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振黃（1899年2月4日—1964年7月5日），諸暨市，動物學，中國脊椎動物學和動物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從事動物學研究三十余年，畢生為中國脊椎動物學的創建、發展和人才培養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是以國際分類學通用準則研究中國魚類的第一位中國學者，是中國現代鳥類學研究的奠基者之一，是新中國獸類學發展的主要推動者，20世紀50年代初開拓中國的獸類學研究，填補了幾乎是空白的獸類學學科。他還是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和自然保護區建立的最早倡導者，最早開展動物狩獵學研究的學者，中國最早研究兩棲爬行綱動物的學者之一。
人物經歷
壽振黃，字理初，1899年2月4日生于諸暨市縣。祖籍河南省，祖輩遷居浙江省，在諸暨定居。祖父壽德元在清末戰亂中顛沛流離，家破人亡。戰亂后做小生意維持生活。父親壽萼庭兩眼高度近視，臀部及左腿跌傷而骨折，勉強可以走路，在村里教私塾。辛亥革命后改教小學，不久便去世?？克赣H東挪西借，勉強維持生活。他雖自幼家貧窮，卻有個可以就讀的環境。壽振黃3～4歲時便開始識字，6歲進村里敬業學堂讀私塾，8歲進村辦的私立敬業小學讀書。當時所謂的小學，實際也是變相的私塾，教師全是科舉未中的文人，教材仍是《古文觀止》《四書》和《五經》。除了《周易風水》外，其他經書全讀完。在啟蒙教育中，打下了良好的中文根底。1910～1913年他先后就讀于諸暨市下北鄉覺民小學和樂安小學。1913年秋14歲時考入杭州浙江省杭州高級中學。離家時他母親在他棉衣里縫了向別人籌借的10塊銀元做路費，但他一路上或步行，或搭便船，舍不得坐火車，回家后把這10塊銀元原樣帶回。他在艱苦條件下為多讀一點書，爭取考進正規的好學校，自幼勤奮學習，力爭上游。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慘痛情景及對當時中國經濟和政治的影響，他歷歷在目。壽振黃在農村長大，對中國當時農村的貧困和落后的情景了解深刻，立志要學農以改變中國農村的落后面貌。在杭州市讀中學時，他便看了不少有關農業的書。1917年中學畢業后考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學農。在校期間他曾到上海穆藕初等人辦的農場學習。臨近畢業的那一年，由于他學習成績優秀，受聘在植棉講習所兼任助教。
1920年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畢業后，在鎮江第六中學擔任生物學教員。他逐漸認識到農業的基礎是生物學，如果中國的生物學發展不起來，中國的農業便無從改進。任何學科要由基礎開始學，才能學好，于是他便決定改學生物學，1921年考入東南大學生物系。由于經濟困難，他在東南大學附屬中學兼任生物學教員，勤工儉學，讀完大學。
1925年東南大學畢業后，到上海澄衷中學任生物學教員，并兼任吳淞中國公學教員。在教學中他仍感自己學識之不足，于是1925 年夏季自費去美國留學?？壳诠€學和省吃儉用省下來的一點錢，以及他母親籌借和做小生意的叔叔資助湊的一些錢，才勉強夠去美國的路費。在美國初期，他靠半工半讀維持生活。在每一處學習時間的長短，取決于能否在當地找到工作，維持生活。
1925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1926年1月轉到美國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大學研究院，在魚類學家D.S.喬頓（Jordan）博士的指導下從事魚類分類學研究。1927年與魚類學家B.W.埃弗曼（Evermann）合作共同研究中國華東魚類的分類，并發表了一個魚類新種——產自中國浙江溫州的秉氏鯊（Hemigaleus pingi Evermann & Shou，1927），這是中國動物學首次發表的有關中國魚類分類的論文。喬頓博士是斯坦福大學第一任校長，美國魚類學家多出自他的門下。當時喬頓博士已年邁，但仍到實驗室從事研究工作。在導師的指導與熏陶下，壽振黃受益匪淺，他終生貫徹這種治學精神。
