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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時雨（1908年-1999年12月28日），原名李亭芳，出生于黑龍江省巴彥縣萬發(fā)鎮(zhèn)紅遠村雌鳳崗屯，畢業(yè)于北京法政大學，中國共產黨黨員，共產黨地下工作者。

1924年，李時雨考入齊齊哈爾省立一中初中一年級。1927年，李時雨考入北京弘達學院中學部四年級，同年中學畢業(yè)后于考入國立北京法政大學。1931年12月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12月4日至17日，李時雨作為北京學生南下示威，參加了“北平學生臥軌”斗爭，在南京任北京學生大示威的總指揮。1934年，李時雨從北京法政大學法學院畢業(yè)后，黨組織決定派他打入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經張學孟舉薦，成功潛入西安“剿總”第四處，任中尉辦事員。1937年8月1日，天津市成立了一個由日本扶植的治安維持會，經黨組織的安排，李時雨當上了天津高等法院檢察官。他經常往返京津之間，負責傳送中國共產黨的信件。1939年8月，李時雨出席汪記中國國民黨"六大"。此前，他幫助中國共產黨秘密組織的有關人員由天津市向外運送電臺機械和電動機。同年營救了被關押在天津監(jiān)獄看守所的共產黨員方紀。1940年3月任汪偽政權立法委員。同年秋，李時雨計劃利用陳公博企圖籠絡中立知識分子的機會，籌辦《先導》雜志，雜志社實際成了中國共產黨地下黨搜集情報、保存進步書籍和情報資料的一個安全據點。隨后，李時雨取得汪偽立法院院長陳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在陳公博兼任上海市市長的1941年至1944年期間，李時雨兼任過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處長、軍法處長、清鄉(xiāng)委員會上海分會辦公廳第四處處長、上海警察局司法處長等職。他利用各種身份，不斷地為中國共產黨搜集各種情報。1945年，李時雨“打進”了軍統(tǒng)，擔任軍統(tǒng)上海二站第二組組長。1946年，李時雨被軍統(tǒng)上海區(qū)副區(qū)長劉方雄下令逮捕。后被軍統(tǒng)控制的上海法院判處7年零6個月的有期徒刑。1949年2月，李時雨被釋放。1949年，李時雨回到北京，公開了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隨后李時雨被分配到中央社會部研究室工作。1999年12月28日，91歲的李時雨病逝于北京。

李時雨在隱蔽戰(zhàn)線戰(zhàn)斗了15年，在民族危亡之際義無反顧投身革命。他官至國民黨少將，始終一心向著共產黨。他周旋于汪精衛(wèi)、陳公博、周佛海、戴笠等人身邊，憑著機智果敢，為中國共產黨黨組織提供了大量具有很高價值的情報。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李時雨，1908年生于黑龍江省巴彥縣萬發(fā)鎮(zhèn)紅遠村雌鳳崗屯，因為喜歡《水滸傳》中的人物“及時雨”宋江，所以改名為“時雨”。1924年春，李時雨來到當時的黑龍江省省會齊齊哈爾市，在省立一中補習班學習半年后，考入省立一中初中一年級。1926年，李時雨來到天津市，考入天津市南開中學，并在那里結識了共產黨員林楓等進步青年。1927年春節(jié)過后，李時雨隨同學來到北京，并在這個同學的幫助下，考入北京弘達學院中學部四年級。中學畢業(yè)后又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后改名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簡稱“北京大學法學院”）。李時雨在上大學期間，頭兩年只是埋頭讀書，沒有參加任何政治組織。

加入共產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李時雨經共產黨員夏尚志介紹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轉為共產黨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他從事學生抗日救亡運動。1931年12月初，為了抗議國民黨政府對日不抵抗的政策同時要求國民政府出兵抗日，李時雨參加并領導了北京大中學校學生赴南京請愿示威活動。同年12月14日，李時雨在南京被各地學生推舉為向國民黨政府請愿示威總指揮。

