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之地》是南非作家約翰·庫切于1974年發表的長篇小說，以結構精致、對話雋永、思辨深為特色。《幽暗之地》由兩部相映成趣的中篇小說構成。前一部《越南計劃》的主人公唐恩是一個戰爭狂徒。他參與了越南戰爭并設計了戰爭升級計劃；他滿腦子都是荒誕離奇的臆想；他崇尚暴力，并可以用離譜的思維來解釋這種暴力的合理性。精神崩潰是他最后的結局。后一部《雅各·庫切之講述》更具實驗色彩，是作者庫切用“先祖”雅各·庫切的名義創作的一部自述性的小說。這位主張種族隔離制度的雅各·庫切，不但懂得編造故事，更善于編造邏輯，照他看來，異族的“軟弱”和“無力”正是可以構成他侵略和統治他們的理由。雅各·庫切的幾次遠行，證明了人類自身無比強大的同時，也展示了他自以為是地想像征服與被征服邏輯關系的過程。約翰·庫切通過兩部小說，一層層剝去人類表面上附著的外衣，讓本來的、真實的人性展現在讀者面前。并對當下西方文明中淺薄的道德感和殘酷的理性主義給予毫不留情的批判。
作品簡介
《幽暗之地》描述了兩個故事。第一個是一名在越南戰爭期間為美國政府工作的男子幻想發明一套戰無不勝的心理戰系統。然而，他個人的生活卻一敗涂地。這名男子的狂想與小說中一份探險隊的報告形成了對比。這份報告是18世紀一支在非洲腹地探險的布爾人探險隊所寫。男子的狂想與布爾人的探險是兩種形式的遁世。前者屬于智力和自大狂；后者事關生死。充滿野蠻的氣息，兩者相映成趣。而唐恩本人也最終陷入精神崩潰。
第二個是有關于雅各·庫切的故事。這發生在第18世紀。他是一個狩獵遠征到“未知”的南非內部的人。過了橘河，雅各布遇見納米比亞部落的貿易，但突然生病。他參加了部落并逐漸恢復，并加入了他最終被驅逐出村的部落的斗爭。他最后的奴隸死在回家的路上。他獨自歸來后組織對瓜征伐。敘事結尾在他與他垂死的奴隸，并拋棄了他對以前的旅程和部落的大屠殺。
作品目錄
創作背景
《越南計劃》的創作背景——越南戰爭始于1961年。到1974年（也就是《幽暗之地》出版的年份）戰爭已基本結束，但是局部戰爭尚未停止，這一年依然充滿血雨腥風。在地球的另一端，南非于1961年成立共和國，從此開始實施激進的種族隔離政策。這在當時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也是在1974年，聯合國終止了南非的投票權。可見1974年在約翰·庫切眼中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歷史與現實在這一年宿命般地匯合在一起。種族隔離也好，越戰也好，形式雖然不同，但實質上都是由兩種文明的沖突而引起的種族矛盾。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雅各·庫切對當地土人的屠殺，而美國對越南的侵略戰爭也可以看作是種族矛盾在20世紀的延續。
角色介紹
作品鑒賞
作品主題
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在文化、意識形態層面對自我與他者作出本質的劃分，不懷好意地賦予他者落后、野蠻、墮落等性質，這樣“西方就可以通過它的‘文明使命’思想/理念使人得以拯救和贖罪”。而“文明使命”、“慈善事業”的背后隱藏著不言自明的野心和陰謀：殖民南非的布爾人自命為“由上帝帶進‘希望之鄉’迦南并受委托來消滅異教徒的”。美國帝國主義意欲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給越南，以便使之“成為受統治和管理的人”。所以，諷刺的是，西方殘酷、偽善的文明并沒有用文明的方式拯救、促使進化這些它所認定墮入罪惡深淵的“異類”或“野蠻人”，而是用文明的另一極端形式——武器和戰爭——使之屈服于自己的淫威，并用武器及戰爭帶來的隱喻滿足自己征服、嗜血、毀滅異己的陰暗欲望。
小說中，雅各·庫切因為布須曼人偷走或殘害布爾人農場羊只的行為，把布須曼人稱為“迥異的生番，是充斥著野性的哺乳綱”，并把這種當地土著對白人侵占其土地的無奈的報復舉動當作白人對布須曼人進行“獵殺”的正當借口。而使用弓箭的布須曼人是無法與用槍支武裝的布爾人抗衡的，因而“到19世紀初葉，開普殖民地的布須曼人實際上已經被滅絕了”。而神話學專家尤金·唐恩也坦言軍事手段才是“最有效的瓦解敵人斗志的行動”，他在編寫的“越南計劃”的引言部分中建議美軍把越南的普通村莊謊稱為“武裝要塞”，從而將其“從地圖上抹去”。他高度贊賞對越共實施各個擊破的隨機暗殺行動，因為它能有效地瓦解越共的集體凝聚力。他還不理解美軍中斷使用對人體和環境都有很大危害的橙劑，抱怨沒有在定居點之外更廣大的越南土地上使用這種土壤毒劑，好讓越南成為他想象之中的不毛之地。
