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奪瀘定橋是1935年5月29日中國工農紅軍長征中的一場重要戰役。
1935年5月10日,蔣介石于昆明市部署大渡河戰役,意欲在此覆滅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5月25日晨,紅1師于安順場強渡大渡河,但安順場只有3只小渡船,紅軍幾萬人馬在此渡河則至少需1個月時間。5月26日上午,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決定紅軍分左、右兩個縱隊夾河而上,左縱隊包括紅1、3、5、9軍團及中央縱隊,以1軍團2師4團為先頭,從安順場沿左岸上行,奪取瀘定橋;右縱隊由1軍團1師和干部團組成,由劉伯承和聶榮臻率領渡過大渡河,沿右岸上行,目標同樣是奪取瀘定橋。飛奪瀘定橋以渡河。5月28日紅軍右縱隊翻山越嶺趕到瀘定得妥,沿途多次擊潰當地反動民團的阻擊。同日,紅軍左縱隊紅四團于凌晨接到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林彪傳達的軍委命令限左路軍于29日奪取瀘定橋,此時離限期已不足24小時,而距瀘定縣還有240里的路程。同日傍晚,敵軍李全山38團一個排,已趕到瀘定并動手拆除橋板。當晚,紅四團行進到冷磧對面的杵泥壩。29日凌晨,紅四團到達離瀘定只有10里的上田壩,部隊兵分兩路,一路爬上海子山,搶占制高點,一路直奔瀘定橋,占領了西橋頭。同日,紅四團在二營二連挑選二十二名英雄(包括從三連抽調來的支部書記劉金山),組成奪橋突擊隊冒著槍林彈雨,緣鐵索匍匐前進,飛奪瀘定橋。當夜,隨右隊縱隊而上的劉伯承和聶榮臻在龍八鋪擊潰袁國瑞旅后也到達瀘定城。1935年6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左路部隊全部從瀘定橋上渡過了大渡河。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取得大渡河戰役的重大勝利。
飛奪瀘定橋,展示了長征中的紅軍絕處逢生的生存能力和戰斗力,經此第一次世界大戰,蔣介石欲借助大渡河天險將紅軍變成第二個石達開的美夢徹底破滅,紅軍擊破中國國民黨軍隊的南追北堵,成功打開前進通路,為紅一、四方面軍的成功會師打下堅實基礎。
戰役背景
歷史背景
1935年5月,中央紅軍通過彝族區后,被天險大渡河擋住去路。當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統領大軍在大渡河邊,就是因為對背水作戰、渡水作戰的特殊性認識不清、準備不足,被清軍圍殲于安順場地區。蔣介石見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走進石達開全軍覆沒之地,叫囂著要使中央紅軍成為“第二個石達開”。1935年5月10日蔣介石從貴陽飛到昆明市,部署大渡河戰役。其大渡河戰役部署的關鍵是固守大渡河北岸,不使中國工農紅軍北渡大渡河,待尾追紅軍的薛岳中央軍渡過金沙江后,南北夾攻,一舉將紅軍殲滅于金沙江與大渡河之間的地區。在蔣介石的一再嚴厲督促之下,劉文輝只好將其所有在雅安地區的兵力調往大渡河布防。由于當時國民黨軍判定紅軍無法從冕寧縣通過彝區,必從越西縣到富林走寧雅正道,所以將重兵布防于漢源富林一線,而在安順場至瀘定縣一帶則兵力較為薄弱。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會理召開了著名的鐵廠會議,就如何突破大渡河防線做了周密部署。毛澤東表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過彝區時恪守民族平等政策,并深入當地老百姓家中進行耐心訪查,贏得當地人民群眾大力支持,為搶渡大渡河做好了先期準備。
橋梁簡介
