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杰(1902年—1939年)，原名祥慶，號絢云，興寧市人。黃文杰是中共黨員，1925年參加革命，曾留學蘇聯，回國后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擔任黨的領導工作，歷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代理書記、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秘書長、南方局四人領導成員。
人物簡介
黃文杰(1902—1939年)，原名祥慶，乳名觀妹，號絢云，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1925年參加革命，曾留學蘇聯，回國后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擔任黨的領導工作，歷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代理書記、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秘書長、南方局四人領導成員。在白色恐怖的艱難環境下，他忠貞不渝，意志堅強，機智沉著，堅持斗爭，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
人物生平
黃文杰，1902年10月6日生于興寧市大坪區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父親黃卓林，母親張姓，一向守田躬耕，祥慶兄弟4人排行第二，自幼受貧困生活折磨，目睹舊社會的黑暗現實，幼小的心靈里萌發了對舊社會的強烈不滿。
他7歲開始讀書，先人私塾啟蒙，9歲入本村海淀培英小學讀書，曾因經濟困難，中途輟學在家務農。1920年達務小學畢業后，以優異成績考入縣立中學。
他倜儻有志，聰慧好學，追求上進，在同學中威信很高，連任縣立中學學生會會長，多次帶領同學走上街頭查禁日貨，發表文告，宣傳愛國思想，是學校中反帝愛國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
一次放假回到家鄉，得知村里大地主黃梅卿強行霸占鄰居黃坤古8分良田，他激于義憤，找上門去同黃梅卿論理，用事實揭露他橫行鄉里的惡行，表示要到縣里控告，使黃梅卿不得已把田交還給黃坤古。黃祥慶的俠義行為，深得貧苦鄉親的稱贊。
1924年6月，祥慶中學畢業。時值第一次周內革命戰爭時期。興寧市同廣東省各地一樣，工農革命運動正日益蓬勃發展。
同年秋，祥慶應聘到本縣新陂小學任教，他在共產黨人的啟迪下，一面向學生傳授新文化新思想，教唱革命歌曲；一面利用課余時間到新陂農村宣傳農民革命。
1925年春，祥慶獲悉廣州黃埔軍校招生的消息，喜出望外，決心報考，投奔革命。但當時尚未頒發縣立中學的正式畢業文憑，又急于報考軍校，他急中生智借了興民中學畢業生黃文杰(水口人)的畢業證書去報考，結果，以優秀成績被黃埔軍校錄取，從此改名為黃文杰。不久，加人了共產黨。
是年10月，由軍校中共特別支部推薦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他胸懷大志，發奮學習，悉心鉆研卡爾·馬克思理論，讀了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俄語造詣很深，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學生。在中山大學期間，文杰同廖承志友誼深厚。
1929年畢業后，他分配在蘇聯的伯力、海參威一帶從事黨的工作，曾寫信給家里，闡述了革命大勢，教育家人要以勤勞為活，“要實行婚姻自由”，并寄有蘇聯的報刊雜志。
1931年，文杰奉命回國，在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他經常出入法租界等地，以合法身份參加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活動，宣傳馬列主義。
一二八淞滬抗戰，黃文杰積極參與發動工人和廣大群眾組織義勇軍、敢死隊、情報隊、救護隊、擔架隊和運輸隊支持十九路軍。蔣介石對上海市人民這一抗日行動十分忌恨，不但把十九路軍從上海調往福建省，而且大力鎮壓人民群眾的抗日運動。
上海地下黨動員人民群眾同蔣介石進行斗爭。由于受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影響，大搞“飛行集會”、示威游行、公開散發傳單，致使上海黨組織過于暴露，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損失，黨的工作環境異常險惡。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局為了擺脫險惡環境，由上海遷至中央革命根據地。黨中央決定在上海建立以李竹聲為書記的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文杰任中央執行局職工部部長。
