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苑梅，云南省早期中共黨員。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任中共昆明市委委員。對曲靖、陸良縣、昆明市的早期革命斗爭作出過重要貢獻。
劉苑梅，字鶴仙，又名劉，化名劉。1903年生于云南省陸良縣馬街鎮劉家村。其父劉首先，清末秀才，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清末民初，曾任馬街鐘靈書院和馬街高級小學堂教員、校長。連年的軍閥混戰和社會的黑暗，使劉苑梅幼小的心靈里，萌發了對統治階級的憎恨和反壓迫的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文革小組派人到陸良找劉苑梅索要整徐文烈的材料，劉苑梅如實談了徐文烈的情況。想不到講實話又闖了禍，來人臨走時對大隊干部說：“他和徐文烈相識，不可小看，要嚴加管制?！贝撕?，劉苑梅的日子更難過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共陸良縣委和陸良縣人民政府，給他落實了政策，恢復了名譽，作退休干部看待，發給生活費。
1981年，劉苑梅因病逝世，終年78歲。
人物履歷
青年時代的劉苑梅，不滿當時讀書人脫離實際、一味追求功名祿的言行。1923年春，他剛滿20歲，即抱著學好本領，改造社會，拯救家鄉的志愿，考入滇東當時的最高學府曲靖省立第三師范舊十班（后新一班）學習。該校校舍寬敞，圖書豐富，且有一些開明教員和進步同學。劉苑梅反對讀死書，喜歡到圖書館博覽群書，使他獲得多方面的知識。他與在會澤縣加入中共地下黨的同班同學吳永康同齡，并志同道合結為摯友。在吳永康的影響下，他開始閱讀《社會發展簡史》、《共產主義問答》等進步書籍，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同時，注意接觸社會，接觸實際，尤其想了解農民的情況。他利用假期回鄉的機會進行社會調查，與吳永康等相互交換意見，溝通信息，并參加了黨領導的一些進步活動。在茫茫黑夜，遍地荊棘的年代里，他與吳永康、丁錫祿、徐文烈等志同道合的同學，經常到曲靖城北面的麒嶙山上和丁錫祿的家里討論個人和社會如何進步的問題。他們寫文章，作演講，在校內揭露軍閥專橫、政治獨裁的社會制度。1928年秋，正值云南省當局遵令“清黨反共”，大肆屠殺共產黨人之時，經吳永康介紹，劉苑梅與國文教員陳香圃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省三師黨支部的領導下，根據師生最普遍、最迫切的要求開展了反對學校當局克扣學生伙食的學生運動。劉苑悔在學運中撰寫文章，發動同學與學校當局作斗爭。這次學運持續了一個多月，學校當局決定提前考試，提前放假，以此遺散學生，壓制學運。吳永康、劉苑梅等又組織同學“罷考”。最后劉苑梅被學校當局以“舞文弄墨”，煽動學潮為由開除學籍，后通過地下黨員、東陸大學（云大前身）學生程熙文的堂兄、陸良縣立初級師范校長程實蕃的關系到該校任教。不久，又進入東陸大學預科班讀書。從此，他同鄉同學程熙文，懷著救國救民的強烈愿望，認真研讀《革命之路》、《政治經濟學大綱》等書籍，積極投入反帝反軍閥斗爭的學生運動。
1929年六七月間，省三師地下黨員黃云梯、徐文烈、周子安、趙國徽等組織發動第二次學潮。中共云南省臨委和省學聯對這次學運非常重視。委托程熙文、劉苑梅召集學生代表會議，發快郵代電支援省三師學運，并熱情接待省三師赴昆請愿的學生代表徐文烈、趙國徽、汪丙貞等。
1929年底，劉苑梅任中共昆明市市委委員，分管昆明地區的學運工作。在此期間，中共云南省臨委決定抽調干部加強陸良縣黨的領導力量。經他和程熙文共同推薦，省臨委派遣王啟瑞（王吉輝）、王正昌（王飛鵬）、楊東明（趙光明）、李希白（李子堅）、李德和等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到陸良工作，加強和充實了陸良的革命力量。
1930年1月28日，劉苑梅、吳永康分別代表昆明、陸良黨的組織，同時出席在昆明東岳廟召開的省臨委擴大會議。會議正式選舉并建立了中共云南省委。會議期間，吳永康住宿于東陸大學學生宿舍，他和程熙文、吳永康連夜秘密刻印黨的宣傳材料，讓吳永康會后帶回滇東地區供黨員閱讀。
