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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庸（1901年-1981年2月5日），原名馮英，字振雄，奉天省（今遼寧省）海城人，奉系軍閥馮德麟長子，馮庸大學的創辦人。

1901年，馮庸出生于東北，自幼與張學良一起長大。1920年畢業于北京陸軍講武堂，后在東北軍中歷任上尉參謀、少校參謀、中校參謀處長、少將航空司令、裝甲兵司令等職。因在一次戰爭中失敗后脫離軍界。民國十三年（1924年），馮庸投身實業，任大冶鐵工廠的總辦，從事武器彈藥的生產。1926年，馮庸創辦大冶工業專科學校。次年，馮庸拿出馮家幾乎全部家產，出資擴充學校，改名為馮庸大學，他認為中國內憂外患的主要原因是工業落后，提出“工業興國，先育人才”的理念。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關東軍將馮庸劫持到東京。馮庸在朋友的幫助下，從東京逃至香港，后返回北平，組織馮庸大學的學生組成義勇軍。1932年，馮庸率領義勇軍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1933年，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路總指揮，參加長城抗戰。后歷任第三戰區昆山戒嚴司令、武漢衛戍區中將軍法執行監、軍官訓練團中將處長、第九戰區中將處長等職。抗戰勝利以后，馮庸任東北行轅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1948年沈陽解放前夕，馮庸前往臺灣，任高雄要塞中將司令官。1959年后改任臺灣電力公司董事。1981年，馮庸病故于臺北。

2015年9月3日，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對馮庸將軍的抗日精神給予褒揚，并頒發了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01年9月，馮庸出生于奉天省（今遼寧省）海城縣，是奉系軍閥馮德麟的長子。馮德麟與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是結義兄弟，因此馮庸與張作霖之子張學良自幼相熟。他和張學良及吳俊升之子吳泰勛合稱“東北三大公子”。馮庸和張學良兩人同年出生，從小一同長大，關系最為要好，兩人曾結拜兄弟。馮庸曾說：“張馮兩家為通家之好。”

從軍經歷

長大以后，馮庸進入北京陸軍講武堂學習，1920年畢業于該校。1921年初張作霖設立東北航空處以后，馮庸參加東北空軍。1923年，張學良任東三省航空處總辦，馮庸任參贊，此后歷任上尉參謀、少校參謀、中校參謀處長。1925年，張作霖任命馮庸為少將航空司令。馮庸本人也是一名出色的飛行員，在奉系將領郭松齡倒戈之時，馮庸就曾親自駕機到灤縣打探情報。

不久以后，馮庸又被調任為裝甲車司令，受張學良、韓麟春指揮。在一次戰斗中，馮庸所指揮的裝甲車隊全軍覆沒，只有他一人逃出。韓麟春原本想要依照軍法處死馮庸，但張學良不同意。在他的斡旋之下，馮庸幸免一死，此后退出軍界。

辦學經歷

早在1923年4月16日，馮庸由寧武介紹，經孫中山復電同意后加入了國民黨。當時馮庸認為國家貧弱的原因在于工業落后，于是在沈陽城外建立了一個冶鐵工廠，1924年時又創辦了大冶工科學校。退出軍界以后，馮庸又受到閻寶航的勸說，認識到大冶工科學校“規模太小，仍不足培養工業救國的人才”，于是計劃創辦大學。1926年，馮德麟去世以后，馮庸清算家產，拿出馮家幾乎全部家產籌建大學，并提出“工業興國，先育人才”的理念。

1927年春，馮庸開始在沈陽鐵西汪家河子村籌建馮庸大學校舍，4個月后即建造完成。1927年10月1日，馮庸正式宣布成立馮庸大學，并將大冶工廠和大冶工科學校遷入校內，與馮庸大學合并。在籌辦大學之初，有人勸說馮庸以募捐的形式籌集資金，但馮庸沒有同意。他曾說過：“我父親的財產來之不義，不義之財應用在有益的地方。”創辦大學所需的150——200萬銀洋全部由馮庸一人出資，此后他又將馮家的大部分產業、土地都捐給學校，每年學校經費20萬都從中支出。馮庸自任大學校長，并提出了辦學三綱：孝悌忠義、工業救國、受教育機會均等。馮庸大學是一所公益性私立大學，主體建筑為忠樓、仁樓、中庸樓，三座樓用廊道連接，分設大學部、中學部、相當于初中的小學部。馮庸還另外購置了三架飛機，并修建了一座小型飛機場，可供工科學生教學使用，在當時國內的大學中絕無僅有。民國十八年（1929年），馮庸倡導成立了“國光體育社”，他親任主席，開展活動。

