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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1905年9月13日-1948年10月1日），又名朱敦仲，字劍俠，江蘇宿遷人，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炮兵奠基人，也是解放戰爭中解放軍犧牲的最高級別將領。

朱瑞出生在一個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早年曾在徐州市、南京等地讀書，并積極參加進步學生運動。民國十三年（1924年），其加入中原地區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考入國立第一中山大學（后改名中山大學）。民國十四年（1925年），朱瑞前往蘇聯，先后就讀于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克拉辛炮兵學校，并在此期間加入蘇聯共產黨（后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民國十九年（1930年）其返回中國，擔任中央軍委參謀、中共長江局軍委參謀長兼秘書長。次年被調往中央軍委兵運科，參與組織了寧都暴動。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月，朱瑞到達江西瑞金，歷任紅三軍政治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政治委員等職，并率部參加了南雄水口等戰役和第四、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8月，朱瑞被調往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擔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參加長征。次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到達陜北地區，其又先后參加直羅鎮戰斗以及東征、西征等戰役。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底，被任命為第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朱瑞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軍委書記，不久調任八路軍駐第一戰區聯絡處處長，從事對國民革命軍將領的統戰工作，并在此期間創辦了華北軍政干部學校，培養了一批抗日軍政干部。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5月，朱瑞被調往山東省，出任八路軍第一縱隊政治委員，與徐向前指揮在山東和蘇北地區的八路軍部隊。此后又兼任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等職，領導抗日軍民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為鞏固和發展山東抗日根據地做出了重要貢獻。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8月，朱瑞赴延安市參與整風學習，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4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七大”結束后，朱瑞主動要求從事炮兵工作，不久被任命為延安炮兵學校校長。抗日戰爭勝利后，其奉命率炮校人員到東北地區組建炮兵部隊，并擔任東北民主聯軍炮兵司令員兼炮兵學校校長等職。在此期間，朱瑞重視培訓炮兵干部，總結作戰經驗，為解放軍炮兵建設奠定了基礎。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10月1日，在圍攻義縣的戰斗中，朱瑞不幸觸雷犧牲，終年43歲。同年10月6日，其靈柩運抵哈爾濱市，后被葬于哈爾濱烈士陵園。

朱瑞犧牲后，中共中央發出唁電，對其一生給予了較高的評價，電文中表示：“朱瑞同志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炮兵建設中功勛卓著，今日犧牲，實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巨大損失。”時任東北解放軍第一副司令員的高崗則認為：“朱瑞同志是好黨員，優秀的領導人才，炮兵專家。東北我軍炮兵今日的輝煌成績，是與朱瑞同志的名字分不開的。”2009年9月10日，朱瑞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之一。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9月13日，朱瑞出生在江蘇省宿遷縣朱大興莊一個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其父親早年學武不成，后改當農村業余郎中，母親是家庭婦女。朱瑞八歲時，他的父親去世，家中又連遭土匪搶劫，房屋被燒，母親帶著子女先后遷居戚圩、埠子等地。民國九年（1920年）秋，朱瑞進入徐州市培心教會學校讀書，開始接觸新思想。兩年后，因不滿學校向學生灌輸宗教迷信和虐待學生，朱瑞參加了青年進步組織領導的反對奴化教育學潮，最終被校方開除。民國十一年（1922年），在同學的幫助下，朱瑞轉入南京私立鐘英中學讀高中。在此期間，其有計劃地閱讀了一些進步書刊，并曾自擬作文題《擬孫文討賊檄》，抨擊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和軍閥政府的腐敗無能。高中畢業后，朱瑞赴上海市報考國立第一中山大學。在復習期間，經原徐州同學馬汝良介紹，其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國民黨。民國十三年（1924年）秋，朱瑞順利進入廣東大學法學院預科學習。入學不久后，其就加入了中共領導的外圍組織新學生社，并被選為該組織的負責人。這一時期，朱瑞不僅認真研讀了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著作，還積極參與反對以鄒魯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的斗爭，得到了中共粵區學委負責同志的好評。

