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偉德（1902年2月24日-1970年1月3日），原名格蕾蒂斯·艾偉德，英國籍獨立女傳教士，被稱為“小婦人”。1930年，她來到中國山西陽城傳教，從事慈善活動，并加入中國籍。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艾偉德帶領100余名孤兒轉移。她的傳教經歷被改編成1957年出版的《小婦人》，并在1958年的電影《六福客棧》中改編，由英格麗·褒曼主演。1970年，艾偉德病逝于臺灣。
人物事件
成為傳教士
格蕾蒂斯·艾偉德，女，1902年2月24日出生在英國倫敦郊區，父親是一名郵差。因為家境清寒，沒有機會上高中，而是作為侍女，去照顧年邁作家揚何斯本爵士夫婦。侍女，在倫敦又被稱為“客廳女仆”，在中國叫保姆。
從這個女子的情況看，她不能代表英國人，英國人在我們印象里，身材牛高馬大，文明程度很高，而她個子只有4英尺10英寸（1.45米），體重僅僅七八十斤，顯然發育不良，瘦得像一根牙簽，也沒什么技術含量，受教育的程度也很有限。她留給熟識她的人的印象是——“不起眼、缺少教育、普普通通”（《艾偉德與內地會》）
然而，歷史證明她的內在品質卻異常超人。
她在27歲信仰基督教后，首先申請參加內地會，對方因她缺乏正式教育履歷而拒之。——內地會為英國醫生戴德生（1832—1905年）于1865年創辦，專門負責對華傳教，是當時最大的同類的組織。后來，她參加了神學培訓班，因為年齡偏大、成績也不理想，還是被淘汰。
于是，她繼續做女傭。一邊生存，一邊攢錢。1930年初，她又靠近衛理公會。在一次聚會中，她聽說在中國有位老宣教士珍妮·勞生（Jeannie Lawson），已經73歲，想退休，但沒有人肯去接替她。艾偉德聽了立即寫信給她，希望接替她。幾個月后，珍妮回信歡迎她前來，并告訴她，只要到達中國天津，會有人去接她到陽城她呆的地方。
艱難中國行
1930年10月，正是帶著宣教的目的，艾偉德這個28歲的英國女子來到中國。
經過簡單籌備，她從打工獲得的積蓄中購買了一張從倫敦到荷蘭的船票。啟程那天是10月18日，她帶著兩個箱子（一個箱子里放著一本圣經和衣物，另一個是食物和煮飯的酒精爐），還有作女傭賺得的全部積蓄——2英鎊9便士。送行的是父母和姐姐葳蘭（Violet），她們送她從港口乘船到荷蘭海牙。而后她告別親人，單獨乘上了開往俄羅斯的列車。
歐洲人到中國，當時最好的路線是選擇坐船到天津市，但是費用要比陸路貴兩倍。為了省錢，艾偉德選擇了鐵路。她的旅行路線是：沿鐵路東行，穿越東歐，經過西伯利亞地區后，進入中國，再轉中東鐵路南下，由大連市乘船到天津。
結果呢，這一旅程很不順利。本來她是計劃直達東北地區的，但事與愿違，火車被迫轉道莫斯科后，才在遼闊的西伯利亞荒原上旅行。一天夜里，火車突然停了下來，原來這列三等車只載勞改犯到當地，要繼續東走，必須自帶行李，翻山越嶺地步行到下一站，一個叫赤塔（Chita）的地方。
這是西伯利亞曠野中一個荒涼的鎮。艾偉德攤過冰雪覆蓋的荒漠，抵達赤塔時，發現車站到處是荷槍戒備的軍人，還能聽到稀疏的槍聲。地方官員在檢查了她的護照后，不準她上車，她不會俄語，只能打手勢，對方用生硬的語言答復說：到東北地區的旅客不能前行，哪兒來哪兒去。——后來她才知曉蘇聯與日軍對峙，中國滿洲鐵路又在日本控制下，所以蘇聯的列車無法直達。她被迫留在當地的旅館里。