1932年4月，李時雨受黨組織的派遣回到哈爾濱從事抗日活動，并擔任了黑龍江省人民抗日義勇軍第三路軍副司令兼秘書長的重要職務。同年8月中旬的一天深夜，他率領部隊在興隆鎮(zhèn)火車站發(fā)動了一次針對日軍的突襲，打死打傷了數十名敵軍。同年10月，李時雨返回北京法政大學法學院繼續(xù)他的學業(yè)。

1933年4月23日，李時雨受到黨組織負責同志的指示，負責組織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李大釗同志的出殯活動，特別是護衛(wèi)好靈柩安全地送到萬安公墓。李時雨見到了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自稱李氏家族中的晚輩，現特來送葬。

打入東北軍

1934年，李時雨從北京法政大學法學院畢業(yè)后，接受的第一個任務是打入東北軍，開展抗日救亡工作。經在齊齊哈爾市省立一中讀書時的同窗好友、當時任張學良公館警衛(wèi)室主任的張學孟的舉薦，李時雨成功打入東北軍后又潛入西安市“剿總”第四處，任中尉辦事員。

1936年6月，西安地下黨的領導人劉宇新找李時雨接上關系，劉宇新是中共特派做東北軍工作的，受周恩來的直接領導。當時張學良公館在西安金家巷5號。李時雨利用去看望老同學張學孟的機會，很快就與公館的警衛(wèi)人員混熟了。他常利用閑聊的功夫向他們宣傳中共有關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fā)生時，李時雨身臨其境。當天上午，劉宇新來到李時雨家，他們一起分析情況，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天津發(fā)展

1937年6月，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宣布整編改組。整編時，東北軍總部大部分官員被裁減下來，李時雨也是其中之一。經黨組織的安排，李時雨到了已被日軍占領的天津市，公開職務是天津高等法院書記官，繼續(xù)在平津一帶從事黨的地下情報工作。他的直接領導是共產黨平津聯絡局負責人何松亭。

1939年，李時雨接到何松亭指示，將黨組織在天津購置的一些電臺機械和馬達運送出天津。李時雨利用法院汽車，把兩箱電臺機件運經日軍檢查口，安全帶到了法院辦公室里。不久何松亭又送來一個裝有電臺機件的箱子，李時雨不好再借口要汽車，李時雨冒險在一天凌晨搭乘三輪車，把這箱機件運到“法國橋”邊。他夾在人群當中，一手提著箱子，一手舉著通行證，順利通過了日軍檢查口，安全地把箱子送到了辦公室。后來，李時雨把這3箱電臺機件送到了指定地點，這批秘密電臺在抗戰(zhàn)中發(fā)揮了重要聯絡作用，李時雨得到上級領導的嘉獎。同年，李時雨升任天津高等法院書記官長兼天津地方法院書記官長，接到何松亭的指示營救被關押在天津監(jiān)獄看守所的共產黨員馮驥。李時雨利用職務之便把馮驥的案卷秘密焚燒，探監(jiān)時悄悄告訴馮驥：“案卷已銷毀，就說是與人打架，被仇家誣陷入獄”。隨后李時雨又到審判長、主審推事和陪審推事及檢察官中間去活動。開庭審判時，由于沒有證據，加之李時雨的說情，馮驥被判無罪釋放。

1939年8月，汪精衛(wèi)進行投敵賣國活動，與日本帝國主義相勾結，策劃建立偽政權，并計劃在上海召開所謂的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為此汪精衛(wèi)派人到各地網羅代表。中國共產黨黨組織得知這個消息后，派遣李時雨冒充國民黨的北方代表出席他們的偽“六大”。同年12月，汪精衛(wèi)主持六屆一次常委會，決定改組天津市、北京及河北省黨部執(zhí)行委員會，李時雨等人被指定為天津市黨部執(zhí)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打入汪偽政府

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偽政府成立。在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由汪精衛(wèi)授意提名，任命李時雨等為偽立法院的立法委員，并指定他為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法制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時雨必須離開天津到南京履新。北方分局社會部部長許建國代表組織很快批準李時雨打入汪偽政府。李時雨堅決地服從了組織的決定。為行動方便，并為回北方匯報有“探親”借口，李時雨決定暫不帶家屬，其夫人孫靜云仍留北京工作。

