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慶黎，出生于1946年，臺灣省臺北市人，前臺灣夏潮雜志總編輯，愛國主義者蘇新長女，中國臺灣的民主運動參與者與社會運動參與者。2004年10月19日10時45分在北京病逝，享年58歲。
人物生平
蘇慶黎的父親為前臺灣共產黨的重要領袖蘇新，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蘇慶黎全家前往上海市避難，之后蘇新滯留大陸，蘇慶黎與母親回到臺灣，但不久后母親即被逮捕，于是蘇慶黎被寄養于親戚家中。蘇慶黎于高雄女中畢業后，于1964年考取東海大學歷史系，1965年重考進入臺灣大學哲學系。蘇慶黎就讀大學期間不但認識楊逵，就讀臺大期間也與王曉波、南方朔、徐正光、王拓等人相識；1971年蘇慶黎本有意前往美國德拉瓦大學社會學系就讀，但臺灣當局“國民政府”由于其父蘇新的背景而不準其出境。
蘇慶黎于1946年2月10日在臺灣省臺北市出生，取名“慶黎”，即“慶祝臺灣的黎明”、慶祝臺灣光復之意。她是愛國主義者蘇新的長女。蘇新在“二·二八事件”后攜家人奔赴祖國大陸，其妻被累，鐺入獄，后來蘇新托人將蘇慶黎帶回臺灣由親友撫育。蘇慶黎是由姨母撫養長大的。從此以后，父女兩人隔著迢遙海峽兩岸相離，終究無法再見到一面。
蘇慶黎此后，出任《夏潮》雜志首任總編輯，《海峽》雜志總編輯，在陳鼓應介紹下與張俊宏、許信良、姚嘉文和康寧祥等黨外人士，同時在臺灣政論、夏潮雜志等雜志從事寫作。蘇慶黎與陳映真、陳鼓應等人大量介紹臺灣于日本占據時期的人事物、并且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式分析臺灣的政經發展，引發當局注意；1978年開始蘇慶黎開始從事黨外助選活動，并且于美麗島雜志擔任編輯；美麗島事件后，蘇慶黎也于1979年12月25日被捕，后因罪證不足釋放。據呂秀蓮在所著《重審美麗島》中指出，中國國民黨當局釋放她的主要原因，還是考量其父蘇新在大陸的因素。
1983年，蘇慶黎加入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并且于1984年與邱義仁、賀端蕃等人籌組勞工法律支援會。1987年蘇慶黎與王義雄、王拓等人籌組工黨，但之后于1988年退黨；1989年臺灣勞動黨成立后，蘇慶黎出任勞動黨秘書長，但也于1990年辭職。之后蘇慶黎從事有關勞工運動與中國農村的田野調查，2004年10月19日病逝于北京市。
人物事件
姨母女性意識的啟蒙者
蘇慶黎的誕生，連系她往后反叛的時代氛圍，到處都飄蕩凝重地肅殺氣，她的生命從此與這個社會的脈動搏斗，印染赤烈的色彩。
五湖四海、豪放不拘的個性，成為蘇慶黎日后的社會組織工作中很特殊的長處。可能是受姨媽影響，她姨媽在當時的交往對象，有許多是有異議色彩的，這些人讓她對人的辨識與敏銳度提高。但在40年代出生的臺灣女性，很少有她那樣特立獨行的表現。她認為，縱然革命家族的背景讓她早熟，但形成她的人道關懷與女性自覺的關鍵，則與姨母的教育有關。蘇慶黎的姨媽蠻關心貧窮的病人，她大概每一年，總會有一兩次把家里舊的衣服之類整理好，然后就開始拜訪一些比較窮的人。事實上這種直接的人道關懷，對蘇慶黎的影響很大。因為說實話，在當時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對而言，外面那個貧窮世界是完全陌生的，因為姨媽的慈善舉動，直接把蘇慶黎帶到那種貧窮的家庭。
當時蘇慶黎是很不喜歡這種等于有點像是強迫的教育形式。姨媽是有意的，但姨媽就是一定要蘇慶黎我去接受這樣的教育；姨母拜訪那些窮人，他們的家里黑暗、骯臟、惡臭，蘇慶黎到現在閉上眼睛都還可以回到那個……害怕的不得了。所以，蘇慶黎覺得影響我一生很大，蘇慶黎現在還可以看到的，就是進入那樣的家庭，看到蘇慶黎姨媽能夠和顏悅色，好像很高興和這些窮人很親近的談話。蘇慶黎真的很佩服她。可是蘇慶黎恨不得跑掉，蘇慶黎姨媽卻能夠那樣愉快，譬如跟病人談話什么的，這個對蘇慶黎的影響很大。慶黎的姨媽，在結婚前曾有個志愿，想當記者，是頗有獨立見解的女性，卻未能如愿。可是她婚后的一言一行，仍表現出女性的自主。譬如說，在家庭教育中，她對子女兩性平權的生活教育，和無時無刻要小孩不要歧視貧窮。
大學時期吸收思想的養分
