央主席團1956年10月31日開會，最后決定“在牙利采取進攻的方針”。波蘭等國黨的領導人也支持蘇共的決定。赫售曉夫、馬林科夫還親自飛往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就對匈出兵問題與約瑟普·鐵托達成一致意見。
來自莫斯科的嚴寒
蘇聯紅軍以 12 個師的兵力對匈牙利實施代號為“旋風”的軍事干涉行動。由于力量對比懸殊，納吉向軍隊下達不抵抗命令，之后帶領一部分人到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大使館避難。在蒂薩河畔的城市索爾諾克，一個新的電臺啟用，宣布以卡達爾為首的工農革命政府成立。蘇軍沖進美國國會大廈后，只有國務部長比波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趴在打字機上靜靜地起草一份告全世界聲明，公布蘇聯入侵的真相。蘇軍的鎮壓比第一次出兵時殘酷得多但匈牙利青年在預先注定要失敗的戰斗中還是要拼死一搏。
虎落平陽
納吉等避難者在南斯拉夫大使館住了18天。馬林科夫、米哈伊爾·蘇斯洛夫、伊萬·謝羅夫同匈牙利新政府領導人一起共同策劃劫持納吉等人并把他們送到羅馬尼亞關押。不久后的一天，避難者們登上本答應用于送他們回家的大轎車后，便被蘇聯人劫往郊區。他們全都拒絕在悔過書上簽字，第二天被用飛機押送到布加勒斯特。
三權并立
蘇聯在粉碎武裝抵抗的同時，對匈牙利全國實行軍事管制，國家的事務由一個蘇聯的軍事政權主宰。卡達爾政府作為另一個政權，最初幾周的工作重點是爭取與社會實現和解，首先是爭取得到人民的承認。匈牙利工人階級的代表各級工人委員會成為第三政權。它們領導工人群眾抵抗蘇聯紅軍的武裝鎮壓和阻撓卡達爾政權行使權力。社會秩序初步穩定后，十月事件的參加者遭到嚴厲的鎮壓。
納吉案件
納吉等人在斯納戈夫關押5個月之久，基本與世隔絕。菲利斯·奈吉在此期間不停地寫作，對十月事件進行深入的思考。為了擺脫困境，他向一些兄弟黨伸出求援之手而未果。在當時國內外形勢下，納吉等人于1958 年被判處死刑。他的政治遺言是：“我曾兩次在我國維護社會主義這個詞的榮譽，那是1953年和1956年。……我必須為我的思想而犧牲我的生命。……我相信，歷史將宣判殺害我的劊子手。”臨行前他呼喊：“社會主義的、獨立的匈牙利皇帝!”
匈牙利最高法院于1989年宣布撤銷當年對納吉等人的判決，數十萬民眾自發地參加為他們舉行的國葬。1956年事件在匈牙利早被公認為“人民起義”。蘇聯和俄羅斯領導人先后多次為當年對匈出兵向匈牙利道歉。所有一切災難的始作俑者是蘇聯領導人，他們認識到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的弊端，但又不準觸及它的要害，從而使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一次改革和振興的契機。
事件影響
匈牙利事件發生在波蘭方面的局勢逐漸穩定，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剛剛松了一口氣的緩沖時期，其影響力使其他東歐國家不得不重新走向更加謹慎的立場。10月27日，合眾社報道說：“在匈牙利引起叛亂的學生騷動波及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民主德國學生集會，“要求舉行群眾大會聲援匈牙利的自由戰士們”在民主德國發生的情況促使該國領導人進行了細致地防范，瓦爾特·烏布利希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走到工廠第一線，向工人解釋：“人們應該早在反革命分子企圖進攻的萌芽階段就去粉碎它”；“匈牙利的事件給我們的教訓是勞動人民和他們的國家權力機構必須保持警惕以擊破敵人的分裂陰謀；進一步發展真正的民主化和人民的自由”；“我們必須先對波蘭事件的發展有了仔細的認識以后才能發表這些材料。我們報紙的任務不是在發表一些最大的驚人事件上去同西方報紙競賽，而西方報紙的任務卻是在于挑撥、歪曲和否認發展的事實。”捷克斯洛伐克則專門召開捷共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討論匈牙利局勢，加強了與匈牙利邊境的安全措施。和波蘭事件發生期間采取的沉默態度一樣，“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報紙直到現在只字不提匈牙利的事態發展……這樣，歐洲六個人民民主國家只有波蘭和匈牙利的輿論相互之間得悉對方國家目前的形勢”。
而在西方國家眼中，匈牙利學生和知識分子主導的以西方為藍本的政治改革呼聲應該得到呼應。南歐的意大利和南美的阿根廷的大學生舉行游行表示支持匈牙利人民的抗爭。“羅馬一千多名大、中學生星期六拿著‘打倒獨裁者’的標語通過羅馬的街道舉行示威。某些標語說，‘匈牙利萬歲’，其他的標語說，‘匈牙利人，我們支持你’，‘波蘭萬歲’”。在阿根廷，“三百名學生今晚用石塊攻擊波薩達斯街的蘇聯大使館……這次示威是為了抗議蘇聯紅軍向匈牙利人民射擊的。”與匈牙利接壤的奧地利，在匈牙利動亂期間除了加強邊境巡邏外，還表示要給匈牙利逃亡者以避難權，“如果這些人被追捕，他們的追捕者侵犯了奧地利的國界，奧地利將使用它所有的一切手段進行抵抗。”“我們的鄰國匈牙利正受到嚴重的國內動亂的威脅。逃亡者正在到達我們的國境要求避難。不論他們逃亡的動機是什么，忠于民主精神的奧地利共和國將給予他們避難的權利。”進入11月份，隨著蘇聯軍隊進入布達佩斯，不僅西方國家對蘇聯的行動表示了強烈的反對和抗議，各國民眾的示威游行也不斷高漲，瑞士、瑞典、德國、比利時、荷蘭、法國、盧森堡、美國、葡萄牙等國家的反蘇游行與示威，不少市民還攻擊了蘇聯大使館。隨后，發展中國家的印度、泰國、巴西、烏拉圭、阿根廷等也相繼被報道爆發反蘇活動。
事件評價
匈牙利那場群眾游行示威和武裝起義絕非一個偶然發生的孤立事件，而是與整個東歐的政治氣候息息相通的。它與幾乎同時發生的波蘭事件一起，在本地區的8個前社會主義國家當中啟動了一個歷時30多年、最終以東歐劇變為結局的歷史進程。（《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評）
參考資料 >
1956年匈牙利事件與東歐劇變.中國社會科學網.2024-01-24
史海回眸：1956年匈牙利事件真相 .新浪網.2024-01-24
《參考資料》中的波匈事件.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2024-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