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廷獻，1875出生于壽陽縣尹靈芝鎮（芹泉鎮）庫倉村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兄弟二人，依靠父親和弟弟種田供他讀私塾，他親身經歷了農人種田的艱辛和生活的貧困。1891年他以童子試第一名的成績入學，在當地初露他的聰慧，1898年考取優貢，1901年辛丑科進士。
早期經歷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到后來清朝被迫與帝國主義國家簽訂的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讓正值青年時代的崔廷獻親身經歷了清政府的無能，深感民族危亡、民眾危難。此時，中國人民自發反抗侵略的斗爭高漲，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運動高漲。受資產階級維新變法運動和民主革命運動的影響，1904年崔廷獻與許多愛國知識青年一樣遠赴法政大學研讀政治、經濟、法律等科，尋求御侮強國的辦法。1905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組織同盟
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三民主義綱領。崔廷獻與汪精衛等法政學子接受了孫中山先生的救國綱領，并開始為之奮斗。他是“晉政界中入中國國民黨最早”之一（《大公報》1929年7月28日第十一版）。
保晉公司
1905年冬，崔廷獻回國，時值山西省民眾反對英國福公司霸占晉東、晉西開礦權的斗爭開始了。崔廷獻開始在山西大學被西齋學生推為代表，“根據《萬國公法》向英人交涉。他理直氣壯，使英人理屈詞窮，無言應付。英福公司對西齋學生用盡種種威脅利誘手段，無絲毫效果”（《山西文史資料》）。依其才能和雄辯的口才，崔廷獻又被推舉為山西全省爭礦代表，到北平政府去請愿，與英國人交涉，到1907年底，英國人終被趕出山西，爭礦運動取得勝利，并成立了“山西保晉礦務公司”。 1916年在保晉公司董事會上，崔廷獻被選為第三任總經理，直至1922年。
崔廷獻擔任保晉公司總經理職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戰爭急需的鋼鐵成為當時的奇缺貨物，價格暴漲。崔廷獻十分精明，為了壟斷市場，積極收購當地生產的土鐵遠銷外地以圖盈利。對于建立近代鐵廠，崔廷獻更是采取了當機立斷的態度，連續召開三次股東大會，決定先組成礦窯處，“調查平定、盂縣的鐵礦，擬定開采方針。”將公司改制成“采煤”、“制鐵”、“營業”三部，聘任他在山西大學求學時的同學趙錚為制鐵部長。1917年崔廷獻將保晉公司制鐵部改名為保晉陽泉鐵廠。后因鐵廠的創建而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陽泉市也由原來的沙江口一帶的荒涼河灘，變成了小鎮，以至于1947年建立了陽泉市。
1907年護礦、爭礦斗爭的勝利，使崔廷獻救國的信心倍增，他感到只要民眾真正覺悟起來，中國就有希望。他得才能也被清朝所利用，先后任山西省農林、實業、鐵路等學堂協理，奉天開埠局局長等職。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后，崔廷獻又回到山西任內務司司長兼財政司司長，并代行民政長事。
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右）與天津特別市市長崔廷獻合影
輔政山西
1911年辛亥太原起義后，袁世凱為欺騙中國國民黨，遂以閻錫山掌山西軍民兩政。閻錫山掌握山西軍政實權后，為維護他的統治，既在社會上招募了一些有才干、有聲望的人為其效力。崔廷獻就是其中之一。特別是閻錫山以國民革命、三民主義為旗號舉政之時，崔廷獻以內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之便，采取多留地方稅，少交國家稅的辦法支持了閻錫山。這引起了袁世凱的不滿。1914年袁任金永為內務司司長，并以本省文官回避之政策，將山西省籍的文官幾乎一網打盡，從此山西陷入困難時期。（《山西文史資料》南桂馨之回憶）此后，崔廷獻到閻錫山手下都督府任書記官。1917年閻錫山任山西省省長后，崔廷獻被任命為山西六政考核處處長，舉辦水利、蠶桑、禁煙、種樹、剪發、天足六政，復增辦畜牧、造林、種棉三項；1918年又被推為山西省議會議會長，兼留日預備學校校長、育才館教務主任。1922年又任山西政務廳廳長；1923年任河東區道道尹；1926年兼任山西河東鹽運使；1927年北伐后，助理平津衛戍事宜，任特務委員長；1928年宣誓就任天津特別市市長，為天津經濟文化之繁榮做出了貢獻；1930年10月，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張學良的代表臧啟芳進駐天津市后，崔廷獻即返回山西省，閻錫山任命其為首席參事，未赴任，1937年移居香港特別行政區。1942年崔廷獻在香港九龍病逝，終年6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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