這時，中國國民黨提出“前方剿匪，后方也剿匪”的口號，并誤認為中共中央機關還在上海市，便集中藍衣社、CC、青紅幫、警備司令部、公安局等5個特務系統，聯合租界巡捕房，采取所謂‘紅旗”政策(即是訓練一批人，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進步的書籍，在群眾中偽裝積極，表示進步，從基層打進中共組織中來進行破壞活動)等卑劣手段，連續對上海地下黨發動全市性的大搜捕。
1934年6月，李竹聲被捕叛變，由盛岳接任上海中央執行局書記。不久，盛忠亮及其妻子秦曼云被捕叛變，上海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
在這極為險惡的環境下，是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由黃文杰任代理書記、書記。他面對這尖銳復雜的斗爭形勢，迅速整頓健全領導機關、人事組織，采取相應的步驟開展工作。
當時，中國國民黨特務異常猖，他們與租界捕房相勾結，詭計多端，四出跟蹤偵察共產黨人的活動。一次，陽翰笙在馬路上碰見了剛從北方調來的宣俠父，約同宣到田漢住處去了一次，宣俠父就被特務跟蹤上了。
黃文杰知道后，立即研究決定停止宣的活動，設法幫他擺脫特務的跟蹤，隨即指派宣到香港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原在臨時中央局發行科工作的王均予暴露了，也迅速從上海市調到廣州市。
在這期間，上海臨時中央局除宣傳反蔣抗日和收集情報外，還積極采取措施支援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
中國國民黨江西德安專署專員莫雄，原系孫中山時代的老國民黨員，他不滿蔣介石的所作所為，但同情共產黨。當時，蔣介石正加緊對中央蘇區實行封鎖圍攻，為了沖破敵人的封鎖，在政治上給敵人以有力的打擊，上海臨時中央局決定炸毀南潯區路上之德安鐵橋和南昌飛機場及油庫，以配合中國工農紅軍突圍轉移。
為此，黃文杰主持制訂了周密的計劃，并派出一些得力同志到莫雄那里去，在他的掩護下完成了這一艱巨任務。同時，還在敵人的重要機關建立了幾個交通站，以保持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聯系。先在莫雄專署內和南昌市建立據點，后又在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和九江黨部設置有機關商店。
因當時上海市往江西省的信件，敵人非常注意，須經過嚴格的檢查。如果從南京、九江寄信、匯款，就不那么注意了；如果由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發的信，敵人就不聞不問。這樣，使上海黨組織與中央蘇區保持聯系，支援了反“圍剿”斗爭。
1935年2月19日，由于李竹聲、盛岳叛變革命出賣組織，國民黨反動派又一次進行全市性的大搜捕。上海臨時中央局書記黃文杰和組織部長何成湘夫婦、宣傳部長朱鏡我、文委書記陽翰笙、文委成員田漢、“社聯”黨團書記杜國庠等30余人同時被捕。分別關在巡捕房地下室的幾間牢房里。
面對這嚴重的打擊，黃文杰感到萬分痛心和憤怒。他雖然還不清楚這次大搜捕，正是他的前任——“最革命的”李竹聲和“左得出奇”的中央委員盛忠亮被捕后，投降了中國國民黨，當了大特務，專門從事破壞共產黨組織的叛變行徑所造成。但是，他知道堡壘是從內部攻破的，深感問題的嚴重。
為了挽回損失，當天深夜，黃文杰同朱鏡我等黨的負責人在獄中設法向被捕的同志傳達口信：大家要堅定立場，抓緊準備應付敵人的口供，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泄露黨的機密，也不要承認是共產黨員，除非到了刑場才喊共產黨萬歲。
3月6日，法租界特別地方法院開庭審訊黃文杰及其同案人，黃文杰化名李光龍，泰然自若。敵人軟硬天師，一無所獲。黃文杰的行動實踐自己的諾言，以無聲的命令，教育和影響著同陷囹的難友。
同志們以黃文杰為榜樣，堅貞不屈，守口如瓶。敵人黔驢技窮，毫無辦法。后來，經叛徒秦曼云出庭指證，將黃文杰等人引渡至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
18日夜間，黃文杰和朱鏡我、杜國庠、田漢、陽翰笙、何成湘夫婦等8人，被中國國民黨作為要犯在大雨滂沱中解往南京，關進國民黨憲兵司令部看守所。