瀘定橋位于中國甘孜縣瀘定縣境內的大渡河上,具體橫跨于瀘橋鎮河西街與成武路之間,橋西連接海子山,橋東連接二郎山。兩岸的橋頭古堡為木結構古建筑,為中國獨有。瀘定橋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成于次年4月,自古以來就是四川入藏的重要通道和軍事要津,也是紅一方面軍北上的必經之地。康熙御筆“瀘定橋”御碑。橋長103.7米,寬2.8米,13根鐵鏈固定在兩岸橋臺落井鐵樁里,其中9根做底鏈,鋪著木板作為橋面,4根分兩側做扶手,共有12164個鐵環相扣,全橋鐵件重40余噸。此橋曾經創造了古代懸索橋跨度的世界紀錄,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座跨度超過100米的橋梁。
各方勢力
飛奪瀘定橋時期,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僅剩2萬余人。而蔣介石部署在大渡河會戰的總兵力達20萬人左右。
北上中國工農紅軍在大渡河、瀘定橋遇到的敵人,是當時駐守川康邊區的國民黨軍第24軍。該軍司令部駐雅安,軍長劉文輝,參謀長張巽中(即張伯言),第四旅駐雅安,旅長袁國瑞,下轄第10團、第11團、第38團(團長李全山)。第五旅駐滎經縣、天全縣、蘆山、雅安,旅長楊學端,參謀長張懷猷,下轄3個團,第7團、第21團、第28團。
在瀘定橋駐防的是川軍第4旅,剛從雅安開來。 以38團(缺一個營,駐守蘆山未來)由團長李全山率領,為一線右翼,兵力重點擺在瀘定橋。以第11團3個營由團長楊開誠率領,為一線左派,位于海子山、冷磧。以第10團(缺一個營)由團長謝洪康率領,位于飛越嶺,作為總預備隊。袁國瑞率旅部在龍八步,位于飛越嶺山下。川軍第4旅部隊到達龍八步時,得知安順場已經被中國工農紅軍突破,他們的任務是阻擊夾河而上的兩路紅軍,以李全山部搶占瀘定橋,阻止對岸紅軍主力過河,以楊開誠團阻擊從安順場過來的紅軍。
紅軍分左、右兩個縱隊夾河而上,左縱隊包括紅1、3、5、9軍團及中央縱隊,以1軍團2師4團為先頭,從安順場沿左岸上行,奪取瀘定橋;右縱隊由1軍團1師和干部團組成,由劉伯承和聶榮臻率領強渡大渡河,沿右岸上行,目標同樣是奪取瀘定橋。
戰役經過
戰前準備
1935年5月22日,紅軍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進入彝民聚居區。在黨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劉伯承與彝族頭人小葉丹(小葉丹)舉行了“彝海結盟”,中國工農紅軍順利通過當時被視為畏途的彝族聚居區。5月24日晚,紅軍先頭部隊趕到安順場,殲滅守敵兩個連,賴執中逃走。劉伯承、聶榮臻親臨前沿陣地指揮。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團第一營營長孫繼先從第二連挑選17名勇士組成渡河突擊隊,連長熊尚林任隊長,由帥士高等4名當地船工擺渡。5月25日早晨7時,紅軍17勇士開始強渡,岸上輕重武器同時開火,掩護特別行動隊渡河,炮手趙章成兩發迫擊炮命中對岸碉堡。17勇士渡河成功后,將余味儒團整個陣線擊潰。隨后,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第一師和干部團強渡大渡河。但由于中國工農紅軍在安順場只得到3只小渡船(繳獲的1只、在渡口下游找到2只,渡河一趟最多只能坐40人,)水流湍急,船往返對岸一次,至少要用一個多鐘頭,紅軍幾萬人馬在此渡河則至少需1個月時間。紅軍在岸邊越聚越多,而尾追紅軍的中央軍薛岳部五十三師,已經到達西昌市北部,并向紅軍趕來。而此時國民黨軍離紅軍僅有幾天的路程,即將形成在大渡河南北夾擊紅軍的局面。面對如此嚴峻的局勢,奪取大渡河上唯一的渡橋——瀘定橋,就成為粉碎蔣介石大渡河戰役計劃,使中國工農紅軍轉危為安的一個關鍵。