1926年8月他又到霍普金斯（Hopkins）海濱生物研究所從事甲殼亞門生活史研究，當年寫出論文，獲碩士學位。
1926年得到清華大學的獎學金資助。憑他當時的業務基礎和勤奮精神，他是有條件繼續讀博士學位的。但是，他在專業已入門的基礎上，立志要把脊椎動物學的全部理論與研究技術學到手，移植回中國，創建中國的脊椎動物學，他決定不再讀學位，又回到加利福尼亞大學從事鳥類學和獸類學研究。1927年他在美國發表有關中國福建省鳥類的論文，是中國科學家發表的第一篇有關中國鳥類學的論文。1927年6～10月他先后到美國費城、芝加哥、紐約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等地的大學和博物館參觀，學習博物館陳列和標本制作技術。
1928年初回國，應聘到清華大學生物系任講師，從事脊椎動物學教學工作，后晉職教授。直至1936年1月，長達8年之久。
為了能開展脊椎動物學的研究工作，他除了在清華大學任教外，1928年10月又到由秉志和胡先骕等領導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工作，擔任動物部技師。直到1941年日美太平洋戰爭開始的前夕，他在靜生生物調查所工作了13年，這是他早期學術研究的黃金時代。在此期間，1936年1月～9月曾作為訪問學者去歐洲訪問，使他的學識又有所補充與更新。
由于物價日益高漲，為了能夠維持5口之家的生活，1938年9月開始，他在中國大學生物系教書，直至1947年8月，共9年。最初是兼任講師，1941年靜生生物調查所關閉后，1942年開始擔任名譽教授。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他又在北平市的北京大學生物系任講師。1943年秋至1945年8月他又在北京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任研究員，從事脊椎動物研究工作。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5年12月至1946年8月曾任北京市政府社會局技正，兼任代科長。1946年9月至1947年8月任北京地質調查所技正，從事古脊椎動物研究。
1947年9月遷居到上海市。在中央水產實驗所任技正，兼任所長；并曾先后兼任復旦大學生物系和吳淞水產?？茖W校教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隨中央水產實驗所由上海遷到青島市。1950年9月應聘到臺灣輔仁大學生物系任教授。1950年10月中國科學院成立動物標本整理委員會（后改稱動物標本工作委員會），應聘擔任委員。1952年輔仁大學并入北京師范大學，他被調到中國科學院動物標本工作委員會任研究員。1953年1月中國科學院動物標本工作委員會改建為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室（后又擴大成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任研究員和獸類研究組組長。1962年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與昆蟲研究所合并，壽振黃任研究員、動物生態研究室主任、副所長，一直到1964年7月5日逝世。我國獸類學家夏武平先生在壽振黃先生逝世十五周年時寫下悼念詩：“脊椎動物奠基者，鳥獸蟲魚無不通。分類生態相結合，生物統計開先聲。”
1926年壽振黃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院D.S.喬頓博士的指導下從事魚類學研究，1927年即與人合作發表中國魚類的第一篇論文。同年他又利用美國收藏的標本，發表由中國人寫出的有關中國福建省鳥類的第一篇鳥類論文。回國后，1928年他在靜生生物調查所繼續魚類學研究，1929年在第四屆太平洋學術會議上提出華南經濟魚類的報告，這是中國魚類學家第一次在國際學術會議上提出有關中國魚類的論文報告。對華東和華北魚類的分類、形態、生態及相對生長等，他均進行過開創性的研究，為創建中國魚類學的工作作出了貢獻。此外，他對兩棲動物和爬行綱也曾做過一些研究，在1929年曾做過北京兩棲類的描述，1940年對龜類的消化系統進行過研究。
