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若彬，男，1934年8月14日生于英國倫敦，是一名外交官。
生平
早年生涯
麥若彬在1934年8月14日生于倫敦，父母分別名羅伯特·泰勒·麥凱倫（Robert Taylor McLaren）和瑪麗·露絲·西蒙德（Marie Rose Simond），而外祖父是意大利人。他少時受教于薩塞克斯郡的列治文及東辛郡文法學校（Richmond and East Sheen County Grammar School），1948年升讀西薩塞克斯郡的艾迪靈利書院（Ardingly College），他畢業后取得獎學金入讀劍橋大學圣約翰學院，主修歷史，后來從大學取得文學碩士學位。另外，他曾于1953年至1955年間服役于英國皇家海軍。
外交生涯
加入外交部
麥若彬在1958年投考公務員，同獲內政部和外交部取錄，但他選擇加入后者。投身外交部后，他最先獲安排在倫敦亞非學院學習中文一年，隨后再由外交部安排乘搭頭等郵輪前往香港特別行政區，在1959年至1960年間于香港大學進修中文。學成后，麥若彬自1960年至1961年在中國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任職三等秘書，當時的駐華代辦是施棣華爵士，而參贊則是尤德。麥若彬在1962年返回倫敦外交部本部，負責韓國事務，在1963年，他一度出任時任掌璽大臣希思的助理私人秘書，但同年10月希思改任貿易委員會主席后，他返回外交部負責亞拉伯-以色列事務。
本身有意大利血統和懂得意大利語的麥若彬在1964年獲外派往羅馬的英國駐意大利大使館出任二等秘書，隨后升任一等秘書。在1968年，他第二度前往香港特別行政區，擔任時任港督戴麟趾爵士的助理政治顧問，同年外交部改組為外交及聯邦事務部。麥若彬在1970年至1973年返回總部，以一等秘書身份任職于人事行動科，負責內部人士與升遷事宜，后來于1974年至1975年間出任西方組織司副司長，專門處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事務，任內亦參與籌組歐洲安全暨合作委員會（Commission on 證券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在1975年至1978年間，他在哥本哈根的英國駐丹麥大使館出任政治參贊兼大使館主管。
香港前途談判
在1978年，麥若彬返回外交部本部，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及常務司司長，主管香港事務。當時香港政府和英國的工黨政府正因新界租約將于1997年屆滿，擔心港府批出的地契不能過渡1997年，因而促使時任港督麥理浩爵士在1979年接受鄧小平邀請訪問北京，繼而標志著香港前途談判的開始。同時間，工黨政府在1979年5月倒臺后，麥若彬亦在同年年尾改任遠東司司長。
保守黨上臺執政后，新任英戴卓爾夫人在外交事務上采取強硬態度，而她的內閣閣員亦多次前往中國，就香港前途問題與中方交涉。其中，麥若彬曾在1980年3月隨國防大臣約翰·皮姆（Francis Pym）訪問中國，這是英國歷來首度派國防大臣出訪中國。翌年4月，他又隨外相卡靈頓勛爵訪問中國，期間卡靈頓曾就新界租約事宜與鄧小平交換意見。在1981年，麥若彬復獲任命接替衛奕信出任港督政治顧問，不久以后，尤德爵士在1982年5月接替麥理浩出任港督，兩人遂與身在北京的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聯手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前途問題。
在這時候，戴卓爾夫人剛在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戰勝阿根廷，令她有更多時間關注香港事務，并且在同年9月于北京會見鄧小平，中英兩國隨后在同年10月正式就香港前途展開非正式的首輪談判。不過，在談判中，一方面中方堅持收回香港，而另一方面，英方則堅持中英簽署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仍然有效，并強調英國擁有香港主權是理所當然。兩方各不相讓，使到首輪談判陷入膠著狀態。一直到談判后期，英方代表珀西·柯利達成功游說戴卓爾夫人，就主權事宜在談判桌上讓步和妥協，才促成第二輪談判的召開。
戴卓爾夫人在1983年大選連任后不久，中英兩國同意召開第二輪談判，雙方在7月初公布代表團的成員名單，其中英方團長繼續由柯利達出任，而尤德和麥若彬則首次參與談判，分別位列第二和第三。英方其他主要成員還包括英國駐華大使館政務參贊高德年、一等秘書歐威廉，二等秘書畢瑞博、史棠穆和港府派出的傳譯組首席翻譯鄭仰平，至于副政治顧問馬德克亦曾署理麥若彬出席會談。會談召開之初，尤德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記者會上宣稱自己是“以港督的身份代表香港市民參加談判”，結果被中方批評英國玩“三腳凳”的把戲，而且堅持不準有香港代表參與前途談判，英方唯有在事后澄清尤德“當然作為英國代表團的成員參加會談”。
可是，第二輪談判與第一輪談判一樣遇到重大分歧，其中，英方提出香港主權可于1997年后移交中國，但為維持香港繁榮穩定，建議由英國保留治權，有關建議被中方代表團團長周南批評為無異于“以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代替三個舊的不平等條約”，使談判再度陷入困難。面對談判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前景不明朗，港人信心受到動搖，并引發信心危機。在1983年9月，港元兌美元匯率急跌，引發市民恐慌，市面更出現搶購白米等大宗商品的情況。港府為隱定局面，在同年10月宣布實施聯系匯率制度，將港元跟美元掛勾，但中方則抨擊英方是港元匯率急跌的幕后黑手，揚言如果一年內未能達成協議，就會單方面采取行動，自行在1997年前獲得香港主權。
