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那斯圖，蒙古族，男，1934 年 5 月 11 日出生，2010年4月9日病逝于北京協和醫院，享年76歲，興安盟科爾沁右翼中旗人。少數民族語言學家，著名的八思巴字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1986年晉升研究員。1992年獲國家特殊津貼。研究方向為蒙古語言學、八思巴字及其文獻。
學者簡介
照那斯圖，1934年5月出生，蒙古族。少數民族語言學家。內蒙古自治區沁爾沁右翼中旗人。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4年入北京大學語言文學系進修。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副所長、所長、研究員，中國民族語言學會副會長。長期從事土族語、東部裕固語和八思巴文字的研究工作。著有《土族語簡志》、《東部裕固語簡志》等。照那斯圖能熟練使用漢語、蒙古語、俄語、土族語和日語，對八思巴文字的破譯做出了卓越貢獻。
人物年表
8歲入本村私塾，背誦《百家姓》、《千字文》 ，以至《大學》、《中庸》。他天資聰穎，經初小和高小，交替學習蒙文和漢文，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1951年考入烏蘭浩特市的興安中學，讀蒙語授課班。
1952年秋，內蒙古師范大學文史科招蒙古語言文學專業生，當時生源奇缺，只讀了一年初中的照那斯圖經學校推薦被錄取。
1953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1953年9月，被保送到北京大學東語系進修蒙古語言學。結業后被分配到內蒙古自治區蒙文專科學校任教。
1954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東語系蒙古語專業并分到內蒙古蒙文專科學校任教。
1954年，他帶領一批在職干部班學員，到北京參加蒙古語族語言調查工作隊。調查隊工作結束后，他被調入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民族所前身之一），職業從教學轉為科研。
1955年，照那斯圖參加全國“蒙古語族語言與方言”調查隊，連續兩年在青海省進行土族語的田野調查工作，為日后的科研工作積累了實踐經驗。
1957年調入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該所1962年與民族研究所合并）工作，主要從事土族語、東部裕固族語等蒙古語族語言研究。
上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照那斯圖先后數次赴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同仁縣土族居住地，實地調查土族語及其方言。
1966年“文革”爆發，“文革”初期，照那斯圖被打成“5·16分子”，被批判、揪斗直至被隔離，人身自由被剝奪，身心蒙受了巨大摧殘和屈辱。
1969年至1973年，他被下放到干校改造。勞動之余，逐步掌握了八思巴文的文字體系。
1977年，照那斯圖從以前對現代語言的平面描寫研究轉到八思巴字及其文獻的研究領域。
1977年，他完成并發表了研究八思巴字的處女作《元八思巴字篆書官印輯存》。
1977年開始搜集、整理并研究八思巴字文獻。
1980年，他發表了旨在全面探討八思巴字系統問題的理論文章《論八思巴字》。
1982年發表了《南華寺藏元八思巴字蒙古語圣旨的復原與考釋》。該文曾被匈牙利《東方學報》譯成英文轉載。
1987年出版《蒙古字韻校本》，給八思巴字和漢語音韻研究帶來了極大便利，資料的可靠性也得到業內專家的稱道。
1988年9月，他應邀赴日本，擔任東京外國語學校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一年期客座教授。
《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Ⅰ研究文集》和《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Ⅱ文獻文集》分別于1990年、1991年由亞非所刊行。
1994年，照那斯圖從民族所所領導的職位上退休，但他退而不休，不斷有新成果面世。晚年，他在進行“中華大字符集創建工程”的子課題《信息處理用八思巴字標準字符集》的研究。
學術研究
照那斯圖研究員科研工作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參加20世紀50年代的民族語言大調查，調查研究蒙古語族的土族語、東部裕固語，出版《土族語簡志》（1981，民族出版社）、《東部裕固語簡志》（1981，民族出版社）兩部專著，對語音、語法、詞匯進行系統描寫。
另一方面，八思巴字文獻研究是照那斯圖研究員后期主攻方向，在搜集、整理20世紀80年代以前發現的八思巴字文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Ⅰ研究文集）》（1990）、《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Ⅱ文獻匯集）》（1991）二部重要專著，成為國際知名的八思巴字文專家。照那斯圖研究員共出版6部專著和有關八思巴蒙古文文獻的數十篇論文。學術專長為蒙古語言學、八思巴字及其文獻研究。
治學心得
在治學方面照那斯圖有以下成就：
首先，要明確目標，確定目標最好要結合實際和興趣，經過深思熟慮，能夠發揮自身優勢。一旦確立目標，就要抓住不放。
