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是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創作的中篇小說，1942年6月15日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是20世紀40年代存在主義文學代表作。
《局外人》的故事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從默爾索平靜地參加母親葬禮寫起，他對母親的死很冷淡，對愛情和婚姻也抱著無所謂的態度。默爾索和鄰居雷蒙結識之后，為他和情婦之間的糾葛出謀劃策，結果卷入了和阿拉伯人的斗毆中，在令人眩暈的陽光下，用槍打死了阿拉伯人。第二部分寫默爾索被捕入獄，法官根據他參加葬禮時沒有流淚而且還與女同事看滑稽電影的行為表現，認定他是一個毫無人性的殺人犯。在審判過程中，辯護律師代替他發言，養老院院長、母親的朋友、他的朋友、瑪麗、雷蒙等人針對他的為人做出了矛盾的證詞，他則拒絕說謊、拒絕悔過，最后被判死刑。默爾索和神甫進行了辯論，打算放棄上訴，因為他認為人既然要死，怎么死和什么時候死都無所謂，只希望行刑那天有許多觀眾用仇恨的喊聲來消解他的孤獨。
阿爾貝·加繆在《局外人》中從哲理的高度描述了人類復雜矛盾的生存狀況，聚焦于一個微不足道的公司職員來闡釋出自己的荒誕哲學，指出荒誕既是一種事實，也是一類人對這種事實的清醒認識，而“局外人”默爾索正是在這種清醒的認識下，用誠實和理性對抗現實荒誕，以一種自由的選擇確定自身的存在價值。
1942年，《局外人》作為加繆最早發表的一部作品，在巴黎出版，成為其成名之作。眾多文學評論家相繼承認這部作品具有重要意義，將其視為“一個真正作家誕生了”的標志，認為《局外人》“站立在當代小說的最尖端”，在法國當代文學中起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一代理論宗師羅朗·巴特也肯定“《局外人》無疑是戰后第一部經典小說”，是“出現在歷史的環節上完美而富有意義的作品”，指出“它表明了一種決裂，代表著一種新的情感，沒有人對它持反對態度，所有的人都被它征服了，幾乎愛戀上了它。《局外人》的出版成為了一種社會現象”。阿爾貝·加繆塑造的“局外人”作為其荒誕哲學的一個關鍵性命題在西方文學和哲學引起了重視，直接影響了后期荒誕派和黑色幽默作家的世界觀和文藝思想，除此之外，不少學者還從修辭學、思想史、政治史、殖民史等諸多角度對《局外人》展開研究。1957年《局外人·鼠疫》獲諾貝爾文學獎，瑞典皇家學院評價加繆“熱情而冷靜地闡明了當代向人類良知提出的種種問題”，這部經典作品更是在全世界的中學、學院、大學被廣泛閱讀和學習。。
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
阿爾貝·加繆在1938年-1940年之間（即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完成了這部小說的創作。這一時期西方世界正處于戰爭的恐慌之中，人們對社會充滿迷惘，精神沒有歸宿；同時經濟危機和法西斯主義摧殘著人類文化，社會矛盾加劇，人類面臨著戰爭、失業和死亡的生存威脅，存在主義哲學作為這種危機環境和危機心理的觀念反映逐漸興起，提出了“世界是荒誕的”“存在先于本質”“人可以自由選擇，但要對選擇負責”等思想。在這樣的背景下，阿爾貝·加繆加入了反法西斯的抵抗運動，在經歷了經濟貧困、戰爭動蕩之后，洞察到戰爭、反抗中復雜矛盾的社會現實，創作了《局外人》，作品既體現出他對正義與非正義、道德與反道德、幸福與痛苦、生存與死亡等的深刻思考，也體現出加繆式的存在主義哲學，成為存在主義文學流派的代表作。
個人經歷
