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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中國當代作家路遙創作的一部反映新時期農村青年生活和命運的現實主義中篇小說。原載《收獲》1982年第三期，獲1981——1982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人生》以改革時期陜北高原的城鄉生活為背景，講述了農村知識青年高加林的人生歷程。高加林高中畢業后回鄉擔任民辦教師。但因為教師名額被擠占，他不得不開啟農民的生活。在高加林心灰意冷之際，高加林遇到了農村姑娘劉巧珍。劉巧珍拒絕了媒人說親，她希望選擇有文化有見識的高加林結婚。高加林雖然考慮到劉巧珍和自己的差距，但是思考過后還是和劉巧珍開啟了一段甜蜜的“地下戀”，戀情沒多久就曝光在了整個村子，但二人并沒有受到多少阻撓，雙方父母以及村中的權威人物都是支持這段戀情的。劉巧珍的愛情撫慰了高加林精神上的痛苦，重新喚起了他的生活信念。高加林的二叔高玉智從新疆調回來成為當地的勞動局局長。勞動局副局長馬戰勝為了討好高玉智，通過關系讓高加林以通訊干事的身份進入縣城工作。在縣城工作期間，高加林遇到了初戀黃亞萍。當黃亞萍得知高加林調到縣委通訊組工作后，黃亞萍立馬前去看望高加林，并單方面宣布同高中同學張克南情侶關系的結束，展開了對高加林的追求。高加林與黃亞萍的感情逐漸深入，高加林選擇斷絕了同劉巧珍的戀愛關系，接受了黃亞萍的追求，但劉巧珍并沒有責怪他。不久后高加林通過關系到縣城工作的事情被他的情敵張克南的母親舉報，高加林不得不重新回到農村，他和黃亞萍的愛情也無疾而終。此時的劉巧珍也已經嫁給鄰村生產隊一隊隊長馬栓，自己的姐妹劉巧英暗示她和高加林重修于好的時候，她斷然拒絕，選擇繼續和馬栓一起生活，高加林最后獨自回到村里。

《人生》自發表之日起就引起了社會和大眾的廣泛關注與討論。1983年3月，中國作家協會陜西分會召開了《人生》的討論會，與會者給予了《人生》一致的好評和贊揚。2009年，《人生》入選了由《新民晚報》發起的“改革開放三十年優秀文藝作品”。《人生》通過各種方式得到迅速傳播，繼而引發了對《人生》的熱烈討論使該小說成為中國文學80年代中一個重要的文學與文化現象。《人生》也是路遙作品中被翻譯得最多的一部。前蘇聯漢學家謝曼諾夫用俄語翻譯了《人生》，于1988年由蘇聯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出版。1990年，張榮富翻譯的《人生》法文版由中國外文出版社出版。2009年，日文版《路遙作品集》由福岡縣市中國書店出版，譯者為日本姬路獨協大學教授、路遙研究專家安本實，該著選譯了包括《人生》在內的五篇中短篇小說。

創作背景

社會環境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農村經營管理過于集中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嚴重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改善緩慢。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后，中國開始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商品經濟的活躍打破了農村的僵持與保守，具有現代文明的城市開始對一直困守在土地的農民產生強烈的誘惑。農村開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集體的束縛，成為一支重要力量參與到社會建設當中。中國經濟的發展帶動了社會和時代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人們思想的解放。1979 年 10 月，第四次全國文代會，提出藝術民主，文藝界全面解凍，80 年代前期文藝思潮就這樣拍了過來。改革文學也是文藝思潮的代表性部分，其思想內容旨在呼喚、表現城市和鄉村的變革，并且作家對于社會人生的思索與探求從表面逐漸向深層推進，文學主題以人的價值、尊嚴和權利為主。80年代的中國的改革全方位化，深入化和快速化，文學進入新變時期，文學生命意識的覺醒，出現了鮮明個性和風格獨特的作品，路遙的《人生》就是中國文學80年代發展的客觀要求下的產物。這樣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促使路遙開始關注農民的內心世界，他通過描寫一代人命運的選擇和城鄉社會生活的復雜性與多樣性來展示農民生活的境況。

