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堪，清代，（1849―1893）字可莊，又字忍菴，號公定，閩縣（今福州市）人。
光緒三年（一八七七）第一名進士，狀元。授殿撰，官蘇州市知府。善設色花卉。書宗歐、褚，名稱一時，卒年四十五。
人物生平
殿試狀元
王仁堪（1849～1893）字可莊，福建閩縣（今福州市）人，故居在東街孝義巷。祖父慶云，進士出身，官至四川總督，工部尚書。父傳燦隨侍衙署當少爺，養尊處優，學業上沒多大成就，只中個秀才。王仁堪卻勤奮好學，同治九年（1870）二十二歲時中了舉人。光緒三年（1877）丁丑科殿試狀元。
軼事典故
兩個狀元
有清一代，福州市出過兩個狀元；前一個是林鴻年，后一個就是王仁堪。他雖然官不過知府，壽不滿五十，但他的品德、政聲、文章、書法都名重一時。從歷史上看，一般認為封建時代的狀元，多數是少有建樹的平庸之輩，真才不多，人品未必好。但是王仁堪這個狀元確是品學俱優，名副其實，他立朝直諫敢言，出任地方官后，也能為人民做好事，是值得稱道的。
王仁堪中舉之后，連續三次參加會試都遭到挫折。他平日的文名很高，自己也充滿信心，但第一次會試（1871）沒有連捷，第二次（1874）又沒考中，第三次光緒二年（1876）丙子，增設了一次恩科，熟悉他的人們都推測他必中，他也以此自許，結果又落第了。他并不為此頹喪，格外努力用功，甚至私刻一印曰“落第狀元”。到第二年（1877）果然中了狀元。這種立志奪魁和自信的毅力，一時被傳為佳話。（見李伯元《莊諧詩話》）
王仁堪文章、書法和品貌都十分端正秀潤。初期深得慈禧和光緒帝的愛重。光緒十三年（1887）奉旨在上書房行走，每參加宮廷宴禮和節慶大典，得到的賞賜都格外豐厚優渥。其間多次外放學政，光緒六年（1880）冬，任山西省學政時，整飭學風，嚴禁學官生員吸鴉片。十一年（1885）任貴州省鄉試副考官，取才甚嚴。十二年（1886）秋，充教習庶吉士，徐世昌（后來民國初任大總統）就是他這時的學生（見王孝綺《王蘇州年譜》）。十五年（1889）五月，又出任廣東省鄉試副考官，提拔了不少好人才，梁啟超（近代著名的改良主義政論家）即出其門下。梁是這一科廣東舉人中最年青的一個，王仁堪閱卷后，就認為是個奇才，送卷給正考官李端棻看，李也十分贊賞，就想把自己的妹妹許配給梁，并托王仁堪作媒。在王仁堪盡力說服之下，才使梁啟超由堅辭而同意婚姻。王仁堪的知人識才，也于此可知一斑（見古直《梁任公軼事》）。（在孟祥才編《梁啟超傳》（北京出版社1980年11月第一版）中說，這時王仁堪原也想招，梁為女婿，卻被李端搶先開口了，而梁對“如此難攀的高親，當然是驚喜交集滿口答應。……”與此小有出入。——編者）大約與此同時，王仁堪已漸次失去了清廷的寵信。他之所以不能見容于最高封建統治者，還得追溯到仕途得志之初。
歷史事件
當光緒五年，即王仁堪大魁天下的第三年（1879），中俄交換條約，出使大臣完顏崇厚屈服于俄羅斯帝國的壓力，居然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新科狀元王仁堪便與前科狀元曹鴻勛等聯名上疏，“請斬崇厚以謝國人”，理直氣壯，直聲震動朝野。這可說是初露鋒芒，已觸權貴所忌。到了光緒十四年（1888），慈禧為了籌備慶祝自己明年的壽辰大典，挪用建海軍的巨款，擬建頤和園大工程。這時，各省發生大水災，京城地震，百姓處于饑寒交迫之中。到了十二月，北京太和門又發生火災。王仁堪便借此機會，上書切諫，請不要修建這樣豪華的大花園，盡管其措詞非常委婉，但專橫已慣的慈禧太后最不喜歡被人頂撞。加上當時在朝的清流黨內部又互相傾軋，王仁堪便于光緒十六年（1890）十一月被外放了，出任江蘇鎮江府知府。
所謂清流黨，是晚清朝臣內部出現的政治派別，以敢于批評時政得失，標榜廉潔清高而得名。其主要成員有陳寶琛、張佩綸、文廷式等。陳寶琛的妻子王眉壽，即王仁堪的姐姐。（后來陳寶琛作了末代皇帝溥儀的師傅，所以王眉壽對人說：“夫門生天子，弟天子門生。”）由于上層官僚中的這些關系，王仁堪也成了清流黨之一員。當甲申（1884）中法馬江海戰失敗時，閩籍京官潘炳年上奏折，請嚴懲失職的船政大臣張佩綸，張被拿問革職，這封奏章，便是王仁堪代筆的（見郭則沄《知寒軒談薈》），而張的后臺卻是他的父執李鴻章。這樣，王仁堪又得罪了當朝權勢炙手的大臣，同時也與陳寶琛產生矛盾。于是王仁堪官運蹇阻，終于不可避免了。知情的同人們都為之不平，而王仁堪卻不以為意，坦然地到江蘇省上任去了。臨行時寫下《別諸友》詩中有：“圣明無棄才，中外不歧視。”的句子，表示了自己曠達的胸懷。