1929年7月，中東鐵路事件爆發，馮庸組織了300多名學生，組成“抗俄義勇軍”，前往海拉爾地區參加戰斗，馮庸還曾親自駕駛飛機到邊境偵察。1930年，馮庸又帶著東三省的運動員到杭州參加第三屆全國運動會。

抗戰生涯

1931年，日本關東軍入侵中國。第二天，日本一支憲兵隊伍闖入馮庸大學，強迫所有學生離校，破壞校內設施，并且抓走馮庸。日本人將馮庸帶到東京，試圖用“東北地區王”的名頭勸誘馮庸投降，遭到馮庸的嚴詞拒絕：“死可，誓不為賣國賊”。后來馮庸在馮庸大學日籍教授岡部平太郎的幫助下，成功逃出日本，經由香港返回北平。他一方面組織馮庸大學學生復課，一方面與東北一些愛國人士同赴南京，向蔣介石請愿抗日。

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以后，馮庸組織學生組成義勇軍，南下抗日。馮庸義勇軍共有150人，50人為敢死隊，剩下100人分為一總隊三中隊，其中有一個中隊是由16名女學生組成，由馮庸夫人龍文彬擔任該中隊隊長。2月20日，馮庸義勇軍參加了首次瀏河保衛戰，擊退日軍突襲。3月1日，日軍再次突襲瀏河，并且在七丫口方向取得突破，致使馮庸義勇軍腹背受敵，只能撤退。而后馮庸義勇軍奉令前往太倉、唯亭、金雞湖、蘇州等地構筑工事、保護難民、救治傷兵。4月18日，馮庸義勇軍返回北平。

1933年2月，日軍進攻熱河，馮庸任職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路總指揮，他親自率領義勇軍參加長城戰役。9月，馮庸的家產都已耗盡，只能將馮庸大學并入東北地區大學。馮庸大學從建立到解散，共有三批畢業生，歷時六年宣告結束。張學良給了馮庸一萬元的生活費，而后馮庸帶上夫人到杭州錢塘江邊六和塔下隱居。

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國。馮庸結束其隱居生活，復出抗戰，歷任第三戰區昆山戒嚴司令、武漢衛戍區中將軍法執行監、軍官訓練團中將處長、第九戰區中將處長等職。

晚年生活

1945年，馮庸在重慶等地校友集資和募捐法幣百余萬元，擬在四川省萬縣籌辦馮庸中學，還沒有等到開學，抗戰就勝利，于是把馮庸中學改回沈陽復校。1945年底，馮庸返回東北。陳誠任東北行轅主任以后，馮庸被委任為東北行轅監察處長，此后又任東北行轅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馮庸原本計劃重辦馮庸大學，但是其產業情況已經發生改變，并且有些地方已經土改，所以馮庸無力承擔辦校所需，只能放棄這一想法。

1946年，馮庸出任東北體育協進會主席，為發展體育事業作出一定貢獻。

1947年冬，馮庸在沈陽組織“馮庸大學校友會”，以康德一、趙世英為理事，曲柏峰為干事。沈陽解放后，同學多數離去，隨后宣布校友會不再舉辦。

1948年，沈陽解放前夕，馮庸到關內后隨國民黨撤往臺灣，此后馮庸歷任高雄港口中將司令、臺灣工礦公司董事、臺灣省政府顧問、臺灣肥料公司董事等職。陳誠曾有意讓馮庸擔任“國有財產”局長，這一崗位對很多人來說是個“很有油水的肥缺”，但馮庸拒絕了陳誠的好意，擔心自己稍有不慎晚節有虧。退休以后，馮庸賦閑在家，陳誠又打算安排他去臺灣電力公司擔任董事。按照臺灣電力公司的規定，60歲以上不符合擔任董事的條件，此時的馮庸已經超齡，他自動回絕了聘書，因此臺灣電力公司只能以顧問的名義聘任馮庸。