留學蘇聯

民國十四年（1925年）冬，莫斯科中山大學到廣州招生，朱瑞聽聞后立即前去報考。通過考試后，其在中共粵區委的推薦下，以左派青年的名義獲準前去蘇聯學習。次年2月，朱瑞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入學后，他積極學習俄語，兩個月后進入俄語班聽課，并被選進學生公社（學生會）。接著其又轉入第七班，與張聞天、左權、鄧小平等人一起學習，并在他們的影響下，與國民黨右派學生和“托洛茨基主義”勢力進行斗爭。民國十六年（1927年）7月，朱瑞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根據當時國內斗爭需要和共產國際的決定，其選擇進入克拉辛炮兵學校繼續學習。朱瑞積極研讀與炮兵相關的軍事理論著作，由于表現突出，其在開學不久后便被提拔為班長、副排長，此后又擔任中國連的司務長，主持全連行政管理工作。民國十七年（1928年）春，朱瑞當選為炮校蘇聯少共委員會委員，同年加入蘇聯共產黨（后轉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又擔任該校中國連支部書記。次年7月，其在畢業考試中，筆試和實彈射擊均獲得第一名，受到學校領導嘉獎。畢業不久后，由于國內斗爭需要，朱瑞被派遣回國。

白區工作

民國十九年（1930年）1月，朱瑞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市。幾經周折后，其找到了當時秘密設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不久被分配到中央軍委擔任參謀。是年5月，朱瑞出席在上海召開的全國中國工農紅軍代表會議，擔任會議的秘書兼記錄。5月30日，朱瑞赴鄂豫皖蘇區傳達會議精神，同時奉命將當地的紅軍整編為紅一軍，并推動部隊向武漢發展。9月，其返回上海。此時，中共中央長江局軍委急需干部，要求中央派人支援。朱瑞不顧危險，主動要求前往武漢。長江局負責人關向應對其知難而進的精神表示贊賞，便任命他為長江局軍委參謀長兼秘書長。10月，朱瑞到達武漢，協助關向應處理軍委的日常工作。

由于宋惠和等人的叛變，國民黨加強了對中共地下組織的搜捕。12月下旬，長江局領導機關遭到國民黨襲擊，不久關向應等主要負責人遵照上級決定，撤離武漢前往上海，臨行前將軍委辦事處和武漢市委的工作交由朱瑞負責。在國民黨當局的嚴密搜捕下，朱瑞堅守自己的崗位，安排軍委系統人員和統戰對象撤退轉移，使他們脫離險地。此后關向應考慮到武漢工作暫時難以展開，便決定將朱瑞調回上海。民國二十年（1931年）2月，朱瑞回到上海，不久被分配到軍委兵運科主持兵暴訓練班工作。在此期間，朱瑞對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地下黨的工作進行了精心策劃和周密部署，參與領導了寧都暴動，促使第二十六路軍加入紅軍隊伍，增強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此外，朱瑞還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同國民黨部隊的將領孫蔚如、孫殿英等駐上海的代表聯絡，對他們進行統戰工作。是年12月，朱瑞奉命離開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蘇區。

