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融法師（1906～1969）臺灣屏東人，俗姓李。法名法志，號圓融。民國十八年（1929）依高雄龍湖庵心安法師剃度，四十一年于白河大仙寺受具足戒。師于三十八年，晉任屏東東山禪寺首任住持，樹立清規，分設職位，增建寺宇，開壇傳戒，安僧尼百眾，該寺遂成為一地名剎。創辦三年制東山杭州佛學院，培植女眾弘法人才，并創立屏東佛教支會，任理事長職。1969年示寂，世壽六十四。
出家受戒
圓融法師，中國佛教比丘尼，俗家姓李名玉，出家后法名圓融，字法志，臺灣省屏東縣人，清光緒一九〇六年，出生于屏東海豐鄉。那時是農業社會，女性受教育的機會不多，圓融也不例外，只是在家中修習文言文，到能讀通一般的漢文書籍。他家庭原本信仰佛教，圓融夙具善根，自幼就有出家的意念。一九二九年，圓融二十四歲，是時因緣成熟，他投入大岡山龍湖庵，依心安上人剃度出家。龍湖庵位于高雄縣阿蓮鄉大岡山麓，是清末光緒三十四年，由一位永定和尚開山創建（永定和尚后來曾任舊超峰寺住持），寺宇宏偉，殿堂莊嚴，寺內環境清幽，有草木清華之勝。圓融出家后，在龍湖庵依止心安上人禮佛誦經，并協助師父管理庵中事務，操作雜事。
為心安上人所倚重，日久之后，亦為地方信徒所欽敬。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寇節節敗退，窮途末路，大量征臺灣青年服兵役。為了侵略需要，龍湖庵為日寇征用駐軍（建筑物且受到日寇破壞，光復后由開會尼師重予修建）。圓融于日寇征用寺院時，不得已離開龍湖庵，到了嘉義白河大仙寺掛單。他做事負責盡職，具有不畏艱難的精神，所以在大仙寺掛褡期間，也受到寺中常住的歡迎。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戰敗投降，中國抗戰勝利，臺灣光復，重回祖國懷抱。一九四六年，他受到屏東市佛門四眾的敦請，回到屏東出任東山寺住持。東山寺的歷史，要追朔到一九二四年。屏東的佛門信徒林慶云等一般居士，為了弘揚佛法，接引社會人士信仰佛教，他們共同捐資，興建道場。當時的名稱是“屏東佛教臨濟宗布教所”，這就是東山禪寺的前身。佛教臨濟宗布教所，是一九二四年六月成立的。當時聘請日籍僧侶東海法師為第一任布教所主任。到一九二八年八月，改聘詮凈法師為第二屆主任。一九二九年三月，布教所開信徒大會，眾人以為布教所建于單面山之東，并且因弘忍開東山法門之義，眾議更名為“東山禪寺”。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臺灣光復，日籍僧侶被遣送出境，地方紳商信眾共議，禮請圓融上人返回屏東市，出任光復后的第一任住持。
出任住持
圓融法師出任住持時，年方四十一歲，正當春秋壯盛，是做一番事業的時候。他晉山升座后，樹立清規，分設職位，一切事務，均按照叢林制度推行。繼之他又開始了東山寺的硬體建設，他先重建兩側房，以改善常住居住環境。寮房寬敞，間數亦多，能夠安眾百余人，這為后來創辦佛學院奠下基礎；繼而重建大雄寶殿，完成之后，莊嚴宏偉。主體工程完成后，繼之美化環境，至此，東山寺成為一處清凈莊嚴的道場。一九四九年政府播遷臺灣，大陸緇素大德相繼來臺者為數頗伙。圓融法師為提高常住素質，開始請大陸來臺的法師居士，到東山寺講經弘法。而第一位受圓融法師邀請的，是后來在臺灣弘揚凈士法門的李炳南老居士。
李老居士赴屏東市講經，是住在屏東的一位高登海居士介紹的。高居士在〈追憶屏東念佛團成立經過〉一文中，追述到這一段舊事，高在文中說：
我與炳南先生是近同鄉，同屬山東省省濟南府......抗日勝利后，我奉命返鄉梓服務，曾于山東省政府改組時，有一位信佛的山東元老，推薦炳南先生任省府秘書長，可惜未能實現。三十八年播遷來臺，我即定居屏東......時屏東東山禪寺已圓寂之住持圓融法師，在寺內創辦一個晚間補習班，教導寺眾與信徒一般常識與淺近佛學。我以住所距該寺甚近，應邀參加義務講學，惜乎對佛學研究之風氣尚未建立。故便中勸圓融師請人來寺講經，并推薦李老居士炳南，幸圓融師從善如流，親赴臺中市，邀請炳南先生蒞屏，講《佛說阿彌陀經》。我藉此機會親炙教益，朝夕過從之中，我覺得他真是一位善知識。講經圓滿，我即建議請炳南先生倡導成立念佛團，假東山寺為念佛道場，當蒙圓融師首肯。圓融師實在是一位有魄力、有擔當的比丘尼。
