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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羅河上的慘案》（原作名: Death on the Nile）是英國著名偵探小說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所著長篇偵探推理小說。初版本由英國Collins公司于1937年11月發行。作為克里斯蒂黃金時代的代表作之一，《尼羅河上的慘案》運用了克里斯蒂小說許多慣用的程式，赫爾克里·波洛偵探即是克里斯蒂小說的標志性人物之一。情節上則套用慣常結構，即圍繞命案謎團，分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四個部分來進行布謎和解謎。

故事圍繞著百萬遺產繼承人林內特·里奇韋與西蒙·道爾的蜜月之旅展開，地點被限定在由英國駛向埃及尼羅河的豪華游船卡納特號上，主要講述的是船上接連發生的三起連環殺人案——先是林內特被秘密槍殺，她昂貴的項鏈也跟著失竊，接著是她的貼身女仆和目擊證人被殺，以及偵探波洛斷案解謎的過程。

《尼羅河上的慘案》不僅延續了克里斯蒂鮮明的個人風格，也繼承了傳統偵探小說的諸多模式，故事情節控制有度，大眾化和娛樂化傾向明顯。在文學方面，對于克里斯蒂個人創作及偵探小說整體發展都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形成了一種犯罪小說樣板，推動了世界偵探小說的發展，影響了一批新的偵探小說家的寫作模式。此外，《尼羅河上的慘案》還引發了西方學者和大眾對于東方文化的關注。自發行以來，出現諸多衍生作品，體現了故事所具有的深厚藝術魅力。

創作背景

《尼羅河上的慘案》寫作于20世紀30年代，故事時間也設置在30年代中期，大約發生在經濟大蕭條幾年之后。在小說中，作為英國最有錢的女繼承人之一，林內特的錢實則來自美國，她的母親是美國富豪的獨生女，父親則是英國平民。這一頗有意味的身份設置，反映了英國社會的階層變化。新興資產階級崛起，貴族勢力逐漸衰落。金錢的威力取代了名門望族的頭銜。林內特之所以選擇西蒙這個英俊的窮光蛋作為丈夫，實則是為了主導自己的財產。此外，故事以埃及作為背景，金字塔、獅身人面像、卡爾納克神廟、以及老瀑布酒店等著名景點都成為故事的重要場景。歷史遺跡與異域風情為小說平添了許多神秘色彩。《尼羅河上的慘案》融入了克里斯蒂與其丈夫的在中東的考古生活經歷，利用直接經驗，實現了虛幻與現實的高度結合。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身份并非只是普通游客，而是帶著使命的大英帝國考古學者、敘述者，帝國的殖民擴張運動推動了她的“旅行書寫”，因而《尼羅河上的慘案》在一定程度上滲透了帝國的優越意識和文化偏見。

情節內容

全書共30章，可大致分為5個部分。第一章小說為第一部分，是對小說人物的簡要介紹。第二到第十章為小說第二部分，主要是為后面的內容做鋪墊。第十一到第十九章為小說的第三部分，主要講述了第一起命案的調查取證過程。第二十章到第二十四章為小說第四部分，主要解釋了項鏈失蹤的原因并觸發了另外兩場命案。從第二十五章到第三十章則是小說的最后一部分。

第一、二部分（1-10章）：西蒙·道爾解除和未婚妻杰奎琳·德·貝爾福特的婚約，與杰奎琳的朋友，百萬遺產繼承人林內特·里奇韋結婚，并在一艘由英國駛向埃及尼羅河的豪華游輪卡納特號上開啟蜜月之旅。船上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包括偵探赫爾克里·波洛。杰奎琳則一直偷偷跟蹤這對夫妻，并透露她一直夢想殺死林內特。

第三部分（11-19章）：林內特在夜晚被秘密槍殺，而掛在她尸體上價值不菲的珍珠項鏈也被偷竊了。偵探波洛介入調查，線索似乎指向了杰奎琳，例如，林內特頭頂墻上用血寫的“J”。但護士向波洛保證，杰奎琳那天晚上從未離開過她的小屋。醫生也向波洛保證，西蒙的腿部傷口完全使他喪失了能力，因此即使他想離開床，他也無法離開。波洛于是采訪了所有乘客進行調查取證。