指揮紅軍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月8日，朱瑞到達江西瑞金，并先后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科長、五軍團訓練隊政委等職。6月，又奉命擔任紅三軍政治委員，并先后參與了水口、樂安縣、宜黃縣等戰役。同年12月，朱瑞調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政治委員。該部隊是由寧都暴動的原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改編而來，由于戰斗頻繁，部隊的教育改造工作較為滯后。朱瑞到任后，重點加強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時利用戰斗間隙，組織各級指揮員學習紅軍的政治工作條例。在其帶動和領導下，部隊的政治素質和戰斗力都得到了較大提升。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初，朱瑞與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軍團長董振堂率領所部，先后取得黃陂區、草臺崗兩次戰役的勝利，為中國工農紅軍粉碎中國國民黨的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做出了重大貢獻。9月，蔣介石再次調集重兵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在“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下，紅軍很快陷于被動局面。根據過往成功經驗，朱瑞和董振堂曾提出“避免正面作戰和陣地戰，于運動中側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正確戰術，但遭到“左派”領導人的拒絕。12月中旬，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在德勝關同優勢之敵展開陣地戰，盡管紅軍作戰頑強，但最終仍被迫放棄陣地。此后，紅五軍團退守建寧縣、廣昌縣等地，根據地日漸縮小。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朱瑞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同年8月，根據其本人請求，朱瑞被調往一軍團擔任政治部主任，次月又參加了興國保衛戰。隨著興國保衛戰的失利，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方面軍被迫于當年10月14日撤出中央根據地，開始長征。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功會師，中共中央召開兩河口會議，決定北上建立川陜根據地，以推進和領導全國的抗日運動。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卻主張向川康邊退卻，并挑起了一場分裂紅軍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朱瑞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行為表示反對，并堅決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10月，紅一方面軍在吳起鎮與陜北紅軍會師，緊接著發起直羅鎮戰役，粉碎了國民黨對陜北革命根據地的進攻。是年底，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制定了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省作戰的戰略計劃。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2月，朱瑞隨一軍團渡河東征。5月，其又參加了彭德懷指揮的西征軍，負責擴大和鞏固西北抗日根據地。8月，一軍團進駐固原市、同心城一帶，朱瑞和鄧小平帶領紅四師留在七營川地區，開展對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的統戰工作，并與何柱國軍長就彼此防區等事宜進行談判。同年12月，應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總指揮賀龍的要求，朱瑞被調往紅二方面軍任政治部主任。在此后的半年時間里，朱瑞對部隊的政治制度、基層黨支部建設等作了大量工作，得到了賀龍等人的好評。

華北統戰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后，朱瑞根據上級指示，離開中國工農紅軍，就任中共北方局軍委書記。不久，其又受周恩來的派遣，赴抗日戰爭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程潛部）做統戰工作。10月，程潛所部撤退到新鄉，朱瑞又接受了豫北師管區主任張珍的聘請，擔任豫北游擊訓練班教官。其利用訓練班這一合法講臺，向學員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統戰政策。第一批的二百余名學員，經過三個月的訓練，大部分都加入了民先隊，其中一些還加入了共產黨，留在豫北堅持敵后抗日斗爭。不久，朱瑞又被程潛委任為八路軍駐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聯絡處長。他便利用這一合法身份，廣泛開展社會統戰工作，與中國國民黨將領商談抗日大計，勸說他們中一些人就地堅持游擊戰爭；邀集社會人士舉行座談，鼓勵他們加入抗日斗爭；向青年學生發表演說，勉勵他們奔赴前線或到敵后組織群眾。

國民革命軍隊向黃河以南撤退后，朱瑞繼續以聯絡處長的身份，進行抗日活動。在當地社會人士的資助下，其創辦了華北軍政干部學校（簡稱華干）。該校招收上黨郡、豫北等地的流亡學生和進步青年，對他們進行抗日軍事、政治訓練，并按照統一戰線的原則，將他們分配到八路軍、犧盟會和國民黨的部隊工作。華干一共辦了五期，培養了兩千多名青年干部，這些青年在抗戰期間，大都成為了抗戰的骨干力量。在此期間，朱瑞還通過內部關系，同直南、豫北的中共特委取得聯系，指導他們進行恢復、整頓工作，并在晉、冀、豫邊區先后建立晉豫邊區游擊隊、太行南區游擊隊和道清路游擊隊，為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地區建立敵后游擊戰爭根據地奠定了基礎。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春，朱瑞參加了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召開的將領會議。會后，其被派往陵川縣、晉城市一帶協助一二九師發展部隊。同年8月，其被任命為八路軍駐河北省主席鹿鐘麟處代表，負責處理八路軍與國民黨河北省政府之間的關系，并指導中共地方黨的工作。10月，又調任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部長。

