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朋人（1903年-1932年4月），字仁洪，又名繼玉，1903年出生于紅安縣（今紅安）紫云區高徐家村。
人物生平
1921年，徐朋人考入黃安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入學后，學習了國文、算術、常識等新課程，并接觸到教員中一些進步知識分子，他的眼界擴大了，學習更加刻苦了。那時，董必武正以武漢中學為陣地，傳播馬克思主義，發展黨團組織。武漢中學的黃安籍學生，經常向黃安高等小學的學生贈送《新青年》、《新潮》、《黃安青年》等進步書刊。徐朋人讀了這些書刊，如茫茫黑夜望見了指路明燈。
1923年，徐朋人高小畢業后，到臺山徐家河小學當教員。這年冬季，董必武在武漢中學組建了以董覺生、王鑒、雷紹全為主的中國共產黨黃安工作組。工作組回到黃安后，徐朋人與這些共產黨員取得了聯系。從1923年到1925年，他讀了《共產黨宣言》等卡爾·馬克思著作。為了了解全國革命的動向，他經常寫信給在武漢中學讀書的同鄉摯友，索取《中國青年》、《向導》、《洪水》、《黃安青年》等書刊。他還深入到附近農村作社會調查，與農民促膝談心，了解他們的疾苦和愿望。
1926年秋，徐朋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徐朋人擔任紫云區初級小學校長后，很快在教師中和附近農村發展了4個黨員，建立了黨支部，徐朋人任書記。這時候，北伐軍正向武漢進軍，大革命運動掀起高潮。徐朋人組織學校100多名學生，分成10多個小分隊，到附近村莊農舍，作講演、散傳單、宣傳北伐的意義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這次宣傳活動持續了20多天，在黃麻地區引起強烈反響。
北伐軍攻占武漢后，湖北各地農民運動如火如荼。徐朋人在紫云區提出“實行農會自治”的口號，發動組織農民成立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自衛軍，同豪紳地主作斗爭。紫云區大惡霸地主袁鶴山和河南光山縣的反動武裝紅槍會相勾結，陰謀偷襲農民自衛軍。當地農民對袁鶴山心存畏懼，不敢動手。徐朋人對農友們說：“我們不要自己嚇自己，我們人多，袁鶴山就是只老虎，我們一人一口，也把他活吞了。”農友們聽徐先生講得有理，腰板挺直了，摩拳擦掌，要同袁鶴山分個高低。4月的一天，徐朋人帶領手執大刀、長矛、鳥銃的自衛軍戰士沖進袁家大院，活捉了袁鶴山，押赴縣城審判。5月13日公審后當場槍決，鼓舞了群眾的斗志。徐朋人還十分關心婦女的解放。檀樹鄉王家河一個寡婦，被三個人販子合謀賣給一個道士。他立即派人把人販子抓到區農協，在長沖召開斗爭大會。徐朋人在會上列舉封建禮教、買賣婚姻摧殘婦女的罪行，提出解放婦女、實行婚姻自主的口號。會上斗爭了人販子，并向他們罰了款，給他們戴上高帽子，到附近十多個村莊游街示眾。會后，區農協發出布告，曉喻全區。
“七一五”事變后，徐朋人離開學校，在紅安縣、麻城市北郊繼續堅持斗爭。他與曹學楷、戴克敏等提出“以革命繼續革命，以革命發展革命”的口號，以七里坪為中心，發展黨團組織，擴大農民武裝，反對中國國民黨反動派的背叛行為。10月，黃安縣在七里坪文昌宮舉行會議，傳達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中國共產黨湖北省委員會關于在黃麻地區組織秋收暴動的指示。會后，徐朋人在七里、紫云兩區組織武裝，準備參加起義。11月14日，黃麻起義爆發，黃麻兩縣數萬農軍一舉攻占黃安縣城。徐朋人根據省委“用最簡便的方法，將土劣大中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分配給貧苦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指示，起草了《黃安縣農民政府土地法》。
黃麻起義一度遭受挫折時，徐朋人同吳光浩一道率領鄂東軍轉戰木蘭山。根據省委指示，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七軍。部隊在木蘭山積極開展游擊活動，消滅了羅家崗的地主民團，在公路上伏擊打死了紅安縣公安局長“曹屠夫”。3月，敵人派出一個團的正規軍，加上清鄉團的配合，“清剿”木蘭山。第七軍采取避實就虛的戰術，由軍長吳光浩率主力轉戰黃岡市、羅田縣等縣，留曹學楷、徐朋人隱蔽在木蘭山、洪界山附近，聚集從黃麻老區逃出的革命同志。他們很快就集合了60多人，有手槍一支，壞步槍一支。這支隊伍對外稱工農革命軍第八軍，徐朋人任軍長兼黨代表。不久，第七軍折回木蘭山。第八軍編入第七軍，共130多人。木蘭山雖然山高林密，但離武漢很近。武漢敵軍朝發夕至，對第七軍威脅甚大。這時蔣桂戰爭爆發，駐在黃麻地區的敵軍撤走，參入軍閥混戰。第七軍領導人便在陳秀沖舉行會議，決定不打城市、用游擊戰爭方式號召群眾返黃麻再組織暴動。清明節晚上，第七軍重返黃安北鄉，組織“二次暴動”。徐朋人帶領一個游擊小組，襲擊了鄭家堂的“清鄉團”，繳獲了7支長槍。