魚類學家張春霖在法國留學回國后，靜生生物調查所的負責人之一，壽振黃的老師秉志為進一步拓寬當時脊椎動物學在中國的研究領域，建議由張春霖研究魚類學，壽振黃改搞鳥類學研究。他顧全大局，服從工作的需要，欣然從命。他開始在河北省采集鳥類標本。1936年發表了專著《河北省鳥類志》（上、下兩冊）。該書在緒論中分析了河北省的地理條件、植被和氣候方面的特點及其對鳥類的關系，探討了河北省鳥類區系形成的自然條件及歷史。在各論中對每種鳥類均列舉了鑒別特征，按性別和年齡分別測量了鳥類的量度，進行統計，作為分類的依據；在生態方面，對棲息地、地理分布、繁殖、遷徙、活動規律、鳥巢和鳥卵等，均有記述。凡前人記載，均加以考證，去偽存真，在應用時有所取舍。此書是中國動物學家所寫的第一部鳥類志。在國內外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不僅在當時足以與國際上的同類鳥類學的研究相媲美，即使與50年后的鳥類學專著相比，也毫不遜色。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條件下，能進入河北省的深山老林搜集到如此齊全的標本和資料，確實難能可貴。還應該說明，這是一項在當時沒有對比標本和對比資料的條件下進行的分類學工作，確實不容易。在他逝世后，從他辦公室里發現兩個麻袋，是當年他寫《河北省鳥類志》時收集的資料。當時中國沒有復印技術，許多資料是他買回國外的原始文獻剪貼的。由于圖書與雜志均是雙面印刷，因此每期至少要買兩本，才能剪貼齊全。由此可見當年他為寫這本專著下過多大功夫。他一生發表了鳥類學論文及專著共40篇（或部）。除上述1927年在美國發表的第一篇鳥類論文外，在靜生生物調查所工作期間，在1940年以前發表鳥類學的論文及專著共35篇（或部），占他發表全部鳥類學論文總數的90%，對鳥類的分類、形態、生態、鳥巢及化石等方面均進行過深入的探討。這說明他對中國鳥類學的創建與發展曾作出貢獻，不愧是中國鳥類學的奠基人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的獸類學研究幾乎是空白點，僅有秉志（1924年、1925年和1929年）、石聲漢（1928年）、何錫瑞（1934年及1934年）、傅桐生（1935年）和壽振黃（1935年及1938 年）等發表過一些零星的文章，而且在抗日戰爭中，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均告停頓。
1953年1月壽振黃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室獸類研究組組長時，僅有中國科學院動物標本整理委員會留下的少量殘缺不全的標本和為數不多的幾個工作人員，力量極為有限，可以說他是在獸類學（哺乳動物學）研究工作幾乎全無基礎的情況下，開始了中國獸類學研究。
1954年初，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向當時政務院政務會議匯報的《關于中國科學院的基本情況和今后工作任務》的報告中曾指出：“舊中國的科學基礎薄弱，發展不平衡，某些科學部門中的一些重要環節，或者力量很弱或者全無基礎。例如動物界方面沒有研究哺乳動物的專家，為了在現有基礎上適當地組織科學研究的力量，使之能最有效地在國家建設中發揮作用，這是目前科學院工作中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問題?！?/p>
壽振黃早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和在靜生生物調查所工作期間，主要從事魚類和鳥類研究，雖曾做過一些獸類學研究，但為時都很短，并沒開展過系統的研究，僅能說是稍有一些專業基礎。當時壽振黃年紀已有56歲，但是為了顧全大局，服從工作需要，他響應郭沫若院長的號召，愿在有生之年把中國脊椎動物學研究中幾乎是空白點的獸類學這門學科填補起來。他領導當時的中青年人員，參加在中國東北三省及內蒙古自治區東部幾個盟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獸類調查，共采集標本10000多號。經研究后，于1958年出版了專著《東北獸類調查報告》。全書共報道獸類77種，分屬于6目，20科，54屬?？傉撝薪榻B了研究簡史、自然環境、地理分布、經濟意義及其合理利用。在各論中記載每種獸類主要的同物異名，扼要地描述了形態，列出體重和外部量度，對某些種類的分類問題做了討論，對生活習性及經濟意義做了敘述。這是中國第一部獸類地方志和獸類專著。