山東抗戰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5月，八路軍總部為統一和加強山東敵后抗戰力量，決定建立八路軍第一縱隊，并任命徐向前為司令員，朱瑞為政治委員，前往山東指揮八路軍第115師和山東縱隊。朱瑞等人于6月到達山東魯中山區，不久正式建成第一縱隊。8月9日，北方局批準了關于建立山東軍政委員會的報告，朱瑞被任命為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書記，負責領導山東地區黨政軍民工作。10月，其又出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朱瑞等人抵達山東不久后，就遇上了敵人的第一次大“掃蕩”。日軍集中兩個師團兵力直撲魯中山區，企圖圍殲山東分局和山東省縱隊領導機關。朱瑞與徐向前決定避免與敵人正面作戰，發動群眾開展廣泛游擊戰，經過一個多月的戰斗，最終粉碎了日軍的“掃蕩”。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日軍再次集結重兵，以軍事、政治、經濟等聯合手段，向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朱瑞等領導人提出了擴大與鞏固山區根據地，打通山東各區及山東與華中地區的聯系，打破敵人“囚籠”政策的方針，利用靈活的戰略戰術，打擊和消滅日軍，并利用敵人“掃蕩”間隙，開展攻勢，恢復和發展根據地。

除日偽勢力外，山東地區還存在大量國民革命軍隊。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朱瑞和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確定了“擁護于學忠，打擊沈鴻烈，聯合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消滅頑固派”的統戰政策。其親自負責東北軍于學忠部的統戰工作，通過聯席會議，互通情報，交換代表等方式，爭取東北軍中立、抗日。對以沈鴻烈為首的反共派，朱瑞等人在政治上揭露其破壞統一抗日的行徑，軍事上則予以其堅決打擊。至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底，中共已在山東開辟了魯南、魯中、魯西等十個根據地，擁有黨員12萬，正規武裝10萬余人，成為堅持華北敵后抗戰的重要戰略基地。民國三十年（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山東形勢尤為嚴峻。對此，朱瑞等人發起了更大規模的自衛反擊戰，沉重打擊了中國國民黨內部的反共派。

民國三十年（1941年）11月，日軍為加強對山東的控制，再次集結重兵發起大“掃蕩”。次年，山東敵后抗戰進入艱難時期，根據地縮小，武裝減員，群眾積極性也受到挫折。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3月，劉少奇受中共中央指派，到山東檢查、指導工作。在劉少奇的幫助下，山東分局召開擴大會議，分析形勢，總結經驗教訓，確定了充分發動群眾，鞏固根據地和各級民主政權的主要任務。5月上旬，朱瑞帶領干部工作團到臨沂、日照市地區，進行減租減息試點工作，取得經驗后，6月下旬即在山東全面展開。此外，山東分局還根據中共中央部署，開展整風學習，實行精兵簡政，落實政權建設中的“三三制”原則。通過這些措施，至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春，山東抗戰形勢已趨向轉好。3月，朱瑞在軍政工作會議的報告中提出，廣大軍民要鞏固、擴大已有的成績，將對敵斗爭發展為全面的工作與群眾性運動。同年5月，國民黨李仙洲的九十二軍和于學忠部換防，朱瑞和山東分局領導人則趁機利用于、李之間的矛盾，“乘于出魯，拒李深入”，使長期被分割的沂蒙山區根據地連成一片，改變了八路軍在三角斗爭中的被動局面。

延安學習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8月，朱瑞離開山東，赴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到達延安后，朱瑞先被安排進黨校，與各地代表一起參加學習整風運動，并被推舉為第六支部學習干事。在此期間，其除了學習中共中央規定的文件外，還廣泛閱讀了卡爾·馬克思、恩格斯以及毛澤東等人的著作。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5月，朱瑞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參與籌備“七大”，并根據會議決定，參加“統一戰線報告”準備委員會工作。7月，第六支部進行改選，朱瑞當選為書記。此后，其先后主持了第六支部和黨校二部一些支部的糾正肅反擴大化的甄別工作，平反冤假錯案。同年冬天，黨校整風學習進入聯系實際、檢查思想、檢查工作、總結經驗教訓的階段。朱瑞聯系自己的斗爭經歷，對自己以往工作中存在的缺點和錯誤做了剖析和檢查。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4月23日，朱瑞以中共山東代表團副團長（團長為林彪）的身份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并于5月10日在會上作了《山東根據地在三角斗爭中的經驗與教訓》的發言。

