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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吉仁臺溝口遺址位于新疆尼勒克縣科蒙鄉恰勒格爾村，地處西部天山伊犁河谷，總面積約50萬平方米，是截至2021年8月新疆伊犁河谷發現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以青銅時代為主體的聚落遺址。

2015年６月，為配合尼勒克縣基本建設，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吉仁臺溝口墓地實施搶救性考古工作，共計發掘早期鐵器時代至宋元時期墓葬76座，揭露遺址面積1000平方米，清理房址５座，墓葬３座，明確發現最早的燃煤遺跡。次年再次發掘，清理遺址1500平方米，揭露房址12座。201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聯合對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進行了第三次考古發掘，發掘面積2000平方米，共清理房址20座，窯址２處，墓葬２座，另發現灶（火塘）、灰坑、冶煉遺跡煤堆等200余座，釆集遺物標本1000余件。2019、202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聯合對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的高臺遺存連續進行了兩次考古發掘，確認高臺遺存屬于高等級大型墓葬，是截至2021年8月在新疆乃至歐亞草原發現的史前時期面積最大、規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構墓葬建筑遺存。經過五次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明確了遺址主要由吉仁臺溝口內側的居址區和吉仁臺溝口外側的高臺遺存組成，距今3600～3000年。2021年，在高臺遺存周邊發現了建筑基址、房址、灰坑、窯址和墓葬等40余處遺跡。2022年，在吉仁臺溝口遺址高臺遺存東北部G33灰溝內，發現了木質車輪及構件兩組40余件，同時出土中國首次發現的骨質冰鞋。

2017年1月，吉仁臺溝口遺址獲評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六大考古發現”之一。2019年3月29日，吉仁臺溝口遺址入選“201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19年10月7日，吉仁臺溝口遺址被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吉仁臺溝口遺址的發現，對于研究新疆史前時期的年代分期、文化譜系、聚落形態、社會狀況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大學術價值。

歷史沿革

地理位置

吉仁臺溝口遺址位于尼勒克盆地東北角，喀什河右岸（行政區劃屬于尼勒克縣科克浩特浩爾蒙古民族鄉恰勒格爾村），西距縣城約20千米。新疆尼勒克縣位于西天山伊犁河谷的東端，所處的尼勒克盆地是伊犁河谷三大盆地中最小的，喀什河東西橫貫，這里水草豐美，氣候適宜，這種山前環境提供了豐富多樣的、可利用的動植物及水資源，是古人生存的理想場所。

發現與發掘

2015年6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為了配合尼勒克縣基礎設施建設，對吉仁臺溝口遺址墓地進行清理，清理中發現所發掘墓葬有打破早期遺址的現象，便進行布方試掘，揭露遺址面積1000平方米，清理房址５座，墓葬３座，專家們在吉仁臺溝口墓地上發現6段不同時期的墓葬，第一段為青銅時代中晚期，第二段青銅時代晚期，第三段為鐵器時代早期，第四段為塞烏時期，第五段為隋唐時期，第六段為宋元時期，一共76座墓葬，既包括距今3000多年前的青銅時代的屈肢葬，也有距今2500年左右的早期鐵器時代的偏室墓，又有秦漢的中型土墩墓，還有隋唐時期的殉馬墓等，墓葬類型多樣，年代跨越近3000年，出土各類文物100余件。在遺址地層中，專家們發現了大量煤灰和未燃盡的煤塊，確定了該層最早使用煤炭的痕跡，將煤的使用歷史上推了千年，也讓中國最早的用煤時間變成了3500年前，從側面證實了喀什河溝口處的吉仁臺自古以來就是人類繁衍生息之地。此遺址定名為“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

2016年7月，對吉仁臺溝口遺址進行第二次發掘，清理遺址1500平方米，揭露房址12座。鑒于該遺址的重要性，經國家文物局批準，轉搶救性考古發掘為主動性考古項目，并納入“考古中國”邊疆重大研究項目。

201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聯合對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進行了第三次考古發掘，發掘面積2000平方米，共清理房址20座，窯址2處，墓葬2座，另發現灶（火塘）、灰坑、冶煉遺跡煤堆等200余座，采集遺物標本1000余件，對于研究新疆史前時期的年代分期、文化譜系、聚落形態、社會狀況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引起學術界的極大關注。

2019、202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聯合對吉仁臺溝口遺址的高臺遺存連續進行了兩次考古發掘，確認高臺遺存屬于高等級大型墓葬，是截至2021年8月在新疆乃至歐亞草原發現的史前時期面積最大、規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構墓葬建筑遺存。