在勝利面前，吳光浩、徐朋人保持清醒頭腦。他們認為，河南光山縣與湖北紅安縣交界的柴山堡地區，地勢險要，敵人統治薄弱，群眾受黃麻起義影響，要求革命，是個地利人和的地方。于是，第七軍領導人吳光浩、戴克敏、徐朋人、曹學楷、戴季英等于5月在清水塘召開會議，決定開辟柴山堡地區，創建一個比較穩固的立足點。
進入柴山堡后，徐朋人任光山縣弦西區區委書記，曹學楷任弦南區區委書記，兩人負責地方黨和政權建設工作。徐朋人很快在弦西區發展了20多個黨員，建立了區、鄉農會組織和赤衛軍。為了培訓骨干，鞏固、擴大成果，他在卡房辦了一期黨員訓練班，講解黨的宗旨、章程和農運、土地政策、武裝斗爭等課程。在對敵斗爭方面，他采取了一些符合當地政治情況的策略，除對反革命首惡分子堅決鎮壓外，還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對一些開明的上層分子采取爭取團結的方針。他幾次到郭家河大地主郭道暢家中，動員他拿出土地分給農民。他說：中國農村的土地問題非解決不可了，民以食為天，農民人多，要吃飯，又沒有土地，活不下去了，只好造反。共產黨在農村的任務就是實行土地革命，實行耕者有其田，望郭先生看清世界大同的趨勢，不要逆歷史潮流而動。在徐朋人的耐心說服下，郭道暢同意把多余土地交給農協分配。對于當地的反動武裝“紅槍會”，徐朋人則利用他們與以往既同農民赤衛軍打過仗，也受到過軍閥部隊的欺侮。徐朋人不顧個人安危，深入虎穴，找葉道舉談判，訂立條約：對外一致反軍閥，對內互不干涉。后來，這支紅槍會逐漸被分化、瓦解，大部分成員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葉道舉成了孤家寡人，跑到外地去了。第七軍經過幾個月艱苦細致的工作，在柴山堡站穩了腳跟。
7月，徐朋人調任中共鄂東特委籌委會秘書長。10月，特委組成，徐朋人被選為常委兼宣傳部長。特委成立后，討論工作重心和軍事問題，徐朋人不同意有的委員提出的特委工作中心應放在白區、機關應設在城市、根據地應建立在黃陂和黃安南部、不宜保守在北部山區等意見。他指出：弱小的革命武裝，只有在敵人統治薄弱的地方、地理條件有利的邊界地區，實行固定區域的武裝割據，才能勝利地發展。會議按徐的意見，決定把工作重心放在光（山）黃（安）交界的山區。會議還決定將第七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三十一師。此后，紅三十一師在特委領導下，積極在鄂豫邊區拔除反動據點，肅清反動勢力，組織地方武裝赤衛軍、自衛隊、童子團。到1929年5月，鄂豫邊革命根據地發展到以柴山堡為中心，跨越兩省五縣，縱橫一百余里。
1929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京漢特委與鄂東特委合并，組成鄂北特委，徐朋人任書記。這時，徐朋人主持特委制定的中國工農紅軍軍事計劃明確指出：打通由麻城市、商城、羅田縣以東到皖省英、霍邊界之大別山脈一帶……軍事割據東由皖省英、霍邊界大別山起一直西到武勝關鄂豫邊界山脈一條橫線。這個軍事計劃對于鄂豫皖邊區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正在這時，中央巡視員來到鄂豫邊巡視，指責特委“不肯在中心區域”發展，“地方主義”、“農民意識彌漫了黨”。對于這些批評，徐朋人擺事實、講道理，反復進行解釋。接著有人搬出中央通告來壓迫特委改變自己的正確路線，并責備徐朋人是“農民意識”。徐朋人氣憤地說：中央通告脫離了鄂東北區的實際，“是洋房子里想出來的，不能在東北區來實現”，“農民意識就讓他農民意識”。為了鞏固發展蘇區，特委進一步加強了蘇區內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開展了分配土地、肅清反動勢力等工作。在徐朋人的提議下，特委在南胡家創辦了黨務干部學校，每期招生20多人，學習3個星期。徐朋人親自編寫通俗講義，每期都到學校講課，引導學員學習革命理論，聯系實際討論。同時，徐朋人還主編特委機關報《英特爾納雄納爾》，親自撰寫了《土地與農運》、《論婦女運動》等理論文章。為了把報紙辦得為群眾所喜愛，徐朋人利用山區人民喜歡唱歌的特點，經常編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謠在報紙上發表。他編寫的歌謠有《雇農歌》、《紅軍歌》、《賣柴歌》、《白色士兵歌》等。