1940年4月中旬，李時雨到南京后，每次在偽立法會上的發(fā)言，都觀點鮮明，一語中的，為汪偽立法院院長陳公博解決了不少難題。很快取得陳公博的信任與賞識，倚為親信。同年，李時雨計劃利用陳公博企圖籠絡中立知識分子的機會，籌辦一個綜合性學術雜志。得到中國共產黨黨組織批準后，《先導》雜志由此創(chuàng)辦。雜志社實際成了中國共產黨地下黨搜集情報、保存進步書籍和情報資料的一個安全據點。

1941年4月，陳公博擔任上海偽政府市長兼上海保安司令，任命李時雨為黨部常務委員兼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處處長，授少將軍銜。1942年5月，李時雨接任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處長。汪偽政府為“清剿”新四軍成立了“全國清鄉(xiāng)委員會”，陳公博兼任上海分會主任委員，任命李時雨兼任第四處處長兼執(zhí)法隊隊長。1942年12月，李時雨將日本派遣軍司令部與汪偽政府“軍政部”秘密制訂的春季“清鄉(xiāng)”計劃送到新四軍軍部。陳毅依照情報提前部署、搶先行動，使日偽軍首批“清鄉(xiāng)”計劃慘敗，陳毅贊揚李時雨提供的情報“起碼幫助我們增添了一個師的兵力”。

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wèi)病死后，陳公博任南京偽政權行政院院長、代理主席。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長、上海市市長兼警察局局長，李時雨繼續(xù)擔任上海警察局司法處長。

策反與營救

1945年8月12日，周佛海接到蔣介石密令，任命周佛海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負責維持上海市及滬杭一帶治安。隨后李時雨則被周佛海任命為行動總隊軍法處少將處長。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前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華中地區(qū)局曾準備在上海組織武裝起義，配合新四軍里應外合解放上海。為此中國共產黨中國鐵路上海局集團有限公司策反委書記張執(zhí)一等人由解放區(qū)秘密來滬，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由于李時雨的職業(yè)有條件對上海偽軍警進行策反，因此中國共產黨黨組織決定李時雨和孫靜云由張執(zhí)一直接領導。同年8月中旬，張執(zhí)一秘密來到李時雨的辦公室，要李時雨幫他搞一張證明卡，以應付檢查。李時雨立刻叫防犯科送來一張“防犯協(xié)會”的通行證，使張執(zhí)一在上海可以通行無阻。第二天晚上，張執(zhí)一又來到李時雨的家中，向李時雨和孫靜云說明了當前的任務，主要是策動偽軍警起義。經過慎重考慮，李時雨認為第一團團長劉鐵城、教導團政訓主任李國章和上海市復興銀行總經理孫耀東與自己私交不錯，且具有投誠的可能性。他加緊了與三人的接觸，經常與他們談論國內外形勢，揭露汪精衛(wèi)的“曲線救國”是徹頭徹尾的賣國，并曉以當漢奸賣國賊的利害關系，在思想上給這些人極大觸動。同年8月21日，李時雨接到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發(fā)出的停止舉行武裝起義的電令，起義的準備工作就此中止了。

1945年9月，在日本投降后的幾天，李時雨北平大學的同學、中共秘密黨員范紀曼來軍法處找李時雨，讓李時雨幫忙營救關押在上海市提籃橋監(jiān)獄里的李一鳴和楊樹田兩位同志。此后的一天，李時雨和范紀曼穿著少將軍銜的軍服，同乘李時雨的汽車來到提籃橋監(jiān)獄。李時雨指著范紀曼對典獄長說，這是從重慶市來的范高參，他是專為接李一鳴和楊樹田而來的，并說接人之事是與上海行動總隊軍法處會同辦理的，要求典獄長照辦。但是李一鳴當時已被日本人帶走，所以李時雨和范紀曼只救出了楊樹田。典獄長就像送客人一樣送李時雨等人出了監(jiān)獄。

打進軍統(tǒng)

