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阿瑟·劉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15年1月23日出生在原英屬西印度群島圣盧西亞島（現為圣盧西亞共和國），是一位杰出的經濟學家、作家和教授。劉易斯在經濟發展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研究，深入研究了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經濟中應特別考慮的問題，于1979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人物經歷
1932年，劉易斯到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經濟學，1937年獲經濟學學士，1940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直至1948年。這是劉易斯學術生涯的第一時期，主要研究一般經濟學問題，涉及工業組織及一般經濟學問題。這一時期的研究為他以后對經濟發展問題的探討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由于他是黑人，受到過種種不公正的待遇，所以具有反帝國主義的思想，關心與同情貧窮國家的人民。在政治上他傾向于對英國殖民政策持批評態度的費邊社和工黨。辛克萊·劉易斯從來就不是一個推崇自由放任政策的經濟學家，他的《經濟計劃原理》是為費邊社撰寫，以解決混合經濟的問題的。這種態度影響了他一生的研究與工作。
1948年，劉易斯到曼徹斯特大學擔任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1943年，劉易斯曾被女王陛下政府任命為英國殖民地經濟顧問委員會的負責人，對英國殖民地的經濟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這正是他經濟發展研究的開始。到曼徹斯特大學以后，他的研究就集中于經濟發展問題。他的工作既有理論研究又有實際工作。
在理論方面，劉易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1954年發表于《曼徹斯特學報》的《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這篇文章提出了用以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的著名的“二元”模式，這個“二元”模式在經濟學界引起廣泛爭論，也是他獲得諾貝爾獎的主要原因。1955年他出版了《經濟增長理論》一書，對經濟發展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分析，至今仍被認為是“第一部簡明扼要地論述了經濟發展問題的巨著”。辛克萊·劉易斯還寫了許多總結各國經濟發展中經驗與教訓的著作與論文。
在實踐方面，他擔任了各種職務，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出謀劃策，比較重要的有1951年任聯合國總部不發達國家專家小組成員，1957-1959年任加納總理經濟顧問，1959-1960年任聯合國特別基金的代理人，1959-1963年任西印度大學第一副校長，1970-1973年任加勒比地區政策性銀行第一總裁。由于這些貢獻，劉易斯在1963年被英國女王晉封為勛爵。
1963年，劉易斯應邀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從1968年起他在該校公共和國際事務的伍德羅·威爾遜學院擔任詹姆斯·麥迪遜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并兼任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聯合國皮爾遜委員會成員。這一時期，他主要研究國際經濟關系，重點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國際經濟關系的歷史演變。
1986年，劉易斯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住在巴巴多斯島上，住所就在西印度大學的科維·希爾校園附近。在這里他繼續從事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并為各國提供發展指導。1991年，劉易斯在他的住所去世。
學術貢獻
美國人自認為20世紀20年代的后五年，是美國經濟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但這樣的認知并沒有統計學上的根據，因為各項經濟指標的表現只是平平而已。在這樣錯誤認知的影響下，一般人往往認為20世紀20年代的世界經濟景氣也是普遍繁榮，從而低估了當時全球貿易相對停滯的現象，以及因此衍生的后果。當時主要的工業產品普遍出現超額供給，特別是紡織、鋼鐵、造船，以及煤等產業更為嚴重，使得英國、德國、日本與印度的重要工業生產中心失業問題嚴重。當時的經濟學者，大都是從匯率失衡的觀點來看這些問題；但今天的經濟學者會稱之為結構性失業，并尋求較積極的解決之道。辛克萊·劉易斯在書中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十年發生大蕭條，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十年卻出現空前的繁榮，既未提出任何質疑，也未加以解答。劉易斯認為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應該是全球經濟在20世紀20年代后半期比50年代后半期更不穩定。