以上一段文字中，突顯出李炳南居士“真是一位善知識”，同時也突顯出圓融法師是一位“有魄力、有擔當的比丘尼”。他于李炳南居士講經之后，繼而又請道源法師到東山寺講《楞嚴經》，為時將及一年。
培育僧才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白河大仙寺有傳戒之議，最初是大仙寺金姑、銀姑二師自行計劃，打算小規模舉辦，戒期七天，并且外傳有“寄戒”之說，即繳了戒費，人可以不到戒壇。此事為嘉義念佛會的鐘石居士所知，他認為傳戒大事，應隆重舉辦，他一方面到大仙寺接洽，另一方面寫信告知臺北市的釋白圣。由于鐘石槃居士的居中聯絡，促成了臺灣光復后的第一次的隆重傳戒──有名的大仙寺傳戒。當大仙寺由自行小規模傳戒，改為盛大隆重舉行時，金姑、銀姑曾告知圓融法師，和他計議，怕經費不足，敢不敢接下這份重任。圓融法師毫不遲疑的說：“你們辦吧，經費不足我來負責。”這正是他有魄力、有擔當個性的表現。有了他這一句話，金姑、銀姑二師就放開手去做。戒期于一九五三年元月舉行，由智光、太滄、道源三位老和尚任三師，白圣法師任開堂，戒德法師任陪堂，其余的七尊證、七引禮，皆是一時之選。戒期從權改為十四天。是次傳戒，受戒僧尼一百七十三人，圓融也在這一次戒期中受了三壇大戒，成為一名正式的比丘尼，是年她已四十八歲。
一九六三年，圓融法師為了培育佛教女眾人才，在東山寺創辦了“東山杭州佛學院”。禮請道源老和尚擔任院長，凈朗法師擔任教務主任，他自己擔任創辦人兼副院長。佛學院于是年十月二十日開學。第一屆入學學生有近百人之多，時在屏東市弘法的會性法師，也應請到佛學院授課。會性法師在院中講過“《華嚴》三品”──〈凈行品〉、〈法藏品〉、〈普賢行愿品〉。第一屆學生于五十五年畢業，道源法師因八堵海會寺弘法事繁，辭院長職，由真華法師繼任院長。到一九七二年，院長一職又由道安法師繼任，這時圓融法師已經圓寂了。
在臺灣光復后到圓融法師入寂前那段時間，臺灣佛教界有兩位德高望重的比丘尼，佛門人士對她們二位有“尼姑王”的稱譽。這兩位“尼姑王”，一位是南投碧山巖寺的如學法師，一位就是圓融法師。佛門人士稱她二位為“王”者，并不是她二位有王者之地位及權威，而是她兩位法臘高，能力強，法相端莊，戒行精嚴。她們兩位開風氣之先，各辦了女眾佛學院。佛門人士為了對她們二位表示敬重，才有此“尼姑王”的稱譽。
弘法利生
一九六四年，世界華僧大會在臺北市召開，圓融也是代表之一。會中曾有創辦中國佛學院之議，道安法師為了促成此事，曾當眾發言，表示可以賣掉松山寺來完成此大愿。圓融繼起發言，稱：“如果佛教大學可以在屏東辦，所需土地由東山寺負責提供。”由此可以見其魄力。
在東山杭州佛學院第二屆學生入學后，圓融法師又推動了安樂塔興建的工程。安樂塔高七層，巍峨壯觀，興建期間，圓融法師不辭辛勞，親自監工并實際參加工作，斗笠芒鞋，每日在工地中忙碌。一九六八年，終因積勞成疾，到醫院檢查，竟是不治之癥的白血病，要不斷的輸血，醫師說只有半年的壽命。當弟子們在醫師處獲知這項駭人聽聞的消息時，真如晴天霹靂，惶恐萬分，不敢讓師父知道。而圓融法師本人卻以為是重感冒，服點藥，休息幾天就好了，因而又回到寺中休養。不意病體由此日漸沉重，人也逐漸消瘦下去。五十八年佛學院開學，院長真華法師到了院中，他去探視病中的圓融法師，圓融法師說：“院長，你辛苦了，我要往生了。”真華法師安慰她說：“你會好的，你還有三件大事未了，佛學院的學生還沒有畢業，安樂塔還沒有完成，一九七一年的千佛大戒還沒有傳，你不會死的。”
他曾到高雄省立醫院住過一段時間，不見起色，又回到寺中，終于延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八日──己酉歲二月二十二日，在真華法師領眾念佛聲中入寂。世壽六十四歲，法臘四十載，戒臘十七年。
圓融法師生前，多年擔任中國佛教會屏東市縣支會理事長的職務，在屏東深受佛門緇素四眾的尊敬，荼毗發引之日，有兩千多人為她送殯，車隊長達數里，光復之后，這種場面在臺灣還是首次出現。公祭之日，懸有仁俊法師的一副挽聯，道出了她的生平：
情根寂靜，道業崢嶸，平生落落無遺憾；
器宇昂藏，胸襟坦蕩，末世錚錚一丈夫。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