在旅館里，一個懂英語的婦女，在仔細看過她的護照后，為她解了迷。她指著護照的工作欄說：問題出在這里。原來“宣教士（missionary）”被誤寫成“機械師（machinist）”。由于當時蘇聯非常需要機械師，所以當地官員就粗暴地把她強行扣留了。
艾偉德恍然大悟。那個婦人警告她要趕快逃走，否則會被強留在西伯利亞地區。艾偉德雙手一攤，面露難色，她說她連一句俄語也不會講，怎樣能離開這寒冷的大西伯利亞呢？那個婦人說會有人幫助她，說：“今晚有人會去敲你的門，你就跟著他走，坐火車到永明城，回頭有人會安排。”面對這個神秘婦人，艾偉德她無法判斷真偽，只能是半信半疑。之前，她遇過一事，一名地方官員在為她辦交涉時，突然欲奸污她。因此，蘇聯留給她的印象很惡劣。
當晚，果真有個男人來接她，她就跟著他，上了火車。經過長時間行駛，火車抵達蘇聯的最東端——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一個美麗的小城。下車后已是黑夜，旅資已經所剩無幾。她結識了車站附近一名婦女，央求她找人乘夜帶她去碼頭。對方幫助了她。她終于登上一艘停泊在港灣里的日本商船，船長被其精神所感動，答應免費載她去日本神戶。幾天后，她又乘船輾轉到達中國天津。
等艾偉德棄船踏上中國大陸后，已身無分文。一個人力車夫為了拉生意，堅持要她上車，她準備將自己那條又臟又舊的領巾拿來抵賬。當洋車停泊在一個大門前時，她看到一個英文牌子，上有“天津宣教中心”的字樣時，她異常驚喜，不禁長舒了一口氣。
從倫敦到中國，超過1萬公里，一趟多么艱辛的行程呵。她終于完成了。
創建八福客棧
艾偉德在天津休整小住了幾個月。其間，靠著宣教中心，她找到了內地會差會辦事處。她熟悉了有關陽城的情況，知曉從天津到那里，少說也有1700里啊，還有翻越高峻的太行山。1931年春，一個路姓的基督徒商人要去晉城市，答應帶艾偉德前去。于是，她們先乘火車穿越華北平原后，又換乘長途汽車抵達豫西北重鎮焦作，而后開始北上太行山。汽車在崎嶇狹窄的山間小路顛簸數小時之后，終于穿越太行天險，行進于山洼之中。艾偉德到達晉城后，暫住于內地會宣教站，對于她這等于找到了組織。
在宣教站，一位年老和善的女宣教士接待了她，她就是司米德夫人。司米德夫人的丈夫曾經是國際上大名鼎鼎的宣教士司米德，年輕時號稱“劍橋大學七子”之一，后長期在晉東南澤、潞兩地傳教，且很會經商。這劍橋七子中，有三人在山西省。可惜因為先她去世，其夫人也就成了寡婦。她曾多次向英國總教會申請，要求派人來陽城接替珍妮，現在終于遂了愿。
對于遠道而來的艾偉德，她非常歡迎，向她介紹山西及本地情況，指出注意事項，她告誡她，西式的裝束在此已不適宜，遂幫她預備了高領的中國旗袍和行裝。一個月來，艾偉德第一次體嘗到了溫暖。休息幾日之后，艾偉德在同道的引領下，乘坐騾車、抬轎，在山路上行走兩天后，終于到達了命運安排的圣地— 陽城。——70年后，澤州到陽城縣僅僅需半小時。
陽城是座山中小城。教會的條件比艾偉德預想的還要差。教堂租住著一處民房，位于縣城東門外的大道上，運貨的騾隊從這里來來往往。珍妮居住在教堂南面的一個大院里，大院座東朝西，占地百余平方米，里面還雇有一個當地廚子老楊。讓她吃驚的是，房子不算小，里面堆著成堆的臟物，工人們正在清掃修建，僅有一個房間比較整潔。