個人經歷

路遙出生于陜西省榆林市清澗縣石嘴驛鎮，在1966年考取石油化工學校，但因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策回到農村勞作。作為在農村出生和成長的作家，路遙有在城鄉交叉地帶生活的親身經歷，這樣的人生經歷為他《人生》的創作提供了心理動機和真實細節。路遙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進行深入的思考，將自己的個人經歷和生活體驗投射到小說男主角高加林身上，從而完成了這部書寫城鄉交叉地帶青年命運的小說。

1980年，路遙與詩人谷溪頻繁通信，希望曹谷溪能幫助解決他的弟弟王天樂進城工作的問題，但這個過程并不順利。在幫助弟弟王天樂進城的過程中，路遙因弟弟的命運而觸動，開始深入思考中國廣大農民的出路問題。路遙從這段幫助弟弟改變命運的過程受到啟發，獲得了《人生》的創作靈感。路遙把“城鄉交叉地帶”作為創作重點，他設定的“城鄉交叉地帶”指的是陜北鎮、縣、地區級的中小城市和環繞這些城鎮的農村。路遙以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后所發生的變化作為小說背景，著重描寫農村的實際面貌、農民的生活狀況和農村青年所面臨的人生選擇。

《人生》僅十三萬余字，初稿只用二十幾天寫成，但路遙為此準備了近兩年的時間。最早路遙在1979年便開始動筆創作《人生》，寫完第一稿后很不滿意，將原稿擱置了起來。1980年路遙寫成了第二稿，但仍不滿意，所以干脆大刀闊斧，只保留輪廓。經過兩三年的思考和沉淀，在完成了創作的前期準備工作后，1981年7月，路遙在陜北甘泉縣干部招待所完成了《人生》的創作。在創作過程中，路遙得到了甘泉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張弢[tāo]的幫助，張弢不僅在生活和創作中幫助路遙，還引薦路遙結識了時任甘泉縣道鎮公社書記高應才，路遙從高應才的人生經歷中感受到了改變命運的奮斗精神，于是將《人生》主人公取名為“高加林”。確定主人公名字后，高應才又帶領路遙走訪了甘泉縣農村婦女吳春娥，從吳春娥身上路遙獲得了創作靈感，塑造出《人生》中劉巧珍的美好形象。路遙在最初構思時給小說起了個非常直白的名字，叫《高加林的故事》，后覺得不妥，寫完初稿，給小說取名《生活的樂章》。隨后應邀前往北京改稿期間，路遙再次與王維玲商量了小說的名字，都覺得《生活的樂章》并不理想，但又苦于一時想不出更好的題目，便相約保持書信聯系，日后再議。在書信交流中，路遙提議叫《你得到了什么？》，以呼應蘇聯作家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但這個題目遭到了來自作家李小巴和北京方面的反對。最終，作家柳青再一次成為了路遙文學路上的指南針。柳青的《創業史》書中有一段話，“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在王維玲的建議之下，路遙最終截取了柳青《創業史》書中——“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的開頭“人生”二字，將其確定為小說的名字。這段話后來也印在了《人生》的扉頁上

出版歷史

1982年，《人生》發表于《收獲》雜志的第三期。《人生》的問世為路遙帶來了許多知名度，全國各地報刊發表了大量評論文章，文學界掀起一股路遙研究的小高潮。1982年下半年，《人生》推出了單行本，首印十三萬冊；第二版印了十二萬五千冊；一年后又加印七千二百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分別在2009年5月、2012年3月、2020年1月出版《人生》。

內容情節

《人生》共二十三章，上篇十三章，下篇十章。以高加林的視角講述了80年代青年的三類人生追求和兩個愛情悲劇。

不公平的辭退

高家村農民高玉德的兒子高加林高中畢業后沒有考上大學，返回農村擔任民辦教師。在此期間，高加林成功在地區報紙上發表過詩歌和散文。他寄希望于幾年之后通過考試轉為正式的國家教師，然而高加林的職位被大隊書記高明樓的兒子高三星取代。在失去教師工作之后，高加林每天躺在家里睡覺、抽煙消磨時光。