1935年5月26日上午,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決定紅軍分左、右兩個縱隊夾河而上,奔襲瀘定橋,以使全軍強渡大渡河。左縱隊包括紅1、3、5、9軍團及中央縱隊,以1軍團2師4團為先頭,從安順場沿左岸上行,奪取瀘定橋;右縱隊由1軍團1師和干部團組成,由劉伯承和聶榮臻率領渡過大渡河,沿右岸上行,目標同樣是奪取瀘定橋。由于當時對瀘定橋敵人防守情況尚不清楚,能否奪得瀘定橋尚在未定之中,右縱隊單獨渡河確是一步險棋。毛澤東的意思是,如果主力部隊不能奪橋,兩岸中國工農紅軍萬一會合不了,則由劉伯承和聶榮臻帶1師和干部團到川西創造一個局面,干部團有干部,只要有群眾,搞革命根據地就好辦。
奔襲瀘定橋
1935年5月26日,紅軍左、右兩個縱隊從安順場兩岸出發,逆流而上,奔襲瀘定橋。同日,蔣介石與宋美齡、顧問端納,參謀團主任賀國光等一道,由重慶市飛成都市,督導“剿匪”軍事。當日凌晨時分,因得悉“安順場方面有赤匪便衣隊擾亂肖(紹成)團防線”,劉文輝即電令其第四旅旅長袁國瑞派隊前往挖角壩增援肖團。當日傍晚,因擔心川康要道上的飛越關有失,又改變部署,令袁部主力前往飛越嶺、化林坪、海子山一線布防。
1935年5月27日晨,劉文輝“由雅安市出發,親趕前方督剿,同行有參謀長張巽中,交通處長姚仲嵐”,擬“第一步駐漢源縣,第二步駐越西縣”。同日下午,劉伯承和聶榮臻帶領紅軍一師和干部團到達大渡河邊的挖角壩,與三天前駐防于此的川軍二十四軍第五旅第二十團發生交火,該團團長肖紹成,部隊全部潰散,殘部在王崗坪山上集結后向滎經縣方向撤退。紅二十六軍紅二團隨后占領挖角壩,并在當晚宿營。同日,由團長黃開湘(本名黃開湘)、政委楊成武和總支書記羅華生指揮的紅軍左縱隊的前衛紅二師四團,沿河北行40里,抵達海爾洼(今石棉縣的新民鄉)。由于對岸敵人不斷開火,河邊的小道無法通行,中國工農紅軍被迫繞道前往葉坪。劉文輝部第五旅二十一團的肖紹成部正在此地搜尋民間糧食,并派遣一個連押送百姓以運輸糧食過河。紅軍在此遇到敵軍,敵人丟下糧食逃跑。
智取菩薩剛
1935年5月27中午,紅軍左縱隊抵達菩薩崗腳下。菩薩崗是一座險峻的高山,位于今石棉縣田灣場東北,海拔1200米,形如石壁,阻擋了通往瀘定縣的道路。山的右側緊靠田灣河,無路可繞,左側連接另一座高山,正面只有一條陡峭的小道通向隘口。紅軍到達之前,劉文輝部川康屯墾司令部第二旅第一團第三營營長肖毓率領兩個連的新兵在此駐守。敵人在隘口修建了碉堡,中國工農紅軍到達山腳后即遭阻擊。由于敵人居高臨下,路口被封鎖,正面攻擊困難,雙方形成對峙。為爭取時間,紅軍決定分兵兩路進攻:一路由青年農民蘇光先帶路,從正面到半山腰的麥地坡桑樹下隱蔽佯攻,吸引敵人注意;另一路由農民楊篾匠帶路,從左側張家凼水井坎攀爬翻越高山,包抄敵后。正當敵人還在正面耀武揚威,用機關槍不斷向佯攻的紅軍掃射時,山頂傳來槍聲和喊殺聲響震四方,攀藤上山的紅軍從敵人背后殺了下來。正面紅軍指揮員命令吹起沖鋒號,前后夾擊,敵軍亂作一團,四散奔逃。敵營長騎馬逃跑,被中國工農紅軍打死馬匹并活捉。兩個敵軍連長試圖阻止撤退的士兵,其中一個被打死,另一個成為俘虜。紅軍占領了隘口,并繼續追擊敵人,傍晚時分到達什月坪宿營,當天行程80里。菩薩崗戰斗消滅敵人三個連,俘虜一百余名,繳獲步槍一百余支,手提機關槍十多挺,其他軍用品甚多。經菩薩崗到什月坪,當時紅軍在那里統計了一下,有三十八具川軍的尸體,而紅軍只犧牲一人,受傷兩人。
1935年5月27日晚,正在趕往漢源縣途中的劉文輝得悉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正沿大渡河兩岸溯河上行的消息,擔心西岸中國工農紅軍進取康定市、瀘定縣,急令袁國瑞派第四旅一部趕往瀘定橋增防。袁國瑞遂令第三十八團(團長李全山)火速開往瀘定橋,阻擊紅軍左縱隊從橋上過河。同時令第十一團(團長楊開誠)沿大渡河東岸海子山、冷磧一帶堵擊沿江而上的紅一師,令第十團(團長謝洪康)駐守于飛越嶺東麓的天龍橋到飛越嶺山頂為總預備隊,旅部駐龍八鋪。
抵達瀘定橋
1935年5月28日凌晨1時,中革軍委從左右兩路縱隊偵悉川軍在大渡河兩岸部署的情況,遂電令兩岸部隊首長林彪、劉伯承、聶榮臻,要求左縱隊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先頭部隊加速前進,萬一途程過遠,當日不及趕到瀘定橋,應明二十九日趕到,而右縱隊“劉、聶率第二團亦應迅速追擊北岸之敵一營,以便配合四團夾江行動”。林彪接到該電后,又向紅四團指揮員發出了時限更為苛刻的命令函。當日,紅二十六軍紅二團冒雨翻了一座上下各三十里的大山(中南山),經過雨灑坪和洪口,沿途擊退了民團的襲擊,黃昏時分到達得妥。天黑后降雨加劇,路面變得滑膩,敵人在前方隘口部署重兵,紅二團當晚只能就地宿營。紅二團的先頭分隊當晚到達加郡河口。