同年9月，文杰被判處15年徒刑，轉押于南京郊外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這是中國最大的監獄，它按照八卦圖形建造，當中是八卦形的高亭，四周有高墻和堡壘包圍，墻外有很深的水溝，布滿一道道鐵絲網，里面一切門窗全部用鐵欄桿隔離開。
在這“新式”監獄里，黃文杰始終保持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旺盛的斗爭意志，帶領同志們同敵人展開英勇斗爭。他寫信要家里寄去《三國演義》《唐詩三百首》等書籍，在獄中閱讀。
面對敵人的威脅利誘，他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并且想方設法經常同難友們保持聯系，研究斗爭策略，及時揭露敵人的陰謀詭計。
在黃文杰的領導下，同志們團結一致，努力為改善生活、改善環境、改善伙食、延長放風時間、不許打罵犯人等，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黃文杰在監獄期間，始終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堅強不屈的革命氣節和斗爭精神。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發動全面的侵略戰爭。為了全民族的利益，經過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按照雙方協議，
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隨即，中國共產黨在南京、武漢等地公開設立八路軍辦事處。
南京八路軍辦事處成立后，立即營救在獄同志，黃文杰被保釋出獄，留在南京辦事處做黨的組織工作。當時，辦事處一面繼續營救在獄同志，—面開始重建長江中下游平原各省的黨組織。黃文杰積極幫助組織部長秦邦憲開展工作。
9月26日，黃文杰代表南京辦事處，到中央軍人監獄接陶鑄、曹瑛、趙希愚等7人出獄。
9月底，黃文杰奉命同張文彬到達香港特別行政區，向南委傳達黨中央的指示，很快整頓和加強了南方黨的領導力量，由張文彬留任南委書記。
同年12月中旬，南京辦事處遷至武漢，改名為八路軍辦事處。黨中央派王明、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黃文杰等組成“中共中央駐武漢代表團”(黨內稱長江局)，負責領導南方各省市黨組織開展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黃文杰先后擔任中共長江局組織部副部長、秘書長。他積極主動協助組織部長秦邦憲重建長江中下游平原各省市黨組織。在黨中央和長江局的領導下，他首先恢復了南京市委，接著為重建破壞盡的安徽黨組織而日夜奔忙。黃文杰發現由蘇州市出獄不久而尚未找到黨組織的張愷帆、林李明等在無為市(張的家鄉)開展抗日宣傳，迅即以武漢辦事處的名義電告張、李馬上去南京，即派張回無為開展工作。
不久，又派李世農到無為，同張愷帆、桂蓬組成中共皖中工作委員會(簡稱皖中工委)李世農任工委書記，張愷帆、桂蓬任委員。黃文杰對工委書記李世農說：“你們先成立皖中工委，以后恢復一個縣的組織就建立縣委，有3個縣委就成立特委，有3個特委就成立省委。”在黃文杰的指導下，至次年夏成立了以彭康為書記、李世農為組織部長的安徽省工委。
安徽黨組織的恢復工作剛告一段落，12月27日，黃文杰被任命為長江局駐兩廣特派員。他風塵仆仆趕到廣東省，先后在廣州市、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張文彬、廖承志、薛尚實、羅范群等一起多次召開會議，分析廣東形勢，較好地解決了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與廣州市委之間無原則的矛盾斗爭，并對原有黨員、干部作了審查。
為了適應南方抗戰形勢發展的需要，統一加強廣東全省黨組織的領導，他根據黨中央和長江局的指示，決定撤銷“南委”，成立廣東省委，為此，他從省委的機構設置、干部選拔、省委成員的具體名單都作了詳細而合理的安排，報請黨中央批準。
1938年4月，正式成立以張文彬為書記的中共廣東省委。接著，他又協助省委制定黨組織工作的總方針：明確以建黨為中心，搞好黨的基層工作，堅持獨立自主開展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向廣東國民黨當局較開明的上層人士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廣東省委貫徹執行了這一總方針，各項工作都取得了顯著成績。
僅半年時間，黨員人數從省委成立時的1300增至近10000人。地縣一級黨組織基本上遍及全省各地。統戰工作也有新的突破，通過進步人士做工作釋放了300多名政治犯，并搞到一本中國國民黨的機要密碼。對此，黃文杰高興地鼓勁說：“這很好，很重要!”