第四部分（20-24章）：林內特的女仆被殺，尸體的手中還握著一千英鎊。目擊了女仆被殺命案的證人奧特勃恩太太在將要對波洛和雷斯上尉說出兇手的時刻也被槍殺。槍手掉了一把波洛從林內特的財產受托人之一安德魯·潘寧頓的行李中認出的槍。

第五部分（25-30章）：偵探赫爾克里·波洛宣布自己已經破案，讓船上的人集合，當眾梳理線索。他先依次采訪了幾名乘客，使他們承認自己與林內特的關系和真實意圖。安德魯·潘寧頓承認自己想要侵占林內特的財產，曾推動巨石差點殺死林內特。林內特的另一位財產受托人范索普則受林內特的英國律師指派，監視潘寧頓。蒂姆其實是珠寶竊賊，是他偷了珍珠項鏈。最后，波洛利用雷斯上尉識別出的電報代碼，揭示了重重謎團和真正的兇手——西蒙和他的前女友杰奎琳合謀殺害了林內特，并為了掩蓋罪行又接連制造了后面的兩起殺人案。在真相大白之后，杰奎琳和偵探赫爾克里·波洛進行了一場對話，杰奎琳道出了自己作案的動機。在故事最后，乘客們被要求在下船前等待，就在此時，杰奎琳開槍打死了西蒙并自殺。尼羅河上的慘案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漸漸為人們所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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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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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主題

《尼羅河上的慘案》透露出一些樸素的女性意識。譬如，小說打破了女性作為男性陪襯的常規，賦予悲劇反派杰奎琳·肯尼迪比西蒙更勝一籌的智慧和勇氣，降低了男性角色的權威感。小說還借人物波洛之口，批評杰奎琳對男性盲目的愛與依附。此外，《尼羅河上的慘案》塑造了一眾復雜多樣的女性形象，寫出了女性內心的隱秘情感以及她們各自的欲望愛憎，透露了她們種種行為背后所遵循的自我價值目標。譬如，林內特為了保留自己的姓氏、維護自己對財產的主導權，選擇和平民男性西蒙結婚；林內特的女仆堅持自己選擇的婚事，對林內特的反對懷恨在心；奧特伯恩夫人則癡迷于自己的小說創作，并不甘愿服從“相夫教子”的社會角色。

但小說的“女性意識”并不完全和自覺，還是受到了當時社會的影響。盡管塑造出了性格、階級各異的女性角色，但故事仍然滲透著男權社會對女性陳規定型的觀念。譬如上述三位具有超越男權社會規范氣質的女性——奧特伯恩夫人、林內特及其女仆，都被安排成了謀殺案的死者，相反，羅莎莉·奧特伯恩是小說中典型的“天使”化身，幾乎沒有任何缺點，最后被賦予了幸福的結局。

除此之外，《尼羅河上的慘案》還凸顯了理性與人性矛盾所造成的兩難困境。傳統偵探小說中，偵探往往充當著審判者的角色,他們嚴格地遵照法律規則行事，并不將人情因素納入考量范圍。《尼羅河上的慘案》中，赫爾克里·波洛更感興趣的是揭露罪犯，而不是懲罰罪犯。他不僅給了偷珍珠的蒂姆悄悄歸還珍珠的機會，還默許主要罪犯之一杰奎琳·肯尼迪自殺而不是面臨逮捕。波洛并不總是遵守法律文字，他以局外人身份探索傳統司法系統如何為真正的正義服務。他的身上體現了理性和人性之間的矛盾。此外，小說中理性與人性的矛盾還突出表現在杰奎琳式的“超出理智的愛”上，如果從理性角度衡量，杰奎琳的犯罪行為似乎難以理解，但如果從人性的角度來看，“非理智”卻正是人之情感的常態，也是人性的薄弱之處。

小說藝術

偵探模式

《尼羅河上的慘案》深受傳統偵探小說模式的影響。主要情節模仿了愛·倫坡獨創的“密室殺人”模式，即將故事限定在特定時間地點與封閉空間內，圍繞著一群特定的人物，通過人物的交談、行為推理分析可能的兇手和作案動機并在故事最后揭示謎團。《尼羅河上的慘案》以這一模式精心設計，游輪上承載的來自世界各地的、身份殊異的游客，表面上沒有聯系，實則都和林內特·里奇韋小姐發生過聯系和糾葛，以至于每個人都可能是被懷疑的對象，人人自危，使得情節波瀾起伏。

