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陜會館，即明清時代山西、陜西兩省工商業人士在中國各地所建會館的名稱。由于多數會館都供奉神靈并定期祭祀，且布局與神廟類似，許多會館會被命名為“某某廟”或“某某宮”；而幾乎所有的會館都供奉關羽，故而有相當數量的“山陜會館”別名為“關帝廟”。
明朝中期之后，徽商逐漸崛起，為了與之抗衡，陜商與晉商聯手合作，建造“山陜會館”來互通商情、維護同鄉和同業利益；至清朝，山陜會館的發展達到頂峰。中國共有山陜會館600余個，大多屬于商業經濟類型的會館，唯獨北京的88個山陜會館屬于政治文化類型的會館。山陜會館數量最多的省份當數河南省，共90個。在600多個山陜會館中，始建于明代的約22個，始建于清代的約513個。山陜會館的建筑群布局緊湊且錯落有致，其裝飾形式多樣，包括木雕、磚雕、石雕和彩繪等。這些建筑都遵循中心軸線的設計原則，強調序列感和儀式感，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前導空間、觀演空間、祭拜空間和生活空間。在中軸線上，通常會依次安排照壁、山門、戲樓、大殿、拜殿、春秋樓等重要建筑。
山陜會館在200多年的歷史里，為同鄉提供了濟困扶危、解孤懸異地之苦，還在辦學興商和服務當地方面做出了顯著貢獻。此外，它對山陜商人的福利事業貢獻巨大，同時對民間商業行會也實施了一定程度的監督，并對商人的個人行為和道德標準提出了較高要求。關羽作為山陜會館的行業神和“財神”，其信仰文化極大地豐富了會館的文化內涵和精神層面，這有力地促進了山陜商人的商業活動和發展。現存的山陜會館遺址，保存完好的不多，較為典型的是以下幾個，社旗山陜會館于1988年，被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洛陽山陜會館于2006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命名
“山陜會館”非狹義上的山陜會館，而是一個統稱，即為山西省、陜西省兩省商人建立的會館。山陜會館的命名最為典型的是“會館”之前加上“地名”或者“行業名”以及其他別稱或者俗稱。其命名可以細分為以下幾類:
聯省會館命名，即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省份商人合建成的會館。商人合建的稱為“山陜會館”“陜山會館”“秦晉會館”。“山”“陜”在命名中的排序由當時當地的山西商人以及陜西商人的勢力和地位決定，勢力較大、地位較高的往往排在前列。有由三個省份商人建立的會館，如開封市的“山陜甘會館”，原為“山陜會館”，后因甘肅省商人加入而易名為“山陜甘會館”，成為山西省、陜西省、甘肅三省商人共有會館。另外，還有湘潭市的北五省會館，是清朝康熙，由山西、河南省、甘肅、山東省、陜西北方五省的旅潭商人集資合建，故稱北五省會館。
各省會館命名，即由山西、陜西兩省人分別建立的會館。如由山西商人獨自興建的會館，取名為“山西會館”“全晉會館”“三晉會館”“晉翼會館”等，由陜西商人獨自興建的會館取名為“陜西會館”“西秦會館”等。
以州縣命名，即山西、陜西各州縣商人聯合興建的會館。如山西省的“太原會館”“臨汾會館”“曲沃會館”分別由太原縣、臨汾市、曲沃縣商賈商紳創立;同樣，陜西省的“三原會館”由三原縣商賈建立，“涇陽會館”由涇陽縣商賈建立，“漢中會館”由漢中縣商賈建立。
以行業名稱命名，即從會館名稱直接反映商人所處行業。如陜西龍駒寨的“船幫會館”“馬幫會館”等。
以廟命名，即會館名稱本身不含“會館”二字，而是以“廟”命名，雖不具會館之名，卻承會館之實。通常這樣的名字為俗稱。從表面上看，這是最為特殊的命名方式。但從山陜會館發展歷程的角度解讀，卻并不特殊。在筆者調研的山陜會館中往往還有別名，如“山陜廟”、“關林”、“三義觀”、“財神廟”等。這類命名多見于“以廟為館，館廟結合”的會館，如丹鳳縣的“船幫會館”又稱“花戲、烏魯木齊市的“關帝祠”、河南葉縣的樓”。還有朱仙鎮的“大關帝廟”“山陜廟”、寧夏銀川的“三義觀”、湖北陽的“山陜廟”等。
其他命名。在這些會館中，還有一些命名帶有特殊性。如在內蒙古自治區的所有山陜會館均以“社”命名，并采用“地名”前緩，這些地名基本是縣級地名如“盂縣社”“介休社”“寧武社”等。
歷史沿革
創建背景
山西省和陜西省，一河之隔，自古就有秦晉之好的佳話。山陜商人從“食鹽開中制”政策中獲得機遇，商業開始起步。隨著商幫的不斷發展，各地的山陜商人分別開設了各種商業行會，包括雜貨業、木制業、皮貨業、成衣業、理發業、鍛制業、錢莊業、銀行業、當鋪業、油漆業、生肉業、酒飯業、醫藥業、修鞋業、氈毯業、碾米業、面粉業等，涉及種類多而廣。會館起初的性質屬于交通運輸需要的服務場所。商人還是在流動人口中占有大多數。