73歲的珍妮在中國居住了已經50年，從風華正茂已到風燭殘年。但她的口音仍帶有濃重的蘇格蘭味，有時候攙雜的中國土語，讓人覺出她在中國久居的印記。由于長期獨處，她的性情有些怪癖。但見到她時，目光里射出興奮的光芒，她拉著新人介紹說，這是新租下的房子，當地人說這里“鬧過鬼”，沒人敢住，所以租金特別低廉，每年僅1英鎊。她們相視一笑。對于這兩個西方信徒，鬧鬼有些滑稽，她們不信那個。
面對這樣一個落腳地，艾偉德有些恍若隔世之感，但經歷漫長的旅行后，也頓覺輕松下來。對于做過女傭的她，整理清潔是看家本領。她立刻投入了建設家園的勞動之中，幾天后，全部房間已經整理得一塵不染了。
在陽城，她或者與珍妮辦了兩件事。一是協作珍妮，借閑置的院落開一間客棧，接待往來騾夫住宿，叫“八福客棧”。二是在1936年，艾偉德加入中國籍，這在西方傳教士里是第一人。
面對空曠的院落，珍妮早有想法，她向她透露了一個想法，那就是借這個閑置的院落開一間客棧，接待騾夫住宿，廚子老楊正好可以給他們供應飲食。這樣做，既可以向當地人傳福音，還能籌措傳教經費。艾偉德連連稱好，說正好可以把福音傳播到四方，而后珍妮透露，準備將客棧取名八福客棧。“八福”？艾偉德明白其用意，八福與圣經里耶穌的《登山寶訓》有關，原文有“八福”訓導。這就是后來轟動西方的八福客棧（The Inn of Eight Happinesses）。客棧辦起來了，讓她們發愁的是無人住宿，生意慘淡。——她們分析中西方還存在巨大的文化隔膜，當地人對她們這些外來者不理解甚至仇視，這種隔閡不是一天兩天可以解決的。當面就喊她們“洋鬼子”，怎么肯來與她們交往呢。怎么辦呢？珍妮想出一個辦法：讓年輕的艾偉德站在門口，看到經過的騾隊，就想方設法把他們拉進來。
艾偉德勉為其難去做了，但能否勝任她也沒有信心。起初她是好話說盡，加上語言不通，累得口干舌燥，但收效甚微。騾夫們嘲笑著路邊的她，吐著穢語，摔著鞭子揚長而去。這頗讓她感到難堪。漸漸的，偶爾也有騾夫下車來看，當看到客店整潔、飲食可口，而且收費便宜時，就動心了。
當偶有人住宿后，她們竭誠招待，年老的珍妮也是出出進進，忙上忙下；艾偉德則是里外關照，試著與他們學習本地方言。她們想出的一個辦法是——晚上給旅客講圣經故事聽。騾夫們也不關心細節，只是將其當成開心有趣的神話故事。就這樣，隨著天長日久，客棧人氣愈來愈旺，生意愈來愈好。過了一段，客棧常常爆滿了，連騾棚里也是騾子滿員。
然而，此事出現就出現了，后來反而習以為常。這就是新生事物的發展規律，其中的奧妙不得而知。過了一段，住宿的這些山野騾夫起了變化，他們不再吸食煙酒、高聲喧嘩，不再說臟話，哼唱黃色小調，而是學唱西方圣歌。文明的氛圍彌漫于這座山地小城之中。
就這樣，后來國際上頗為有名的“八福客棧”在陽城出現了。艾偉德用此來收留孤兒，救護傷員。1958年，那部好萊塢影片就以此為片名。稍有區別的是，《八福客棧》改為《六福客棧》（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國際上頗為有名。
反抗日軍
艾偉德來到陽城一年多后，即1932年11月某日，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珍妮·勞生的死亡。具體細節不詳，我看到的記載有兩個版本，一是“使氣外出，意外受傷死亡”；二是傳教時，從樓梯上失足，三天后不治而亡。總之，珍妮·勞生都是死于意外。這樣，29歲的艾偉德成為八福客棧的新掌門。老楊仍在她身邊服務。她的管理水平也在練習中得到提高，中國話也基本能夠運用了。這時，澤州的司米德夫人看到艾偉德的孤獨，差派一名中國助手自帶工資前來幫忙。