此外，小說以愛·倫坡式的“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經典性模式結尾，從而使最不可能的結局成為可能——西蒙和他的前女友杰奎琳合謀殺害了林內特，并為了掩蓋罪行又接連制造了后面的兩起殺人案。西蒙和杰奎琳·肯尼迪熱烈以至畸形的愛情勾連起了故事的主線，從而為故事增添了浪漫的色彩，也增添了更多深刻的人性內涵。故事還使用了偵探小說常用的“密碼破案”模式——偵探赫爾克里·波洛利用電報破解出了暗號，從而使真兇浮出水面。以及“偵探?助手”模式，即設計偵探波洛和雷斯上尉兩人配合破案。

敘事藝術

《尼羅河上的慘案》在情節上疑云密布，線索紛繁，懸念迭出，戲劇性沖突激烈。但又沒有繁瑣的細節和復雜的專業術語，從而更凸顯了一環扣一環的懸念，引發了讀者解密、探秘的欲望，不自覺地參與到故事之中。主要故事主干是按照事件先后順序依次進行，但具體情節呈現出一些無時序特征。此外，利用外聚焦視角，不深入人物內心，僅僅通過對話和語言交代人物的行動，更好地隱藏了關鍵的信息，還使得故事敘述能夠一定程度上突破時空的局限，實現不同場景的自在轉換。

語言對話

《尼羅河上的慘案》的語言簡潔凝練、清楚扼要，去除了傳統偵探小說生僻枯燥的術語和冗長的專業分析。此外，直白的對話余留了想象空間，有利于側面烘托人物形象，增強親切感。故事開頭用細膩語言鋪設場景、渲染氛圍，又以明快、干脆的語言迅速收尾，這種快慢相交、松緊相合的節奏感豐富了小說的藝術韻味。《尼羅河上的慘案》中的對話常常突破甚至刻意違背一般對話交流的“合作原則”，蘊藉豐富，充滿隱喻含義。通過不同人物視角對同一事件的反復追述，控制了小說情節的發展，延長了敘述時間的流速，也間接延緩了整個案件的發展與真相揭露的腳步。

作品影響

英國影響

《尼羅河上的慘案》在集成多種傳統偵探模式的基礎之上，創造性地運用多種敘事技巧，增加了愛情元素，刻畫出了人物內心復雜的心理活動，折射了社會和人性的深刻內涵。不僅形成獨特的敘事風格，還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豐富了偵探小說的模式。英國斥巨資，全明星參與拍攝同名電影，證明了小說的巨大藝術魅力。該影片贏得了過億美元的票房，也使得《尼羅河上的慘案》的故事情節深入人心，擴大了原著的影響。還獲得了51屆奧斯卡最佳服裝設計獎。距此版本電影上映26年后，英國廣播公司公司據小說改拍的電視劇，同樣在本土反響熱烈。

在文化方面，作為克里斯蒂最具影響力的東方色彩代表作，《尼羅河上的慘案》高度的現實性和對東方的想象性還原，引發了諸多學者對于其中東方主義色彩的探討。提高了包括英國本土在內的西方學者和普通大眾對東方文化的關注程度。倫敦大學考古研究所特別在2000年，圍繞克里斯蒂的東方之旅和她在近東的挖掘工作舉辦了專題展覽。這次展覽在歐洲三個不同國家和四個博物館展出，參觀者眾多，提高了中東文化在歐洲的影響力。

國際影響

《尼羅河上的慘案》形成了一種犯罪小說樣板，推動了世界偵探小說的發展，影響了一批新的偵探小說家的寫作模式。如日本的江戶川亂步、松本清張、森村城一等等。克里斯蒂啟發了王安憶的小說創作觀念，強調小說基于現實又不局限于現實，注重對小說的細節真實的把控。此外，克里斯蒂小說精妙的邏輯推理、對充沛豐富人性的把控以及在通俗和嚴肅之間自由游走的自如態度也對王安憶產生了影響。《尼羅河上的慘案》在1979年被引介入中國時，引發了一場“譯林”風波，提高了通俗文學乃至外國文學在中國的整體地位，影響深遠。克里斯蒂本人在中國的影響力也因為《尼羅河上的慘案》得以擴大，出現了出版和研究熱潮。此外，《尼羅河上的慘案》產生了諸多衍生作品，特別是據其改編的1978版電影獲奧斯卡金像獎進一步擴大了原著的國際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