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繼昌（1791年-1849年），原名陳守叡[ruì]，字哲臣，號蓮史，臨桂區（今桂林市臨桂區）人，系中國科舉史上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狀元。
陳繼昌出身官宦世家，自幼聰慧好學，能詩文、善書法；清愛新覺羅·颙琰二十五年(1820)，高中狀元，賜進士出身，授職翰林院修撰；在翰林院修撰國史三年后，被派放外任，先后典試云南、陜西、甘肅、順天等多地；道光六年（1826）任會試同考官。嗣后復又歷任直隸（今河北）保定知府、山東兗[yǎn]州知府、通永河道巡察使、江西省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直隸布政使、甘肅布政使、江寧布政使（從二品）等職；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陳繼昌官拜江蘇巡撫，年底因病告老還鄉；三年后，卒于廣西壯族自治區臨桂，終年五十九歲。
陳繼昌一生身懷抱負，推崇儒學，形成了“經世致用”的一系列思想認知，出任地方官期間，政事勤勉、公正廉明，頗受愛新覺羅·颙琰、道光二帝賞識，故以“循吏”譽之。今有詩集《如話齋詩存》、文章《殿試策》傳世。
人物生平
出身世家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陳繼昌出生于廣西臨桂（今桂林市臨桂區）的一個官宦世家，高祖陳宏謀系乾隆朝東閣大學士，歷任清代五部尚書（除兵部）；曾祖父陳鳴珂系乾隆朝舉人，官至江西督糧道；祖父陳蘭森系乾隆朝二甲進士，官拜刑部郎中；父親陳元燾亦為乾隆朝舉人出身，官至內閣中書。陳繼昌幼年即讀書刻苦，少年時代便能吟詩作畫、為鄉里書寫對聯、文書。
科舉入仕
清嘉慶十八年（1813年），陳繼昌在父親的影響下，首次參加廣西鄉試，便高中解元（鄉試第一名）；嗣后他又四次參加會試，最終于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二月奪魁，高中會元；同年四月，陳繼昌在京參加殿試，在當年246名貢生中脫穎而出，奪得狀元，賜進士出身，繼而成為了中國科舉史上第十三位“三元及第”者，自此聲名大振。殿試前夕，本名陳守叡的他，為在殿試中能夠拔得頭籌，遂易名為陳繼昌。
陳繼昌登科后，作為“三元及第”的文魁，頗受嘉慶帝賞識，除按慣例授職翰林院編修外，還特在崇文門內為其賜宅一座。愛新覺羅·旻寧二年（1822年），陳繼昌受命出任云南省主考學政，嗣后又相繼典試陜西省、甘肅省，視學京、察哈爾省，南下講學廣州市，直至道光十年（1830年），回京擔任翰林侍讀學士；同年再度外放，受命出任直隸保定知府。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陳繼昌改任山東兗州知府，翌年出為通永河巡察使；四年后，升任江西省按察使；赴任伊始，陳繼昌即針對江西連年受災的情況，積極組織民眾興修水利，抗旱防洪；調運賑災糧米，救濟百姓；嗣后他又針對當地蝗災嚴重的問題，廣泛動員民眾掃蝗捉蛹，作為食物充饑，使得江西災情得到大幅改觀，進而受到民眾擁戴。
道光十七年（1837年），屆已頗具聲望的陳繼昌，受命調任山西省布政使；此后數年間，他又先后出任了直隸布政使、甘肅布政使、江寧區布政使等職，頗受愛新覺羅·旻寧信任，故以“循吏”譽之。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時年五十五歲的陳繼昌，自江寧布政使任上升江蘇巡撫；同年十二月，陳繼昌因病告老還鄉，結束了他二十余年的官宦生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陳繼昌抱病卒于臨桂區，終年五十九歲。
思想主張
重視選賢任能
陳繼昌認為，“安民之準，端在知人”“興賢所以致治”，主張治理國家首要在于用人；至于何以選賢任能，陳繼昌則強調重在“觀人”，繼而提出了“觀人必觀于其大，立乎大者，可不責其小也；而尤必觀乎其小，小無不該，而后乃愈成其大。觀人必觀其所取，廉于取者，之必多所舍也。而尤必觀其所舍，舍不為縱，而后乃為妙于取” 的識人標準，認為可以從“大、小、取、舍”四個方面來考察人才，既要注重考察其治世才能等大節，又要關注諸如品行之類的小節，還需著眼觀察其對經濟利益的取舍態度，如此才能真正選出一批造福一方的清官賢吏，更好服務于王朝統治。
主張天人和諧
陳繼昌在鄉試期間，即對《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中，有關“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倫理進行過一定的發揮和闡述。他在繼承儒家倡言“順應天意而生，不搞竭澤而漁”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了“人要與自然和諧相處，就要‘以心耳，欲不可縱，以性節之’，只有做到“心有余地”，才可能做到‘斯世有余物’目的”的思想旨趣，主張人與自然應當和諧發展。
力倡守正創新
陳繼昌認為，就君臣治世而言，守制和創新是不矛盾的，繼而主張治世既要效法前朝，又要靈活變通，認為“帝王之治，因革損益，不必盡同”，反當因時因勢而不斷變化變革，如此才能保持社會的繁榮興盛和王朝的長治久安。
