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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機會主義（Opportunism）又稱投機主義，是一種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不按規則辦事、以結果來衡量一切而不重視過程的行為。

機會主義最早見于1876年2月11日法國共和派出版的報紙《人權報》，用來指謂19世紀法國政界中一些沒有固定政治見解、隨機應變的政黨和政客，意為應付或妥協。

在政治學上，有機會主義行為的人是指那些為了提升特定的個人或集團的政治影響力，不講原則，為了一時的短暫收益而犧牲長遠利益的行為；是一種很少考慮原則，也不考慮后果的，在利已動機引導下的一種自利的政策或做法。在經濟學上，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都與信息不對稱有關（信息不對稱指的是在交易中一方比另一方知道的信息更多或更好），有機會主義行為的人被廣泛地用于分析交易成本問題，是指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人們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優勢，不去如實披露信息以及從事其他損人利己的行為。這種行為是一個由掌握信息優勢的人所實施的，以欺詐、誤導、歪曲等手段或以其他可能造成交易對方混淆的手段實施的，不如實、不完全或扭曲地披露信息，具有損人利已特征的不道德投機活動該行為一般是具有投機性以及逃避責任性的傾向，是一種自利性保護的手段和行為方法，機會主義的行為做法本身還具有不當性(違反法定或約定義務和公序良俗等社會公眾道德觀)的特點。

詞源

政治學范疇

機會主義產生于19世紀中期，機會主義一詞最早見于1876年2月11日法國共和派出版的報紙《人權報》，在這張報紙上，發表了該報發行人，著名新聞工作者昂利·羅什弗爾的一篇文章，標題是:《機會主義者》。羅什弗爾在文中評論政府的一位代表，主張“在最適當的機會”(“en temps opportum”)頻布爭取公社社員的大赦令時指出，“opportum"實際上在議會的用語中就是“永遠不”的意思。法國工人黨的蓋得派接受了對“opportum”的這種解釋，并當他們的對手布魯斯和馬隆結成的右派派別提出執行“機會政治”(politique des possibilites)的思想時，而把布魯斯派稱作可能派或機會主義分子。

經濟學范疇

經濟學中“機會主義”概念的首倡者為奧利弗·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他明確地提出“機會主義”行為會影響交易費用(交易成本)并將其作為影響交易費用核心六因素中“人的因素”之一。同時列舉在經濟學上，機會主義行為的實施方式為撒謊、偷竊、欺騙、有算計的誤導，歪曲、偽裝、擾亂或者其他迷惑人的行為。

歷史

中國

中國共產黨產生時期

這個時期的部分理論認為：“中國共產黨從產生那日便是機會主義的”。理由是:中國共產黨是由幾個知識分子大學教授產生的，而且開始以來便做出許多錯誤。顯然這種理論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是俄國十月革命后中國工人運動的革命的產兒，他不是由幾個大學教授產生的，而是從“五四”運動后中國幼稚的革命的工人運動產生的。他產生的時期在國際上是資本主義的最后階段，俄國無產階級已取得政權；在國內是歐戰期中，中國已相當的工業化，從香港、廣州、上海以至北方工人紛紛開始初期的自動的罷工爭斗與組織，開始趨向于要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中國共產黨便是從這個客觀情形之下產生的。所以它不僅不是一個機會主義的產物，乃是世界革命運動和中國革命的初期勞動運動的產物。中國共產黨的初期不是沒有錯誤的；但都是些偶然的零碎的錯誤，而不是嚴重的、系統的機會主義。

五卅運動時期

五卅運動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策略是正確的。五以前，上海的黨團員人數幾乎沒有超過 200人，而在紡織工廠的工人當中，中國共產黨員只有十多個人。罷工策略和經濟斗爭的擴大是民族斗爭策略的真正核心，所以這個斗爭能夠變成群眾反帝的偉大怒潮。所以，中國共產黨如果協助上海總商會實現其領導，如果限制工人的經濟斗爭，或者同小資產階級妥協，那么無論如何也不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所有這一切都證明，在“五卅”運動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上級機關尚不存在機會主義。

三月二十日前后

中國共產黨機會主義的出現是在蔣介石3月20日事變稍前一點即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大會上，更確切地說是出現在前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和當時的前任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主張同國民黨右派合作，并同其首領孫科會談邀請他回廣州的時候。