而紅四團接到“提前一天奪取瀘定橋”的命令時,離限期已不足一個晝夜,距瀘定橋還有二百四十里。兩天的路必須一天走完,還要突破敵人的堵截。紅四團指揮員邊行軍邊召集營、連干部和司令部、政治處干部,共同研究怎樣完成這一緊急任務。會后,大家便分頭深入連隊進行動員。楊成武快速趕到隊伍的最前頭,站在一個小土墩上傳達軍委命令及敵人動態。經動員后,部隊士氣高昂,加速前進,不久就到了猛虎崗的山腳下。
猛虎崗埡口海拔兩千一百米,山頂上有川康屯墾司令部第二旅第一團第二營營長陳月江部兩個連,北麓下的彎東有第二旅特務營李國俊連駐守。中國工農紅軍到此正值大霧彌漫,敵人看不清紅軍的動向,只是在工事里無目的地亂放槍。紅軍利用大霧為掩護,悄悄地摸上隘口工事邊,一排手榴彈和機關槍掃射,敵軍即棄陣而走,潰敵與彎東的李國俊連會合則繼續向桂花坪撤逃。紅軍乘勝追入瀘定縣境,在桂花坪再度擊破潰敵后繼續經共和、咱地、磨西面,翻越磨杠嶺,于黃昏時分趕到了奎武村。從奎武到瀘定橋還有九十五里,這時,大雨滂沱,道路泥濘。戰士們還是拂曉前吃過飯了,但為了搶時間,決定不等做飯,大家吃生米,喝冷水。干部立即分頭在連隊里進行動員,戰士們忍住饑渴、疲勞,急速前進。
1935年5月28日傍晚,敵李全山38團一個排,趕到瀘定并動手拆除橋板。但天下大雨,不少士兵罌粟煙癮大發作,拆除橋板的工作只進行到一半就停了下來,準備第二天天亮再拆。半夜周桂三營全部趕到瀘定縣,開始在橋東頭構筑工事。之后團長李全山也率一個營到瀘定,并布防于柏秧林。當晚,紅四團進到冷磧對面的杵泥壩,見對岸的敵軍(李全山團)正打著火把向瀘定橋疾進,情況非常緊急。在這爭分奪秒的關鍵時刻,團領導決定也打起火把前進,立即傳令各部全都點火,加速趕路。對岸川軍看見河對面也有火把,就問是哪個隊,中國工農紅軍的司號員就按敵人的聯絡信號,吹起了軍號,由四川省籍的紅盔軍和剛捉來的川軍俘虜大聲回答。就這樣,騙過了敵人。兩路火,兩路人,兩支敵川對的軍隊,朝著瀘定橋這同一個目標前進。
1935年5月29日的黎明即將來臨的時候,紅四團經過一晝夜急行軍終于到達了離瀘定橋十里遠的上田壩。部隊不顧饑餓和疲勞,兵分兩路,一路爬上海子山,搶占制高點,一路直奔瀘定橋,占領了西橋頭。同日早晨,紅二十六軍紅二團的先頭分隊從加郡河口出發,在五里外的風杠與敵人楊開誠團的一個排哨接觸,紅二團擊潰了該敵并一路追擊,最終到達了海子山下的石門坎險隘。石門坎地勢險惡,左側臨近波濤洶涌的大渡河,右側為懸巖峭壁,敵楊開誠團在此固守。紅二團分成兩路,一路由蕭華率領的二團主力向海子山正面的石門坎守敵吳崗陵營發起猛攻,另一路由鄧華率領的第二營向敵人背側進攻,奪取海子山的最高點。同時,對岸的中國工農紅軍也進行了火力支援。敵人在三面夾擊下傷亡慘重。紅軍從晨間打到午間,與楊團的曾子佩營在石門坎的一小寨子前沿陣地激戰,曾營傷亡嚴重,不得不經海子山下面的小道繞過吳營陣地潰退。吳崗陵急派人到龍八鋪向旅長袁國瑞求援,袁國瑞隨即派遣手槍連前往增援。這時紅三團的部分部隊趕到,戰士們士氣高漲,從正面和側面夾攻敵人,敵軍無法抵擋,全部撤退到龍八鋪。此次戰斗中,紅軍繳獲了百余支步槍,俘獲了五六十名敵人,并獲得了大量子彈和手榴彈,為紅四團飛奪瀘定橋的勝利奠定了基礎。下午16時左右,紅一師擊破了海子山的守敵后,在沈村附近兵分兩路,一路由李聚奎師長率領,向龍八鋪的敵第四旅旅部發起攻擊。敵旅長袁國瑞見無法抵擋,率楊團殘部向鹽水溪和化林坪方向撤退。
勇奪瀘定橋
