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里岡愛（蒙古語：Дарьганга）一作達里岡牧場，位于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與博克多汗國車臣汗部、土謝圖汗部之間，是清代最大的皇家牧場，直隸于內務府上駟院，并非庫倫辦事大臣轄區。達里岡愛牧場被外蒙占領的時間并非《察哈爾通志》所載的民國八年(1919年)，更非我國臺灣省著名歷史學家李澍先生所云“一定是在民國八年以后”，而是1912年上半年。庫倫當局在恰克圖會議前后爭取對該地的所有權。旨在使其事實上的占領合法化而已，并不能證明該地區當時仍由中國管轄。
歷史
清代的達里岡愛(又譯達里岡崖、達里岡阿、達里甘加、達里甘戛等)牧場位于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與博克多汗國車臣汗部、土謝圖汗部之間，南起察罕齊老山，北至濟爾垓圖，東起哈魯勒陀羅海，西至額固特。南鄰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的阿巴哈納爾右翼旗、阿巴噶右翼旗和蘇尼特左翼旗，北部和西北分別與車臣汗部左翼后旗、中末右旗接界，東部與車臣汗部右翼后旗接壤，惟有西部一隅與土謝圖汗部左翼中旗接界。面積約二萬三千平方公里，大部分原屬車臣汗部，少部分隸屬土謝圖汗部。
康熙三十年“多倫縣會盟”，清政府最終確立對漠北蒙古的直接統治。在此前后，車臣汗部和土謝圖汗部將達里岡愛貢獻給清廷，成為清代最大的皇家牧場。迄于清末，該牧場直隸 于內務府上駟院，由察哈爾省商都(元上都遺址)牧場總管兼理達里岡愛牧場事務，一般由駐扎張家口市的察哈爾都統兼任總管，既不屬于內蒙古自治區六盟，亦非庫倫辦事大臣轄區(該大臣掌管土謝圖汗和車臣汗部事務)。根據1913年11月5日《中俄聲明文件》的附件《聲明另件》和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協約》的規定，達里岡愛牧場應屬于中國領土而非自治博克多汗國區域，但卻被外蒙方面占領,1943年改建為蒙古國畜牧業最發達的“蘇赫巴托爾省”。
占領時間
至于達里岡愛被外蒙占領的確切時間，三十年代的日本學者吉村忠三曾有明確記載:“外蒙與錫林郭勒盟之間，有達里岡崖者。據該地代表于1924年憲法會議(指1924年11月制定蒙古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第一屆大人民呼拉爾———引者注)之報告，該地五旗，于1910年(原文如此，誤———引者注)之蒙古獨立同時合并于喀爾喀”,證實外蒙占領達里岡愛的確是在第一次獨立的“同時”，只不過將外蒙首次獨立的年代記作“1910年”有誤而已。
1911年12月1日，庫倫分裂集團宣布外蒙脫離清政府的統治而獨立。12月7日,“飛咨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市、鄂爾多斯市長，阿拉善盟(親)王，達里岡愛、新巴爾虎、陳巴爾虎旗總管，及各盟旗總管”響應其分裂活動。12月29日(蒙歷共戴元年十一月初九日，農歷宣統三年十一月初十日癸酉，俄歷1911年12月16日),博克多汗國黃教最高精神領袖博克多格根博克多格根在庫倫登極為“額真汗”,組建“元朝”。
1912年1月中旬、呼倫貝爾市地區的額魯特旗總管勝福、新巴爾虎右翼總管車和札、鄂溫克族自治旗總管成德等掀起叛亂，率先響應。“自呼倫倡變、內蒙各旗亦受影響”、長城以北的蒙古族聚集區陷入一片動蕩。僅在內蒙古自治區六盟四十九旗中，就有三十五旗宣布歸附庫倫旗當局、其中包括錫林郭勒盟所有十旗。處于該盟北面的達里岡愛即在此背景下投靠外蒙當局,“烏蘭巴托當獨立之始、聚兵不過數千人、皆非訓練之師、然而遣兵內犯，聲勢甚張，內蒙各旗，多有聞風響應者，如科爾沁右翼前旗郡王烏泰，浩齊特左、右翼兩旗郡王，達里岡愛馬群、羊群總管、翼長，甘珠爾瓦呼圖克圖，皆先后附逆”。
1913年1月26日，袁世凱規勸博克多格根取消獨立的電報也指出:“貴喇嘛以兵力擾亂烏里雅蘇臺、科布多、達里岡崖一帶，致令人民慘受兵禍，王公或被擒擄，極悖人道，焚殺淫掠，甚于盜賊。民國重在保安秩序，豈能長此坐視”。可見，達里岡愛是在1912年被博克多汗國占領的。
至于其具體時間，據美藉歷史學家、利茲大學蒙古研究項目的負責人烏爾干奇·奧農和德里克·普里查特說：中國政府在勸說庫倫當局取消獨立無果的情況下,“1912年7月，袁世凱再次致電庫倫，要求蒙古族對他們業已占領的達里岡愛作出賠償，倘若他們不同意，將以武力相威脅。然而，最終什么也沒有發生”。
雖然他們并未對史料出處作出注釋，但曾任蒙古國科學院院長的著名歷史學家錫林迪布根據蘇聯中央軍事歷史檔案館所藏的原始檔案指出,1912年7月，袁世凱的確曾致電博克多格根，要求外蒙對欠中國商人的債務予以賠償,“若不能履行這個要求，總統讓蒙古五大臣(庫倫政權設置有五個部門———引者注)全部到北京來，否則就派遣軍隊進行威脅”。顯然，袁世凱對達里岡愛牧場的索賠要求即在該電報中提出。可見，達里岡愛歸順博克多汗國當局的具體時間應在1912年上半年(以1912年初最為可能)。
歸屬問題的解決
外蒙古宣布獨立后，為了建立夢寐以求的“泛元朝”,烏蘭巴托當局大舉興兵內犯。1913年1月23日(蒙歷共戴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命令錫林郭勒盟和烏蘭察布市的盟長立即召集二千軍隊，向張家口市、呼和浩特市方向集結。次日，又決定派遣五路大軍南下。策劃外蒙獨立的首要人物內務部司官輔國公伯顏帖木林·海山和蒙匪巴布扎布率領的第二路軍進駐達里岡愛牧場。