2021年，繼續對吉仁臺溝口遺址的高臺遺存及周邊進行發掘和勘探。經勘探，在高臺遺存周邊發現了建筑基址、房址、灰坑、窯址和墓葬等40余處遺跡。

2022年，在吉仁臺溝口遺址的高臺遺存東北部G33灰溝內，發現了木質車輪及構件兩組40余件，其中實心木車輪11件，車轅、車軸、車廂等木構件30余件。同時，遺址中出土了國內首次發現的骨質冰鞋，冰鞋由黃牛骨和馬骨制成。

遺址構成

總況

吉仁臺溝口遺址主要由吉仁臺溝口內側的居址區和吉仁臺溝口外側的高臺遺存組成（考古勘探顯示其周邊分布有房址、灰坑、窯址、墓葬等遺跡40余處），總面積約50萬余平方米。吉仁臺溝口遺址年代距今3600～3000年，是截至2021年8月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發現的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以青銅時代為主體的聚落遺址，吉仁臺溝口遺址大型房址、大型墓葬，在伊犁河流域乃至中亞地區都較為罕見，此處應該是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等集中之地即聚落中心。

居址區

居址區布局

吉仁臺溝口遺址居址區共清理房址37座，體量之多，延續時間之長，在新疆乃至歐亞草原青銅時代少見。古環境研究顯示，遺址所在的四級階地為原古河道改道位置，在遺址南邊形成了離堆山。階地形成后，繼續在階地上堆積黃土，吉仁臺遺址大多數遺存均埋藏于階地堆積上部的風成黃土堆積中。居址背山面水，按建筑規?？煞譃榇笮煞N：大型房址面積約100～400平方米。有6座，分布相對獨立。房址平面大致呈南北向長方形，建筑形制屬于半地穴木框架式結構，門朝南，墻外有一周回廊式石壘護墻，居址中部為長方形石砌火塘，布局嚴謹勻稱。其中位于臺地西部的編號F6大型房址地勢最高，居高臨下，坐北朝南，規模最大，整體建筑南北長21、東西寬17.8米，房屋建筑面積374平方米，室內實用面積達240平方米，可同時容納100多人。房屋正中間用石片圍成一個面積約5平方米的長方形超大火塘，有明顯的燒烤使用痕跡。視野開闊，背山面河，坐北朝南，門道正對溝口推測是一處用于議事或者舉行祭祀、宴飲的高等級儀式大廳，可能還具有監督聚落內部人群生產生活和監視溝口人畜來往的作用，應為整個聚落的核心建筑，也是迄今為止新疆發現的最大的一座單體房屋建筑。

小型房址面積約20～60平方米，主要分布在居址區的東部，分布相對集中，依山梁地形呈階梯狀錯落分布。平面分為圓形和長方形，建筑形制有半地穴和地面起建兩種，房址中部一般都有一個圓形石灶，房址內遺跡現象單一，主要有灰坑、灶址、居住面、踩踏面、灼燒面、卵石坑等。

居址區年代分期

根據地層疊壓打破關系、房屋形態和出土陶器特征不同，將遺址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流行中間有長方形火塘的大型半地穴式木結構房屋，分布較散，對居住房子有較高要求，修筑規范齊整，出土的陶器大多是筒形罐、折肩罐，年代在距今3600～3400年；第二期房屋規模變小，分布相對集中，形制趨于簡陋，流行圓形石灶，陶器則變得溜肩鼓腹，其頸部多裝飾戳印珍珠紋飾，年代在距今3400～3200年；第三期很少見規矩房屋，沒有發現明顯墻體建筑，常在坡地上發現火塘、石堆和煤堆的遺跡組合，此時應該出現易于拆卸搬遷的帳篷式房屋，平底陶器仍是主流，但出現了圜底及較多的帶流器物，年代在距今3200～3000年。三期房屋從大到小、從規整到簡陋，陶器由筒形平底罐到圜底器，反映一種生活方式的轉變，正好反映了公元前２千紀后期到公元前１千紀初，西天山地區人群的生業方式從較為穩定的畜牧經濟向游牧經濟的轉變過程。