奇怪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恐慌反而是較容易理解的。首先要避免碰觸的問題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經濟大衰退。汗牛充棟的景氣循環理論，提出了各種可能的成因，每種都是充分但卻非必要的條件。要弄清問題，可能就像和八爪魚打一場混戰。
劉易斯對這個問題所采取的態度是，承認在前一個世紀中，每間隔四到十年就會發生衰退的現象。因此問題的焦點并不在于1929年為何會發生衰退，而是在于為何衰退一旦開始，會如此急劇地惡化？其間有何特殊之處。不可能只用兩段文字就對大恐慌的原因有完整的交待，但卻可以將七項決定性的因素整理如下：
1、當時美國經濟的繁榮，和鐵道-營建-移民-建筑產業的循環周期相重合。然而，隨著美國國會通過從1924年起限制移民的法案，營建業的景氣自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減退，再加上30年代前半段經濟的不正常，遂導致整體經濟全面惡化。
2、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由于農產品產量的成長速度超過需求增長，使得農產品價格在美國國內及國際市場上不斷滑落。農村地區的消費能力與水準也跟著降低，因此農村銀行宣告倒閉的情況偏高。
3、當時的貨幣與財政主管當局相信，重振生產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所得稅以及增加貨幣供應，而他們也的確如此執行。但此舉也可能使不景氣雪上加霜。
4、德國產業的蕭條和美國一樣嚴重，二者間關系的效果加重了彼此景氣的惡化。
5、各地的資本家普遍缺乏信心，從而減少投資。投資減少意味著生產降低、所得減少，從而使投資更為減少，形成了惡性循環。
6、紐約證券市場的氣氛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過度樂觀，之后卻兵敗如山倒，連不相干的消息也能導致股價下跌。
7、各國相繼放棄金本位制，實施嚴格的外匯管制，并提高關稅，國際貿易量下跌了30%。
以上對大蕭條原因的敘述，并沒有列示這些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發生的順序或彼此之間的關系，這些是計量經濟學者的事。劉易斯只是要借此說明，由于有這么多的不利因素聚在一起，難怪會造成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
要解答這兩個問題，必須打破既有知識上的局限。所有劉易斯曾學習過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勞動的供給彈性均為零，所以增加任何投資，將會提升對勞動的需求，使得工資上揚。然而，如果設定勞動的供給彈性為無限大，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在這個模型下，技術提升所帶來的利益，完全歸屬于雇主以及極少數高薪階層的員工，廣大工資微薄的都市勞工是沒有份的，因此成長只會帶來利潤的增長。在大宗物資市場方面，由于熱帶農作物的供給無限，因此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利益，也曾全部由工業界的買方所享有，其道理與前面是一樣的。
兩部門模型的提出，立即吸引了全球經濟學者的注意，因為它可以應用在許多不同的場合。但必須特別小心，先確認此一模型的確適用于某種特殊的情況，再實際加以應用。在研究像是移民問題時，這些模型特別有用。移民問題在戰后成為備受矚目的課題，是因為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不管是已開發或是開發中，都面臨了人口大量移動的問題，包括城鄉之間的移動以及從貧窮國家移向富有的國家。例如，由墨西哥遷往美國，或是土耳其人大批向德國移民，都可用此模型來研究其所造成的影響。人口爆炸、技術性失業、婦女走出家庭投入就業市場等因素加在一起，使得發展中國家面臨城市勞動供給過剩，不可能達成充分就業。這些缺乏技術的勞工，其工資水準有一定的上下限，如同具有無限大的供給彈性。當然，我們無意也不需要設定絕對的彈性無限大。
現在，這個模型的影響與沖擊已經大幅減低。由于大學生已經不再被灌輸勞動供給彈性必然為零的模型，所以彈性有可能幾近無限大的說法也就不是那么大不了的事。事實上，在往后的幾年，曾有一些書籍與專文探討此問題，但最初的熱潮已消退了。
辛克萊·劉易斯對這個主題感興趣，乃是衍生自他個人反對帝國主義的信念。他還記得7歲那年，父親曾帶他參加當地的馬卡斯·加維協會的聚會。因此，他生平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由費邊社發行的名為《西印度群島的勞工》的小冊子，也就不足為奇了。該書敘述了20世紀20-30年代工會運動的崛起，特別是30年代工會與政府之間的激烈沖突。該書并不是宣傳手冊，而是根據報紙的報導以及和工會領袖的訪問對話所匯編而成的。
他在倫敦遇見在全球各地反對帝國主義的同志，并著手對英國殖民帝國及其統治措施進行系統性的研究——如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又如在肯尼亞嚴禁非洲人種植咖啡，迫使他們投身勞力市場，賺取繳稅所需的現金。
到了大戰期間，人們可以感覺到整個氣氛在轉變。在和許多反帝國主義者，特別是工黨的國會議員交換意見之后，劉易斯感覺到權力核心已經對維系帝國失去興趣，也準備逐漸放棄。1943年，他甚至還受殖民辦公室邀請，擔任新成立的經濟咨詢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在他的建議之下，該委員會對各個經濟部門的經濟政策，進行了系統化的調查。從這個過程中，劉易斯才清楚地了解，政府官員對于哪些是該做的事，彼此之間的歧見有多大。
