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英（1889年5月15日-1969）原名李江靈，化名為李紹白，字蔚芬，四川中江人，著名學者、愛國民主人士，同盟會會員，日本東京宏文學院畢業，曾任天津市《民意報》編輯，四川督軍署（府）、四川討袁軍總司令部秘書，四川省參議會參議員，成都大學、西安華西專修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兼成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川北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四川師范學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9年任川北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1954年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著有《孟子選注》、《莊子補注》、《史記附錄稿本》等書。
人物生平
1889年5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中江縣杰興鄉人。
1904年，時年15歲考入上海中國公學，1907年畢業。
1908年，李炳英把他在中國公學譯成的《大代數》的版權一次性地賣給商務印書館，得稿費200元，作為路費、學費，斷然去了日本。時年19歲。赴日后首先考入東京宏文學院，后又考入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兩年后考取官費留學生，在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門下受業，成為太炎先生的列名弟子，聽他講《莊子》、《說文解字》、《楚辭集解》等。
1911年初，經章太炎、鐘正介紹，加入了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后，祖父懷著為國效力的心情，急切地回到中國。
1911年12月，受同盟會總部派遣，從上海市護送一批槍械彈藥到天津市。不久，創辦京津同盟會機關報《民意報》并出任主筆兼編輯。
1913年，在《民意報》上撰文揭露、抨擊袁世凱專制獨裁、背叛共和的種種罪惡行徑。袁世凱惱羞成怒，下令查封《民意報》并通緝，遂被迫離津南下，化名李紹白，先后在國立武昌高師任學監主任、在萬縣第四師范學校任主任教員。
1918年3月，孫中山以大元帥的身份任命祖父的好友熊克武任四川省督軍。熊即約請祖父擔任督軍府秘書。當時，與劉伯承、吳玉章等過從甚密，關系極為友好。
1921年，被委派為南充市縣知事，任職期間，夙興夜寐，勤于政事，秉公執正，絕不營私徇情，在任上還與張瀾先生相識，在南充的政績頗為張瀾先生稱道，彼此都很敬重。1922年，任嘉陵道尹公署秘書長，張秀熟曾撰文稱贊他是當時“很進步的人物”。
1926年，經好友、留日同窗李植(培甫)介紹，轉入教育界，講授中國語言文學。先后在成都公學、成都縣中(后來的成都市第七中學)、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學任教，講授國文，有時也兼講《史記》、《莊子》，教學效果顯著，備受學生歡迎，在成都教育界名望日隆。
1932年，國立成都大學、國立成都師范大學與公立四川大學合并，定名為國立四川大學。合并后的四川大學由王兆榮(宏實)任校長，李植任中文系主任，聘李炳英為中文系教授。
1935年8月，王兆榮辭去川大校長職務，由我國著名化學家任鴻雋(叔永)接任，張頤(真如)任川大文學院院長。
1937年6月，任鴻雋辭職，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任命張頤為四川大學代理校長。張任代理校長后，聘朱光潛任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聘李炳英為中文系主任。
1944年，離開川大，任華西大學中文系教授，同時在協進中學兼課。1946年，祖父和龐俊等人參與創辦了成都光華大學(后改名為成華大學)。成華大學由王兆榮任校長，李炳英任文學院院長兼教授，在成華大學任教至1949年底。后王兆榮被聘為川北大學校長，又被王聘為川北大學中文系主任兼教授。
新中國成立后，川北大學從三臺遷往川北區首府南充市，仍任中文系主任兼教授，并參加當時的各項社會活動，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擔任川北區土改委員會委員(主任為中共川北區黨委第二書記趙林)、川北區一級暨南充市一級機關三反聯合人民法庭審判員(審判長為川北行署副主任秦仲方)。1951年，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民革，并擔任民革川北區分部籌委會委員。