天降的愛情

在高加林心灰意冷之際，高加林遇到了農村姑娘劉巧珍。劉巧珍拒絕了媒人說親，她希望選擇一個有文化的人結婚，把高加林視為自己理想的人生伴侶。面對劉巧珍的示愛，高加林感到矛盾，因為他覺得和農村姑娘結合會影響自己未來事業的發展，但他最終還是接受了和劉巧珍的愛情，并和劉巧珍開啟了一段甜蜜的“地下戀”，戀情沒多久就曝光在了整個村子，但二人并沒有受到多少阻撓，雙方父母以及村中的權威人物都是支持這段戀情的。

縣城再遇初戀

同劉巧珍的愛情撫慰了高加林精神上的痛苦，重新喚起了他的生活信念。后來，高加林的二叔高玉智從新疆調回來成為當地的勞動局局長。勞動局副局長馬戰勝為了討好高玉智，通過關系讓高加林以通訊干事的身份進入縣城工作。在縣城工作期間，高加林遇到了高中同學，也是初戀——黃亞萍。當黃亞萍得知高加林調到縣委通訊組工作后，黃亞萍立馬前去看望高加林，并單方面宣布同高中同學張克南情侶關系的結束，展開了對高加林的追求。

愛情抉擇

在二人相處的過程中，高加林與黃亞萍的感情逐漸深入。高加林的確與她（黃亞萍）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他們有相同的知識背景，又有許多感興趣的話題，當他們倆口若懸河、侃侃而談時，高加林已經進入了一種艱難的選擇之中。當高加林隱隱地有了這種想法時，他的念頭很快便被另一種感情壓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親切可愛的臉龐，想起了巧珍那種無私而溫柔的愛。當劉巧珍帶著狗皮褥子前往縣城看望高加林時，一進加林的辦公室，巧珍就向加林的懷里撲來。加林趕忙把她推開，說：“這不是在莊稼地里，我的領導就在隔壁……你先坐椅子上，我給你倒一杯水。”他說著就去取水杯。高加林和劉巧珍沒有共同話題。經過反復的考慮后，高加林選擇斷絕了同劉巧珍的戀愛關系，接受了黃亞萍的追求。當高加林委婉地向劉巧珍表達自己的選擇之后，劉巧珍含淚接受了，并沒有過多責怪他，反而更擔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勸他到外地多操心，淚水卻在她臉上刷刷地淌著。

調回農村

高加林通過關系得到城內工作這件事終于被人告發了，他要面對的是重新回到生他養他的那片土地，他所有的理想和抱負如同過眼云煙難以挽留了。高加林不得不重新回到農村，他和黃亞萍的愛情也無疾而終。此時的劉巧珍也已經嫁給鄰村生產隊一隊隊長馬栓，但她依然關心著高加林，懇求姐姐劉巧英向她的公公高明樓求情，繼續讓高加林擔任小學教師。但在劉巧英暗示她和高加林重修于好的時候，她斷然拒絕，選擇繼續和馬栓一起生活。高加林最后獨自回到村里，他辜負了巧珍的深情厚誼，也給家鄉的父老鄉親臉上抹了黑，文人的清高散盡，他蹲在村口哭泣，德順老漢對他說：“一個男子漢，不怕跌跤，就怕跌倒了不往起來爬，那就變成死狗了。”他減少了狂熱而又冷靜地反省，接受了德順爺爺的一番話，而后一下子撲倒在黃土地上。原文中寫道：“在這個世界上，不是所有的合理的和美好，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實現。”此時回歸鄉村的高加林已經能坦然的面對自己的處境，鄉親們對于他的歸來沒有奚落，對他關照有加，《人生》的故事就在最后一章“并非結局”中結尾。