1946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為來自各殖民地的社會工作者，開了為期一年的特別課程，劉易斯應邀講授基本經濟學。但他實際講授的是經濟政策。他記得，有一位學生在課堂上痛斥英國派駐該國總督的某些政策，劉易斯打斷了他，并且說：“假如你是貴國的部長，你會怎么做？你的國家將會在10年內獨立，那時你可能擔任部長或部門主管。數落女王陛下政府的各項罪狀，并沒有任何禆益。你需要自己有一套積極的方案。你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這一年，就是讓你有機會學習如何面對各種棘手的問題。”劉易斯對時間的預估稍嫌太早，這位學生的國家，系經過17年而非10年才宣告獨立——但除此之外他都相當正確，該名學生后來真的成為了部長。
這段故事可以用來闡釋辛克萊·劉易斯著作中的一個重點。劉易斯個人一直深信不疑，對經濟成長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將自己擁有的資源發揮到極致，外在事件只是次要的因素。經濟發展的專家應該要能提供給官員務實的建議。然而，劉易斯本身卻沒有嚴格遵守這樣的信條。他對歷史的過程有興趣，偶然也涉獵國際經濟秩序的哲學思維，但其實思考與著述最勤的，仍是國內政策的課題。
1948年，劉易斯前往曼徹斯特大學擔任正教授，開始有系統地講授發展經濟學的課程。該課程特別強調政策面，因此必須對社會學與政治實務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實務上，有些經濟學家太強調價格機能，而忘卻了有時從制度面著手改變可能比價格的改變更易解決問題。同樣地，也有若干結構派經濟學家，極力避免使用價格作為政策工具，因為它可能對所得的分配與波動產生不利的影響。在這兩派經濟學家之間，劉易斯算是立場中庸。1955年，他出版了《經濟成長理論》一書，目的之一即是要具體說明這些論點，同時對經濟面有興趣的人，也會發現到該書對社會面作了完整的鋪陳。
劉易斯對發展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所謂的兩部門模型，也是經過對長期所得分配的觀察與深入研究所獲致的成果。根據他曾讀過的約翰及色芭拉·漢蒙德的研究報告，產業革命并未提高城市的工資水準。假如這項結論是正確的，那就可以解釋何以國民收入的組成中，利潤所占的比例會提高，這與新古典學派經濟學者所預期的利潤比例為固定的觀點，可以說完全相反。實際工資的恒常不變，劉易斯認為與另一項難解之謎有關。
學術發展
發展經濟學的學者可以分為悲觀及樂觀兩派。各派也不是見解完全一致，有些人認為，對外貿易會削弱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因為貿易將摧毀原有的手工業，同時又引發對進口財貨的需求。另有些人則擔心多國有企業的問題。還有人相信，如果沒有獲得足夠的財務援助，一些最貧困的經濟體將無法起飛，然而這些援助的額度卻經常不足。
在1957-1973年之間，劉易斯曾有九年的時間離開研究工作，任職于行政部門，包括：紐約聯合國總部、加納總理恩克魯馬博士的經濟顧問、加勒比海開發銀行總裁。這些工作的磨煉（相較于早先赴印度與加納的觀察訪問），讓劉易斯學得諸多行政管理的經驗，但在經濟發展理論相關事情上則收獲有限。當時劉易斯致力于建立一些高素質的組織，希望它的高標準不但能產生豐碩的成果，也可以鼓舞其他的機構起而效法。其間偶爾也產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況。有次劉易斯在巴巴多斯的一個酒會上，碰到一位年輕的會計師，劉易斯問他為何沒有來應征。他說：“我本來想申請，可是一位朋友對我說，千萬別到那家銀行，因為你會忙壞了。”劉易斯說：“我從來沒有要他們忙得不可開交。”他回答說：“你是沒有，可是你自己那么認真，其他人都不得不以你為榜樣了。”
獲獎感言
在獲得諾貝爾獎時，劉易斯表達了對科學革命的重視，并強調了教育在發展中國家發展科學中的重要性。他的感言體現了他對經濟學和社會發展的深刻理解。
諾獎賀辭
1979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頒發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對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理論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其對發展經濟學的成就者劉易斯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的領導者和先驅。劉易斯從20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就開始了對發展中國家貧困及經濟發展速度緩慢的內在原因的研究，他所提出的著名的“二元經濟”模型理論為他贏得了極大的聲譽并引起了廣泛的科學辯論，由此形成了對劉易斯原來的前提的一系列發展和補充，該模型亦被運用于實際以驗證其應用性。有趣的是劉易斯的簡單模型分析不只表明了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本原因，也有助于對第三世界各國的歷史和統計發展模式做多方面的透視。
外部鏈接
參考資料 >
Sir Arthur Lewis.nobelprize.org.2024-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