從明代末期到清代初期，這是經濟和商業貿易以及交通運輸的發展較為迅速的時期，也是地區性的商品交流大量增加的時期。另外，明末清初時的戰亂引起大量的人口遷移流動，這樣，就使得商業性和地域性的會館在各地蓬勃發展起來，甚至延伸到一些比較偏遠的地區。
發展歷史
由于傳統社會商人處于社會底層，雖然山陜商人財力雄厚，但仍然處于社會的邊緣，甚至外來的山陜商人會受到當地商民的欺侮。如明代弘治年間宰相葉淇代表安徽人利益，實行“鹽法改制”和“輸銀于運司”，為徽商從事食鹽販運提供了便利，徽商便在準揚鹽場崛起，市場范圍壓倒了秦晉人，迫使秦晉商人聯手與徽商對抗。由此，山陜商人在各地興建會館，以金錢為武器，展現經濟實力，求得社會的尊重和認同。很多的山陜會館成為背井離鄉的商人們分散鄉愁，感受家鄉文化的絕佳之所。如西秦會館修建就是由于“客子天涯，表稀里散，情聯桑梓，地據名勝。剪棘刊茅，壯丹臺，則又懷睦親以敦本，于禮協，于情安·····此西秦會館關帝廟所由建與”。這是西秦會圣帝廟碑記中的記載。同籍商人在鄉土親情的聯系下團結在一起，特別是與同籍官員建立了和諧的關系并在同籍官員的保護之下，彼此合作，各取所需，更進一步促進了會館的興建與發展。
在清代，山陜會館的發展達到頂峰，全國各地幾乎無處不有山陜會館。洛陽市完整保留下來的山陜商人建立的會館是始建于清康熙年間的山陜會館，為山西省、陜西省兩省富商大賈集資所建，俗稱“西會館”;是始建于乾隆九年(1744年)的潞澤會館，為山西潞安、澤州兩府同鄉商人集資興建俗稱“東會館”。清代潞、澤兩州兩地商人在洛陽營建同鄉會館，作為越王屋山、渡黃河后，南下經略江淮的重要館舍，潞澤會館就此誕生。在一些小縣城，甚至村落，也同樣有著山陜會館，同樣是處在江、河、湖水岸，處于水陸交通的重要樞紐或轉折點。
中國共有山陜會館600余個，大多屬于商業經濟類型的會館，唯獨北京的88個山陜會館屬于政治文化類型的會館。因為這些會館大多是官商共建，如三原會館、寧羌會館、漢中會館等就是典型代表。山陜會館數量最多的省份當數河南省，共90個。數量在10個以上的省份有河南、北京市、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湖北、山東省、四川省、河北省、陜西省、甘肅省、江蘇省、云南省、貴州省、湖南省、安徽省、遼寧省等16個省份，其中前5個省份中山陜會館數量都在50個以上。在600多個山陜會館中，始建于明代的約22個，始建于清代的約513個。
代表會館
會館文化
建筑特色
山陜會館采用了明清宮廷式園林建筑風格，融合了北方古建筑的雄渾壯觀和南方古建筑的嚴謹柔美。比如，聊城山陜會館內部有大大小小十九碑雕較為完好的保存至今，有三十個石刻方檐立柱，浮雕、透雕的工藝精妙絕倫，以十二座用石頭雕刻而成的獅子、赑屃、瑞獸麒麟等作為柱礎，在殿內外尚有十二副石刻畫，圖案多為人物、花鳥、山水等。數以百計的柱礎上用花鳥草木作為裝飾，全部為石刻作品，其中在木柱、石柱、匾額上刻有精美的楹聯、文字，端莊的正楷與行云流水的行書相互照應。
木雕裝飾藝術
山陜會館的木雕裝飾明顯的體現了清朝時期時木雕的風格。如山陜會館內的“山門額枋木雕”“戲樓墻壁木雕”“關帝大殿額枋木雕”等。工匠以自身高超的雕刻技術與木材自身所具有的特點在有限的時間以及空間里彰顯出了木雕的無限的魅力。并且木雕裝飾的選題非常的廣泛，多使用人民群眾喜愛且熟悉的事物，同時為了追求美觀以及展示一定的物質精神文明和當地的風俗習慣，一般還會采用一些比較抽象的圖案。
石雕裝飾藝術
山陜會館的建筑主要采用木質結構，但鑒于木材易受潮濕腐蝕、火災以及物理撞擊的破壞，因此，在建筑和設計中廣泛采用了更為堅固耐用的石雕元素。由于石雕具有較高的耐候性和抗損能力，它通常被應用于建筑的底部、臺階、柱子等部位，這些地方更容易受到水分和其他外界因素的影響。石雕不僅增強了建筑的實用性和耐久性，也因其美觀和精細的工藝而受到工匠們的青睞。
磚雕裝飾藝術
山陜會館就是將磚雕運用在了整個會館的建筑之上，如磚雕走獸等，使得整個會館更加的輝煌。山陜會館內的磚雕，以其獨特的設計構思以及靈活多變的特點，讓其在數量較多的木雕和石雕中被人注意到。磚雕配合石雕以及木雕讓整個建筑變得更加富麗堂皇，磚雕在會館建筑中更是起到了一定的點睛作用，讓人們注意到了會館中各個小部分的魅力。磚雕的雕刻技法主要是以浮雕和圓雕為主，對比于雕刻手法較多也更為細致的于木雕和石雕， 磚雕的雕刻手法就比較的單一化了。
會館功能
經濟功能