高臺遺存

高臺遺存位于吉仁臺溝口外側，通過2018年的勘探和試掘及2019、2020年兩個年度的考古發掘，表明高臺遺存是一處與編號F6大型房址同時期的大型方形覆斗狀墓葬，主要由地上高臺墳冢和半地下墓室兩部分構成。地上高臺墳冢為邊長120米的正方形，方向為北偏東３°，面積近1.44萬平方米。四周有用加工平整的大石板圍砌的圍墻，殘高約70厘米，墻體由層層石板交錯壘砌，殘存１～９層，規整平直，外圍鋪有一周紅土。邊緣高約1.5～２米，中心高約５米。從封堆的堆積來看，經歷了兩次大的修筑過程，明顯可以分為兩大堆積層，以青灰硬土面為界，上層構筑邊緣向中心墓室匯聚的石條帶，石條帶兩兩（或三）成組，構筑形成寬窄不一的石包土的梯形墻體，從高空俯瞰，石構部分呈條帶狀從墳冢中心向四周放射狀延伸，猶如太陽的萬丈光芒；下層則是用石塊構筑寬大的實心梯形石墻，石墻之間存在較多隔段，填以大量灰燼，同樣表達太陽崇拜理念。加上墳冢圍墻外鋪墊的紅土和中心墓室外的紅土墻，體現了鮮明的太陽崇拜觀念，這也是包括北疆在內的亞歐草原地區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最重要的宗教觀念，不排除這座墓冢還有祭壇和觀測日出的功能。與吉仁臺溝口大墓一河之隔、年代相同的烏吐蘭墓地發現了三座規模較小的方形祭壇，放射狀的石條帶結構和吉仁臺溝口大墓接近，應該也和祭祀太陽有關。

中心墓室由半地穴式墓室和包裹墓室的土、石墻構成，平面略呈“甲”字形。用石板構筑石室，面積近40平方米，上部原來應該蓋有棚木。西部有寬約1.6米的斜坡墓道，是截至2021年8月，中國所知最早的斜坡墓道（這種帶斜坡墓道的墓葬兩三百年后在中國商朝時期貴族墓葬大為流行）。墓室外周在生土上用紅膠泥土筑成略高于墓室的圓形土墻，其外用石塊堆筑成高達３米的石堆包裹，形似中原地區的三重槨。因多次嚴重盜擾，沒有出土任何遺物。

2020年在中心墓室東部清理擾坑時又發現４個神秘坑洞，形制少見，坑洞中均單面砌石墻（高約1.2米），坑洞內較為狹窄，開洞處見明顯石塊封堵現象。高臺遺存屬于高等級大型墓葬，是目前為止在新疆乃至歐亞草原發現的史前時期面積最大、規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構墓葬建筑遺存。

文物與其它發現

迄今世界最早的燃煤遺跡

隨著遺址的大規模發掘，在遺址早晚地層尤其是房址內部發現了大量煤灰、煤渣、煤矸石、未燃盡煤塊以及煤的堆放點等，顯示出使用煤炭資源作為燃料這一行為貫穿了整個遺址發展的始終，歷時達600年之久，這里是迄今世界上發現的最早使用燃煤的遺存，將人類對煤的使用歷史上推千余年。經過實地踏查，遺址附近分布有豐富的煤炭資源，在河岸、斷崖、山坡、巖層發現可視煤炭點達７處之多，且埋藏較淺，露頭較多（燃點低，易被自燃、引燃），這些無疑都使當時人們認識煤的可燃性幾率提高。通過煤炭常量元素、微量元素、碳含量氮含量等對比分析表明，遺址使用的燃煤就是恰勒格爾村附近山坡的露天礦煤，按《中國煤炭分類國家標準》，遺址用煤屬于長焰煤，因其燃燒時火焰長而得名。

動植物遺跡

房址內釆集動物骨骼共1170件，經動物考古專家鑒定，皆屬哺乳動物，種屬有羊，牛、馬、狗、羚羊、馬鹿、狐屬，胳駝等，以羊，馬，牛為主要種屬，近48％的骨骼為羊，30％為牛，10％為馬，利用科技手段檢測出陶器內側有奶和脂肪的殘留成分。這些說明吉仁臺古人群以羊、牛肉等為主要肉食來源，同時食用奶制品。

通過植物考古，遺址發現炭化農作物種子12153粒，粟、黍、大麥、小麥四種農作物在遺址中都有發現。這些植物大部分可作優良牧草；碳氮同位素研究也表明當時的牛、羊是放養與飼喂相結合，并已經出現了季節性遷徙轉場的放牧方式。遺址中也發現了數量較多的的石磨盤、石磨棒，經過植硅體和淀粉粒分析，是用來對粟類作物、麥類作物和某些塊根塊莖類作物進行加工處理的，這些發現一定程度上表明農業在當時的生業經濟中占有一定比重。在吉仁臺溝口遺址F27房址中，由于房屋是因焚毀而倒塌，特殊埋藏的環境得以出土了12105粒炭化黍種子。