其次，要重視資料的收集，在全面分析資料的基礎上得出結論。掌握資料是研究工作的前提，沒有資料就無從研究。而且掌握資料要全面、可靠，如果不全面，勢必導致片面的結論；如果不可靠，勢必導致錯誤的結論。資料要自己親自收集，如果要用第二手資料，一定要核實其可靠程度。有多少資料，就說多少話，即要使實際材料與理論概括相一致。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和理論，必須要靠足夠的相應資料的支撐。資料對研究而言，是第一位的，研究工作必須牢牢地建立在豐富的資料基礎上。當然，理論對實際材料分析、處理的指導作用不可忽略，以理論指導具體實踐，但理論要不斷隨實踐的檢驗而修正、充實和完善。在研究工作中，只有占有資料才有發言權，有資料才有題目，有文章可寫，寫文章就是揭示、闡明事務的內在規律，如果你能做到全面、深刻、準確，就可以概括出相應的科學概念，這就是理論；如果你提出的是一種科學的新概念，那就屬于理論創新。
針對近年來包括八思巴文字學在內的一批原有優勢學科后繼乏人的問題，他認為，在中國歷史上產生的各種民族文字是該民族進入一個歷史新階段的標志，不僅促進了該民族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也豐富了中國的歷史文化寶庫，是祖國燦爛文化寶庫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對這些民族古文字進行發掘、整理、研究，是國家民族平等政策的體現，有助于加強民族團結和各民族的共同繁榮發展。
各民族古文字都有自己獨特價值，其中的所謂“死文字”，尤其那些作為“國字”的死文字，例如契丹字、女真字、西夏字、八思巴字和滿文，對于現代人具有更加特殊的意義。這些文字現在沒有人再用，也很少人能懂，就是說，祖先創造的優秀歷史文化遺產發揮不出應有的作用。現在扶持的目的、意義就在于要有若干人掌握、精通這些文字，研究這些文字系統，介紹這些文字文獻的內容，使其對相關學科的發展，對全社會的進步，發揮應有的重要作用。
六、學術著作
照那斯圖研究員共出版6部專著和有關八思巴蒙古文文獻的數十篇論文。
1.獨著
《東部裕固語簡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
《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Ⅰ研究文集》，日本東京外國語學校亞非語言文化研究刊行，1990年
《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Ⅱ文獻匯集》，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刊行，1991年
《新編元代八思巴字百家姓》，文物出版社，2003年
2.合著
《蒙古字韻校本》照那斯圖、楊耐思著，民族出版社，1987年
3.論文
《元八思巴字篆書官印資料輯存》，《文物資料叢刊》，1997年
《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元音字母的字素分析》，《民族語文》，1999年第1期
《八思巴字篆體字母研究》，《中國語文》1980年第1期
《南華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語圣旨的復原與考釋》，《中國語言學報》，1982年
《有關八思巴字母e?的幾個問題》，《民族語文》，1988年第1期
《八思巴字的零聲母符號》，《民族語文》，1989年第2期
《論漢語中的蒙古語借詞“胡同”》，《民族語文》，1991年第6期
《內蒙古科右中旗元代夜巡牌考釋》，《民族語文》，1994年第9期
《元代紙幣八思巴字官印文字考》，《民族語文》，1995年第6期
《八思巴字蒙古語龍年圣旨》，《民族語文》，1996年第4期
《蒙元時期宮廷文書的印章文字》，《民族語文》，1997年第3期
《妥歡帖睦爾皇帝虎年圣旨》，《論文與紀念文集—請格爾泰教授從事教育科研工作50周年紀念》，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年
《〈步圖〉上的兩顆元國書鑒藏印譯釋——兼談古代書畫題跋八思巴字印》，《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1期
《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元音字母的字素分析》，《民族語文》，1999年第3期
《素囊黃臺吉獻給阿興喇嘛的金印》，《中國古印璽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0年
《訓民正音和八思巴字的關系探究—正音字母來源揭示》，《民族語文》，2001年第3期
《一種從八思巴字脫胎而來的文字》，《民族語文》，2003年第2期
《唐徐浩書朱巨川告身卷所元國書印譯釋》，臺灣《故宮文物月刊》，2004年第2卷第2期
《〈蒙古字韻〉拾零》，科學出版社，《語言科學》第3卷第2 期（徐州師范大學語言研究所主辦）
《論八思巴字的文字類型》，《中國少數民族古籍輪》，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
《釋〈老乞大〉中與蒙古語有關的幾個詞和短語》，單周堯 陸鏡光 主編《語言文字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12月；又，船田 善之譯·解題 載於日本《內陸亞細亞史研究》第21號 ，2006年3月
《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的語音系統》，《民族語文》，2007年第2期
學術榮譽
2006年8月，被授予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