晚年的馮庸沒有子女陪伴在身旁。他與龍文彬離婚以后，其子女在高中畢業以后都到美國留學定居，只有馮庸大學的學生時常過來陪伴馮庸，其個人財產也都交由學生保管。1971年，馮庸立下遺囑，對個人后事早早做出安排，并吩咐他的學生幫忙處理遺產。1981年，馮庸在臺北市去世。

2013年9月15日，馮庸的后人將其墳墓遷歸沈陽龍泉古園。

人物爭議

關于馮庸畢業于哪個學校，目前的史料有多個版本，包括“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北京陸軍講武堂”“東三省講武堂”“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等說法。

學者朱虹在文章中記載馮庸與張學良共同畢業于講武堂，而張學良畢業于東三省講武堂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1919年張作霖重新開辦東三省講武堂，張學良正是第一批學生。但對馮庸同樣畢業于東三省講武堂，這一點沒有找到歷史依據，在第一批東三省講武堂一期學員的名單中并沒有馮庸的名字。

在《遼寧教育人物志》一書中記載的是馮庸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這一點也沒有找到歷史依據。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從1912年10月開辦到1923年9月，歷時11年，招生9期，共496人。在這份名單中，同樣沒有馮庸的名字，因此認為馮庸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也是不可能的。

臺灣學者劉紹唐在《民國人物小傳》中記載馮庸畢業于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這一說法也出現在《中原地區軍事人物辭典》及《臺灣歷史辭典》中。陸軍第二講武堂成立于1917年1月，但到了8月14日就同第一講武堂（原陸軍講武堂）合并，統稱陸軍講武堂，如果馮庸進入該校學習，也不能算是陸軍第二講武堂的學生，因此馮庸畢業于陸軍第二講武堂的說法有誤。

學者李宇在其文章中說馮庸于1917年時進入北京陸軍講武堂學習。陸軍講武堂創辦于1915年，第一期培訓是從1916年2月到該年12月，第二期培訓是從1918年2月到1919年11月。1919年11月，北京政府陸軍部發出通告，“陸軍講武堂，期滿停辦”。如果按照李宇的說法，當時陸軍講武堂并未招生，因此該說法也存在爭議。

由于馮庸從未公開講述自身的求學經歷，也從未講過自己畢業于軍校，因此對馮庸究竟畢業于哪所學校，還不能下明確的定論。

人物評價

馮庸將軍曾任東北空軍司令，1927年，馮將軍變賣家產，創辦了馮庸大學，以“工業興國、先育人才”的辦學宗旨，大力弘揚愛國精神。“九一八事變”后，馮將軍組織馮庸大學義勇軍，積極投身抗戰，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2015年9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對馮庸將軍及其父親馮麟閣的抗日精神給予褒揚，并頒發了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

人物成就

馮庸寄希望于工業救國，并創建了一所冶鐵工廠。馮庸大學成立于1927年，由馮庸一人出資創辦，他將自己的教育理念和興國思想結合在一起，寄希望于馮庸大學。為此，馮庸提出了辦學三綱：孝悌忠義、工業救國、受教育機會均等，馮庸要求馮庸大學的學生奉行“八德”“八正”的道德標準，“八德”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種道德觀念，“八正”是“八德”的補充，是實踐“八德”的方法。馮庸在教學中注重“學行實踐”的學習方法，此外他還重視體育并輔以軍事訓練的鍛煉方式。

在教育上，馮庸最為看重工科專業，素有“工業救國”的思想，他創辦馮庸大學的一個教育目的就是為國家培養工科人才。他精心挑選了一批留學外國的專家人士擔任教授，并且有教學經驗。為了讓學生接受到世界先進知識，馮庸設置了外語課，物理、化學、地理教材都是英文原版，教授講課、學生回答問題、考試答卷也都是用英語。馮庸還經常檢查學生的成績，親自監考學生考試。他在自然科學方面特別注重實習、實驗，在社會科學方面也非常注重社會調查。