阿爾貝·加繆（1913-1960）出生于法國殖民地阿爾及亞的蒙多維，童年時期在阿爾及亞的貧民區度過，后來在母親的大力支持下讀完高中，并進入大學學習。大學期間，他積極參加反法西斯的抵抗運動，加入了法國共產黨，同時熱情地參與了反對殖民主義的進步活動，之后因為反對民族沙文主義退出了共產黨。阿貝爾·加繆在不同種族、不同利益的矛盾與沖突中體驗到了一種無法用理論來闡釋和解決的復雜性，于是放棄了任何主義學說、路線政策，在其創作中用“荒誕”來傳達一種強烈的哲理反思。1936年加繆動筆創作《幸福之死》，這部未發表的作品和《局外人》在主人公的形象塑造、母親葬禮的情節設置、“局外人”的內涵詮釋等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被研究者認為是《局外人》的“預備創作”。1937年他在法國上阿爾卑斯山區的昂勃隆療養時開始構思《局外人》，8月份他寫了與《局外人》主題相關的手記，手記中的部分文字也直接出現在作品中。《局外人》的主題構思源于于社會中的人的“局外感”和“陌生感”，而這也是加繆在經歷了戰爭、肺結核等苦難之后的心理體驗。1940年加繆完成了《局外人》的創作，1942年出版的《局外人》在巴黎大獲成功。1960年，加繆于法國因車禍驟逝。
內容情節
《局外人》的故事分為兩部分，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的阿爾及亞。第一部分寫主人公默爾索是阿爾及亞一家法國公司的職員，他接到母親去世的電報后，平靜地到馬朗戈的托老所參加了葬禮。第二天默爾索因為天氣炎熱去海灣游泳，遇見女同事瑪麗并和她一起看了一場滑稽電影。默爾索有兩個鄰居——“靠女人生活”的“倉庫管理員”雷蒙·桑泰斯和與患有皮膚病的狗形影不離的沙拉瑪諾老頭。雷蒙和情婦的弟弟打了一架，又因為情婦偷情打了她一頓，于是他找默爾索尋求意見，想寫信羞辱情婦再懲罰她一頓。默爾索幫雷蒙寫了這封信，而雷蒙卻因為打情婦鬧到了警察局，默爾索又同意做情婦冒犯他的證人。沙拉瑪諾老頭在一次散步中弄丟了狗，默爾索建議他去招領處找，但依舊沒找到。瑪麗想和默爾索結婚，默爾索則抱著對一切都無所謂的態度答應結婚。一天，雷蒙邀請他和瑪麗去附近的濱海木屋度假，在海灘上碰上了雷蒙情婦的弟弟糾集來尋釁的阿拉伯人。雷蒙的胳膊被打傷，和默爾索在海灘散步時又遇上了阿拉伯人，他把槍遞給默爾索后回到木屋。默爾索在令人眩暈的陽光下感到天旋地轉，海上泛起一陣悶熱的狂風，他覺得天門洞開，向下傾瀉大火，全身繃緊，手緊緊握住槍，最終扣動了扳機，又向尸體開了四槍。第二部分寫默爾索被捕入獄，法官根據他參加葬禮時沒有流淚而且還與女同事看滑稽電影的行為表現，認定他是一個沒有人性的預謀殺人的殺人犯。在審判過程中，辯護律師代替他發言，養老院院長、母親的朋友、他的朋友、瑪麗、雷蒙等人針對他的為人做出了相互矛盾的證詞，他則拒絕說謊、拒絕悔過。默爾索被判死刑，司法機構以其固有的邏輯，利用被告過去偶然發生的一些事件把被告虛構成一種他自己都認不出來的形象：即把始終認為自己無罪、對一切都毫不在乎的默爾索硬說成一個冷酷無情、蓄意殺人的魔鬼。因為審訊幾乎從不調查殺人案件，而是千方百計把殺人和他母親之死及他和瑪麗的關系聯系在一起。他和指導神甫進行了最后的辯論，放棄上訴，認為既然要死，怎么死和什么時候死都無所謂，只希望行刑那天有許多觀眾用仇恨的喊聲來消解他的孤獨。
人物角色
默爾索
默爾索是一家法國公司的小職員，陰差陽錯之下過失殺人，卻在法律和世俗道德的綁架之下，因為沒有在媽媽的葬禮上流淚和葬禮結束后的尋歡作樂，從一個老實本分的過失犯者變成了十惡不赦的人類的公敵。阿爾貝·加繆塑造了一個默爾索式的“局外人”形象，以此來詮釋什么是荒誕。默爾索的種種怪誕行為乍一看難以理解，但事實上，他才是活得最多、最充實、有著深沉本真追求的人。他感受到了這個世界的荒謬，但至死幸福。