他研究了中國毛皮獸的地理分布，并編寫出科普書《毛皮獸圖說》，這在當時對推動中國毛皮獸的經濟利用起到指導作用。
在獸類生態學方面，1954～1956年他指導夏武平與中國科學院林業土壤研究所合作，從事小興安嶺果子松直播防鼠害的研究。通過動物生態學研究，掌握主要害鼠數量變動的規律，提出在清理干凈的采伐跡地上，使鼠類難于隱蔽的條件下，盡早播種已經摧芽能很快出苗的種子，使其在全年害鼠數量高峰出現前出苗，出苗率一般可達到86%。當害鼠數量增多時，便進行毒殺，效果相當理想。1957～1958 年他又支持夏武平和羅澤珣進行大興安嶺流行性出血熱宿主動物調查。在當時病原體還沒有分離出的情況下，通過動物生態學研究，結合流行病學分析，發現黑線姬鼠雖是野鼠，但在大興安嶺卻大量家棲，并且有明顯的戶內外遷徙現象。天氣轉暖后，黑線姬鼠到戶外繁殖；天氣轉冷后則大量進入人的住房家棲。此后1個月便出現流行性出血熱發病率的高峰（這與臨床及流行病學調查此病的1個月潛伏期一致），此病病死率很高。另外，在流行性出血熱流行出現了“小爆發”的地區，局部地區發病的人數與黑線姬鼠的密度呈正比。由此證明黑線姬鼠與此病的傳播有關。據此建議秋季在居民區戶外滅鼠，切斷此病的流行環節，1960年以后便控制住此病在大興安嶺地區流行。1983年在原疫區復查，發現自從采取此建議防治后，未見此病再度流行。這兩項工作均屬中國獸類生態學的開創性研究。
由他參加編寫，后又由他擔任主編的《中國經濟動物志》獸類卷在1962年出版。全書共61萬多字，介紹獸類162種，分屬于13目，41科。每種均扼要地描述形態，介紹生態、分布和經濟意義，并附有分類檢索表。此書對開拓中國獸類學研究起到了進一步的推動作用。
他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從事獸類學研究期間，共發表專著4部，論文25篇，約占他所發表全部論文及專著總數的1/3。直到他在1964年逝世，短短10年左右就把中國獸類分類學和生態學創建起來，這種開拓的精神確實難能可貴。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與自然保護區的建立方面，壽先生于1956年赴德國參加“嚙齒動物的生物學和防治會議”，并參觀了自然保護區。1957年壽先生與植物學家吳征鎰先生向云南省省政府提出在云南“籌建自然保護區的建議”，并提出了建立24個自然保護區的具體規劃和具體方案，得到云南省政府的批復和采納。壽振黃最早記錄了儒艮在我國廣東省的發現，大象和長臂猿在云南的發現等。
他還開展了狩獵生產中合理利用資源動物的研究，撰寫了狩獵學的生物學基礎（手稿）。
主要貢獻
科研分類
1、魚類學：他是我國以國際分類學通用準則研究中國魚類的第一位中國學者。呂振羽美國魚類學家B.W.Evermann 共同研究華東魚類的分類，于1927年發表《華東的魚類及一些新種的描述》。對華東和華北魚類的分類學、形態學、生態學均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先后發表17篇論文，為創建我國魚類學研究做出了卓越貢獻。
2、鳥類學：他是我國現代鳥類學研究的奠基者之一。1927年，在美國發表的有關福建省鳥類的論文是第一篇有關中國鳥類研究的論文。在靜生生物調查所時，他根據秉志先生的建議，由研究魚類學改為研究鳥類學，對我國的鳥類進行了大量的調查，收集了大批標本。在積累近十年寶貴資料的基礎上，先后表鳥類學論文40余篇（冊），如專著《河北省鳥類志》，分析了鳥類棲息生境、生活習性、區系形成的自然環境條件等，并首次用統計學方法測量鳥類的雌雄成幼的量度，使之成為精確分類的依據。這一專著被譽為我國地方動物志的重要典范。