北伐時期

北伐運動對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樣都是需要的，但其目的和意圖卻完全不同對資產階級說來，北伐運動只是爭奪新地盤和鞏固其領導地位的借口，以使革命走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無產階級則想利用北伐來發展工農力量，奪回領導權，以使革命沿著非資本主義道路前進。由此可見，在北伐期間，無論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為了彼此互相反對，雙方都要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并加以鞏固。因此，中國革命隨著北伐而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工農運動異常發展和高漲，這就引起資產階級的恐懼并退出革命隊伍；這樣一來，無產階級不僅要準備同軍閥和帝國主義者進行激烈斗爭，而且要準備同資本家和地主進行殊死戰斗。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沒有預見到新的革命時期的一切特點，仍然繼續實行讓步政策，這個政策是3月20日事變后采取的，一直持續到北伐勝利向前推進，革命運動在人民中間到處發展和擴大的時候。應當承認，北伐越是向前推進，中央的政策就越是機會主義。

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時期

1926年12月，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譚平山等出席了會議。在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明中國革命面臨著兩條不同的道路，即資產階級道路和非資產階級道路，而且比較起來更容易走前一條道路，中國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職責是引導革命走上非資產階級道路,其主要方法是農民自己實行土地革命。這個決議大約是在1927年1月到達上海中央的。討論決議時，中央聽取了彭述之的報告，報告的最后部分說:“共產國際的指示同中央的政策，一般說來區別不大!”他的報告在當時引起了中央委員和瞿秋白同志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共產國際的指示和中央的活動根本不同；一部分同志表示強烈反對和不贊成機會主義的中央和某些負責工作人員(羅亦農等)。把中央關于上海暴動的決議和共產國際的決議加以對照，就足以使人相信彭述之的話“小區別”與實際不符合到何等程度；接到共產國際決議以后，中央開始發生糾紛，彭述之猛烈攻擊瞿秋白，毫不客氣地說(這是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他只是找機會逞“英雄”，等等。彭述之的話“小區別"很好地暴露了中央的機會主義傾向。

五次大會時期

五次大會主要的任務便是接受國際決議，改正過去一切機會主義的政策，及根本的錯誤觀念。所有五次大會一切決議案的精神都是根據國際決議的，所以五次大會的本身是正確的。如不承認五次大會的本身是正確的，便是不承認國際決議是正確。

然則五次大會依然存在缺點：沒有執行政治紀律，沒有解決黨的組織問題，沒有征服機會主義首領的基本觀念和思想；因此讓機會主義繼續其生命與發展。

國際

機會主義源出法語，意即應付或妥協，用來形容十九世紀法國政治舞臺上的一些沒有固定政治見解、隨機應變的政客。

十九世紀中葉，一種反對革命，主張改良的機會主義思潮產生。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國的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和路易·勃朗。小資產階級社會改良主義者宣揚階級調和，反對階級斗爭，反對無產階級用革命手段奪取政權。他們認為勞動者的貧困和受剝削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的競爭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幻想依靠資產階級國家的幫助，建立“公共工廠”和“農村公村”，并根據協議進行生產以解除勞動者的貧困，過渡到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改良主義者完全充當了資產階級的尾巴。

二十世紀初，機會主義在第二國際各國黨內占統治地位，社會民主黨從主張社會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蛻化為主張社會改良的資產階級政黨，于是社會民主主義也就成了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代名詞。

表現形式

政治范疇

機會主義通常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右傾機會主義，另一種是左傾機會主義；左、右傾機會主義都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現，都是以主觀與客觀相分離，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共同特征的。二者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二者都違背了馬克思主義路線，同樣都會給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帶來嚴重危害。

左傾機會主義

左傾機會主義是思想超越客觀過程的階段，其特點是在革命斗爭中不顧主客觀條件，脫離現實和大多數人民群眾的覺悟水平，夸大主觀力量，在行動上表現為冒險主義、盲動主義，在組織上表現為宗派主義、關門主義，在黨內斗爭中表現為無限上綱，無情打擊。

右傾機會主義

右傾機會主義的特點是思想落后于實際、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企圖開歷史倒車的思想觀點，表現在階級斗爭和黨內斗爭上就是放棄原則，不敢斗爭，其實質是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

經濟范疇

在經濟學上，機會主義行為分為直接損害相對人利益的機會主行為(包括：偷、浪費、敲竹杠、短期行為)和通過影響信息不對稱狀況來為行為人后續實施機會主義行為創造條件，從而間接損害機會主義行為相對人的利益(如隱瞞欺騙、混淆與誤導等)以及既可以直接損害相對人利益也可以間接影響相對人利益的機會主義行為(如背信棄義與短期行為)等三類情況。

危害和影響

在聯邦體制國家，機會主義更多地表現在社區選舉之中。在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之下，根據官員的忠誠程度選擇領導干部，長期跟隨在領導身邊的秘書經常擁有分享政治權力的捷徑，統稱“秘書政治”。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許多青年寧愿放棄到基層鍛煉的機會，也要選擇留在領導干部身邊；這種行為是一種典型的機會主義表現，因為擔任領導的秘書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擁有了“保護傘”，意味著掌握了登堂入室的鑰匙，坐上了分享政治權利的“直通車”。