人物介紹

高加林

高加林渴望離開貧窮落后的農村，到更廣闊的城市天地去生活。期盼從鄉村走出去，走進城市，由簡單的勞作走向層次較高的精神價值創造。作為一個農村知識青年，他擁有自己的理想與追求，不愿意像父輩那樣一輩子做一個窮苦的農民。高加林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一直在努力實現自我價值，不斷地與現實和命運抗爭。但是他后來在追求人生價值的過程中逐漸迷失方向，喪失了自我。他最終選擇借助叔父的關系進城工作，沒有堅守自己的原則和信念。小說通過高加林的愛情悲劇多層次地展現了高加林這種悲劇性格的形成過程。高加林對劉巧珍是有著真實的感情，但在體會到了城鄉生活的差異之后，他希望能夠在城市實現自己更大的人生價值。他一方面留戀淳樸的鄉村生活和同劉巧珍的愛情，但另一方面他又厭倦農村傳統落后的生產方式，向往著城市文明。于是他和劉巧珍的愛情最終被與黃亞萍的愛情所取代。高加林努力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并且為之不斷奮斗，但是他在追求自我實現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因此高加林的人生追求最終以悲劇的結局收場。

劉巧珍

劉巧珍是村里能人劉立本的女兒，父親落后的教育觀念使她錯失了讀書的機會。她外表美麗，有很多人前來托媒說親，但劉巧珍對此視而不見。劉巧珍為了愛情，開始刷牙，注重打扮，甚至不顧村里人的議論和譏笑公開和高加林一起逛縣城。在與高加林分手后，她沒有怨恨和責怪高加林，自己一個人默默承受失戀的痛苦，最后嫁給了農村青年馬栓。

劉巧珍是中國傳統農村女性的代表。她美麗善良，勤勞能干，敢于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愛情。她意識到自己理想的人生伴侶是高加林之后，敢于突破傳統道德的束縛，直接向高加林告白。即便馬栓數次前來找她相親，她都避而不見。面對自己的情感和外界的父母的打罵，她都果斷地堅守自己的內心情感。但隨著高加林進城工作之后，兩人之間差距的加大最終導致了感情的破裂，兩人最終分手。在高加林被人舉報重返農村后，劉巧珍仍不計前嫌地想辦法幫助他找工作。劉巧珍對待愛情無條件地順從，她在高加林面前的軟弱與自卑使她輕易地放棄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劉巧珍的自由愛情最終被現實所打敗，她只能順從傳統的道德婚姻觀念，嫁給了自己不愛的馬栓。

黃亞萍

黃亞萍是縣武裝部長的女兒。她高中的時候經常和高加林一起討論文學、藝術或者國際問題，對高加林頗有好感。盡管中學的時候張克南頻繁地接近黃亞萍，但黃亞萍的交往興趣只在于高加林。高中畢業之后，高加林回到農村擔任民辦教師，而黃亞萍到縣廣播站擔任播音員，兩人不再聯系。當高加林回到縣城工作后，兩人因為志趣相投而逐步確立了戀愛關系。但在高加林最后重返農村的時候，黃亞萍同高加林的感情也隨之結束。

與巧珍相比，黃亞萍是新時代知識女性的代表，也是直接影響高加林命運發生轉變的關鍵人物。她出身良好，接受過較好的教育，穿著打扮大膽時髦，性格開朗活潑卻又任性專橫。她敢于追尋自己的愛情，對高加林的愛熾烈大膽又有征服欲，在明白了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之后，果斷地選擇了和張克南分手，不顧父母的反對和高加林在一起。雖然她愛的是高加林，但她厭惡高加林的農民身份。只有在各種現實的基礎上，她在面臨愛情選擇的時候才會選擇高加林。她既希望擁有愛情，又偏重于世俗的功利，她雖然有著縱情任性的生活態度，但未能超越現實物質利益的制約。黃亞萍自我式的人格使她在面對愛情和現實的矛盾的時候，選擇放下愛情，回歸現實。

主題思想

鄉土情節

《人生》通過描寫一個黃土高原里的一個農村知識男青年與兩個分別來自農村和城市姑娘之間的愛情悲劇，展現了當時社會傳統與現代生活方式、先進思想與傳統意識之間的種種矛盾與沖突，展示了農民自然真實的生存狀態。《人生》不僅具有哲理色彩和人生意識，還觸及到了中國農民和華族精神的鄉土觀念。《人生》里的主人公高加林不滿足于農村落后的生產狀況和閉塞的生活，想要離開鄉土前往城市生活，但他最終還是回到了鄉土，撲倒在黃土地上流下眼淚，找回了正確的人生歸宿，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光明。路遙通過描寫高加林撲向故土的懺悔來顯示鄉土的莊嚴和神圣，也表達了路遙自己對鄉土的認同和深情。