默爾索的荒誕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他平靜地參加了媽媽的葬禮，全程卻只關注一個素不相識的老人和炎熱的天氣；第二，生理的需要會擾亂他的情感，于是他在烈日下扣動扳機殺死了阿拉伯人；第三，他拒絕通過合作和矯飾來為自己減刑。默爾索看似秉持著對一切都無所謂的態度生活，比如在事業上，他沒有所謂的雄心壯志，以“去不去都可以”來回應升職；在親情上，他認為母親的離世是早晚的事；在愛情上，他不會說甜言蜜語，以結不結婚都可以來回應女友的問題；在友情上，他拋棄了世故的考慮，以做不做朋友都可以來回應鄰居雷蒙殷切的交友邀約。但實際上，默爾索并不是庸碌無為、冷漠平淡、無志向和無激情，他和別人一樣愛媽媽，葬禮上的平靜只是因為他深知媽媽得到了解脫，“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哭她”。他拒絕配合律師的辯護，看似對生命無所謂卻也會在監獄中回憶過去幸福的日子。他清楚自己的無辜，也覺得孤獨和委屈，但卻因為拒絕說謊和矯飾接受了死刑。默爾索在用看似荒誕的冷漠和沉默對抗荒誕，因為他具有清醒的理性——人類情感的表達并不需要夸張的行為和語言矯飾、雄心壯志在人生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朋友可有可無、愛情可有可無、上帝是沒有用的、人總歸是要死的，并且這種清醒的自我意識依然夾雜著對生活的熱愛，讓他在死前“第一次向這個冷漠而未溫情盡失的世界”敞開自己的心扉，“覺得自己過去曾經是幸福的”。
默爾索與現實之間的種種矛盾詮釋了一種建立在矛盾之上的“荒誕”，——“人對單一性和透明性的欲望與世界不可克服的多樣性和隱晦性之間的矛盾”導致的人與生活的離異。在這場離異中，默爾索是法庭和現世的“局外人”，卻是自己精神的主宰者，他用拒絕說謊的沉默對抗社會，他的對抗是孤獨的，沉默和接受死亡成了他唯一的武器。袁筱一評價這個人物時說道“作為一個局外人，他是一個反英雄的英雄”。
瑪麗
默爾索的同事和戀愛對象。
雷蒙
默爾索的鄰居，是“靠女人生活”的“倉庫管理員”，默爾索正是因為他和情婦之間的問題卷入了與阿拉伯人的斗毆中。
主題思想
荒誕哲學
《局外人》聚焦于一個微不足道的公司職員來闡釋荒誕哲學，從哲理的高度描述了人類復雜矛盾的生存狀況。在美國大學版的《局外人》前言中，阿爾貝·加繆這樣解釋小說的主題意義：“小說的主人公被判決，是因為他沒有按規則玩游戲，他拒絕說謊。說謊，并不僅僅是說沒有的事情，而且也是夸張地說已有的事情，即在有關人的心靈方面夸張所感覺到的東西。這正是我們所有的人每天所做的，目的是為了簡化生活。”默爾索因為洞察到道德、情感的本質早已淹沒在虛幻的語言等外在表現中，于是在異化社會中孤獨地堅持真實，愿意用生命為荒誕進行注解，最后變成了一個社會和生活的“局外人”，小說正是通過這種荒誕事實以及“局外人”對荒誕事實的清醒認識，將荒誕哲學的復雜內涵呈現出來。
首先是作為事實狀態的荒誕。一方面，生活的“荒誕”體現在很多細節中。瑣屑平庸的職員事務占據了默爾索的大部分時間精力，生活的機械和單調使得他對自己存在的價值產生了質疑，他變得對一切都無所謂，而這種消極的生活態度成了產生荒誕性的一種暗示。另一方面，現實的“荒誕”蘊藏在整體的故事架構中。默爾索在小說中三次面對死亡，第一次是平靜地面對母親的死亡，第二次是因為正午陽光殺人，第三次則是平靜地接受自己的死亡。這三次與死亡息息相關的事件因為小說第二部分的庭審巧妙地聯系到一起，默爾索因為殺人被捕，因為平靜地面對母親的去世被判死刑，司法邏輯的荒誕揭示出社會以及法律的荒誕性。
其次是“局外人”們對荒誕事實的清醒認識對“荒誕”意義的深化。阿爾貝·加繆曾經這樣評價默爾索:“他發現了這些看似最正常的日常行為中的不正常，因此竭力與之保持距離。他主動脫離了這個群體，在冷眼旁觀中全面解構了日常生活的慣性，打碎了一切似是而非、語焉不詳的概念，從而沖破了它們的束縛。”默爾索認識到現世的游戲規則不存在合理性，便漠視世俗，蔑視虛偽和謊言架構的現實，以“局外人”的身份將自己置于現存規范之外。
但在《局外人》中，清醒的理性在默爾索身上轉變成了一種對自我生存的壓迫，使他陷入了虛無的梏，無法與一些真實的生活建立起切實的聯系。在默爾索看來，人類社會的情感價值早已喪失，虛假機械的生活難以繼續，他具備荒誕意識，卻還沒有意識到“荒誕意識”也具有一定的危險性，作者以此來說明荒誕哲學的核心在于揭露荒誕之后如何繼續生活。