19 世紀90年代初，德國統治階級開始采取“自由主義”政策，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手段發生了變化，剝削方式更加具有隱蔽性，無產階級運動開始陷入空前的低潮；從另一方面來說，馬克思主義在德國工人運動中已經取得統治地位，加之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勝，許多大學生、青年文學家，以及其他沒落的年輕資產者紛紛涌入德國社會民主黨，并自稱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以德國政論家和劇作家保爾·恩斯特為代表的“青年派”機會主義思潮開始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興起。這一思潮歪曲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原則，竭力反對黨內的漸進主義的政治策略，鼓吹半無政府主義的冒險活動，其影響很大。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如萊比錫市大學教授保爾·巴爾特就借用了“青年派”機會主義思潮的觀點對唯物史觀進行肆意歪曲和攻擊。這一思潮的無政府主義行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實踐活動中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形成了“大學生騷動”。恩格斯對“青年派”機會主義思潮及其影響進行了嚴厲的分析與批判，對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內涵作了進一步的發展。恩格斯明確指出了“青年派”機會主義者教條式地對待唯物史觀的危害。

中國的機會主義：根源及消除措施

機會主義產生的原因，一般地解釋是：人類的有限理性、外部性、信息不對稱。但在中國，機會主義的產生除了上述三個方面的原因外，中共甘肅省委黨校經濟學教授認為還有著更為深刻的歷史和現實根源。

歷史根源

傳統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

傳統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是產生機會主義的經濟根源，從傳統小農經濟的生產對象看，主要面對的是自然界。在這種人與自然的“博弈”中，人是“有為”的一方，是主動的一方，而自然界是“無為”的一方，是被動的一方。在這種“有為”對“無為”的“博弈”中，機會主義是最佳策略。自然界發生災難的隨機性，也促使了傳統小農生產中的機會主義行為，有農諺“搶種搶收，不收就丟”，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

從傳統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看，是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這種經濟體系有的是家庭內部的自然分工，而缺乏發達的社會分工。分工本身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使人與自然的“博弈”變為人與人的“博弈”。這種人與人的“博弈”不同于人與自然的“博弈”，它是一種“有為”對“有為”的“博弈”，“博弈”的雙方都具有主動性，一方的不守信和不負責任必然會得到另一方的有效“報復”。

傳統官僚集權體制

傳統官僚集權體制是滋生機會主義的政治土壤，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集權體制本質上體現了一種不對稱的權力結構。這種不對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上級和下級之間的權力不對稱，另一方面是同一級之間權力也呈不對稱狀態。上下級之間的權力不對稱主要表現為上級是權力的優勢方，下級是權力的劣勢方；上級可以濫用權力，而下級則缺乏對上級的有效制約和監督機制。

在傳統官僚集權體制中，人治傳統濃烈，法治精神稀薄。在這種人治重于法治的權力游戲中，機會主義將無可避免。在這種環境中，一方面，只有機會主義才能得到最佳生存；另一方面，也使機會主義得到了創造性的發揮。

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是催生機會主義的文化溫床

首先，“中和”的價值觀蘊含著一種對機會主義的懲罰不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為貴”，等等處事原則為機會主義者提供了溫馨的避難所。而防止機會主義的最有效策略就是提高機會主義者的決策成本，但“和為貴”雖然表面上看是“行善”，但實質是在“助惡”。其次，保守性的價值取向在本質也有利于機會主義行為的產生。因為保守意識扼殺了風險意識，而風險意識的缺乏使人更注重“近期交易”，而忽視“遠期交易”；更關心“近期獲利”，而忽略“遠期獲利”。再次，依附性的人格意識也使人缺乏了自主平等的觀念，從而也衍生出一種在交易行為中體現出的不對稱心理。這種不對稱心理具體表現為要么是具有自卑傾向，要么是具有自大傾向，而這兩種傾向都容易誘發機會主義心態。另外，還有多神崇拜的文化情結，深層次也在體現著一種機會主義的底蘊，同時又進一步固化了機會主義意識。

消除辦法

大力發展生產力

大力發展生產力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手段，生產力的發展將推動傳統小農經濟結構的徹底改造，同時也促進社會建立起普遍而發達的社會分工體系，這是消除機會主義的基礎所在。

秩序整合力度

在轉型期應加大秩序的整合力度，秩序對消除機會主義行為有著重要意義。秩序提高了分工的效率，從而也就無形中降低了機會主義行為的收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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