黃文杰在長江局工作期間，先后恢復建立了南京、湖北、廣東省、浙江省、安徽、廣西壯族自治區、湖南省、香港特別行政區等十幾個省市黨的組織。此外還認真抓了黨的思想建設，把提高干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作為黨的建設的首要任務。他在武漢主持舉辦南方各省市、地區黨員干部訓練班，親自擬定計劃，審定教材，親自為學員講課，培養了一大批地、縣級黨員骨干。廣東東江特委張直心參加訓練班后，奉命回到興梅地區，為恢復大埔縣、興寧市等縣黨組織起了重要作用。
這—年，黃文杰與地下黨員周惠年結婚(解放后，周在中共中央馬恩列斯編譯局工作，現離休)。
黃文杰對黨，對人民一貫忠心耿耿，對工作認真負責。
1938年7月，他在湖南省巡視工作時，接到中國國民黨駐海南省第152師政治部上尉科員黃集發(原中共黨員)的來信，談及瓊崖自馮白駒被捕后的斗爭情況，并要求到解放區去工作。
文杰及時回信說：你不需要去解放區，友軍里需要人，國統區正需要人，要安心工作；有關瓊崖問題，可找葉劍英、廖承志同志，隨信附去給葉劍英、廖承志的介紹信。黃集發以此向葉劍英、廖承志匯報了瓊崖方面的情況。
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一致通過設立南方局。南方局由周恩來、博古、葉劍英、黃文杰四人組成。10月12日，日軍在惠陽大亞灣登陸，中國國民黨軍隊不戰而逃。13日惠州淪陷，廣州市形勢甚為危急。南方局為了應付這突然事變，特派黃文杰到廣州，指導廣東省委撤退。黃文杰面對廣州的混亂局勢，迅速采取應急措施。在省委緊急會議上，作出“省委機關和八路軍廣州辦事處遷往粵北”、“廣州市委留下組織部長陸新率領部分黨員堅持地下斗爭”等四項決定。會后，省委常委分赴各地加強領導。
黃文杰為落實省委決定而日夜操勞，直至日寇占領廣州前夕，才同云廣英、陣健撤離廣州，到了粵北。在粵北他又親自指導成立八路軍韶關市辦事處，為辦事處在西河壩租賃民房“安園”開展工作，然后自己才離開韶關；
同年11月，南方局領導人黃文杰又到韶關傳達黨中央在延安舉行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他根據黨中央的決議和廣東省的斗爭實際，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正擴大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妄圖打通粵漢鐵路，占領長江中下游平原流域。因此，粵漢鐵路以東和長江中下游地區都屬敵后。我們黨要在這些地區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他反復強調：要獨立自主地領導武裝斗爭，不要被中國國民黨捆綁手腳。要批判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對國民黨要堅持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
為了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決議，黃文杰做了大量而具體的工作。省委常委尹林平認為，自已是軍隊干部，曾寫報告擬辭去黨務工作，專搞軍事。文杰特地找尹說：“看過你的報告，但局黨委仍要你兼任黨務工作，你不要回部隊了，到江地區去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尹林平愉快地服從組織安排，到東江任特委書記，繼而兼任東江兩支(惠、寶)抗日游擊縱隊政委，卓有成效地領導東江人民進行抗日戰爭。
為了黨的事業，長期在艱苦環境下東奔西跑，忘我工作的黃文杰，1938年冬發現自己患了肺病。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方有愈轉，又毅然接受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布置的任務，歷經長途跋涉，翌年春抵達重慶市。