存在主義
《局外人》傳達出的對世界的認識與存在主義不謀而合。默爾索表面上冷漠平淡，對一切都無所謂，但實際上仍然是一個善良老實的正常人。作為存在的人，他有著對死亡的本能恐懼和對生命的本能渴望：他會和瑪麗在海水中愉快地嬉游，會在上囚車的瞬間聞到夏季傍晚的氣息而回想起曾經在城中漫步時的愉悅，會在死刑前夜向這個冷漠而未溫暖盡失的世界敞開心扉，感嘆幸福。存在主義認為世界是荒謬的，人生是痛苦的，阿爾貝·加繆面對這種現實困境主張以個體的真實反抗世界的荒謬。他在母親葬禮上平靜的態度是因為深知媽媽得到了解脫，“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哭她”；庭審的判決本身并不成立，但他即使知道自己和別人一樣愛自己的母親，卻拒絕撒謊說自己是壓制住了悲痛；他懷念過去的幸福生活，卻仍然選擇放棄上訴；他清楚自己的無辜，也覺得孤獨和委屈，卻依然拒絕說謊和矯飾，接受了死刑。默爾索的個人存在與世界荒謬的矛盾體現了荒謬與真實的相互映照，而對抗荒謬正是默爾索在意識到這一點之后做出的自由的選擇。他永遠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做出屬于自己的選擇，不愿茍且與妥協，他成為了自己精神的主宰者和用誠實對抗荒誕的戰士，在他看來，“幸福不是別的，其實只是對自身存在和自己的生活形態的滿足，是對自身狀態的一種完全的認同”，是一種自由選擇后的對自身存在價值的確定和認同。
社會批判
《局外人》將自己定位在司法批判的文學傳統中，將道德、人性、法律三者間的沖突聚焦于審判場景，揭示了現代司法如何通過羅織罪狀來殘殺人性，制造出了一件人性冤案。默爾索在整個審訊過程中被剝奪了屬于自己的話語權，法官、證人等對他所犯命案的客觀事實、前因后果不感興趣，在沒有深入調查和分析的基礎上，根據其日常生活中不合常規的行為表現判定其有罪，以一個不合邏輯的推理使默爾索淪為了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的祭品。《局外人》以一個邏輯怪圈揭示出法律秩序的弊端——世俗的意識形態深入法律，決定司法人員的態度和立場，并鉗制、控制法律機器的運作，以此來凸顯社會和人的異化，現實的荒誕。
判決已定，當指導神甫來傾聽默爾索的悔悟時，默爾索多次拒絕和神甫見面，并直言自己不需要雅威的幫助，他蔑視宗教的謊言，不相信上帝，這種對宗教的不虔誠揭示出了宗教的虛妄，阿爾貝·加繆以此來說明宗教對于人的生活的本質——行善求庇護，作惡得救贖，而默爾索的自由的思想將摧毀這種虛妄，揭穿其賴以生存的幻想和陰暗丑陋的交易。
藝術特色
敘述視角
貫穿《局外人》的是第一人稱內聚焦型敘述視角。默爾索作為敘述者，客觀冷靜地敘述了自己如何冷靜地面對母親的死亡，如何在正午的陽光下殺了一個阿拉伯人，又如何接受了不公的死刑默爾索既是敘述者又是故事的主人公，拉近了讀者與小說的距離；而作為故事的主人公，默爾索細膩而又復雜的心理體驗被揭示。具有雙重身份的默爾索，既憑借主觀敘事的形式沖破了個人意識長期被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禁的牢籠，使得自我個體的生存狀態以及與世界的關系被充分說明，又使得敘事者“我”對自身敘述少于對周圍人物和環境的敘述，形成了一種小說內容結構上的‘局外’”。故事的主人公“我”被放逐到敘事結構的邊緣，使小說實現了主體和客體的分離、人物的行動與思想的分離，拉開了敘述者“我”與主人公“我之間”的距離、局外人與生活的距離，彰顯了故事的張力。
語言風格
《局外人》的語言呈現出一種零度風格，遵從客觀記錄的原則，以冷靜自然的筆調記敘了默爾索從參加母親葬禮到偶然成為殺人犯，再到被判死刑時冷漠平淡的處世態度。首先，作者對事件和場景的設置具有高度的凝煉性；其次，作者在組織情節時大量使用自由直接引語，使得“我”的言語活動與心理活動在小說中能夠暢通無阻地被表述出來，而這與神態描寫、動作描寫等的缺乏形成了反差，使得“我”的話語在感情色彩方面顯得冷漠平淡。