3、獸類學：為了填補我國獸類學研究的空白，在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的動員下，毅然擔負重任，進行了大量區系調查工作，著手分類學和動物地理學研究，然后轉向動物生態學和應用生態學的理論研究，還注意開展狩獵生產中合理利用資源動物的研究。于1958-1962年完成了一系列專著，如：《東北獸類類調查報告》《果子松直播防鼠害之研究》《毛皮獸圖說》《中國經濟動物之一—獸類》。還發表學術論文25篇。
4、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與自然保護區的提議：他于1956年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參加“嚙齒獸的生物學和防治會議”并參觀了自然保護區，他在1957年1月12日向中科院提交的總結報告中特別指出：“外國科學家對中國的愛護，似在我們之上，值得我們反省，他們建議從速建立自然保護區，提出狩獵法”。1958年9月，他與吳征鎰聯名向云南省人民政府提出“籌建自然保護區的建議”，云南省政府在當年就正式建立了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倉自然保護區，于1959年計劃籌建24個自然保護區。
他不僅為動物研究所培養了一支研究哺乳動物的專業隊伍，而且在他的影響下，中科院系統有關研究所也都建立了獸類學研究組、研究室，推動了我國獸類學研究領域的蓬勃發展。
培養人才
壽振黃十分重視培養人才。20世紀50年代以后從事獸類學研究工作的人員，直接或間接多出自他的門下。當年曾隨他在東北地區參加獸類調查的研究技術人員，多數已成為研究員和高級工程師。
他經常關心、指導下面人員的工作。他每天按時上班，先到各辦公室了解每個工作人員的工作進展情況。他知識淵博，遇到問題大多數可以當場解決。如動物研究所1957年蓋辦公大樓時，有人看不懂建筑圖紙，請教他時，他十分內行，用一把尺子測量后就能夠修訂標本室設計不合理之處。他對繪圖技術也下過功夫，與齊白石等均是好友，繪圖員畫的動物插圖請教他時，他均能提出恰如其分的評價。當場不能解決的問題，他第二天便帶來參考書和同事們商討。遇到難解決的問題，便廣泛征求周圍人的意見商討解決辦法。如大形獸類皮張的熟制與保存，他在美國時用的方法是用優質的汽油浸泡后放上大量鋸末吸凈溶解在汽油中皮張上的油脂。這種方法在當年中國缺少設備條件下是不適用的。當時中國石油產量不高，用大量優質汽油浸泡皮張，由于揮發快，要隨時添加，不僅經費不允許，國家也難保證供應；另外，設備條件及防火條件均達不到標準，很難保證不發生火災，因此行不通。經大家商議，決定請熟制裘皮的工人協助解決，他接受這個建議。在他這種放手與關心相結合，隨時指導與督促推動下，工作進展迅速。
他特別重視通過工作來培養人才。凡在壽振黃指導下工作的人員，初來時必需參加野外調查和采集工作。他要求所采到的每只標本全要做成假剝制的研究標本。剝制獸類標本，從稱體重和測量各項外形量度，剝下外皮、除凈殘肉和油脂、涂防腐劑、填充、縫切口、固定等全過程，最快要15分鐘。再剖檢胃內食物碎屑和繁殖器官的情況，又需5分鐘。每只標本處理的全過程最快要20分鐘。一分鐘也不休息，每小時只能剝制3個小型獸類標本。每日若采到幾十只標本，工作人員全部動手，也需4～5個小時。剝制標本技術是一門手藝，初做時不僅慢，而且制做出的標本外形不佳。工作一段時間后，久而久之，操作熟練了，標本也逐漸合乎要求。這時再仔細回憶這個全過程，才深刻領會到壽振黃在實踐中培養干部方法的重要性。從事獸類學研究的人不會采集和制作標本怎么行。僅憑書中的記聞之學，而不親自動手操作是學不會標本剝制技術的。另外，不大量做標本，不在實踐中找出自己的差距，向內行人不斷請教，精益求精，剝制技術也很難提高。初參加這項工作的人在深山老林里終日彎著腰搞剝制工作累得腰酸腿痛，難免有怨言，但一旦認清此項工作對進行獸類研究工作的重要意義時，才進一步認識到壽振黃對工作人員的培養是要求每個人要能文能武，基本功要扎實。他自己年青時在美國就是在實踐過程中學會能文能武的全套本領，因此回國后不論是魚類、兩棲類、爬行類、鳥類或獸類，想開展什么領域的研究，均能開展起來，并且作出成績。
通過他一生從事脊椎動物學研究的全部經歷，就使他的弟子們不言而喻地認識到練好基本功的重要性。20世紀30年代他從事《河北省鳥類志》工作時的助手、已故的彭鴻綬生前曾說過：“跟著壽振黃先生工作，他對你工作的要求你認為非常嚴格，甚至有時覺得十分苛刻，但是一旦你嚴格按照他的指導去工作后，眼見自己確實工作能力有明顯的提高?！边@說明壽振黃在實踐工作中培養干部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主要論著