建設炮兵

“七大”閉幕后，中共中央決定讓朱瑞擔任軍委副總參謀長，協助彭德懷同中國國民黨和美國代表談判。朱瑞聞訊后，立即找到毛澤東，表示自己在蘇聯學過炮兵，可以在軍隊的炮兵建設方面做些貢獻，副總長一職則請中央考慮更合適的人員。他還匯報了如何從當時軍隊的實際情況出發，建設人民炮兵的初步設想。毛澤東在聽聞其想法后，便鼓勵他“放手做，做一個橋頭堡”。不久，朱瑞被任命為延安炮兵學校代理校長。在各方面條件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其帶領全校師生員工堅持訓練，順利完成了第一批學員的培訓工作，為人民軍隊炮兵培養了一批骨干力量。日本投降后，朱瑞奉命率領延安炮校遷往東北地區。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11月，朱瑞等人到達沈陽市。時值國民革命軍隊大舉進攻，炮校一時無法招生開學，更無現成的裝備可以接受，而日軍遺留下的火炮器材則散落在各地。對此，朱瑞提出了“分散干部，搜集武器，發展部隊，建立家業”的方針，一面組織干部到主力部隊去培養炮兵骨干，一面發動眾人四處搜集武器。至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5月，炮校師生共收集了火炮700余門，炮彈50余萬發，坦克12輛，汽車23輛以及大量零配件和各種器材，為建立東北地區炮兵奠定了物質基礎。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4月，國民黨開始大舉向南滿進攻，炮校從通化移駐牡丹江市。按照中共中央地方局“發動群眾，建設壯大隊伍”的總方針，朱瑞提出了“變學校為部隊，拿部隊當學校”的口號，將學校干部分派到各地去組建部隊，并對部隊進行訓練，迅速培養了大批炮兵骨干。在其領導下，東北民主聯軍很快組建成10個炮兵團、6個炮兵營、80個炮兵連和1個高射炮大隊、1個坦克大隊、1個修械所。從7月開始，朱瑞相繼發布數道命令，對炮兵的組織、訓練、裝備、作戰等方面作出明確規定，使炮兵由原來的分散狀態走上了統一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發展階段。9月，為使炮兵部隊盡快適應戰爭需要，其又發出“苦練一個月，準備打勝仗”的號召，開展聲勢浩大的練兵運動。10月，東北民主聯軍成立炮兵司令部，朱瑞被任命為炮兵司令員。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1月至4月，東北解放軍發動三下江南、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的戰役，前后有多支炮兵連隊參與了此次戰役。戰后，朱瑞在雙城召開了第一次炮兵會議，對炮兵一年來的建設、作戰經驗進行總結，并提出了一些適合當時情況的作戰原則。在同年的東北夏季攻勢中，解放軍又在炮兵的有力配合下，殲滅國民革命軍8萬余人，收復縣城40多座，從根本上改變了東北戰場的形勢。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1月，朱瑞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兼東北野戰軍炮兵司令部司令員。4月，其在哈爾濱市召開第二次炮兵會議，進一步豐富了炮兵的戰術原則，從而使炮兵戰術、技術和指揮能力進入了比較成熟的發展階段。

觸雷犧牲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后，隨著戰爭的發展，前后方供需矛盾越來越突出。為保證作戰需要，朱瑞親自主持后勤工作，先后組建了迫擊炮、戰車、高射炮等五個團。到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8月，在東北地區的解放軍已有各種火炮4700余門，為即將到來的遼沈戰役做好了技術準備。9月12日，解放軍首先包圍了義縣。義縣城高墻厚，城內的國民黨軍則以城墻為依托，設防固守。為使戰役順利進行，朱瑞在炮兵進入陣地前，帶著負責主攻任務的幾個團長到前沿觀察陣地。在9月30日總攻的前一天，他又到各團作戰前沿視察，仔細檢查各個火炮的射向和隱蔽情況。10月1日，解放軍對義縣發起總攻。隨著朱瑞一聲令下，1000余門各種口徑的火炮齊發，瞬間將義縣城墻炸開一道40多米寬的缺口。朱瑞見此，隨即下令炮火延伸射擊，很快將國民黨軍設立的工事摧毀。此后，解放軍在司令員韓先楚等人的帶領下，沿著炮兵轟開的缺口，沖進城內與中國國民黨軍展開巷戰，不到6個小時便全殲守敵，活捉國民黨師長王世高，揭開了遼沈戰役的序幕。在此次戰役中，解放軍第一次使用繳獲的美國榴彈炮。為了解這種火炮的性能，朱瑞在戰斗剛結束時便離開指揮所，準備到實地查看城墻被炮火破壞的情況。然而在前往戰場的途中，朱瑞不幸觸雷犧牲，時年43歲。同年10月6日，朱瑞的靈柩運抵哈爾濱，后被葬于哈爾濱烈士陵園。