表現手法
《局外人》用對比和象征表現荒誕。小說通過對比手法展現矛盾，揭露現實的荒誕。例如，老人沙拉瑪諾與患有皮膚病的狗形影不離，但他們“好像是同類，卻互相憎恨”，但是當狗丟失后，老人因為習慣了一人一狗的生活而不知所措，小說通過諸如此類的矛盾勾勒出當時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機；默爾索不記得母親的歲數，平靜冷漠地參加了母親的葬禮，認為母親的離世是早晚的事，這些看似冷漠的表現與默爾索對母親的思念和理解形成對比，凸顯出生活的荒誕。除此之外，《局外人》中引入了陌生化的表現手法以加強故事內容的荒誕性：在小說讀者與小說文本之間構建一種距離，使讀者不能全方面地對小說人物信息進行了解，也不能通過一些模糊性的文字表達來了解作者的表達本意，這種帶有距離性的閱讀過程使荒誕情節具有了一定的審美趣味；同時，作品中含有明顯的象征主義手法，通過虛構出的默爾索形象及其生存方式展現人類在認識和理解“荒誕”之后如何感覺與生活，使得小說的表達充滿哲理性。
敘事節奏
《局外人》對事先設置好的事件及場景的敘述急緩有致，擴述、概述、省略、靜述等各種敘述時限在小說中都得到了體現。從整體來看，小說第一部分在有限的篇章中融入了最激情的情節：親人離世、求婚、殺人，而真正的高潮則在第二部分完成，默爾索被捕入獄后，具體的故事情節減少，主人公的獨特的心理體驗逐漸增多，敘事節奏減緩，生命的價值就在這緩慢的節奏中顯現出來。
作品影響
1942年，《局外人》在巴黎首次出版，共印4400冊，在法國大獲成功，是阿爾貝·加繆的成名之作。20世紀40年代的法國存在嚴重的精神危機，加繆通過《局外人》彰顯出的哲理反思和人道主義精神，呼吁對大家關注人與社會的異化問題，由此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其塑造的“局外人”作為其荒誕哲學的一個關鍵性命題在西方文學和哲學引起了重視，直接影響了后期荒誕派和黑色幽默作家的世界觀和文藝思想。部分學者將《局外人》當作新小說的先聲，從結構、修辭、內容上對其進行研究，除此之外，不少學者還從思想史、政治史、殖民史等諸多角度對《局外人》展開研究。1957年，《局外人·鼠疫》獲諾貝爾文學獎，瑞典皇家學院評價阿爾貝·加繆“熱情而冷靜地闡明了當代向人類良知提出的種種問題”。在加繆死后五十年中，《局外人》仍然雄踞發行量極大的伽利瑪出版社的“頁碼叢書”的榜首，而加繆的思想更是被廣泛的讀者視為行動指南，成為全世界中學、學院、大學必讀的經典之作。
作品評價
正面評價
馬塞爾·阿爾朗把它視為“一個真正作家誕生了”的標志。
批評家亨利·海爾稱《局外人》“站立在當代小說的最尖端”。
“存在”文學權威薩特指出“《局外人》一出版就受到了最熱烈的歡迎，人們反復說，這是幾年來最出色的一本書”，并贊揚它“是一部經典之作，一部理性之作”。
現代主義大家娜塔麗·薩洛特在她的現代主義理論名著中指出《局外人》在法國當代文學中起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如像所有貨真價實的作品一樣，它出現得很及時，正符合了我們當時的期望”。
一代理論宗師羅朗·巴特也再次肯定“《局外人》無疑是戰后第一部經典小說”，是“出現在歷史的環節上完美而富有意義的作品”，指出“它表明了一種決裂，代表著一種新的情感，沒有人對它持反對態度，所有的人都被它征服了，幾乎愛戀上了它。《局外人》的出版成為了一種社會現象”。
負面評價
批評界權威安德烈·魯索對《局外人》進行了嚴厲的抨擊，認為這部小說會讓讀者感到困惑和不安，“有意表現出精神上的被動和道德上的墮落”，“作品中的現實生活非常貧乏”，默爾索身上“沒有任何體現人的價值的東西”。
參考資料 >
局外人.豆瓣.2023-05-19
加繆手記.豆瓣讀書.2023-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