1935年5月29日,紅四團在沙壩的天主教堂召開了全團干部會議,進行戰斗動員,決定在二營二連挑選二十二名英雄(包括從三連抽調來的支部書記劉金山),組成奪橋突擊隊。突擊隊都配備短槍、手榴彈、馬刀,由連長廖大珠和指導員王海云負責。二營三連由連長王友才率領擔任第二梯隊,緊跟在突擊隊之后鋪橋板,以便后續部隊沖過去。紅四團還在橋頭配備了強大火力,堆放好實木板,一切準備停當。下午16時左右,黃開湘、楊成武在橋頭指揮,全團的司號員集中在橋頭附近吹起了沖鋒號,所有武器隨即一齊開火,頓時,機關槍、迫擊炮、手榴彈的爆炸聲和吶喊聲震天動地,打響了奪橋激戰。廖大珠、王海云帶領李友林、劉梓華、劉金山等,一手扶瀘定橋欄,一手持槍,踏著鐵索在前沖。二十二名英雄剛到對岸橋頭,敵人放火把橋頭的亭子點燃,頓時火光沖天。這時傳來了團長和政委的喊聲:“同志們!為了黨的事業,為了最后的勝利,沖呀!”英雄們聽到號召后,奮不顧身地穿過熊熊大火,不顧衣服、帽子著火,一直沖進城和敵人展開了巷戰。敵人集中力量反撲過來,紅軍極力抵抗,子彈打完了,形勢萬分緊急。正在這嚴重關頭,王有才帶著第二梯隊三連沖進來了,接著楊成武和黃開湘帶著后援部隊也迅速過橋進了城,經過一場激戰,終于將守城敵軍徹底打垮。黃昏時刻,紅4團勝利占領瀘定城,牢牢控制瀘定橋。
奪橋戰斗開始時,敵團長李全山曾向駐龍八鋪的旅長袁國瑞求援,而此刻的第四旅旅部正遭受東岸紅一師的攻擊,李求援無果,守橋決心動搖。為免遭全殲,李全山決定由周桂三營的饒杰連為后衛,自己率殘部經四灣、五里溝翻馬鞍山市向天全逃竄。這時中國工農紅軍以一小部繼續追擊敵人,其余都在瀘定縣城內宿營。在這次飛奪強渡大渡河中,紅軍傷亡三人。而敵人饒杰一個連,卻只剩下十多人活著逃命。與此同時,紅軍右縱隊占領了龍八鋪以后,由劉伯承、聶榮臻率領向瀘定橋開來。右縱隊到瀘定橋時已是深夜時分。劉、聶由楊成武陪同,持馬燈觀看了這座從此聞名于世的鐵索橋。1935年5月30日凌晨,紅軍占領鹽水溪,另一路沿大渡河東岸繼續向瀘定橋前進,并于當晚22時抵達瀘定橋。
戰役結果
1935年6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左路部隊全部從瀘定橋上渡過了大渡河。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取得大渡河戰役的重大勝利,蔣介石要紅軍成為第二個石達開、太平軍的陰謀破產了。毛澤東對此給予了熱情的贊揚:“我們的紅軍真是無堅不摧,所向披靡,有這樣的紅軍戰士,我們還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難。”
戰役損失
飛奪瀘定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互有傷亡,李全山團傷亡約50人。1935年5月24日,紅軍先遣隊襲占大渡河南岸安順場渡口時,殲敵2個連,1935年5月29日,在飛奪瀘定橋戰斗中,紅軍傷亡三人。而敵人饒杰一個連,卻只剩下十多人活著逃命,中國工農紅軍后續部隊在渡河攻克瀘定城,殲滅守敵一個團。5月31日,“紅四團”二營六連140名戰士,奉命攻占飛越嶺,傷亡30人;當天下午,“紅四團”六連戰士乘勝追擊,奪取雅康大道上重鎮坭頭,犧牲12人。
原因分析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之所以飛奪瀘定橋并獲得勝利,是因為黨的民族政策偉大勝利的結果,同時也是紅軍準確判斷出蔣介石的戰略企圖,并以超強的行軍速度、戰斗力,調動和打亂了中國國民黨軍在大渡河沿岸的兵力部署,致使紅軍抵達瀘定時國民黨軍守軍力量空虛。在這場戰役中,中國工農紅軍沒有退路,奪占瀘定橋是唯一選項。面對困難,紅軍戰士勇往直前,22位勇士組織成突擊梯隊,攀著橋欄踏著鐵索向對岸沖;其他部隊跟在后面,邊沖鋒邊鋪木板。突擊隊員剛沖到東橋頭,敵人就放起火來,東橋頭頓時被熊熊大火包圍。紅軍勇士奮不顧身沖進大火,穿過滾滾濃煙,展開生死搏斗,敵人最終丟橋潰逃。
戰役影響
在飛奪瀘定橋戰役中,紅4團急行軍240里,創下了一晝夜世界陸軍徒步行軍紀錄;強渡大渡河的17名勇士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壯舉,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當地77名船工“人歇船不歇”連續擺渡7天7夜,為奪取瀘定橋贏得寶貴的時間;飛奪瀘定橋的22名突擊隊員面對彈雨,勇往直前奪取了大橋,打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北上的通道,立下了不朽的功勛;“神炮手”趙章成在17名勇士前進受阻的情況下,憑借過硬的軍事素質4發4中,壓制了敵人火力。經此一戰,蔣介石欲借助大渡河天險將中國工農紅軍變成第二個石達開的美夢徹底破滅,紅軍擊破國民黨軍隊的南追北堵,成功打開前進通路,為紅一、四方面軍的成功會師打下堅實基礎。