《人生》的鄉土情節還體現在德順老漢、劉巧珍和高玉智等人物身上。德順老漢是農村父輩們的代表，他對高加林和劉巧珍的自由戀愛表示理解，對失戀的劉巧珍給以安慰，通過語言激勵高加林重新樹立生活的勇氣。路遙對德順老漢的描寫，并沒有加以知識分子層面的審視和評判，而是以一種寬容、理解的態度，表現了農民對于鄉土的忠貞和深厚的感情。小說中，農村姑娘劉巧珍在遭遇高家林的背叛后，在土地上勤于耕作，土地成為了她的精神支柱和心靈寄托。高玉智長期遠離家鄉，身居城市，但對故土無比思念和留戀。路遙描寫了鄉土的自然美，贊頌了鄉土的人情美，路遙眼中的鄉村是一種自然與人性完美結合的象征，鄉土情節也是小說精神主題的根基所在。《人生》流露出一種典型的農民式的鄉土觀念和家園理想，對農民式的生活經驗進行總結和哲學概括，引導讀者進行富有哲學意義的再思考。

悲劇意識

小說描寫了高加林充滿悲劇意蘊的人生歷程，呈現出生活的悲劇和生存的苦難，像高加林這樣的鄉村青年對于城市文明和現代生活的渴望具有歷史合理性，但鄉村青年所表現出的反抗精神和失敗的結局成就了真正意義上的悲劇。農村貧困的生活激發了高加林對城市生活的向往，他想去城市實現自我價值。雖然高加林遭遇了坎坷和波折，但他并沒有屈服于人生的苦難，而是堅持追求自己的理想。之后高加林借助叔父的聲望進城工作，在他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果之后卻得到了被辭退的消息。即使悲劇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追求的過程中失敗了，但暫時性的失敗卻孕育出了高加林新的人生價值與意義，他敢于和苦難抗爭并具有積極進取的拼搏精神，他的身上展現出個體的生命力。高加林不希望像父輩那樣永遠做一個農民，對于落后的鄉村文明的反叛和對苦難人生經歷的抗爭給人以精神上的振奮和激勵，他積極追求人生的失敗結局也體現了小說的悲劇意識。

《人生》還描寫了主人公的愛情悲劇。高加林是一個知識青年，而劉巧珍是一個沒有接受過教育的農村姑娘，兩人之間知識文化的差異導致了他們精神追求的不一致。在高加林失去教師工作后，和劉巧珍的愛情使他重新振作。但當他進城工作之后，他把劉巧珍的愛當作了一種負擔和枷鎖。為了自己的理想和前途，他最終選擇了黃亞萍。當高加林被舉報之后，他和黃亞萍的愛情也隨之結束。小說設置了三對三角戀愛關系。高加林、劉巧珍與黃亞萍構成一對三角戀愛關系；黃亞萍、高加林與張克南構成一對三角戀愛關系；劉巧珍、高加林與馬栓也構成一對三角戀愛關系。當其中一人的情感經歷發生變化，也必然會波及到其他人物的愛情經歷。他們的苦難和悲劇很大程度上都建構于城鄉之間的差距和社會身份的變化，路遙通過描寫主要人物的愛情悲劇來展現中國城鄉二元對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具有悲劇性的審美效果。