主張君臣守職
陳繼昌在繼承儒家“君明臣忠，父慈子孝”道統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了君臣之間“上下有必辨之防”的必要性，認為唯有君主和臣子各司其職，各守其道，便可達成“貢賦日增也，人民日益也，版圖日廓也”的萬年太平，主張天子論賞應當有度，臣子有功亦不自傲，反之則有出現君臣易位災難的可能，提倡構建君明臣忠的政治生態，以求得君臣之間和諧相處、共創太平。
力言以史為鑒
陳繼昌在科舉文章中，即已多處引述儒家經典，來論述表達其借古鑒今的社會主義。譬如，在《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一文中，他便引述了《史記·孔子世家》所記孔子少年時，“陳豆，設禮容”，《論語·子罕》篇中孔子所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的歷史典故，對治政“必觀其小”的道理進行了強調和論述；再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一文中，陳繼昌則引述了《尚書·康》一文中，“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的記載，對周代基業創始的艱辛進行了闡述和說明，積極提醒呼吁清代統治者，治世安民當以史為鑒，“居安思危”方能永葆太平。
推崇無為而治
面對康乾盛世以后的清王朝，陳繼昌若要跳出“盛極而衰”的歷史周期率，則必須擺脫清代前中期“有為而治”的思想梏，轉而施行“無為而治”的統治策略，積極推行仁政，與民生息，方能走出國庫虧空、民心流失的危機，從而再開創一個像上古夏、商、周三代那樣的太平盛世。但他的“盛極而衰”和 “無為而治”思想都只是點到即止，既沒有闡明具體緣由，也沒有提出解決方案。
主張立教為先
在殿試策對當中，陳繼昌曾對“立教為先”的重要性作出強調，指出“移風易俗，立教為先”，而就辦學的宗旨而言，陳繼昌則將其歸結為“敦崇實學”四個字。與此同時，他還通過回顧了中國古代學校教育發展史，進一步闡發了振興教育、培養人才，對于振興清代的重要意義，較為鮮明地表達了他的教育思想旨趣。
詩書成就
陳繼昌善長政論詩，一生作有大量相關詩文，在愛新覺羅·旻寧年間具有一定的詩名；譬如道光七年（1827年），視察省學時曾作“奢愿未嘗些子事，空談何補太平民”；出任通永河道巡察使期間，亦曾作“嗷鴻遍野鼻增酸”之句，闡發其關注民間疾苦、倡導以民為本的社會主義主張，后人輯有陳繼昌生前詩文集《如話齋詩存》流傳于世。該詩集總計收錄了他的118首詩篇，大多是五言、七言古體詩和樂府體長詩，內容往往以題贈、唱酬、憶念、紀恩為主，詩文表達含蓄，用字典雅、蘊藉，具有一定的感染力，但缺少形象思維，理性入詩的痕跡較為明顯。另有文章《殿試策》和部分書法作品傳世。
歷史評價
《中國狀元大典》一書認為，“陳繼昌雖是‘三元及第’，亦曾歷任數地州府要職，但非常遺憾的是，其既沒有任何才氣橫溢的著作行世，也沒有卓越出中的政績可言”；當代學者錢宗范等則認為，“陳繼昌不僅是19世紀前期一位著名的清官賢吏，而且是一位有卓越政治見識的愛國思想家和政治家。至于他為何沒能取得如其高祖陳宏謀一般的功業，原因主要當與他所處的時代環境息息相關。”
時人紀念
陳繼昌“三元及第”后，消息傳回家鄉，時任兩廣總督的阮元頗為興奮，當即賦詩慶賀之余，復又命人在廣西壯族自治區貢院(今桂林王城)的端禮門上建成一座“三元及第坊”，石坊坐南朝北，飛脊兩端雕飾“鯉魚跳龍門”圖案，阮元親筆在正面橫書題刻“三元及第”四個正楷大字，以示流芳千古。
人物軼事
豆腐乳下酒
陳繼昌歷任多省官吏要職，常常位居管錢管財管人的實權部門，同時他本人也頗為喜歡喝酒，但卻從不公吃公喝，每次下鄉巡視，都會自帶一壺家鄉臨桂區自產的洪洞醪糟，外加一些桂林豆腐乳，以腐乳送酒當餐。
三元及第坎坷
清嘉慶十八年（1813年），陳繼昌參加廣西鄉試中解元后，曾三度參加會試科考皆落榜而歸，直至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第四次參加會試方才榜上有名，但當時初擬會試第一人乃系山東安邱籍劉耀春，后因時任山東籍正考官盧蔭溥為避同鄉之私，陳繼昌才得以被擢拔為會試第一人”；嗣后殿試舉行，陳繼昌仍非初擬殿試第一人，然其間又幸得朝堂大臣擢拔，故而得以位居殿試第一人，始成中國科舉史上第十三位“三元及第”者。
爭議事件
關于陳繼昌殿試高中狀元一事，學界關于其前后細節歷來存在一些爭議。清人李伯元所作《南亭四話》稱：“嘉慶庚辰科殿試，初擬第一人本為浙江錢塘籍許乃普，但因其殿試對策卷語句存在不當，遂改陳繼昌為殿試第一人，得狀元”；清人徐珂所著《清稗類鈔》則稱：“閱卷大臣初擬陳繼昌為殿試第二，然曹振鏞認為清代百余年來‘三元’僅一人，不足以彰文明之化，故改前已得解元、會元者陳繼昌為殿試第一，得狀元”；當代學者林京海考證認為，史料所記曹振倡言“彰文明之化”一說，相對更接近于實情。
參考資料 >
清廉廣西建設 | 八桂廉吏·陳繼昌:勤廉為民的“三元及第”清官.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2023-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