瀘定橋是中國共產黨長征時期的重要里程碑。中央紅軍飛奪瀘定橋的壯舉,突破了人類生理、心理、體力、精神的極限,屬于長征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紅軍勝利通過瀘定橋后,借用當地群眾的門板歸還并上好。損壞、遺失的,用銀元賠償。有群眾不在家的,就把銀元放在水瓢下。”切實維護群眾利益的情懷和不貪占群眾財物的作風,讓中國工農紅軍贏得了戰斗的勝利和寶貴的民心。
參戰勇士
1986年,王永模在瀘定縣委派下,趕赴北京拜訪時任紅四團黨總支書記、新中國成立后曾擔任鐵道兵司令部副司令員的羅華生將軍。羅將軍告訴王永模,22勇士是他親自到二連挑選出來的。當時他挑人的標準是,凡是干部,包括連長、指導員、黨支部書記及排長,首先要挑出來。曾經是戰斗英雄的,比如在渡烏江戰役中立過功的,也要挑出來。平時作戰勇敢的,挑出來。挑選出來的人,必須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起碼也要是入黨入團積極分子。特別行動隊的任務是二連連長廖大珠搶下來的,就由廖大珠擔任突擊隊的隊長。
重要爭議
“飛奪瀘定橋”是否虛構
關于“飛奪瀘定橋”戰役的真實性存在爭議。英籍作家張戎曾宣稱,瀘定橋并沒有實際戰斗,中國工農紅軍到達時橋上沒有國民黨軍隊,她還引用了當地一位93歲老人的說法,說紅軍過橋時“沒有打”。另外,兩位英國人李愛德、馬普安在重走長征路后寫的《兩個人的長征》一書中(2005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引用他們采訪當地一位86歲的目擊者李國秀的話,表示紅軍強迫老百姓在前面帶路,紅軍跟在后面,幾個老百姓被國民黨擊中掉進河里。針對李愛德等所謂“紅軍逼老百姓帶路”的說法,后來有人向李國秀老人查證此事,她斷然否認曾講過這樣的話。此外,臺灣“國史館”藏有西康軍閥劉文輝發給蔣介石的電報,提到“瀘定橋李團與沿河之匪奮戰”,與中國工農紅軍戰斗時間一致,反駁了張戎的論點。鄧小平與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的會面時間誤差也影響了張戎引用的準確性。綜合史料來看,“飛奪瀘定橋”戰役的歷史真實性被認為是清晰的,紅軍在敵軍圍堵下,憑借頑強的戰斗精神成功奪取了瀘定橋。
奪橋靠的是與川軍的“默契”
關于“飛奪瀘定橋”戰役的爭議主要涉及紅軍是否與川軍達成了“默契”以避免橋被炸毀。歷史資料顯示,紅軍行至四川時與四川軍閥劉湘和劉文輝部隊作戰。根據《中國軍事科學》編輯于興衛的考證,劉文輝雖然接到蔣介石炸橋的命令,但未執行炸橋命令是因為瀘定橋是連接川藏的唯一通道,炸橋會引起民憤且難以修復。他選擇了替代方案:如無法守住就用煤油焚毀橋梁。參與戰役的楊成武將軍在回憶錄中描述了戰斗情景,提到中國工農紅軍戰士在沖過橋時受到了嚴重的傷害,鐵索因燃燒變得炙熱。這些記錄表明,瀘定橋戰役的真實情況與達成“默契”并未相關。
“飛奪瀘定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關于“飛奪瀘定橋”戰役的爭議之一是是否從戰術上能夠完成這一任務。質疑者認為,紅軍在極短時間內完成120公里的行軍任務難度極大。然而,歷史記錄顯示,紅4團在28日清晨到29日清晨間的快速行軍是有可能的,紅軍曾在長征中創造過類似的戰績。此外,紅軍戰士在瀘定橋上用駁殼槍射擊和投擲手榴彈的能力也是基于其長期的山地作戰經驗。奪取瀘定橋戰斗并不僅依靠橋上的22名勇士,還包括岸邊紅4團的火力掩護,這種戰法在其他戰役中也取得了良好效果。王茂全將軍的回憶也證明了在橋上進行火力掩護的實際情況。西岸中國工農紅軍的行動加劇了敵軍的壓力,促使敵人抵抗瓦解,表明紅軍在復雜環境中靈活運用戰術的能力。因此,雖然部分勇士的具體姓名未能確認,但“飛奪瀘定橋”戰役的軍事行動仍被認為是符合戰術現實的。