變革現實的呼喚

中國農村長期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使中國農民對土地具有強烈的情感依賴，但同時對于外部世界的拒斥也造成了安土立命的封閉心態，進而發展成維護舊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道德倫理的保守性。當劉巧珍開始刷牙的時候，村里人對她進行嘲笑，認為文明是作為有文化的人的特權。劉巧珍和高加林的戀愛遭到了劉巧珍父親劉立本的強烈反對，一方面是因為劉立本看不起高加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劉立本的封建思想，他不贊同自由戀愛。高加林回到農村之后，他依然保持自身的衛生干凈，但是他作為一個個體，無法改變農村頑固落后的習慣和傳統封建的思想觀念。高加林被塑造成是某種具有新人素質的新時期的農村青年形象，在高加林身上具有舊式的中國農民所缺少的品格——眼界開闊，渴求知識，奮發進取，急迫地追求現代文明等等。能夠沖破舊式中國農民的小生產者的狹隘性和因襲重負，是農村社會主義新人的不可或缺的品格。

《人生》的審美理想并不在于為當代農村青年指出一條鋪滿鮮花的人生坦途，描繪一個令人神往的燦爛前景，或展示出人生荊棘叢生的坎坷之路；其審美理想主要表現在，作者通過對農村青年命運和生活道路的深沉的思索，流溢著一種對于變革現實的熱烈的期待和深情呼喚。小說中，城市是高加林向往的地方，即使在回歸了農民的身份之后，高加林也從未放棄過進入大城市的夢想，他是先進的現代化思想的追隨者。高加林作為農村知識分子的代表，作者表現出了知識分子在農村企圖改變愚昧落后的心理。但路遙并沒有一味的批判農村，肯定了農村鄉土文化的價值，在《人生》中仍舊表達出對于鄉土的眷戀和對于勞動人民的敬佩。

《人生》敘述了高加林在面對愛情與事業、理想和現實所做的艱難抉擇，體現了變革時期的農村青年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中所面臨的矛盾、痛苦心理。小說通過描寫處于城鄉交叉地帶新時代青年的人生思考和發展歷程，揭示了轉折時期城鄉社會生活的差別和矛盾。作者路遙重視創作題材廣闊而深刻的社會生活的內涵，把生活體驗放到時代社會的大背景和大環境中去加以思考和體驗，實現了小說服務于現實人生和取材于現實人生的統一。

藝術特色

現實主義

路遙把中國城鄉二元對立社會結構作為切入點，將生活體驗放到時代的社會大背景與大環境中加以思考和檢驗，運用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來展現農村青年的命運發展。《人生》直接描寫了城鄉社會生活中的差別、分配不公、貧富不均、特權思想和等級觀念，以及這些因素給高加林這樣的農村知識青年帶來的痛苦和不滿。路遙塑造出處于城鄉交叉地帶青年人的藝術形象和精神風貌，他筆下的人物形象包含豐富的社會內容，顯現出在社會環境下人物性格的多面性。高加林這樣的農村青年身上有著個人主義等弱點，在面對不平等現實的斗爭中采取了一些不正當的手段，但他們好學上進、吃苦耐勞，有自己的人生理想，表現出突出的自主意識和人格尊嚴，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時期中處于農村的青年人的復雜性格和堅韌精神。路遙將自己筆下的人物與時代生活緊密聯系起來，塑造出劉巧珍、黃亞萍、高明樓等鮮明的人物形象，描繪出不同人物對于現實社會生活中重大矛盾的不同反應，呈現了多種形象，實現了小說服務于現實人生和取材于現實人生的統一。

敘事藝術

《人生》采用了第三人稱的敘述角度來展現農村青年的現實生活。第三人稱的全知敘述擺脫了角度和時空的局限，闡述宏觀布局與復雜故事線索，透過整個故事深入到人物角色的內心，將人物的情感波動和心理狀態表達出來。在《人生》中，高加林拿起籃筐到縣上賣饃時，第三人稱敘述者通過全景鏡頭描繪了年輕人、莊稼人趕集的情景。通過這一情境的敘述，描述出農村的趕集場景，凸顯濃厚的生活氣息，展現現實生活的人生情景。