由于英方代表團擔心中方放棄談判和單獨采取行動，代表團在1983年11月成功說服戴卓爾夫人，放棄堅持英國在1997年后，在主權與治權上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維持任何關系，有關決定被不少評論視為英方的重大讓步。此后，中英談判取得明顯進展，雙方確認了一些主要原則，當中包括香港在1997年由英國移交中國，中方在主權移交后對香港實施“一國兩制”、雙方在過渡前后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以及讓香港的英籍居民和英國在1997年后維持某種不具居英權的關系等具體方針。珀西·柯利達在1984年1月由伊文思爵士接任團長，而尤德和麥若彬繼續留下參與談判，但雙方的談判結果基本上已經定調，成為后來《中英聯合聲明》的基礎。
在1984年夏天，中英雙方設立一個工作小組就草擬《中英聯合聲明》的條文細節進行磋商，這個工作小組由已改任助理常務次官的衛奕信為英方首席代表，另由柯在鑠擔任中方首席代表，麥若彬則主理工作小組轄下兩個小組的其中之一，負責國籍、居留權、民航航權和土地方面的條文，在大約四個月的時間內，工作小組以極速為《聯合聲明》定稿。中英雙方最終在1984年9月26日草簽《中英聯合聲明》，并在同年12月19日由戴卓爾夫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作正式簽署。可是，《中英聯合聲明》當時并未能向港人提供充足信心，從民意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16受訪者對《聯合聲明》感到放心，百分之76受訪者持保留態度，另有三成受訪者認為《聯合聲明》提出的“一國兩制”行不通，反映港人對中英協議抱有懷疑。
香港過渡期的風波
自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后，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主權移交前13年的倒數，即所謂的“過渡期”。這個時期的麥若彬在1985年出任英國駐菲律賓大使，任內見證了菲律賓的民主運動與馬可斯政權的終結。不過，麥若彬在菲律賓的任期并不長久，未幾，港督尤德爵士在1986年12月死于任上，英政府遂于1987年改派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衛奕信接任港督，而曾經參與前途談判、經驗豐富的麥若彬，則獲指派接替衛奕信出任英方首席代表，同時出任助理國務次官，負責亞太地區事務。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及其附件二，在1985年5月27日正式成立的組織，負責就《聯合聲明》的實施進行磋商，并討論主權交接前后的過渡安排；小組需要每年在倫敦、北京或香港特別行政區召開合共三次全體會議，每次歷時四天。在英方首席代表任內，麥若彬定期與中方首席代表柯在鑠舉行會談，但仍留在倫敦辦公。后來應中方要求，中英雙方在1988年先后在香港設立辦事處，雖然柯在鑠亦進駐香港辦公，但麥若彬則選擇繼續留在倫敦，復于1989年派高德年為英方駐港首席代表。
“玫瑰園計劃”
麥若彬此時剛于1990年升任外交部副國務次官，并在1991年6月接替唐納德爵士出任英國駐華大使，為設法取得中方表態支持興建新建場，他上任后立即與珀西·柯利達又一次秘密會見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等人，企圖為新機場一事“解話”，但中方堅持英揆馬卓安要親自來華簽署諒解備忘，事件才可以完滿解決。柯利達和麥若彬與中方的秘密會談，以及上一次秘密和中方達成協議放棄“兩局共識方案”的決定曝光后，受到立法局多位議員批評，指秘密談判的過程架空立法局，妨礙港人參與。
“九五直選”
衛奕信在1992年7月卸任后，港督一職由馬卓安的黨友、下院議員和政治家出身的彭定康繼任。彭定康上任后不久，即對中方采取與前任截然不同的強硬作風。他在1992年10月發表《施政報告》，宣布在1995年最后一屆立法局選舉讓全部議席透過普及的選舉產生，以便加快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進程，保障港人人權。有關決定雖然獲得香港輿論和英國傳媒普遍支持，但彭定康與中方卻陷入相當惡劣的關系。在中方壓力下，中英雙方被迫公開在1990年初往還的七封外交密函，企圖顯示彭定康的方案有違中英雙方較早前達成的秘密協議，但密函公開后，反而被立法局多位議員批評中英兩國進行臺底交易，不顧港人利益。
在1993年1月3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再公開反擊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聲稱方案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和中英雙方已達成的既有共識，是“三違反”的方案，他揚言如果彭定康不放棄方案，中方將會“另起爐灶”，威脅取消立法局原有的“直通車”安排。為安撫中方的不滿情緒，英方在1993年3月，宣布將與中方就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辦法召開會談，英方代表由麥若彬擔任，成員則包括港府的憲制事務司施祖祥、港督彭定康的政治顧問歐威廉、副憲制事務司黎慶寧、以及外交部的李啟思等人。不過，彭定康在同年3月12日向立法局宣布將政改草案刊憲，引來魯平在3月17日于北京發表講話，嚴厲批評彭定康將成為“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相方的激烈爭拗，使會談未開始便已經陰霾密布。