“飛奪瀘定橋”勇士名單
關于飛奪瀘定橋的勇士的人數和名單存在著不確定性。當時孫繼先與楊得志商量后,決定集中在二連挑選隊員。開始選了十六個人。參軍不久才十六七歲的二連通信員陳萬清,哭著爭著要去,把劉伯承、聶榮臻等都感動了。孫繼先決定加上陳萬清,一共十七個人。有的文章曾說是十八勇士,是不對的。但是,十七勇士的名字在各種記載中卻多有差錯。例如,當時《戰士》報上刊載的十七勇士名單中,把二連連長寫成熊上林,還有的書中寫成熊長林。據楊得志、孫繼先等同志說,應該是熊尚林。這說明,就是原始記載也可能有差錯。還有幾個勇士也有不同的寫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時,總政治部百科編輯室經過核查,最后認定的十七勇士名單是:二連連長熊尚林;二排排長羅會明;三班班長劉長發,副班長張表克,戰士張桂成、肖漢堯、王華亭、廖洪山、賴秋發、曾先吉;四班班長郭世蒼,副班長張成球,戰士肖桂蘭、朱祥云、謝良明、丁流民、陳萬清。
飛奪瀘定橋紀念碑公園內有22根花崗石石柱,代表22名奪橋勇士,但只有5根石柱上刻有勇士姓名,包括廖大珠、王海云、李友林、劉金山和劉梓華,其余17名勇士的姓名仍未確定。瀘定縣委宣傳部表示,負責收集勇士資料的王永模因突發腦出血未能完成資料交接,留下的線索主要來源于他的日記。在1975年,王永模在江西革命烈士紀念館發現劉梓華的檔案,證實他為勇士之一。王永模在日記中發現劉梓華的登記表上寫有“十八勇士”,并通過向戰斗時的將軍楊成武求證,得知戰斗中有4名戰士犧牲,幸存的18名官兵獲得“飛奪瀘定橋勇士”榮譽。王永模還拜訪了羅華生將軍,確認了4名勇士的身份,并通過進一步調查收集到云貴川、趙長發、楊田銘、魏小三、劉大貴、王洪山、李富仁7名可能參與者的姓名和部分資料,但這些勇士的身份仍需最終確認,因此他們的名字尚未刻在石柱上。
戰役評價
狹路相逢勇者勝。中國工農紅軍飛奪瀘定橋,不僅在于“能飛”的鐵腳板功夫,還在于“敢奪”的不怕死精神。“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務,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難,不相信有戰勝不了的敵人”“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敵人所壓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種精神,可壯軍心,可震敵膽,可吞山河。(解放軍報評)
飛奪瀘定橋:中國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新華網評)
打過這么多仗,最慘烈、最悲壯的,還是飛奪瀘定橋。(開國上將楊成武評)
飛奪瀘定橋充分彰顯了紅軍將士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粉碎了蔣介石借助大渡河天險消滅紅軍的美夢,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中一次重要的戰略作戰行動和取得的又一次決定性勝利,譜寫了中國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副院長馬衛防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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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景點
瀘定橋景區