1、Evermann B W，Shou Z H. Fishes from Eastern China，with 描寫文 of new 物種 Proc Calif Acad. Sci.，4th Ser，1927，6 (4): 97-122。
2、Shou Z H. A small collection of birds from Fukien. Science， 1927， 12 : 1289-1296。
3、Shou Z H. A new fresh-H?O goby from Tientsin. Bull Fan Mem Inst Biol， 1929，1 : 1-6。
4、Shou Z H. The amphibians of Beiping. Bull Fan Mem Inst Biol， 1929， 1 : 77-78。
5、Shou Z H. Note on some birds of Chefoo， China. Auk， 1930， 47 : 542-545。
6、Shou Z H， Tchang T L.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cyprinoid fishes of Hopei Province.Bull Fan Mem Inst Biol， 1931， 2 : 289-296。
7、Shou Z H. Note on some non-passerine birds from Szechwan. Bull Fan Mem Inst Biol，1931， 2 : 319-327。
8、Shou Z H. Note on some passerine birds from Szechwan. Bull Fan Mem Inst Biol，1932， 3 : 217-233。
9、Shou Z H. Note on the birds of Chekiang. Bull Fan Mem Inst Biol， 1934， 5:285-338。
10、Shou Z H. Dematolyphic in 黃色 throated martin， Charronia flavigula borealis(Radde). Bull Fan Mem Inst Biol， 1935， 6 : 145-149。
11、Shou Z H. The birds of Hopei Province. Zoologia Sinica， Ser B， Vertebrates of China， 15 : xxxiii， 3175+975， in two vols. Fan Mem Inst Biol， 1936。
12、Shou Z H， Lee J S. Age and growth in some food fishes. Bull Fan Mem Inst Biol，Zool Ser， 1939， 9 : 251-262。
13、Shou Z H. The digestive system of the soft-shelled 軟甲龜 Bull Fan Mem Inst Biol，Zool Ser， 1940， 10 : 153-158。
14、壽振黃。中國毛皮獸的地理分布。地理學報，1955，21：405-421。
15、壽振黃等。東北地區獸類調查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與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獸類研究組全體人員合寫）。
16、壽振黃，王戰，夏武平等。紅松直播防鼠害研究工作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17、壽振黃。毛皮獸圖說。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18、壽振黃主編。中國經濟動物志。獸類。北京：科學出版社，1962。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