1945年10月，蔣介石政府軍統(tǒng)局局長、特務頭子戴笠率隊乘虛而入，開始接收上海。李時雨的舊日“好友”、大律師余祥琴由浙江回滬，來到他的家中。余祥琴說他此時是軍統(tǒng)上海滬郊情報站站長，他勸李時雨不要離開上海，跟他干。經黨組織研究決定讓李時雨將計就計，打入軍統(tǒng)去進行工作。在余祥琴推薦下，戴笠親自任命李時雨為軍統(tǒng)上海二站第二組上校組長。

上海在中國國民黨軍隊大舉進占之前，各種重要活動均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tǒng)計局操縱，包括對汪偽“和平軍”的收編。因此李時雨能夠接觸到大量軍事和政治的機密，其中有不少國民黨國防部對軍隊調動的命令、蔣介石對某軍事長官的指令等等。李時雨擇其重要的抄錄下來，由孫靜云交給張執(zhí)一。這些反映國民黨軍情、政令的機密，通過電波傳到延安。使共產黨黨中央及時而詳實地掌握了國民黨軍隊的動向，包括部隊番號、兵員人數、指揮官姓名等。同時，軍統(tǒng)特務在各大城市如何偵破共產黨地下機關，監(jiān)視、追蹤某進步人士的情報，也由李時雨及時地傳遞給張執(zhí)一，通過地下電臺發(fā)報出去。

戴笠在屢遭蔣介石的申斥之后，布置人專門研究上海市、南京、北平市的重要情報范圍，從中發(fā)現了一些疑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tǒng)計局又聯系到李時雨的妻子孫靜云和弟弟李春方在前幾年因抗日嫌疑被日軍逮捕過，再從余祥琴的檔案中清查，發(fā)現并沒有派遣李時雨打入汪偽中央的記錄。這樣一來，軍統(tǒng)在內部將李時雨列為重點懷疑對象。

被捕判刑

1946年3月17日，督查處和軍法處開始對李時雨暗中偵察。李時雨將危險處境向張執(zhí)一作了匯報，張執(zhí)一決定讓李時雨找機會撤出上海，到東北去找東北民主聯軍第七縱隊政委陶鑄接關系。同年9月17日，李時雨欲乘機離開的前一天，軍統(tǒng)特務搶先一步將其逮捕，關押在軍統(tǒng)看守所。由于李時雨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敵人就用毒打、壓杠子、灌涼水等酷刑拷問，但始終未查出“異黨”罪行，加上外邊的同志和朋友托人疏通，3個多月后，案卷被送到上海法院，李時雨轉押至上海提籃橋監(jiān)獄。后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零6個月。

1949年2月，李時雨終被取保釋放。他出獄后很快與張執(zhí)一接上了關系，根據黨組織的指示，李時雨以上海匯中企業(yè)公司副總經理的名義繼續(xù)從事情報工作。李時雨往來于中國國民黨軍警機關之中，婉轉宣傳中國共產黨政策。李時雨的活動引起了上海公安局局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tǒng)計局頭子毛森的注意，曾派特務進行盯梢。張執(zhí)一再次決定李時雨撤出上海市，并送來接關系的信件和路費。

公開身份

1949年4月，按照黨組織的指示，李時雨和孫靜云由上海市乘飛機到達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后，與中國共產黨駐港辦事處的萬景光接上了關系。幾天后，李時雨帶著萬景光交給的一部用線裝書偽裝的情報資料，乘坐開往天津市的輪船離開香港，取道天津來到北平市，將情報資料轉交軍管會。李時雨公開了自己的身份，穿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裝。同年4月29日，中共中央五大書記之一、中央軍委副主席劉少奇，在北京香山接見了李時雨，褒獎他在敵壘十八年的革命功績。新中國成立后，李時雨曾在中共中央社會部、政務院情報總署、軍委聯絡部等部門任職。孫靜云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文革”中李時雨備受沖擊。1978年李時雨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顧問、黨組成員兼中國佛學院副院長。

1982年，為報答家鄉(xiāng)父老鄉(xiāng)親的養(yǎng)育之恩，李時雨把自己積蓄的1萬元人民幣捐獻給家鄉(xiāng)人民，在黑龍江省巴彥縣設立了“李時雨獎學基金會”，鼓勵巴彥縣青年學生努力學習，爭取考上大學深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