武器與戰爭不僅是雅各·庫切和尤金·唐恩征服他者的毀滅性工具，還成為他們維持自我“精神健全”的保證。在探險之旅中，雅各·庫切生病了，納馬夸地區的霍屯督人收留了他并為他治病。此時，槍給了不得已身陷“野蠻人”之中的雅各·庫切安慰與力量：“我伸手去摸槍，抓住了槍托，再次感受它的堅實可靠”，“槍代表了你自身以外的借以生存的希冀，槍是此次征程中孤立無援的終極防身之物……槍支所傳遞的信息是，外面的世界不過如此，沒什么可懼怕的”。而參與旨在使越南戰爭升級的“新生活計劃”的唐恩也感言：“我們隨身攜帶著武器、槍炮及其隱喻，這是我們所知的在我們和我們的目標之間的唯一聯結”。他期待著對越南進行全方位的空中轟炸：“會有一場軍事意義上的空戰……其目標是摧毀敵人精神維系的能力”，好讓敵人“赤身裸體、孤立無援地站在死氣沉沉的荒原上”。
然而，《幽暗之地》中的兩位主人公在與野蠻他者的接觸中也不無悔悟的時刻。雅各·庫切由于咬掉了一個霍屯督小孩的耳朵，被霍屯督人趕出了營地。歸途中，雅各·庫切思考著霍屯督人對待自己的方式，并不理解那些“野蠻人”何以對自己如此寬容：“這些納馬夸的霍屯督人真的是野蠻人么？那他們為什么護理我？他們為什么放了我？他們為什么不殺了我？”也是在這個時候，他開始思考野蠻的定義：“真正的野蠻是什么呢？野蠻是一種生活方式，蔑視人的生命的價值……我斷定，納馬夸人并非真正的野蠻人”。因為他本人見過符合他定義的野蠻人，比如他的布爾人同胞，比如他自己。但雅各·庫切并沒有因為這次短暫的思索，也沒有因為對“野蠻”的正確認知而停下殺戮的腳步，他已經為自己布置好了任務：有一天重返納馬夸，為自己所受的屈辱和損失的財產將這里的霍屯督人判處死刑。果然，不久之后，他組織了第二次遠征，襲擊了納馬夸地區霍屯督人的營地。他殘忍地殺死了當初拒絕隨同他離開的霍屯督奴仆，而整個營地的其他土著也都沒能幸免于難。雅各·庫切最終將他自己定義的“野蠻人”演繹得淋漓盡致。但他并不覺得自己有罪，因為他認為自己是代表上帝對這些愚蠢的土著實施懲罰的：“上帝的判決就是正義，高深莫測，無可指責……我只是歷史手中的工具。”
而故事中的另一個主人公尤金·唐恩在講述的過程中亦透露出他清楚美國難挽越南戰場頹勢。他說：“越南計劃報告是我面向東方升起的旭日，懷著一份辛酸惆悵的心緒完成的。這是一種徹骨的痛苦，因為我扎根于西方的日落之處。”他用充滿蓬勃朝氣的旭日比擬位于遠東的越南，而把美帝國說成將薄西山的落日，表明他明白美國“以西方價值觀為主導、以武力為基礎、以謀求霸權為目標的恣意妄為的世界主義”已經走投無路了。唐恩在編寫無視他人生命的戰爭計劃中也有偶爾閃現的被戰爭和暴力的幻想所泯滅的人性與良知，他承認那些在肉體和精神上遭受美軍殘害的越南共產黨戰俘是“他們時代的精英，無畏而博愛”，承認美國或許不能蠻橫地將那些誓死保衛國家的越南愛國主義分子貼上共產黨的標簽，然后將其鎮壓、消滅。但與雅各·庫切不同，唐恩仍沉迷于“美國神話”而不肯醒來。他排斥任何有關越南戰爭真實的報道，他討厭收音機中有關越南戰場的死亡人數的報道。他敵視包括妻子在內的相信美國夢已經破滅的國內反戰分子。他也沒有因為那些京族保衛國家的愛國精神而動搖繼續使越戰升級的決心。相反，他仍認為這個戰爭計劃是他“時不我待的歷史使命”，能夠“給那片動亂的地區帶去秩序”。
作為荷蘭殖民者的后代、南非白人中的一員，約翰·庫切卻是一位“拒絕當殖民者”、有著清醒良知和道德感的知識分子。在《幽暗之地》中，他將非洲大陸的殖民主義語境與美國的帝國主義語境并置且給予無情的批判，而且重要的是，他還對“西方文明之上的文化理論……加以重新思考”，反思并譴責了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文化根源。著眼現實，盡管南非白人構筑“白色南非”的神話已經破滅，但僅僅在政治、法律層面取消壓迫、仇視黑人的種族隔離政策并不能消除由殖民主義產生的社會動蕩、種族歧視等問題。
寫作手法