省臨委擴大會議后，為推進陸良縣、曲靖兩地的革命斗爭，他和程熙文不僅在陸良省同鄉會創辦的進步刊物上撰寫文章，介紹形勢，溝通信息，支持陸良、曲靖等地的革命斗爭，還利用假期回鄉的機會，通過各種社會關系，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
1930年3月，劉苑梅遭敵逮捕關進省模范監獄。在獄中，劉苑梅參加了先后被捕入獄的劉平楷（中共云南地下黨領導人之—）為首組織的黨的組織活動。劉平楷以講授因特語為掩護，向同獄的地下黨員秘密講授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諸問題。劉苑梅認真研讀了劉平楷編印的《怎樣認識時代》、《辯證法講話》、《土地問題》、《武裝暴動》、《馬克思主義淺說》、《列寧主義概況》等學習材料，并與程熙文（劉入獄后程接替其工作，任昆明市市委委員）分別負責獄內外通信聯絡工作，秘密傳遞文件。這期間，省市地下黨通過種社會關系進行營救。程熙文和劉苑梅的父親劉首先也先后找省政府政務委員兼龍云的參謀長孫渡、省政府副官長李希堯通過家鄉關系和師生關系活動保釋，經多方營救，1931年初劉苑梅被從輕判處保釋出獄。
當時，正值中國國民黨反動派大肆逮捕共產黨人，白色恐怖籠罩云南省。1930年4月陸良暴動失敗后，轉移到昆明的吳永康，處境十分困難，在這關鍵時刻，劉苑梅不顧個人安危，受中共秘密黨員熊從周（當時任昆明市長）委托給吳送去200元銀幣，并轉告吳永康“省委候補委員陳家銑叛變”的消息，要吳永康迅速到富民縣找原在東陸大學學習的李坤元掩護隱蔽（后來劉苑梅與吳永康介紹李坤元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0年底，云南地下黨主要領導人王德三、張經辰、李國柱、吳澄被叛徒出賣遭敵逮捕殺害，云南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劉苑梅為了逃避敵人的偵緝，經常搬家，有時—天搬兩次家。在昆無法立足，遂于1931年春，經楊體元相約回到家鄉陸良馬街小學，以補習班教員的公開身份開展地下工作。這時，除陸良縣城外，四鄉小學概無資金。中國國民黨政府不撥經費，任其自滅。在程熙文的指導下，劉苑梅、何紹基與駱彪、皇甫立本等建議將馬街、三岔河、板橋等地的街捐稅收，作為當地的教育經費。陸良縣長張堯對此建議不予理睬，并以“成命已發，礙難收回”為借口，繼續控制四鄉街捐稅收，以便壟斷教師任免權，從而排擠進步教師。干是劉苑梅、何子貞等發動教師開展以奪取街捐稅收辦教育為內容的學生運動，進行講演宣傳，發出快郵代電，揭露縣政府、縣教育局控制街捐扼殺教育的陰謀，首先發動馬街、三岔河兩校罷課。陸良旅曲同學會主席張秉仁、秘書駱彪召開會議，散發傳單，在三岔河等地貼出標語聲援，并通過《打倒陸良教育蝥賊俞丕休》的宣言，支持陸良四鄉奪取街捐辦教育的斗爭。這次學運波及全縣，影響滇東，持續半年之久。在曲靖、昆明市學界的支援下，經過斗爭，終于取得了勝利。陸良學霸、教育局長俞丕休被撤職，馬街、三岔河、板橋、舊州、莊上、芳華等地街捐由學校掌握，教育經費獨立，學校有了教師任免權，并聘請一大批進步教師任教。然而，敵人是不會善罷甘休的，縣教育局有人告發劉苑梅“要還人頭愿”、“圖謀暴動”。陸良縣縣長張堯又聽說“馬街的馬邦有武裝”，“楊體元支持劉苑梅”，于是下令戒嚴，并電報省主席龍云云：“四鄉赤化，圖謀暴動?！蓖瑫r下令逮捕三岔河小學校長錢均倉和王耀庭，搜集抓捕劉苑梅的證據。于是，1933年下半年，劉苑梅便帶著劉林元的親筆信，由孫渡委托在河口任督辦的李希堯護送出境。經越南、香港特別行政區到上海市找黨中央匯報云南黨組織的情況。他在上?！熬懊魈柹昵f”找到鄭易里（鄭雨笙），經鄭介紹與吳少默見面（據說吳當時參加中共滬西區委的工作），吳叫劉寫一個簡單報告轉給黨中央。報告呈交后，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還和劉苑梅約定了談話時間?？墒且馔獾氖录l生了，僅隔兩天，吳少默對劉苑梅說：“替你轉報告的那個人叛變了。我現在只能和你見這一面，趕快跑。”于是，劉苑梅立刻離開了住所。