后來投身于“蒙古人民革命”的著名人物蘇米亞貝子(陳1917年1月12日《駐扎庫倫日記》譯為“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鎮國公松木彥”,其當時的爵位待考。原為新疆伊犁、塔城地區察哈爾省左翼營總管，1912年8月下旬率領三百多戶察哈爾蒙古人超過庫克他烏邊界，途經俄羅斯投奔庫倫旗政權擔任達里岡愛守備大臣，因在該牧場和錫林郭勒盟同中國政府軍的作戰中指揮出色,1913年秋，他被授予札薩克并世襲罔替。
1913年11月5日《中俄聲明文件》和《聲明另件》簽訂后，烏蘭巴托當局被迫放棄了合并內蒙古自治區的企圖。盡管1914年6月14日袁世凱政府規定達里岡愛由察哈爾特別區管轄(1928年改為察哈爾省),但博克多汗國事實上一直占領著該地，始終沒有將其歸還中國，察哈爾政府也就從未履行過其應有的管轄權。
恰克圖會議及其之前，庫倫當局一直企圖將對達里岡愛的占領合法化，終未如愿以償。1915年6月7日的《中俄蒙協約》回避了達里岡愛的歸屬問題，一方面規定“自治外蒙區域……以前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臺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為限”,接受了中國政府關于不得將達里岡愛劃歸自治外蒙古的要求。但同時又規定“其與中國界線……南與內蒙……接界之各旗為界”,又默認了博克多汗國對達里岡愛事實上的占領。
1917年2月27日，陳在致外交部的電報中建議:“內外蒙及科布多省、阿爾泰共和國界務膠葛，積案甚多。按照恰克圖協約，應于本年四月勘界，現已屆期，或派員會勘，或與俄蒙商訂展緩，似應由貴部商(國務)院，及時決定，以便與外蒙官府接洽”。但由于俄羅斯發生“二月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劃界工作始終未能進行。
1919年11月22日，自治外蒙古正式撤治后，中國政府恢復了對外蒙古的直接管轄。1921年2月初，白俄羅曼·費多羅維奇·溫甘倫·馮·施特恩貝格(溫甘倫)男爵率領的白衛軍占領烏蘭巴托，扶植博克多格根再次登基，博克多汗國第二次宣布獨立。1921年7月初，蘇聯及其附屬的遠東共和國從維護自身周邊安全的私利出發，不顧中國政府的一再拒絕和抗議，出兵我國外蒙古，消滅溫甘倫匪軍，并扶持“蒙古人民黨”(1925年改名為蒙古人民革命黨)組建“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哲布尊丹巴八世第三次登極為名義上的大汗。雖然蘇聯在1924年5月31日的《中俄解決懸案問題大綱》中表示承認外蒙古為中國完全領土之一部分，尊重中國政府在外蒙古的領土主權，但從1921年2月起，中國政府實際上永遠地喪失了對外蒙古的管轄權。
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達里岡愛牧場的歸屬問題也就不了了之，長期以來成為一樁歷史懸案，以致于吉村忠三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不無疑惑地指出：盡管達里岡愛早在博克多汗國第一次獨立之初就已合并入外蒙古車臣汗部,“惟據1915年之恰克圖協定，已為中國領土。
然現在若就駐在該地之國境守備隊一點來觀察，似為喀爾喀所領”。這也是《察哈爾通志》對達里岡愛牧場“一個字都沒有說”的原因所在。直到1945年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字之時，中國外交部長王世杰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互換照會，規定:“茲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之愿望，中國政府聲明：于日本戰敗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愿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從而使外蒙古多年來對達里岡愛事實上的占領最終合法化。
但由于時局所限,“換文沒有對中蒙邊界具體位置和走向作出規定，也沒有附載任何劃界地圖，更未進行具體勘察。因此，中蒙兩國之間并沒有一條經過兩國政府談判并正式勘定、能為雙方共同承認的邊界線”③。1962年12月26日，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和蒙古國部長會議主席尤睦佳·澤登巴爾在北京簽訂了《中蒙邊界條約》 ,“按照目前雙方實際管轄情況，照顧雙方邊民利益和感情，根據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互諒互讓的原則”,“妥善地解決了兩國間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達里岡愛的歸屬問題最終得到解決。
參考資料 >
達里岡愛牧場被外蒙古占領時間考辨.愛學術.2023-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