主要影響

朱瑞在國民黨部隊做統戰工作期間，以中共北方局委員身份，通過地下黨秘密關系，先后恢復、整理了直南、豫北兩個特委，幫助他們建立抗日武裝，為我黨在晉冀豫邊區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打下了良好基礎。朱瑞研究提出的一系列適用于我軍的炮兵戰術原則，主要包括步炮協同、集中使用火力，攻堅作戰，快、準、猛等。這些戰術原則對我軍炮兵建設具有重大意義，標志著人民炮兵建設進入正規化作戰階段。時至今日，步炮協同、集中火力、快準猛等戰術原則，仍是我軍炮兵火力運用的基本原則。

人物評價

朱瑞犧牲后，中共中央發出唁電，對其一生給予了較高的評價。電文中表示：“朱瑞同志在中原地區人民解放軍的炮兵建設中功勛卓著，今日犧牲，實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巨大損失。中央特致深切悼念，望轉告全軍，繼續為革命戰爭的徹底勝利而奮斗，以紀念朱瑞同志永垂不朽。”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10月23日，高崗（時任東北解放軍第一副司令員）在《東北日報》發表《朱瑞同志永垂不朽》一文，文中對朱瑞的評價為：“朱瑞同志是好黨員，優秀的領導人才，炮兵專家。他具有不怕困難，能夠克服一切困難的崇高品質。東北我軍炮兵今日的輝煌成績，是與朱瑞同志的名字分不開的。”

《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朱瑞》中對其評價為：“他是紅色政權的捍衛者，在土地革命的洗禮中脫穎而出，他是抗日救國的排頭兵，在敵后烽火的嚴酷里勇挑重擔，他是人民炮兵的奠基人，在解放戰爭的考驗下一往無前。”

《朱瑞在山東》一書中對朱瑞的評價為：“他忠于黨、忠于人民、不怕艱苦、樂于奉獻的革命精神；胸懷大局、光明磊落、廉潔勤政、平易近人的高尚情操；嚴于律已、寬以待人、率先垂范、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以及他那深厚的理論造詣、淵博的知識、睿智風趣的談吐和巧妙的斗爭藝術，使人們由衷地敬佩和懷念。”

人物關系

人物軼事

矢志尋黨

朱瑞等人從蘇聯返回國內時，共產國際曾告訴他們，到上海市后住先施公司東亞酒樓，組織上會派人去接頭。然而他們一連住了半個多月，也沒人來聯系，眾人的經費也很快耗盡。于是他們商量后決定，彼此分頭活動，設法與組織取得聯系。朱瑞第二天便乘火車前往徐州市找老同學馬汝良，但馬聽到朱瑞來意后卻吞吞吐吐。朱瑞敏銳地察覺到，對方不是叛變，便已消極。為防止意外，其又連夜乘火車返回上海。到上海后，其繼續通過各種途徑尋找中共的組織。在此期間，朱瑞碰到過不少曾經的朋友、同學，但他們在經歷反革命政變后，大多已變得消極、沉淪，一些人還勸他放棄政治，改行經商。正當朱瑞因找不到組織而焦慮時，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則想趁機拉他入伙，但都被其予以拒絕。朱瑞一心要找到黨組織，為了不暴露自己身份，遇到熟人時他便詳稱自己早已從蘇聯回國，在家鄉當教員，來上海市只是為了散心。民國十九年（1930年）3月下旬，朱瑞正漫步街頭，突然看見鄧穎超陪其母親在散步。于是他便迎上去，說明自己的情況。最后在鄧穎超的幫助下，朱瑞成功地找到了組織。