找不到黨組織，劉苑梅便在一家私人開辦的補習學校“文生氏英語補習學?！弊x了半年書。后來吳少默找過劉苑梅一次，叫劉上大學算了，說他要回貴州省去。劉苑梅后來才知道，吳少默不是回貴州，而是到蘇聯學習去了?？谷諔馉幤陂g，有一次，楊一波路過上海市，劉通過鄭易里見到楊一波，把云南省黨組織遭到破壞的情況對楊了，希望楊向中央轉報云南情況。楊一波說，他的組織關系也脫掉了，無法與中央取得聯系。
這次與楊一波見面后，劉苑梅進上海大夏大學讀書，經劉惠之介紹，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領導的“政經學會”，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聶汝達介紹加入救國會。滬戰爆發后，學校節節后遷，先駐重慶市，后到貴陽。劉在重慶收到共產黨員原省三師同學張治賦的來信，說中央已派黃大陸負責云貴高原的工作，但不幸到貴州省被捕入獄（黃是云南文山人，據說進過中國國民黨的陸軍大學，與羅炳輝曾相處過一段時間，后來到延安市。在延安碰到徐文烈，通過徐文烈介紹，所以他要找劉苑梅），劉以探親戚為名，請大夏大學校長王伯群寫個介紹信，到監獄與黃見面。在衛兵的監視下，他倆互相只能用家常話隱約其詞地交談。劉談到畢業后，想到滇軍58軍去，黃很同意劉的打算，認為到軍隊里去為好。
劉到58軍后，又到貴陽看過一次黃大陸。黃寫了一封密信，由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帶出來交給劉，并附有一封介紹信，要劉把這封信交給住武漢的葉劍英。劉拿著信回湖南58軍，碰到張天虛，對張天虛講了這個情況。張天虛說，由他負責把信交給葉劍英。劉把信交給張。后來，張天虛病故，黃大陸不知音信。從此，他又與組織失去了聯系。
1944年6月18日，長沙市失守后，劉苑悔請假回滇。先后在省訓團昆明鐵路職教會工作，由延安市回滇的宣威市人陳紹曾介紹加入“新民主主義者聯盟”。
1948年 3月7日，李崇高、桂蔭堂等民兵聯防武裝數十人，在陸良靈臺寺召開會議，遭到中國國民黨陸良縣參議長孫玉山等邀約的陸良機場駐軍國民黨守備營第五連和縣常備中隊1個班的圍攻，民兵聯防武裝全部被俘。李崇高、桂蔭堂等17人被敵當場槍殺，其余32人被敵先后押送陸良監獄，分送昆明警備司令部審訊。劉苑梅聞訊，立即找回滇的國大代表李希堯活動保釋，致使32名無辜農民免遭關押屠殺。此外，對黨領導的滇東游擊戰爭的開展，劉苑梅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云南解放初期，劉苑梅先后在云南省公安廳、中國鐵路昆明局集團有限公司公安處工作。后又調沾益中學任教。1957年被錯劃成“右派”，年近60頭發花白的劉苑梅回到陸良縣家鄉，在馬街公社劉家村大隊第三生產隊安家，與老伴靠生產隊救濟過活。夏天，生產隊長安排他看守梨園，秋收時節，又安排他看守曬場。盡管他處境十分困難，但他仍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對當時在“左”的錯誤思想指導下的“大躍進”提出批評，因此馬街的群眾曾稱他為大躍進中的“濟公”。
文革期間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文革小組派人到陸良找劉苑梅索要整徐文烈的材料，劉苑梅如實談了徐文烈的情況。想不到講實話又闖了禍，來人臨走時對大隊干部說：“他和徐文烈相識，不可小看，要嚴加管制。”此后，劉苑梅的日子更難過了。
劉苑梅一生勤奮學習，鉆研不懈，無論在復雜艱險的革命斗爭，還是在險惡曲折的政治逆境中，他都沒有忘記黨的光榮歷史和黨的實事求是的傳統作風。他被錯劃為右派回鄉后，仍然利用農閑季節，冒著政治風險，走村串戶，走訪早年參加過陸良暴動的保其貞、汪德生、馬小敢（回族）等，撰寫了《陸良暴動本末紀要》、《云南革命回顧譚》等幾十萬字的回憶文章，為黨和人民提供了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一大筆精神財富。
人物事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共陸良縣委和陸良縣人民政府，給他落實了政策，恢復了名譽，作退休干部看待，發給生活費。
1981年，劉苑梅因病逝世，終年78歲。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