由于艾偉德的勤勉和得人心，她影響力在增大。有一天，連縣長都光臨八福客棧了——這位縣長叫什么呢？不得而知，只知他打算在當地推行“天足運動”（解放婦女的纏腳），他準備委托她做一件事——代表政府挨戶宣傳檢查，以正風氣。艾偉德經過考慮，答應替政府做事。而后，她以官使身份，周游各村鎮間，幫助婦女放腳，借機傳播西方文化。縣長還發給她薪水，提供出行用的騾子，并派兩名衛兵保護。
這樣一宣傳，陽城一帶都知曉來了個矮個子的英國女人。后來，就連附近的典獄官都來找她。原來是監獄突發暴動，形勢極為緊張，雙方僵持不下。獄方想出一招，請她以精神領袖的身份，來平息對峙。艾偉德就以“人道身份”請出暴動領袖，要求他交出武器，并保證不再加罪。這樣，監獄騷亂就平息了。
艾偉德還樂衷于收養孤兒，從事慈善事業。最早一次，她在陽城街上走路時，看見路邊有個婦人，要出賣一個病弱的小女孩，標價兩個銀元。經過一番討價還價，艾偉德把身上僅有的九角錢掏給了婦人，而后領著那瘦弱的女孩回到了八福客棧。此后小女孩被稱作“九毛”，學名叫“美恩”——九毛錢就能買一個女孩，今天你不可想象，這里面隱藏著多么巨大的人性災難呵！
美恩就逐漸成為艾偉德的助手。在美恩建議下，艾偉德又收留了一個8歲男孩，特起名“少少”。接著，她收養了第三個孤兒，為之取名“寶寶”。收養的第四個女孩是8歲的“蘭香”。而后，她收留的兒童、難民愈來愈多。后來，她計劃建立一個饑民收容站。
1938年春，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幾個月后，戰爭也從華北平原蔓延到了僻遠的山區陽城。不幸的是，一天下午，兩架日機轟炸了縣城，投彈24枚，其中一顆炸彈竟然炸中了城邊的八福客棧。正在房間中祈禱和平的艾偉德被壓在瓦礫堆下，一下失去了知覺；幸運的是，等她被救出時，僅僅受了點輕傷，其他人則安然無恙。——這日本飛機如果有制導炸彈，大概不會輕易轟炸大英帝國的宣教站吧？
隨后有信息傳來，日軍馬上就要占領陽城了。面對日軍的步步緊逼，為了避開戰火，艾偉德帶著幾位孤兒和幾名基督徒，轉移到了到山區的北柴莊。她利用一孔窯洞，及僅有的幾樣急救藥品，建立了一個臨時“醫院”，連續不斷地救治軍民中的傷患者。等到日軍離去，她和難民們才又回到小城。
艾偉德的這種西方救助精神深深感染了當地的官民。在場的中國人對她及屬下有了更深的理解，連縣長也用宴席款待這位35歲的英國女士。他請她坐在首位，并當著同席的人，宣布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儒家的教導存在我頭腦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偉德的心里。我要作一個基督徒。”艾偉德馬上恭喜他。
1939年2月，艾偉德聽說日軍主力已經暫時撤離澤州，回到大城市過冬去了。她專程跋涉到澤州去看望內地會的同工們。此時，司米德夫人已經離世，戴維斯（David & Jean Davis）夫婦負責宣教站工作。身處戰亂時期，他們得以相見，相互間歡喜異常。但一件突發事件卻使她蒙上了陰影。
一天夜里，幾名醉酒的留守日本兵，闖進宣教站，在那里狂喊亂叫撒酒瘋。艾偉德去交涉時，不想頭部被一日兵用槍托重重擊中，當場就昏倒在地。半天后才醒來。——這是日軍對她的第二次傷害。