11月，中共鄂豫邊特別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在光山縣胡子市舉行。出席會議的有鄂豫二省八個縣和中國工農紅軍的代表共計29人。徐朋人在會上作了三個小時的政治報告。經過討論，大會通過了徐朋人、曹大駿、王平章起草的《政治任務決議案》，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軍事問題決議案》，鄭位三起草的《土地問題決議案》等9個決議案，強調鞏固和擴大蘇區，“從游擊戰爭中擴大群眾和黨的組織，并幫助群眾武裝”，“實行保護自耕農及中小商人”，“正確的運用黨的富農的政策，分配富農剩余的土地，對于反動富農與地主一樣處治”，“防止無原則地妨礙中農利益”。大會根據黨中央指示，選舉產生了鄂豫邊特委，統一了對兩省邊界地區的領導，徐朋人任書記，徐向前、徐寶珊、王平章等9人為委員。接著，鄂豫邊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也召開，產生了邊區革命委員會。這兩次大會的召開，標志著鄂豫邊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從此大別山區的武裝斗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這一時期，黨中央領導出現了“左”的傾向。鄂豫邊黨代會受到了黨中央的嚴厲批評：“在你們的決議案中，看出你們仍然保持著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并指出，鄂豫邊黨的總任務，“就是加緊組織地方暴動與擴大中國工農紅軍，以爭取武漢暴動的勝利”。對于黨中央的批評，徐朋人感到非常委屈，思想上有壓力，但他并沒有盲從上級指示。他認真總結了黃麻起義以來的經驗和教訓，分析了鄂豫邊區的斗爭形勢，更加清醒地認識到，特委的路線是正確的，是符合鄂豫邊的實際情況的。正在這時，中央派來的巡視員命令紅三十一師脫離根據地，向武漢進逼。特委分析了敵我雙方的政治、軍事形勢，認為蔣介石、唐生智中條山戰役已經結束，戰勝的蔣系軍隊都退回武漢，京漢路南段——武勝關到漢口——必駐重兵，以少數中國工農紅軍（現在槍支不滿五百）在京漢路游擊，如敵人迎頭痛擊，易遭損失。在根據地內部，因主力紅軍遠去，清鄉團土匪軍隊集中向紅色區域采用突擊的方式奸虜燒殺，大肆破壞，赤區內部武裝只200余人，不足以維持。人民群眾日宿荒郊，夜鉆草洞，看著真令人傷心慘目。于是，徐朋入主持召開了特委第二次執委會，決定改變紅軍游擊路線，三十一師向黃岡市北部與黃麻南部游擊，與三十二師、三十三師取得聯系，則黃麻反動勢力……不難很短的時間消滅，并可造成鄂豫皖20余縣割據的局面。命令下達到中國工農紅軍后，中央巡視員認為特委“墮落在地方觀念的包圍中”，“地方最高領導機關沒有一貫的正確的政治路線”。還指責紅軍師委會超出組織原則，越過特委，直接向中央寫報告，請示游擊路線。徐朋人了解這些情況后，異常焦急和憂慮，他說：“照這樣搞下去，非把紅軍搞垮不可，把根據地搞垮不可。”他召集特委會議，一方面向中央寫了《關于紅三十一師游擊路線問題給中央的報告》，申述特委的理由，強調“沒有什么意氣爭執，都是站在工作上說話，……曹同志這次超組織的決定……是不明了鄂豫邊目前整個工作情形而發生的”；另一方面，徐朋人找中央巡視員交換意見，疏通隔閡。最后，巡視員也同意了特委決定。中國工農紅軍在京漢鐵路奪取一些勝利后，很快轉回，打退了敵人的突擊，肅清了根據地的反動勢力，根據地轉危為安。
1930年2月25日，中央指示成立鄂豫邊特委，統一對三省邊界地區數十個縣的領導，仍以徐朋人任書記，并派郭述申、許繼慎、曹大駿等同志參加特委和紅軍的領導工作。一向謙虛謹慎不圖個人名利的徐朋人，感到自己力不勝任。他對特委的同志說，鄂豫皖這大的地方，我來領導，領導不了，還是讓中央來的同志干好，并提出讓他到羅山縣去做基層群眾工作。3月17日，中央決定郭述申任特委書記，徐朋人為常委兼組織部長。接著，特委在箭廠河舉行會議，傳達中央指示，討論特委工作。會議上，中央來的部分同志執行中央“左”的政策，與徐朋人等原特委同志在幾個重大問題上發生了分歧。前者主張：一切地方武裝都集中起來去擴大中國工農紅軍，一支槍也要擴大到紅軍中去；紅一軍只接受黨中央指揮，行動不受地方黨委節制；紅軍主要是打城市，攻交通要道，向外發展以奪取武漢。原特委成員認為這些方法脫離了實際情況，缺乏根據地的觀念，推舉徐朋人在會議上作代表性發言。徐朋人指出：必須保留部分地方武裝，鎮壓蘇區內部反動團匪的暴亂；紅一軍的行動與地方黨部的工作要配合，不能紅軍搞紅軍的，地方搞地方的；紅軍不能遠離蘇區作戰。他說：紅軍的武裝是群眾的武裝，不能離開當地老百姓，沒有根據地，沒有后方，打不了勝仗。單純軍事要不得，就算一時一地打贏了，最后還是要輸掉的。會議爭論相當激烈，最后仍通過了中央帶來的方案。