1952年9月，川北大學更名為四川師范學院，任中語系主任兼教授。1953年后，先后被選為南充市人大代表、南充市人民委員會委員、省人大代表、南充市政協副主席、省政協委員、民革南充市主任委員、民革四川省委委員、民革中央團結委員會委員。1954年，被省政府任命為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經省上同意仍留居南充市)。1956年底，中共南充地委常委會議決定祖父任南充地區專員公署副專員，并報請省上；但省上尚未批復，即因積勞成疾，于1957年6月28日不幸病故，未能履任，終年68歲。
學術成就
李炳英一生都嚴格遵循章太炎先生的治學道路，提倡實事求是的樸學。他無論教大學或中學，都能對教學內容作透辟的講述，邏輯性既強，知識面也廣闊而扎實。祖父除對中國古代文學、歷史學、哲學刻苦鉆研、卓有成就外，還對釋典不斷地進行探討，又通曉英語、日語。祖父在大學里長期講授諸子概論及《史記》、《莊子》兩部專書研究課程，并曾接替向宗魯教《淮南子》，新中國成立后講授中國古代散文選。祖父曾寫《史記講義》(四川大學鉛印本)、《莊子補注》，又翻譯日本學者武風義雄的《諸子概說》，并從日本龍川龜太郎的《史記會注考證》中輯出《史記正義佚文錄》(以上兩書均有川大鉛印本)。這些著作都是祖父在教學實踐中完成，又用于教學實踐中。《史記講義》搜采清儒研究《史記》的豐富資料，并有祖父的心得。
現在還存有祖父遺留的近20冊16開本的線裝《史記》，書中幾乎每頁都密密麻麻地寫滿各種眉批、旁批。著名學者、原四川師范學院歷史系教授趙呂甫先生上世紀80年代曾看過這些批語，認為只要系統地整理出來，便是一部學術價值極高的專著。祖父寫的《莊子補注》以《莊子》釋《莊子》，貫穿全書，精義迭出。新中國成立后，祖父選注了《孟子文選》，1957年10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被列入《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后曾多次重印，香港特別行政區也有出版社在港發行;2003年又作為國家教育部《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指定書目，被列入《語文新課標必讀叢書》，再次印行。祖父選注的《孟子文選》以新的觀點、方法整理古籍，內容正確，材料扎實，極受學術界的重視和海內外學者的好評。祖父還計劃選注《莊子文選》，選目已定，注文也寫了一部分，終因疾病纏身，未能完成。
祖父在新中國成立前后長期主持教學行政工作，極重視網羅、選拔人才。祖父在四川大學任中文系主任時，重教禮賢，廣攬人才，禮聘名師。廈門大學中文系聘有林思進、向楚、龔道耕、蕭仲倫、祝懷、趙少咸、李培甫、龐俊、路金波、周岸登、彭舉、李思純等先生。祖父還特別在重慶禮聘了向宗魯先生。宗魯先生單身到成都市，祖父便邀之入槐樹街寓宅同住，幾年間一直待以上賓之禮。后來川大疏散到峨眉山市，許多老先生不能前往，祖父又從中央大學延聘了殷孟倫，在重慶延聘了陳季皋。在川大中文系任教的還有曾宇康、蕭滌非、戴明揚等。祖父這種求賢若渴、虛懷禮士、謙恭下人的作風，師生無不稱贊。當時的四川大學中文系，名師宿儒，濟濟一堂，陣容極為可觀。
祖父多年來由于學術研究和教學的需要，購置了大量的圖書典籍，其中不乏善本、孤本，藏書極其豐富，可謂汗牛充棟。祖父平時對書籍非常愛惜，絕不允許我們碰他心愛的書。然而，新中國剛一成立，他卻把大量珍貴典籍捐獻給中江縣圖書館。四川師范學院剛成立時，圖書很缺，祖父又把許多善本書刊，包括百納本《史記》、《古逸叢書》、《全唐詩》等不下千卷捐贈給川師圖書館。
祖父還很重視獎掖后進，大膽選拔、任用青年教師。祖父在四川大學任系主任時，選30歲左右的胡芷藩(芳屏)作助教(當時系上只有一名助教，實際上是系主任的助手)。后來胡芷藩升任講師，祖父又讓年僅28歲的屈守元接替。在成華大學時期，擔任文學院院長的祖父和他的好友、中文系主任龐俊先生同心協力，大量選拔、重用年輕的后進。當時都只三十幾歲的屈守元、胡芷藩、王利器、周虛白、郭君恕、姜叔武、白梅、雷履平等皆相繼受聘，承擔講授。在那時的大學校里，以這樣多的青年教師作為教學骨干是不多見的。這種楊深秀傳葩的胸懷，許多他教過的學生都深有感受。
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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誨人不倦
李炳英不僅自己學而不厭，對學生也是誨人不倦。除課堂教學外，對一些登門求教、刻苦用功的優秀學生還耐心進行個別指導。我幺公李江景回憶說，1937年至1938年間，他在成都讀書時住在祖父家中，親眼看見胡芷藩、屈守元、王利器、周虛白等學生經常向祖父請教，祖父總是不厭其煩地給予指導答疑，務使他們解惑釋疑，滿意而去。胡、屈、王、周諸先生均為祖父的得意門生。他們經祖父毫無保留地悉心指導，加上后來自己又不斷地刻苦攻讀，學問與日俱進，在學術上均卓有建樹，終于成為一代名家。其中王利器、屈守元、楊明照與周虛白在上世紀40年代并稱為“川大中文系四大才子”。王利器、屈守元在上世紀80、90年代則已是著作等身、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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