不久，戴維斯送兩位年長的宣教士走了，他們要從煙臺市坐船回英國，這樣艾偉德就暫時代為看守宣教站。幾天后，衛立煌將軍的國軍進城希望借住，艾偉德以“中立”為由拒絕。當時，教會的政策是嚴守中立。前來拜訪的是一名情報軍官，叫林南（譯名）。這位上校談吐文雅有禮，給艾偉德留下了良好印象——大概這就是后來影視所演繹的一段戀晴吧？他們在一起談論善惡，林南指出日軍是惡的象征，而中國的抵抗是“義戰”，勸她助善拒惡。艾偉德也受到觸動，饒有興趣地同他談論，兩人還多次在澤州城的街道上高談闊論。
還有一個人讓她改變了中立立場，這就是歐洲人雷將軍（General Ley）。她在深入山地時遇到了這位富有傳奇色彩的游擊領袖，讓她驚訝的是，雷將軍原是天主教神甫，而現在卻持槍成為抗日英雄。——種種跡象表明，這位雷將軍就是比利時人雷鳴遠Vincent Lebbe (1877～1940)，天主教傳教士，1901年來華，曾創辦《益世報》，1928年，雷鳴遠加入中國籍，1933年熱河發生長城抗戰，他帶領教徒前去搶救傷兵，抗戰爆發后，雷鳴遠極力主張抗日，率領教友六百余人，組織戰地服務團、救護隊，在太行山山和中條山一帶搶救傷兵，救濟難民，教育失學兒童。雷將軍的經歷讓她受到了觸動——他能這樣，我為何不能呢？
暫住澤州期間，艾偉德接受了美國《時代》（時間）雜志記者的訪問。《時代》創辦人亨利·盧斯（Henry Luce），是美國長老會宣教士亨利·溫斯特·盧斯的兒子，有宗教背景，他支持同情中國政府的抗日行動。放下戒律的艾偉德用英語回答說：宣教團體是中立的，但她憎恨日軍暴行。除了公開表明自己的觀點外，她還把所知的日軍情報秘密傳遞給國軍，她說她是中國人，雖然鼻子高，但心是中國人的，不能無視日軍暴行。——這些經歷，在過去的地方史料里你很難看到。這個大膽的舉動改變了她的命運，也成就了她的輝煌。
本來，在澤州看守階段，她的一個任務是救助戰爭難民和孤兒。她們收容有200余名孤兒，1000余名難民。之前的1940年初，出于安全考慮，她派她的臨時助理晉本光（），率領100余名孤兒轉移到了西安市，那里有她們的救助站。剩下的近100名孤兒，艾偉德建議將他們遷往陽城山區。回來的安東尼·戴維斯表示同意。此時，艾維德本打算暫留澤州，繼續照顧宣教站的難民。
但一個不好的消息讓她改變了主意。正在進行春季“掃蕩”的日軍再次迫近澤州，路程僅有一天。情報員手里拿的一張告示讓她震驚，上面用文言文、英語寫著：懸賞捉拿“小婦人艾偉德”，賞金100美元
艾偉德知道她及宣教站已處在日軍的重點打擊范圍之內，不禁有些緊張。在權衡一番利弊后，艾偉德當天就帶100名孤兒逃往了陽城。在路上，遭到日軍飛機的低空掃射，她覺得肩頭上被猛擊一拳，摔下馬來，后來發現是受了槍傷。她作了簡易包扎后，逃回陽城。她與屬下簡單分析了敵情，感到形勢萬分嚴峻。面對日軍的逼迫這樣殘酷的現實，艾偉德深感她本人無法在晉東南立足，只能遠走陜西關中，那里有她們的基地；回頭，她又舍不得這些未成年的孩子，危急時刻，她不得不做出決策：帶領這些孤兒出陽城，出上黨郡，于是就有了那場舉世矚目的大遷移。
千里大遷徙
從這里到西安市大約需走480公里山路。行前她去向縣長告別。縣長見無法阻止，就關切說：路上要有足夠的口糧呵。我派幾個人，扛上幾袋小米，送你們一程；但只能到黃河為止，剩下的路就靠你獨自支撐了。
艾偉德表示感謝。臨別時，縣長說：“以后，我只有為你禱告了。”
艾偉德說：“我也為你禱告。”
很快，這支特殊的隊伍行進于中條山中了。隊伍是這樣布置的——前后由成年人壓陣，小孩子們互相攙扶著，最小的孩子，由幾個成人用籮筐擔著，而38歲的艾偉德前后視察著，還不停地抱著疲累的孩子趕路。縣長委派的幾個人，扛著幾袋小米，目標是將她們送到黃河邊。