新疆目前發現最早的陶范

遺址發掘過程中出土了十余件澆鑄銅器的陶范，是制作銅鏡、銅錐、菱首劍、管銎銅戈等小件銅器和武器的模范。這是新疆青銅時代遺址首次發現陶范，數量較多，加之在遺址中發現的煉爐、鼓風管、銅礦石、銅錠、坩堝、爐渣、煉渣等冶金遺物，說明在吉仁臺溝口遺址存在制銅加工，要素完整、鏈條清晰，存在明確的鑄銅生產活動，新疆各地尤其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發現較多青銅時代的青銅器，但基本沒有冶鑄遺存發現。

迄今新疆最早的＂窯址＂

吉仁臺溝口遺址中也有早期文化遺存發現，2019年在居址區東南緣發掘出２座公元前2600～前2400年的炭窯，比遺址上限年代還早了近1000年。窯址位于臺地邊緣凸起的山梁上，由窯室和火道兩部分組成，形如勺狀。窯室近圓形，口大底小，內部積滿木炭。在冶銅過程中利用木炭燃燒可以提高爐火的溫度，有利于銅礦石的溶解。它是目前新疆發現的最早“窯址”。2019年在其附近發掘了一座年代相當的墓葬，也許他們就是炭窯的建造者和使用者。葬者姿勢怪異，隨葬陶器為夾砂灰陶，陶質粗糙，火候不高，微敞口，溜肩，斜壁，平底，其形態具有早期缸形器的特點。結合墓葬測年數據看，可能與這一時期在外烏拉爾和哈薩克斯坦地區主要分布著的辛塔什塔文化有關。

木質車輪及構件

2022年，在吉仁臺溝口遺址南部的高臺遺存東北部G33灰溝內，發現了木質車輪及構件兩組40余件，其中實心木車輪11件，車轅、車軸、車廂等木構件30余件。初步判斷是營建高臺墳冢過程中使用的，被廢棄后進行了拆卸并有意識地集中掩埋，測年數據距今3500年，是國內發現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木質車輪實物資料。

首次發現骨質冰鞋

2022年，在遺址中出土的骨質冰鞋是國內首次發現，經測定，冰鞋由黃牛骨和馬骨制成，形制與歐洲早期骨質冰鞋幾乎一致。

重要意義

遺址建置意義

吉仁臺溝口遺址是目前新疆伊犁河谷發現的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以青銅時代為主體的聚落遺址，3000多年前，掌握了成熟的冶金、畜牧、建筑、煤炭利用等技術的吉仁臺古人群，可能通過控制銅礦這一重要的戰略資源，擁有了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并利用青銅器等與其他部落開展貿易，積累財富，推動了社會分化，出現了大酋長或者地方之“王”。他們征召勞役，營造大型房屋和“太陽王陵”，通過宗教信仰凝聚群體力量。對于研究新疆史前時期的年代分期、文化譜系、聚落形態、社會狀況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大學術價值。

出土文物意義

在吉仁臺溝口遺址的發掘過程中確認了該遺址有煤的使用，發現了大量的煤灰和未燃盡的煤塊。遺址的年代不晚于青銅時代，這說明最遲在青銅時代晚期，生活在這里的人類就開始使用煤炭?！妒酚洝の饔騻鳌分杏写_切記載的用煤記錄和發現是在東漢，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也明確記錄了西北用煤冶鐵的盛大場景，但此時與吉仁臺溝口的用煤相差千余年。這次發現，將煤的使用歷史最少上推千年。

吉仁臺溝口遺的青銅時代文化遺存既有遺址也有墓葬。第一段的墓葬中出土的陶器與遺址中發現的較為一致。通過遺址內出土陶、銅等器物的對比，以及墓葬的佐證，發現遺址與安德羅諾沃文化聯系緊密。

在吉仁臺溝口遺址灰堆內發現有呈小顆粒狀銅珠，出土有銅刀、銅扣等，還發現了制作銅器的陶范。經專家確認，遺址有加工銅器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吉仁臺溝口遺址是新疆史前完整冶金證據鏈的最重要的發現，對于研究新疆地區青銅時代冶鑄手工業，以及西方青銅文化的東向傳播和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炭化黍種子等遺存的發現揭示了農作物向西傳播的路徑，這是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青銅時代該類作物的首次發現，也是已知的黍西傳路線上中國境內最西面的點（在哈薩克斯坦草原距今4500～4000年遺址中就發現黍的遺存）。因此吉仁臺溝口遺址東方農作物的發現，為黍的西傳路線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視角，對于粟黍類作物的西傳、“早期作物全球化過程”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2022年，木質車輪及構件的發現為研究歐亞草原絲綢之路，尤其是新疆地區在3500年前與歐亞草原東部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充分的證據。，而同時發現的骨質冰鞋為青銅時代歐亞大陸東西方交流提供了新證據，也是研究中國滑冰起源難得的實物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