他在南方局負責黨的組織工作，繼續為鞏固發展南方各省市黨組織，以適應抗日戰爭的需要而努力工作。當時，中國國民黨頑固派實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制訂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反動措施。為了對付國民黨的無理進攻，全面領導我黨在國統區的工作，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同葉劍英、董必武、鄧穎超等在渝召集南方各省領導人開會。文杰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決定深入發動群眾壯大黨的力量，鞏固黨的組織。圍繞這個中心任務，實行組織審查，嚴格組織紀律，加強黨的教育，糾正不良傾向，鞏固發展統一戰線，動員全黨全民同國民黨的投反共逆流作斗爭，推動南方各省的抗日救亡運動。會后，黃文杰忠實執行黨的決定。在南方局領導下，認真抓了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他先后在重慶機房街70號和紅巖咀13號主持舉辦黨員訓練班。集中訓練國統區地下黨員骨干。訓練班的學習內容為政治形勢、黨的方針任務、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社會發展史、黨的組織建設，以及宣傳工作、群眾工作、秘密工作等，參加講課的有周恩來、董必武、博古、凱豐、鄧穎超、蔣南翔等。黃文杰不僅為學員講話，還為訓練班的組織領導、課程設置、教材審定、生活管理諸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與此同時，南方局所屬省市黨委亦分別在各地舉辦黨員訓練班。這些黨訓班的開辦，造就了一大批忠于黨的干部，為鞏固和加強國統區黨組織和后來轉入隱蔽打下了基礎。
1939年2月，當時任八路軍參謀長的葉劍英在南岳區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西南游擊干部訓練班的副教育長。黃文杰也奉命參加了訓練班的工作。他積極協助葉劍英做好訓練班的組織安排，掌握學員的思想動態，向學員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并且將蘇聯出版的游擊戰術教材翻譯成中文，還翻譯了蘇聯百科全書中有關的四五篇文章，供葉劍英等人講授。葉劍英對黃文杰的工作甚為滿意。
在參加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前后，黃文杰還來往于重慶、衡陽市等地巡視指導工作。這期間，他還撰寫政論，出版了《論政黨》一書，并且以“絢云”“爛光”等筆名在《群眾》《解放》《新華日報》等黨的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文章，積極宣傳黨的抗日綱領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他一貫為黨的事埋頭苦干，從不考慮個人的安危、得失。自己有病，卻保守秘密，連細心的妻子也不知曉。
妻子周惠年提出要求去延安學習，他欣然同意，并讓已懷孕五個月的妻子做了人工流產，使之輕裝前往。不料，這次分離竟成了他倆的最后訣別。
1939年7月，日本飛機經常對中國國民黨的陪都重慶狂轟濫炸，當時患傷寒病的黃文杰，因躲避日機轟炸，在防空洞里受了涼而發高燒，搶救無效。8月2日不幸逝世，終年僅37歲。
黃文杰逝世后，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全體同志為之致哀，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親自送葬至墓地，為了悼念“對黨無限忠誠，對人對事大公無私”的黃文杰，《群眾》雜志出版專刊，《新華日報》登載了葉劍英《悼黃文杰同志的死》一文，文章稱贊黃文杰“是我們黨的駱駝！從來沒有計較到池所負擔的輕重，而能任重致遠的渡過艱難的沙漠”。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于1983年批準黃文杰為革命烈士。
1984年6月，中共重慶市委、人民政府按黨中央指示，將黃文杰的骨灰移葬紅巖公墓。
參考資料 >
黃文杰.中國軍網-中華英烈網.2022-07-26
大坪：挖掘黃文杰事跡 傳承烈士革命精神.興寧市政府網.2022-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