為了避開日軍，她們不敢走大路，只能在當地人帶領下在崇山峻嶺間踽而行。疲倦了就集體休息，餓了就從騾子上取下些小米熬粥，晚上就地宿營。經常有小孩子哭著要撒尿，行路就得時斷時續；經常有孩子的鞋磨破了，腳也磨腫了，行走艱難，哭著喊著，又現出無助。看上去，他們的衣服破爛，就像一群小叫化子。
只有一次，他們遇到了一支幾十人的國軍游擊隊，他們留給孩子們一些食物，這讓他們歡喜了好久。一路上，她們沒有遇到追兵，但感覺日軍無處不在，因而不敢有一絲懈怠。常常連疲累也忘記了。他們在艱難地登上一座高山后，前面的孩子開始歡呼雀躍起來，連連呼喊：“黃河！黃河！”對于這些山中的孩子，她們都沒有看到過這樣大的河流啊。艾偉德趕過來一看，果然是黃河。從陽城到黃河岸邊，騾子走需要5天的路，而領著這些幼兒竟然走了12天，總算是蒙神的佑護。
她們在休息一番后，又興奮地往山下走，又是好長時間，她們才抵近那條著名的大河。此時，送行的幾個人告別之后，就留下一匹拉糧食的騾子返回去了。
在河邊，艾偉德集合起隊伍來，鼓動說，過了黃河，就能坐火車到達西安市，很快就會安全了。想到就要坐火車了，孩子們異常興奮，發出了歡呼聲。他們長期生活在山里面，甭說無人坐過火車，就是見都沒見過。
然而，寬闊的黃河橫在眼前，卻沒有一只渡船。如何能夠渡過呢？艾偉德不禁焦慮萬分，只能不住地祈禱。
足足等待了三天，孩子們望眼欲穿，糧食也接近告馨。就在第四天，從河南岸劃來一只木船，而后下來幾名國軍士兵——他們觀察這些小難民，已經有好幾天了。在沒有發現危險后，才過來幫忙。等到接洽后，只見一名少尉，從包里取出一面大鏡子，借著陽光向對岸閃照了幾下；對面也用相同方式回應。很快，就有一艘較大的木殼渡船駛來。此刻，孩子們開始叫嚷、歡呼起來，而艾偉德此刻連歡呼的勁也沒了。
借助這艘大木殼船，這百十人分三次渡過了幾百米寬的黃河，等到艾偉德最后一批上岸，她才如釋重負，她知曉這里是國軍一戰區的防區，現在已經脫離險境了。
經當地軍人的幫忙，孩子們在豫西搭上了運貨的火車，可以由隴海鐵路（大概走的是靠“庚子賠款”新修的靈潼線）直抵大后方西安市。因為是第一次坐火車，所以孩子們都十分興奮，竟然忘記了疲勞和恐懼。火車走走停停，速度很慢，時常，他們也根據火車的節奏下車去難民救濟站吃飯。在挨近中條山脈的一個小村邊，他們遇到了麻煩——因為橋梁被炸毀，火車不能再前進了。西去西安的路，只能是繼續徒步。
讓艾偉德愁煩的是，眼前的路需要像古代士兵那樣攀越山小徑，才可以到達潼關。而這條傳說中的山徑，隊伍中無人清楚，打聽一番當地人，結果連當地鄉民都沒走過。她從地圖上發現，這崤山高山絕谷，自古以險峻聞名，歷來是陜西省關中至河南中原的天然屏障，也是黃河與其支流南洛河的分水嶺。這么大個山體，誰又能說清楚呢？！
無奈之下，她只能憑靠信心，選擇往前走。可是，走了沒有多久，孩子們望著無窮無盡的山巒已經失去信心了。半個月的行軍，他們的體力已經達到極限，許多孩子累得哭著坐在地上不走了。——艾偉德預感他們遇到了出太行最大的困難。
望著癱軟的孩子們，艾偉德心力交，也想躺在路邊不想管了。同行的僅有幾個成年人，他們一手也救不了幾人。她不禁哭了起來，孩子們也跟著哭。于是，哭聲震天，哭過后，還得掙扎著往前走。她堅持的底線是：“一個也不能掉隊！”在最困難的時刻，她唯一的希望是借助于信仰的力量。
在困境之中，眼前的山勢漸漸開朗起來，終于，發現前邊有大片密集的房屋建筑，有人驚呼：潼關！艾偉德對照地圖，確認肯定后，說：我們有救了！