光緒十七年（1891）三月，王仁堪在鎮訌上任不幾天，便發生了丹陽教案。起因是當地人發現在洋人的天主教堂內有死嬰七十多具。動起公憤，焚毀了教堂。洋人借口提出種種無理要挾，王仁堪對此逐一嚴予駁斥。最后決定，由地方當局賠償教堂的損失，不追究焚毀的責任。這一處理，達到了和平解決外事糾紛，保全了國體，保護了人民。上峰和人民都對他贊頌。同時，他還在丹陽市、丹徒區兩縣，振興農田水利，開塘二千三百多個，建溝、渠、閘、壩等一百多個。十八年（1892）遇到大旱災，又奏請截留漕米五萬斛救濟了二十余萬饑民，并募款二十多萬以辦理各種救災的善后，如捕蝗、牛賑、浚河、種樹、積谷等，又將所收的捐款的收支數目，全部公布于眾。另一方面命所屬各縣設立義塾，以普及民間教育。再創立保甲制度，加強地方治安管理。這一切利民的和取信于民的措施，得到府屬人民的普遍擁護（以上事跡見《年譜》和黃念慈《王仁堪傳》）。
當三年任滿考績時，江蘇省定王仁堪的政績為全省第一。光緒十九年（1893），奉調任蘇州市知府，蘇州人民聞訊無不高興。當時來省任主考的殷如璋，路過蘇州，會見當地官員，王仁堪在座，恰有一個已革職的中書周福清（即魯迅的祖父）暗地遣人向殷送考試關節，殷見王仁堪是翰林前輩，又素以公正聞名，他不但不敢接受周福清的信，還把原信連來人一并送交給王仁堪審理。于是周福清受到法辦。一時鉆營舞弊行賄之風為之減殺。(見李伯元《莊諧詩話》)
王仁堪素有疝氣疾，在艱巨棘手的鎮江市任上，就已經積勞病重，來蘇州才三個月，接管新任，事更繁劇，疝氣大作。十月十八日，赴宴回衙署后，腹大痛，醫誤以為寒疾，藥用麝香又過多，服后，汗下如雨，至二十日歿，年僅四十五歲。人民聞訃，群集衙署致哀。清廷下詔褒揚，事跡付國史館立傳（見《年譜》及兩江總督劉坤一《奏疏》）。
王仁堪生當晚清政治腐敗、外侮日蹙的局面，第一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以來，已呈種種危亡的征兆，這是當時所有有識之士所共憂的。王仁堪青年時期對此已深有感慨。當他剛中了狀元，衣錦還鄉，拜會親友時，其間曾到洋人橫行的廈門市一游。在一次交際場所中，認識一個因貧賣身的歌妓。他聯系時局預感將有亡國的沉痛。題詩一首：“憂樂斯民百感縈，樽前絲竹且陶情。愿傾四海合歡酒，且學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前半生。”（文天祥即宋末殉國名臣文天祥）這首詩很快被傳到京城，引起一些當政者和道學家的議論。或以為以亡國前的文天祥為喻有問題，或以為行為不檢，竟作冶游。王仁堪解釋說，我只講學文文山的前半生，沒說學他后半生（指國破身亡）呀！人們就無法駁難了（見李伯元《莊諧詩話》）。在這首詩和自解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深寓警戒的憂國憂民之心，以及他應付那些不懷善意的攻訐者的機智。
王仁堪歿后，靈柩運返福州市葬于北門外馬鞍山。在他任過知府的鎮江府，人們特在金山中泠泉之畔建祠紀念這位好官，春秋致祭，由當時名人樊增祥撰文，陳寶琛書碑。民國初，還由政府下令保護該祠，今已列為當地文物保護單位，而且成為旅游瞻仰勝區。在福州孝義巷的故居，后改建為王氏家祠。
是非功過
王仁堪生前所作詩文，均由其子收入《王蘇州遺書》，其中《惜陰賦》和《志不在溫飽賦》最為后人所傳誦。他的大小楷書法極佳，為世所珍，所作《千字文》帖，向為學書者的臨摹范本。
在王仁堪的門風家學的影響下，后代繼起者亦多優秀人才。第四子孝總（字彥功）曾輸財募捐以贊助辛亥革命，長子孝緝曾任福建省省教育廳長，三子孝絪任過遼寧實業廳長，孫女世靜曾任福建華南女子職業學院院長，侄孫世穎是現代著名文學家，世銳解放后任福建交通廳副廳長，世襄是中國著名的博物學家等等，還有不少后輩人從事文化科學工作，在國內外都有卓越的貢獻。
家族成員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