在《人生》中，路遙打破了平衡，將敘事空間放置于農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帶，農村生活中涉及城市生活，城市生活中又離不開農村生活的描寫，整個敘述過程中的敘述情景隨時變換，通過這種穿插描寫來豐富小說的敘述內容。在情節上，小說不論從整體上看，還是從局部看，處處在對比映襯中進行，產生了不同的藝術節奏美；前半部分主要描寫農村，而后半部分則描寫城市。新舊時代的交叉帶來了城市和鄉村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識等方面的交叉，路遙通過城鄉地理位置、文化思想以及生活方式的對比，展現出城鄉的二元對立。城市高速發展對農村形成較大的沖擊，也反映出農村城市化建設的渴望和追求，在這里，也引發一系列二元對立元素，包括先進和落后、理性和感性、功利和淳樸、文明和封建等，這種自然的矛盾和反差，賦予《人生》豐富的敘述藝術色彩與美學價值。

《人生》使用鐘擺式的敘事結構，具體表現為當故事情節發展到高潮之后又返回到初始狀態。《人生》的敘事結構主要是圍繞兩組“三角戀愛”的男女青年展開，路遙在小說中經常使用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來將敘述者深入角色人物意識中，讓敘述者可以擺脫語境壓力，展現角色人物的語氣與內涵，實現人物語言和心理狀態的融合。

陜北特色

路遙在《人生》中展現了陜北地區農民的日常生活和地域民俗。在小說中，路遙細致地描寫了劉巧珍和馬栓舉行婚禮的過程，展現了陜北婚嫁的民俗風情。《人生》中，路遙細致描寫了巧珍和馬拴舉行婚禮的過程：“吹鼓手一行五人走在前面，他們后面是迎新媳婦的高頭大馬；鞍前鞍后，披紅掛彩。黑鐵塔一樣的馬拴現在騎在馬上——這叫‘壓馬’，按規程新女婿要壓到本村的村頭再返回自己家里等新媳婦回來。”、“在娶親隊伍后面，是他姑和他姨，都騎著毛驢；他姑夫和姨父分別給自己的老婆牽著驢韁繩。他舅作為領隊斷后，和媒人走在一起——媒人是兩家的貴賓，既是引人的，又是送人的”、“吹鼓手在院墻角里圍成一圈，開始吹奏起慢板調”、“席面是傳統的‘八碗，四葷四素，四冷四熱，一過澆酒居中，八個白瓷酒杯在紅油漆八仙桌上轉過擺開。”、“第一席是雙方的舅家；接下來是其它嫡親；然后是門中人、幫忙的人和劉立本的朋親。吹鼓手們一直在著——要等到所有的人吃完之后才能輪上他們”。路遙還通過描寫陜北地區人民服飾、飲食、住宿和出行等來表現陜北區域文化的特征，并在小說中穿插使用陜北民歌來展現人物的內心情感。路遙在創作《人生》時，充分運用陜北傳統文化中特有的通過唱“信天游”表現情感的形式，實現了小說中人物在情感表達中獨特的藝術效果：既有溫柔的詩情畫意，又有直抒胸臆的熱忱。

《人生》的語言也具有陜北地方特色。路遙運用陜北方言展現出黃土高原的地質地貌和陜北人民的生活方式。路遙筆下的人物形象說著地道的陜北方言，這不僅符合人物的個性特征，也表現出陜北人民淳樸善良和真實的性格特點，從劉巧珍對高加林訴說的話語中可以看出劉巧珍對于高加林的關心和愛慕。

獲獎情況

1983年，《人生》獲得中國作家協會頒發的“1981-1982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并排在第二屆優秀中篇小說獎的第四位。

1984年，《人生》獲得陜西省文藝創作開拓獎。

2018年9月27日，路遙的《人生》入選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最具影響力小說。

作品影響

中國影響

《人生》自發表之日起就引起了社會和大眾的廣泛關注與討論。1982年，《人生》在《收獲》雜志第3期頭條位置刊發。1982年秋，福建省《中篇小說選刊》第5期和《新華文摘》第9期也全文刊選了《人生》。1982年11月，中國青年出版社推出了《人生》單行本。這個單行本首次印刷十三萬冊，上市不久后就脫銷。第二版印刷了十二萬五千冊，一年后又印刷了七千二百冊，總印數為二十六萬兩千兩百冊。