山陜會館的建立，將秦晉地區的商人以及眾多行業商聯結起來，山陜商人在追求利益的同時，也注重道義，這種對“利”與“義”平衡的追求使得他們能夠保持了數百年的繁榮與興旺。他們利用山陜會館這一平臺來劃分商貿區域、規范經營手段、控制商品價格，并在行內協同商人的利益，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行規。這些規則不僅約束了商人們的經營行為，還有助于維護公平交易和商業道德。而且加強了商業社區內的團結和協作。依托故鄉的關系網絡，山陜商人將其貿易活動擴展到全國各地的戰略關隘、重鎮和商業都會，以及繁華的集市。在他們的鼎盛時期，山陜商人的貿易活動甚至跨越國界，延伸至博克多汗國、俄羅斯、朝鮮等鄰近國家和地區。
社會功能
在200多年間對同鄉濟困扶危、解孤懸異地之苦、辦學興商、服務當地，促進山陜商人為福利事業做出貢獻。對商人個人言行也提出很高的要求，如以下行為被嚴厲禁止:宿娼納妾、酗酒賭博、吸食罌粟、接眷外出、擅自開店、投機取巧、私自放貸、買空賣空、款借親友、懈怠號事、渙散無為、茍且偷安等。明清時期，商人面對不正當競爭行為時，希望通過神靈來去惡揚善，以“頭上三尺有神明”的期許來召喚規范、誠信的市場行為。
政治功能
山陜會館是最早制定商業誠信規則的民間商業行會，會館有關記述商業道德規則和會館興建活動的碑刻有7塊，其中立于清雍正二年、重刻于清同治元年的《同行商賈公議秤定規概碑》，致力于統一度量衡，維護公平公正的行業秩序；立于清乾隆五十年的《公議雜貨行規碑》，內容涉及不搞虛假包裝、反對不正當競爭、禁止拉客宰客、不得缺斤短兩等；立于愛新覺羅·旻寧二十三年的《過載行差務碑》，不僅規范商人，也監督官府；另外4通石碑，將興建會館捐資商號、數額及開支情況精確到兩、錢、分，予以公布。這些嚴格實用的商業規則和精細入微的財務公示，都是“誠信為本”精神的直接展示和褒獎弘揚。
開發與保護
開發
社旗山陜會館，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主體建筑依次是照壁、懸鑒樓、石牌坊、大拜殿和春秋樓，現存亭臺樓閣130余間。1988年，被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洛陽山陜會館于清代愛新覺羅·颙琰、愛新覺羅·旻寧年間進行過不同程度的修繕。2006年，洛陽山陜會館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4年，洛陽隋唐大運河博物館依托洛陽山陜會館建成對外開放。
保護
山陜聊城會館位于聊城市東昌府區東關古運河西岸，是山西省、陜西省客商集資合建的一處神廟與會館相結合的古建筑群，系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由于長期自然風化、雨雪侵蝕及門前道路通行等影響，部分建筑物地基下沉，墻體酥裂傾斜，頂部房脊出現裂縫，屋頂的板瓦、筒瓦大部分龜裂斷裂，出現漏雨等現象，對建筑木結構造成了破壞性影響。近期，山門脊頂裂縫呈現加速擴大的趨勢，損壞程度已危及古建筑的安全。整體保護維修工程于2014年3月，正式啟動對山陜聊城會館進行維修，此次維修工程是山陜會館最大規模的保護維修工程，是山東省文物保護百項工程之一，已具備申報2016年“全國古建維修十佳工程”的條件和實力。
參考資料 >
見商埠繁華，飽歲月風霜—淺析聊城山陜會館.聊城大學哲學系.2024-03-31
文化遺產耀中原|走進“天下第一會館”社旗山陜會館.印象網.2024-03-05
洛陽山陜會館.洛陽博物館.2024-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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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旗山陜會館:一個“誠”字值千“金”.河南省文物局.2024-03-31
山陜會館:神廟與會館交融.浙江在線.2024-03-06
山陜會館.鳳凰衛視.2024-03-31
洛陽山陜會館.洛陽博物館.2024-03-06
洛陽隋唐大運河博物館.洛陽網新聞中心.2024-03-31
荊紫關鎮.河南省民政廳.2024-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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郟縣山陜會館.平頂山市人民政府.2024-04-17
陜商會館.陜西省圖書館.2024-04-17
陜商會館.陜西省圖書館.2024-04-19
聊城山陜會館完成迄今最大規模維修保護.鳳凰網.2024-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