對歷史一直有強烈興趣的慶黎，終于如愿考上臺灣中部一所教會大學歷史系。當然，她很快就失望于系上保守的學風。“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大學也是中國國民黨掌控思想教育的一環，因此，就不難想像歷史教育，其實就是要讓年輕人對歷史失憶。
決定離開中部后，蘇慶黎又回到姨媽家準備重考。后來，上了臺灣的菁英學校——臺灣大學哲學系。臺大，就像是香港大學在殖民地的功能一樣，是統治菁英的培養所，臺灣已脫離日本殖民，許多入主統治階層的人士，都出自此地。但是，臺大同時也是反叛青年的聚集地。哲學系的培訓，并未帶給慶黎學習上的成長，她覺得當時哲學系都讀些蔣夢麟的、經驗主義的東西，邏輯實證論之類的，例如伊曼努爾·康德。后來，她覺得哲學系的環境很糟糕，便轉到社會系，沒想到會更爛。
如果學院的學習對慶黎有幫助的話，應是校際的串連。當時她認識一群有批判能力的朋友，像南方朔、王曉波、王拓、徐正光等人，他們后來都是臺灣社會輿論與良心的指標。慶黎覺得，像徐正光的人類學田野調查給她的收獲很大，在她往后從事社會實踐時，讓她更貼近臺灣的現實。另一方面，她的思想傾向，先是受當時流行的存在主義中較進步的流派影響，后來偷偷地找了社會主義的書來看，這些書是從“匪情”資料室偷出來的。
60年代，外面世界風起云涌，信息卻依舊吹進密不透風的臺北市。瑪利諾修會的外國修女，將瓊·貝茲和鮑勃·迪倫反越南戰爭的歌曲帶進校園。那時，蘇慶黎從自訂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星島日報》，得知文革與火紅的香港學生運動。
社會關懷介入人權工作
70年代，臺灣社會依然延續白色恐怖的“反共鎮壓”，這時蘇慶黎開始介入人權工作。陳映真案、陳玉璽事件、陳明忠案、成大、淡江青年案的羅織罪名，無非是怕有任何社會主義的星火冒出。當然，對主張“臺灣獨立”的派系，也全力打壓。透過美籍在臺研究女工問題的艾琳達（LindaGailArrigo）關系，也透過教會系統，慶黎暗中將這些檔案送出去，給國際特赦組織或海外華人，然后向國民黨政府施壓。這項工作很冒險，后來在美麗島事件中，差點被關的慶黎透露，中國國民黨對她與這群朋友搞的人權工作，一直視為眼中釘。
社會形勢演變，說明了臺灣社會必須有左派的窗口。在一個晴朗的下午，蘇慶黎與名作家陳映真相約在街上，若無其事的作散步狀，蘇慶黎打算跟陳映真商量大事。那時候，電話監聽、跟蹤、裝竊聽器是常有之事，在大街上交談，恐怕是較安全的。蘇慶黎左顧右看，覺得放心了，將想辦一份社會主義刊物的想法，告訴了陳映真，據蘇慶黎形容，他嚇得要命，罵她是不是瘋了。
果然，臺灣戰后第一份社會主義刊物《夏潮》雜志出爐了，蘇慶黎任總編輯。為了要掩護左傾色彩，通常都將社會主義寫成社會正義。這份雜志標榜“鄉土的、社會的、文學的”，延續日本殖民地時代，左派力量“反帝、反封建、反資”的色彩。
陳菊祭拜
高雄市市長陳菊09年5月21日率團前往北京、上海市“行銷2009年世界運動會”，陳菊此行的官方發布行程，只有一個屬私人性質的活動，那就是去祭拜故友蘇慶黎。
2009年5月23日，陳菊在北京福田公墓祭拜早年共同參與黨外運動的蘇慶黎。陳菊一邊拭淚，一邊輕撫著蘇慶黎骨灰壇，她說：“我看到她漂亮照片，慶黎在那個年代非常有魅力，永遠讓人難忘的，永遠的蘇慶黎！”
十年一別天人永隔，1998年陳菊曾來北京探望當時已病重的蘇慶黎，這次訪京陳菊堅持一定要來墓園看看。而祭拜蘇慶黎是北京行唯一的“私人行程”。陳菊在北京福田公墓“祭奠室”為蘇慶黎獻上一束淡雅的鮮花，表達對老朋友、好姐妹的深情懷念。她還輕撫蘇慶黎的骨灰壇，佇立凝思，神情肅穆。
站在蘇慶黎骨灰壇前，陳菊曾細心地端詳骨灰壇上方的記載與逝者的圖像，口中還喃喃低語，似乎在追尋當年共同參與過、已然逝去的流離歲月。陳菊說：“雖然慶黎聽不到了，但這是我和她心里的通話。”
陳菊回憶說，在臺灣最威權、最困難的年代，她們共同度過了艱難、恐懼的歲月。她說，蘇慶黎從小就沒有安全感，在恐懼中長大，2004年在北京逝世留下很多未竟志業。如今，臺灣時空已有很大變化，讓人更覺感慨。
對于媒體記者詢問有關蘇慶黎的父親被外界視為統派人士，陳菊淡淡地回應說，今天來看蘇慶黎，不是來各自陳述政治立場的：“人除了政治，還有人性，人生有那么多政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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