在1993年4月22日，麥若彬正式與中方代表外交部副部長姜恩柱展開會談。雙方此后一共召開十七輪會談，至同年11月27日結束，其中麥若彬參與了首十四輪會談。雙方雖然同意會談建基于《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和中英雙方已達成的既有共識，但會談只能在一些橫枝末節上達成共識，彭定康的政改核心部份始終未有觸及。在7月和8月間，英方曾經向中方提交政改方案的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主要在功能組別議席和選舉委員會議席的產生辦法略作修改，但修訂幅度基于會談的保密性質，使外界無法知悉。不過在彭定康堅持下，麥若彬一方重申功能組別議席不可以以團體票選出，而且有份選出選舉委員會議席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必須有充足的民意授權，這些重大分歧使到雙方無法達成任何協議。此外，在會談期間，英方宣布押后將政改草案送交立法局審議，激起立法局多位議員批評。在1993年5月26日的會議上，立法局議員張文光指責中英雙方以會談保密為理由，剝奪香港特別行政區市民的知情權，令普羅大眾對會談進展一無所知，而麥若彬和姜恩柱也非港人選出，會談上沒有立法局代表，難以反映港人利益。
事實上，中英雙方之所以愿意就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安排召開會談，某程度上是要透過會談各自博取香港輿論支持。雖然彭定康在會談背后對英方施以重大影響力，但中方卻堅拒彭定康參與，再加上雙方分歧太大，以及中方的猜疑，使得會談進程困難而緩慢，最后以失敗告終，也導致中英關系的進一步倒退。會談破裂后，政改方案的立法工作由港府在同年12月單方面重新推進。在1994年2月，英方和中方先后單方面公開1993年的談判內容，其中，中國外交部更發表題為〈中英關于香港特別行政區1994/1995年選舉安排會談中幾個主要問題的真相〉的文章，企圖將會談破裂的責任歸咎于英方。雖然如此，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仍然在1994年6月獲立法局大比數通過，讓他如期落實“九五直選”。此后，中方宣布放棄原有的“直通車”安排，并在1996年自行成立立場親中和保守的臨時立法會，而且聲言不讓殖民地的立法局過渡1997年7月1日，而原先“副港督”的安排也無疾而終。中英雙方的惡劣關系，要至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夕才逐漸改善過來。為表彰麥若彬在中英談判所作的貢獻，他早在1982年獲女王陛下政府授予CMG勛銜，1991年再獲KCMG勛銜，成為爵士。
晚年生涯
麥若彬在1994年8月年屆60歲的退休年齡，卸任英國駐華大使，無緣見證彭定康舉行“九五直選”，而大使一位則由艾博雅爵士接替。退出外交部后，麥若彬投身商界，并在多間機構任職董事，其中包括在1995年至2009年任Invesco亞洲信托（Invesco Asia Trust）董事、1995年至2008年任貝特伯恩（香港）有限公司（Batey Burn Ltd (Hong Kong)）董事、1997年至2009年任忠誠亞洲價值公司（Fidelity Asian Values）董事，以及在1998年至2008年擔任阿伯丁全亞洲投資信托（Aberdeen All Asia Investment Trust）董事。
退出外交部后的麥若彬在1997年獲邀出席了香港特別行政區主權交接儀式，而他在亞洲的商業業務，亦讓他有機會不時前來香港。麥若彬在2007年香港主權移交10周年的時候撰寫文章，發表他對香港主權移交后的看法，他認為香港在過去十年沒有太大改變，并對香港的前景保持信心。
此外，麥若彬在1996年至2004年間擔任母校艾迪靈利書院校董，期間于1999年至2004年兼任校董會主席。他亦在1997年至2004年出任倫敦大學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校董，并在1999年至2004年兼任校董會主席，他在2006年獲皇家哈洛威學院頒授榮譽院士銜。
晚年的麥若彬身患癌病，2010年7月20日病逝于倫敦，終年75歲，死時妻子與子女皆在人世。麥若彬的喪禮在同年8月5日于溫布頓的施洗者圣約翰教堂（Church of St John the Baptist）舉行，而追思會則在同年9月舉行。對于麥若彬的逝世，時任駐華大使吳思田與駐港總領事奚安竹皆致以悼，并贊揚他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主權移交所作的貢獻。
個人生活
麥若彬在1964年娶蘇珊·愛倫·哈瑟利（Susan Ellen Hatherly）為妻，兩人育有一子兩女。麥若彬的妻子本身擁有西班牙語的學位，隨夫到羅馬工作期間，亦學會了意大利語，而他們的兩名女兒也是在羅馬出生。麥若彬的興趣包括音樂和閱讀，晚年也愛弄孫為樂。他是香港會和牛津大學及劍橋會的會員。
榮譽
頭銜
殊勛
榮譽院士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