關心同志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在長征紅軍過草地時，朱瑞的馬不是讓給傷病員騎，就是給戰士們扛槍、馱背包。在行軍休息時，朱瑞也會到處查看，找干部、戰士談心。當時中國工農紅軍最大的困難是缺少糧食，過草地前，朱瑞曾要求每人準備好七天的糧食，但實際卻搜集不了這么多，一些戰士在行軍又將僅有的糧食丟了。于是朱瑞便動員大家發揚友愛精神，將糧食勻著吃，同時發動大家采蘑菇、野菜。吃飯時他一邊詼諧地說蘑菇有很高的營養價值，一邊又說前面就有糧食了，鼓勵大家堅持下去。朱瑞本人長期患有胃病，由于長征途中伙食較差，其胃病也經常發作，但其從未搞過特殊化，即使碰到改善伙食的機會，也總會把機會讓給其他同志。據肖鋒回憶，“走出草地不久，軍團直屬隊在一個山溝里打土豪，搞到了四頭肥豬、十幾只雞，還有許多紙煙。他們猜想朱瑞一定不會接受，便決定請他和大伙一起”吃小灶“。當炊事員把飯菜做好，派人去請他時。朱瑞表示同志們一路上很辛苦，難得有這個機會，應該好好在一起高興。但他隨之又借口有事情要急于處理，謝絕了大家的好意。”

公私分明

朱瑞在1945年6月中旬在延安市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中央有意安排他擔任軍委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主要任務是同中國國民黨和美國代表談判。但朱瑞卻對毛澤東說，副總參謀長責任重大，請中央考慮更合適的人選，我在蘇聯是學炮兵的，現在隨著抗戰戰略反攻階段的到來，建設炮兵已成為重要任務，我愿到炮校當一名教員，為發展炮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澤東主席接受了朱瑞的建議，還向朱瑞詢問了組建炮兵需要之一的問題和一些火炮性能等具體情況。不久，朱瑞便擔任了延安炮兵學校的代理校長。3個月后，朱瑞奉命率部開赴東北地區。到東北后，一心撲在炮兵建設上。炮兵初建時，上級發給炮兵司令部三千三百兩黃金，朱瑞東奔西走，籌集器械、材料、馬匹和技術人員。因資金缺乏，他便將妻子的三枚金戒指捐獻出來。此后其又趕赴朝鮮，同蘇聯紅軍交涉補充炮兵的武器裝備。因當時蘇軍的一位領導是他在留蘇時的同學，朱瑞便通過這個關系，多要了好多武器回來。由于工作過份勞累，再加上談判精神緊張，朱瑞到朝鮮不久便病了。從朝鮮回到牡丹江市時，妻子潘彩琴即將臨產，朱瑞短暫停留了幾日。二女兒出生三天后，他便帶上大女兒趕往哈爾濱市工作。朱瑞對工作熱情，對待家屬親人卻嚴格無私。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底，大哥的女兒朱坤一家三口由山東省撤退到東北地區，朱瑞接待了他們。夏天到了，朱坤三人都沒夏衣，潘彩琴便建議朱瑞批點棉布給他們做幾件衣服，但朱瑞卻堅決不批。潘彩琴有些不滿地說：“東西南北來的人，只要有困難來找你的都給解決，連小孩吃的白糖你都批過，朱坤他們是輕裝來的，沒衣服穿怎么就不管？”朱瑞回答說：“對自己人要嚴格，領導干部要處處做表率！他們現在還沒分配工作，待分配工作后，由他們單位解決。”最后，潘彩琴只得用孩子的保育費，為他們購置了夏裝。

墓葬與紀念

紀念活動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10月9日，哈爾濱市黨、政、軍各界為朱瑞舉行了盛大葬禮和公祭儀式。高崗、陳云、張聞天、李立三等黨、政、軍負責人都親臨大會致祭，東北軍區司令部負責人伍修權和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張學思同為陪祭人。