評論界也出現了討論《人生》的文學評論和學術期刊。從1982年至1985年前后，《萌芽》《解放日報》《人民日報》等三十多種報紙期刊對《人生》進行了爭論和思考。1983年3月，中國作家協會陜西分會召開了《人生》的討論會，與會者給予了《人生》一致的好評和贊揚。同年11月，由中國作家協會編寫，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的《1981-1982年全國獲獎中篇小說集》（上冊）也收錄了《人生》。2009年，《人生》入選了由《新民晚報》發起的“改革開放三十年優秀文藝作品”。2018年9月27日，《人生》入選“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最有影響力小說”。《人生》通過各種方式得到迅速傳播，繼而引發了對《人生》的熱烈討論使該小說成為中國文學80年代中一個重要的文學與文化現象。

國際影響

《人生》是路遙作品中被翻譯得最多的一部。前蘇聯漢學家謝曼諾夫用俄語翻譯了《人生》——CУДbБA，于1988年由蘇聯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出版。1990年，張榮富翻譯的《人生》法文版——La?vie由中國外文出版社出版。2009年，日文版《路遙作品集》由福岡縣市中國書店出版，譯者為日本姬路獨協大學教授、路遙研究專家安本實，該著選譯了包括《人生》在內的五篇中短篇小說。日本的安本實、菱沼透等學者也發表過對于《人生》的研究性文章。《人生》首個英譯本Life，2019年由美國西雅圖的Amazon Crossing出版，譯者是Chloe Estep，這促進了《人生》的國際傳播且受到了高度的評價。

作品評價

學者萬秀鳳認為：“路遙的小說受到如此普遍、持久的原因之一是：對于一切力圖改變現狀、改變命運的青年人來說，無論是《人生》還是《平凡的世界》在他們身上起的作用都一直還在。雖然經過數十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社會的物質條件包括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生活中的矛盾、阻力和困難，人們所面臨的自我靈魂的安頓問題，卻依然存在。當年孫少安們面臨的生存困境至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然是廣大貧困青年包括農村青年所面臨的生存壓力和精神困境。雖然路遙的小說不會直接回答這些人生問題，但是它會給讀者一定的啟示和一定的鼓舞，在這個物化的時代里，《人生》里面的高加林的追求，對真善美的追求，對理想人格的追求，都是可貴的，都是我們匱乏的，在這一點上兩部小說具有水遠的價值，永遠的意義。”評論界認為路遙發現中國青年在改革開放時期所面臨的人生問題，并展露出他們的精神風貌和在人生道路上的追求與困擾。20世紀80年代初期，一些農村小說還停留在反映生產責任制實施以后給農民帶來的生活方式和心理變化，而路遙發現并描繪出青年農民覺醒后的迷茫與奮斗歷程，真實并深入地再現了中國轉型時期新農民的面貌。評論界還對《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的性格特征進行了深度解讀。路遙塑造出高加林這樣具有強烈個人意識的農民形象，挖掘并發現了農民的現代性，是當今小說創作中出色的文學典型。

學者趙學勇認為：“在《人生》的研究中，似乎沒有人做更深的追問，到底是什么造成了高加林的悲劇命運。我們看到，無論是高加林的時來運轉，還是好運的急轉直下，都是'權力’運作的結果。跟他的個人奮斗無關，也跟他的性格結構無關，而這映像出來的，卻是路遙對底層人前途命運的深摯憂患。”

評論家楊曉帆評價《人生》：“路遙一面保持著與改革的同時代性，感受到新時期賦予個人奮斗的積極動力，一面又仿佛在對新的現實困境的思考中，回望起歷史的風景。”

作家陳忠實評價《人生》：“得知路遙的《人生》發表，當天就拿到文化館里訂閱的《收獲》，幾乎是一口氣讀完了這部十多萬字的中篇小說《人生》。讀完這部在路遙創作道路上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堪稱里程碑的作品之后，坐在椅子上，‘是一種癱軟的感覺’，不是因了《人生》主人公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運引起的，而是因了《人生》所創作的‘完美的藝術境界’，這是一種藝術的打擊。”

金漢主編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稱贊《人生》：“真實地再現了變革時期復雜的社會矛盾和人際關系，成功地塑造高加林這個性格復雜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