潼關縣是陜西東大門，就在黃河拐彎處，距離西安市至少有135公里。抵達這里，這標志著他們已經徒步穿越崤山山脈之險。在那里，他們再次扒上了運煤的火車。中間又轉乘幾輛客車，抵達了西安。
在宋美齡創辦的一所孤兒院，艾偉德把孩子們集合起來點名，最后結果發現100個孩子一個都不少時，突然就昏過去了。
等她醒來，發現躺在西安浸會的醫院里，醫生告訴她：你腦部受傷，患有肺炎，還得了傷寒，肩上還有一顆子彈。又發著高燒，加上營養不良，你的病情很重。
她喃喃地呼喚：“我的孩子們在哪里？……我有一百個孩子。”直到聽到安慰，她才放下心來。
留在中國
艾偉德在醫院里治療了一年才出院，而那 100個孩子已去了扶風縣，那里是最終的目的地。而后，艾偉德在蘭州和成都市，幫助救助貧困人和麻瘋病人，一直到1948年冬，艾偉德的身體又累垮了，司陶衛醫生勸她回英國休養。1949年春，47歲的艾偉德終于回到了闊別了18年的英國。令人驚訝的是，父母和兄姐都還健在，在家中，她享受到了重逢的天倫之樂。但想到內戰中的中國，她時常為這個她的新國家而憂傷，此時，她從靈魂深處早已離不開這個多難的東方國家。
這時，倫敦記者瑞德悟（Hugh Redwood）聞訊后為艾偉德寫了一篇專訪，從此艾偉德被國際社會發現；英國廣播電臺（英國廣播公司）的記者柏格斯（Alan Burgess）讀后又來訪問她，寫了一本《小婦人》（The Small Woman）。此書出版后，很暢銷，電臺還將之改編成廣播劇。1957年，美國二十世紀影業（20th Century Fox）同她簽約，把她在陽城的經歷拍成了電影《六福客棧》，大明星英格麗·褒曼在片中那光彩照人的演繹，使這個小婦人在歐美國家的民眾中成了家喻戶曉的英雄。艾偉德在英國修養一段后，一直想重回中國——中國成了她的祖國，英國反而讓她找不見感覺了。但出于復雜的政治原因，新中國不允許外籍傳教士進入中國，1957年，55歲的艾偉德在中國的南部沿海兜了一個圈子后，入境無望，只好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她看來，進入英控的香港也就是踏上了中國土地。當她再度想法回到大陸未成后，就找到了她收養過的一個孤兒，在香港救助大陸難民。因為中國護照在香港的居留簽證期限已到，她決定去海峽對岸的臺灣，在她坐船離開香港時，遙望著大陸，禁不住淚流滿面，感情難以抑制。
1957年艾偉德赴臺后，成立了“艾偉德孤兒院”，1959年，美國展望會邀請她到美國作旅行布道。美國聽眾這才驚奇地發現，她不是電影中那個長身玉立的美麗女星，而是一位矮小癥蒼老的小婦人。接著她又受邀到澳大利亞、新西蘭巡回布道，然后回到英國。英國廣播電臺（英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再次報道她，坎特伯雷大主教接見她。伊莉莎白女王也邀她去白金汗宮訪問，并籌集資金幫助臺灣孤兒。
1970年元旦，艾偉患了感冒，卻仍然出席婦女禱告會，回到孤兒院后就一病不起。醫生診斷是流感轉為肺炎。兩天后，艾偉德去世。她的死，在國際社會引起極大反響，但卻不為大陸所知。但這不影響她成為20世紀人類值得深刻銘記的歷史人物。
如今，她的墓在新北市淡水區“Christ's College”的校園內。碑文有蔣介石手書“弘道遺愛”。根據她的遺愿，她的頭朝大陸，表達了這個中國人對那片土地的眷戀。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