1988年9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炮兵部隆重舉行“紀念朱瑞犧牲40周年大會”。副總參謀長韓懷智，原軍委炮兵司令員宋承志，副司令員蘇進等出席，韓懷智在講話中對朱瑞一生的光輝業跡作了高度評價。

1994年10月，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鄭建英編著完成的《朱瑞傳》《懷念朱瑞》，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1998年，朱瑞犧牲50周年之際，在中國共產黨山東省委員會和臨沂市委的指示下，《朱瑞在山東》一書出版，原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秘書主任、國務院原副總理谷牧為該書作序。

2009年9月，經中共中央批準，在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解放軍總政治部等11個部門聯合組織開展的評選“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活動中，朱瑞作為“人民炮兵的奠基者”人選。

紀念建筑

朱瑞故居

朱瑞故居位于今宿城區龍河鎮龍河街，占地10畝，總建筑面積640平方米，由水景公園、紀念廣場、故居和后花園四部分組成，其中水景公園和紀念廣場占地4畝，故居占地6畝。其整體格局為蘇北民居式兩進三排院落，前院展示朱瑞將軍留下的遺物、圖片等成長歷程、革命生涯和主要功勛，后院主要追溯朱瑞少年時代的生活、學習情況等。2012年7月，朱瑞故居正式對外開放。

朱瑞將軍墓

朱瑞將軍墓位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烈士陵園。墓碑高7米，呈長方體，乳白色，采用漢白玉石和大理石建筑。墓碑上書有“朱瑞將軍墓”五個大字，碑中部四周雕刻著花環，基座正面鐫刻著朱瑞將軍的生平。朱瑞將軍的棺就葬在墓碑下面。墓的后側，建有烈士事跡陳列館和烈士靈堂，陳列面積300平方米。陳列館展出了朱瑞將軍和其他著名烈士生平事跡的珍貴歷史圖片、文字資料和實物。1988年10月6日，為紀念朱瑞犧牲40周年，緬懷其為國家和人民炮兵部隊建設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又特在墓前設立朱瑞將軍半身銅像。

朱瑞烈士陵園

朱瑞烈士陵園位于義縣城關鄉后楊村，占地21197平方米，由朱瑞將軍紀念碑、解放義縣烈士紀念碑、朱瑞將軍事跡展室、綠地等設施組成，陵園內安葬著約1300名烈士遺骨。1986年由義縣團縣委發出號召，捐款為朱瑞烈士修建烈士陵園和重建烈士紀念碑，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題寫了“朱瑞同志紀念碑”七個大字。1993年經省政府批準，烈士陵園被列為遼寧省重點革命歷史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義縣政府決定將朱瑞烈士陵園與義縣烈士陵園合并。1998年5月，重新修建朱瑞烈士紀念碑，并在義縣解放和朱瑞犧牲50周年時竣工。1993年義縣朱瑞烈士陵園被省政府確定為省級革命烈士紀念建筑物重點保護單位，2002年被中共遼寧省委命名為遼寧省黨史教育基地，被省國防教育委員會命名為省國防教育基地。

朱瑞將軍雕像

朱瑞將軍雕像建于1991年11月2日，坐落在遼沈戰役紀念塔西側60米處，占地面積95平方米。

朱瑞將軍紀念館

朱瑞將軍紀念館有新館老館之分，老館位于宿城區龍河鎮龍河中心小學院內，于2006年建成。新館位于宿遷市宿城新區古黃河北岸濱河路南側，北臨濱河路，東靠環城西路，南依古黃河河道，西眺黃河風光帶主景區，是整個印象黃河景觀工程的一個主要人文景點。該紀念館規劃用地72000平方米，建筑面積8300平方米，館高19.4米，主體共三層。首層為公共服務區，二層為主體展示區，三層為游客活動區。2012年7月，朱瑞將軍紀念館由宿城區委，區政府主導開工建設。2013年，該館正式對外開放，是宿遷市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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