在生活上，馮庸也很關心學生生活，他號召學生成立伙食管理委員會，自己負責解決飲食問題，而他本人也會與學生一同在食堂吃飯，有時還會到學生宿舍與學生交流，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和問題。他對學生制定了嚴格的校規，實行軍事化管理。學校規定學生不許隨便離校，即使周日回家也需要請假，出校期間衣著必須穿制服，整齊清潔。馮庸大學的學生早上5時就要起床，洗漱完即到室外集合、升旗、跑步，7時列隊吃早餐，用餐時間8分鐘，用餐完畢后列隊離開餐廳。馮庸規定，人人都要受軍事訓練，每日實行強迫運動一小時，即便是嚴冬積雪，學生也要坐臥雪地反復苦練，以增強學生體魄，培養其吃苦耐勞精神。每天下午軍訓課后，無論寒暑，馮庸帶著全校師生身著短褲背心到操場進行體育鍛煉。馮庸大學獨有的教育理念以及創辦方式，直至今日，仍對教育發展具有啟示意義。

家庭關系

馮庸的父親馮德麟，是奉系元老之一，馮德麟出身綠林，后被清廷招撫，任巡防營統帶、統領，后被袁世凱委任為二十八師師長。

馮庸與張學良是結拜兄弟，他們同年出生，從小就在一起讀書、玩耍，并效仿父輩義結金蘭，兩人還取了同樣的字“漢卿”。

馮庸有過兩任妻子，育有六個子女。

第一任妻子名為江錦濤，為北洋軍閥江朝宗之女，1918年與馮庸結婚。婚后兩人共生育兩個女兒，長女不詳，次女為馮寶琳。馮庸與江錦濤婚后感情不睦，在馮德麟死后不久，馮庸即與江錦濤解除婚姻關系。

第二任妻子名為龍文彬，是馮庸大學的一名體育特長生，1933年與馮庸結婚。婚后兩人共生育三個女兒馮娜妮、馮安妮、馮欣妮，一個兒子馮來為。馮庸離開軍界以后，龍文彬認為馮庸“不爭氣”，兩人分居多時后離婚，所生子女隨龍文彬赴美國。

馮庸的外甥張文琦，1988年從臺灣返鄉投資，先后在沈陽、營口市經營倉儲業。這些年來他一直致力于馮庸和抗日戰爭相關歷史的研究。

軼事典故

重義輕利

1926年馮庸的父親馮德麟去世，馮庸作為長子清理家產時，將貧困者欠債的債條和典押土地退還。同時，馮庸作出規定，過去霸占的土地房產，凡有據可查，一律無條件歸還。過去巧取豪奪的財產，聽取原主人的意見，或按實值補差價，或按原價贖買產業。北鎮市中凡是有與當地中小學毗鄰的馮家房產，一律捐獻給學校，馮庸此舉當年轟動一時。

組建馮大義勇軍

1932年“淞滬事變”后，馮庸組建馮大義勇軍，遠征上海市。在之前的1929年中東路事件爆發后，馮庸就曾組織馮大學生組成抗俄義勇軍，阻擊蘇聯紅軍。1933年日軍侵犯熱河，馮大義勇軍第三次出征，進行長城抗戰，越長城進駐熱河凌源（今凌源市）。馮庸義勇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參加實戰的大學生軍隊。

嚴于律己

陳誠曾擬任馮庸為“國有財產”局長，對于戰后臺灣，“國有財產”局長是一個很多人求之不得的職務，但馮庸擔心稍有不慎有玷晚節，婉拒了此“肥缺”，體現了他一生清廉、嚴于律己的品質。

舊誼之情

馮庸居賃窄巷，行乘巴士，仍分贈墓地以葬故人，張學（應當為“作”）霖五姨太在臺中市病逝，馮庸出面主持喪務，篤念舊誼之情，深為東北同鄉所欽佩。”

紀念場館

馮庸大學歷史文化博物館

2010年9月，由臺胞張文琦創辦的馮庸大學歷史文化博物館在鞍山市開館。博物館位于海城騰鰲鎮金甲村，開館之時，張學良贈送的生日賀卡等眾多珍貴且從未展出過的史料將一一亮相。博物館還展現了與張學良并稱“東北兩公子”的馮庸的一段不平凡歷史。馮庸大學歷史文化博物館由馮庸的外甥張文琦投資興建，于2009年11月1日正式建成，占地面積1.3萬余平方米，建筑面積3000平方米，展示面積1000余平方米，是在原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協會馮庸大學歷史研究中心10余年的發展基礎上建成的，是一座傳承愛國歷史的綜合性博物館。博物館內除了展示有關馮庸大學的遺跡和史料，還系統展示東北人民自中日甲午戰爭至新中國成立期間，不畏強權，反抗俄、日侵略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