在《幽暗之地》中對位手法是最大的特點，在寫作背景和情節上《越南計劃》講述了尤金·唐恩在越南戰爭中為官方撰寫戰爭計劃的經歷。作為戰爭的代言人和設計師，唐恩崇尚暴力，最終陷入精神崩潰。下篇《雅各·庫切之講述》庫切以“先祖”雅各·庫切的名義創作了一部自傳性小說。在書中，雅各·庫切支持種族隔離，當地土人的“軟弱”和“無力”構成侵略和統治他們的理由。從表面上看，兩部中篇的情節無法在時空上構成統一的線性敘事。上篇發生在美國，下篇發生在200多年前的南非殖民地。但如果從對位的角度去看，就可以理出二者之間的頭緒。《越南計劃》和《雅各·庫切之講述》就好像樂章中兩個對位的聲部：一方面它們自成一體，另一方面又遙相呼應，構成和弦，反映一個共同的主題。
此外，在主人公的性格上，也體現了對位特征。從縱向上看，二人生活的時代和地域迥異，圍繞著各自不同的目的，展開了一段各自不同的經歷。唐恩在起草戰爭計劃時拒絕前往越南進行實地調查，整日躲在圖書館里逃避現實。雅各·庫切則排斥文明世界的約束，走向南非的蠻荒之地，用無窮無盡的精力、強健的體魄和十八世紀的毛瑟槍應對一切挑戰。
從橫向上看，兩位主人公又是暗中相通，前后呼應的。在知識領域，唐恩不再是一個遁世的“思想者”，而是一個勇于探索的“行動者”。正如唐恩自己所說：“假如我生活在二百年前，我肯定會去探索一塊大陸，去勘測，去開發，去殖民。在那令人頭暈目眩的自在狀態中，我可能會發揮我真正的潛能。”由此可以看出，雅各·庫切實際上是唐恩的另一個自我。而雅各·庫切這位勇于冒險的“行動者”在受傷之后，收起往日的鋒芒，在當地土人的帳篷里陷入唐恩般的臆想世界。
根據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對位理論，各聲部雖然有不同的旋律和節奏，但是在其中能夠找到和諧的主調。約翰·庫切的小說也是如此，讀者在兩個獨立中篇小說中能發現一條橫貫歷史、穿越時空的主調。無論是尤金·唐恩，還是雅各·庫切他們總是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于弱者身上。在此二人的價值體系中，自己永遠是文明的，他者永遠是野蠻的。這種霸權主義的價值觀不僅給他者帶來災難，也給自己帶來永久的精神創傷。在小說中，尤金·唐恩最終精神崩潰，在精神病院了卻殘生。雅各·庫切在屠殺中被仇恨蒙蔽了雙眼，對人性產生了懷疑。所以，盡管兩個中篇在形式上各不相關，但在內容上卻一脈相承，實質上都反映了不同文明間的沖突及種族矛盾。
作品評價
“一種新的敘述形式，一種新的想象方式，一種新的行文方法己經進入了南非文學”。——南非評論家托尼·墨菲。
“《幽暗之地》初次展露了善于移情的藝術才能，這種才能使他（約翰·庫切）一再深入到異質文化中間，一再進入那些令人憎惡的人物的內心深處”。 ? ——瑞典文學院。
作者簡介
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 1940—），1940年生于南非開普敦，荷蘭裔移民后代，成長于南非種族隔離政策逐漸成形并盛行的年代。1960年他離開南非赴倫敦，從事電腦軟件設計，1965年到美國攻讀文學博士，畢業后在紐約州立大學做教授，1971年回到南非，在開普敦大學英文系任教，2002年移居澳大利亞。約翰·庫切曾經獲得了一系列國際知名大獎。小說《等待野蠻人》（1980）一出版，即摘取費柏紀念獎、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為庫切贏得了國際聲譽。《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1983）出版當年就贏得英語文學界最高榮譽——英國布克獎。《恥》在1999年再度獲布克獎，使庫切成為唯一的一位兩次獲該獎項的作家。1994年出版的《彼得堡的大師》獲得愛爾蘭時報國際小說獎。《男孩》（1997）和《青春》（2002）是自傳體小說，披露他生活中不為人所知的一面。其他重要作品還有《幽暗之地》（1974）、《內陸深處》（1997）、《福》（1986）、《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2003）、《慢人》（2005）等。約翰·庫切的每一部作品風格完全不同，意義多元。他是英語文學中獲獎最多的作家之一，除了以上提到的獎項，還獲得過法國費米那獎、美國普利策獎、2000年英聯邦作家獎等。2003年庫切榮諾貝爾文學獎。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