中國工農紅軍在長征途中“飛奪瀘定橋”,使瀘定橋成為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歷史紀念地。1961年,瀘定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瀘定橋革命文物陳列館
瀘定橋革命文物陳列館位于中國甘孜縣瀘定縣城北街口,占地面積1600平方米,建筑面積3449平方米。于1980年建成,2004年改建。瀘定橋革命文物陳列館為地下一層、地面局部三層結構,主展廳分布在一、二樓。展區共分5個單元,以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為主線以飛奪瀘定橋為重點,綜合利用聲光電等現代技術,較為全面地展示了紅軍飛奪瀘定橋的驚、險、奇、絕和對中國革命所產生的重大意義。館內共計收藏、展示各類歷史文物、圖片、資料等400余件。1993年,瀘定縣橋革命文物陳列館和紅軍飛奪瀘定橋紀念碑被評為“四川省青少年革命傳統教育基地”;1995年,成為“四川省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1年,又被中共中央宣傳部等部門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2012年,被國家國防教育辦公室授予“國家國防教育示范基地”稱號。
紀念碑
1984年,瀘定人民開始籌建紀念碑。1985年3月,鄧小平為"紅軍飛奪瀘定橋紀念碑”題寫碑名,聶榮臻元帥撰寫碑文。紀念碑有主題碑、底座銅像、碑基平臺及地下室三個部分。主碑運用鎖鏈的幾何變體,象征了革命的武裝斗爭,底座平臺又著重表現中國工農紅軍戰士日夜兼程急行軍后疲乏而又頑強的戰斗姿態。遠觀主碑,如凌空發射的機關槍,象征著“槍桿子里出政權”。近看碑體,凹凸有致,是環環緊扣鐵鎖鏈。碑內分八層,每層均裝飾了藏漢團結、紅軍長征為主題的大幅壁畫。紀念碑構思奇巧新穎,把紀念意義、地方風情、藝術博覽,融為一體,榮獲了全國城市雕塑優秀獎。站在紅軍飛奪瀘定橋紀念碑公園門前,就會看到大道兩旁的22根花崗石石柱,分別代表著22名奪橋勇士。但卻只能在5根石柱上找到勇士的姓名,他們分別是廖大珠、王海云、李友林、劉金山和劉梓華,其中2根石柱的頂端塑有頭像。
紅軍飛奪瀘定橋紀念館
2015年5月29日,甘孜藏族自治州瀘定縣舉行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飛奪瀘定橋勝利80周年暨川藏公路開工建設65周年活動,與此同時紅軍飛奪瀘定橋紀念館正式建成開館。截至2015年5月,甘孜州瀘定縣正在進一步優化紅軍飛奪瀘定橋紀念館館藏資源,充實展陳史料,同時布局旅游全域化、城鄉一體化、工農業現代化為主要內容的瀘定城市規劃展覽,與紅軍長征在甘孜紀念館一體構成既獨立又相互依托映襯的三個紀念館。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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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瞬間丨紅軍飛奪瀘定橋.共產黨員網.2024-08-24
“飛奪瀘定橋”是虛構的嗎?.鳳凰網.2024-08-24
大渡河戰役:紅軍的生死存亡之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24-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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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水千山》.中國大百科全書.2024-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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