8月，特委在蓮花背舉行了半個月的會議，繼續貫徹“左”的錯誤，會上點名批評了徐朋人。但是，“左”傾錯誤在蘇區貫徹僅半年時間，便給蘇區造成很大的損失。地方武裝集中到中國工農紅軍后，遠離蘇區，執行中央限令的三個月打到武漢過中秋節的指示，致使蘇區不少地方在豪紳地主策動下插了白旗；原有的反動據點加緊向蘇區騷擾，四周反動團匪乘虛而入，占領了皖西大部分蘇區；紅一軍在外線作戰，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但是幾次冒險進攻敵人的城市據點，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失。只是由于徐朋人等同志在實際工作中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才使蘇區和紅軍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徐朋人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全國蘇維埃準備大會，會上各蘇區匯報政權建設情況，討論了召開全國蘇維埃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全國統一的紅色政權等問題。會后，成立了全國蘇維埃準備委員會（簡稱蘇準會），徐朋人被選為蘇準會成員，留在上海市工作。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東方旅館召開。徐朋人以蘇準會代表身份參加了四中全會，他對王明本人和四中全會深表懷疑和憂慮，認為四中全會通過的政治路線不適合中國國情及革命的要求，王明等人沒有實際工作經驗，遭到王明的忌恨。不久，王明控制的黨中央把他打入“右派小組織”，撤銷了他的職務，停止了他的工作。接著又給予他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派他回鄂豫皖蘇區到基層去工作。
徐朋人回到蘇區不久，中央代表張國燾來到了鄂豫皖蘇區，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對徐朋人采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態度，分派徐朋人到光山縣任稅務局長，并對他進行“審查”。徐朋人到職后，整頓財務，開源節流，任勞任怨地為革命工作，毫不因受審查而松懈革命斗志。
1931年初，廣大貧農、雇農都分到土地，進行春耕生產。而張國燾卻要統統推翻，重新進行分配土地，并且提出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對此，徐朋人再也不能沉默了，他公開反對大忙季節重新分配土地，反對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不給出路的政策。張國燾聞訊后，惱羞成怒，對徐朋人加緊進行誣陷和迫害。他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總結報告中說：不可救藥的右派小組織分子徐朋人，……反對在春耕時期重新分配土地和把富農的肥沃土地分給紅色戰士，……擴大會議決定開除他的黨籍。年底，張國燾利用“肅反”的機會，將徐朋人逮捕，押至新集進行“審判”。1932年4月，徐朋人被害于光山縣潑皮河，年僅29歲。
徐朋人一生不斷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運用到實際中去，并能排除各種錯誤思想的干擾，提出一系列正確主張，制訂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為鄂豫皖蘇區的創建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所以，徐朋人是鄂豫皖蘇區公認的“土馬克思主義者”。
參考資料 >
“土馬克思主義者”——徐朋人（1）.湖北黨史網.2022-06-28
“土馬克思主義者”——徐朋人（2）.湖北黨史網.2022-06-28
“土馬克思主義者”——徐朋人（3）.湖北黨史網.2022-06-28
“土馬克思主義者”——徐朋人（4）.湖北黨史網.2022-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