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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繆伯英（1899年10月21日—1929年10月）是中國婦女運動活動家、中國共產黨早期人物。她出生于湖南長沙，1919年7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學習。1920年初，繆伯英參加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11月，她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女黨員，加入了由李大釗組織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繆伯英積極投身于群眾運動，1922年下半年她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女工部的負責人，經常深入到豐臺區、南口、石家莊市等地，在工人和他們的家屬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同年8月，繆伯英被選為民權運動大同盟的籌備員，負責籌備北京女權運動同盟會，推動婦女爭取政治和經濟上的平等權利。 1923年2月，繆伯英參與領導了京漢鐵路北段的總罷工，在罷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鎮壓后，秘密主持編印了《京漢工人流血記》等宣傳品，揭露軍閥政府殘害工人的暴行。為避開北洋政府的追捕，繆伯英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回到家鄉湖南省。 1925年1月，繆伯英擔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婦委會書記，省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1927年8月，繆伯英前往上海市，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中，開展地下工作。由于斗爭環境險惡，食無定時，居無定所，長期清貧而不穩定的生活，使繆伯英積勞成疾，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繆伯英是中國共產黨具有較深理論修養和豐富實踐經驗的干部，而且一直戰斗在工人運動、婦女運動和學生運動的第一線，她是中共最早的女黨員，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99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長沙縣清泰鄉一個貧苦知識分子家庭。父親繆蕓可受維新運動的影響，主張興辦新學，致力于“教育救國”，尤其重視婦女教育問題。父親的開明意識，給幼時的繆伯英創造了良好的讀書條件，等她稍長即送進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現稻田中學）讀書，希望她長大后成為一名教師，去實現他“教育救國”的夢想。

工作經歷

1919年7月以長沙市地區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前身），踏上了人生旅途新的征程。五四運動后的北京，一派“中西學術爭艷，古今百家爭鳴”的新氣象。當時，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繆伯英進入女高師不久，在北京大學組織的同鄉會上，結識了何孟雄、鄧中夏等一批熱血男兒。為了盡快找到一劑拯救中國的良方，她中斷了女高師的學習，去北大參加活動。在北京大學，她結識了李大釗，并有幸成為李大釗的學生。她多次聆聽李大釗講授《唯物史觀》《工人的國際運動》《社會主義》《女權運動史》等課程，還經常到李大釗處請教各種問題。在李大釗的引導下，繆伯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逐步成長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女戰士。

1920年3月后不久加入了在李大釗倡導下，北京大學進步學生鄧中夏、何孟雄等19人發起成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同年成為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首批團員。11月當年10月份成立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從青年團的優秀分子中吸收了鄧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繆伯英等5人入黨。繆伯英不僅成為中共北方區第一名女黨員，而且是“一大”前全國53名黨員中最早入黨的女黨員。隨著革命實踐活動的增加，繆伯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觀察、研究、分析和思考問題，特別關注婦女的解放。在《家庭與女子》一文中，她發出“順著人類進化的趨勢，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吁，號召女同胞沖決封建羅網，做時代的新女性。

組織工人運動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國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根據黨的指示，繆伯英常到產業工人集中的豐臺區、長辛店鎮、南口、唐山及石家莊市等地，向工人及家屬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動、組織工人運動。

1922年2月她參與組織香港特別行政區海員罷工北方后援會，從經濟上和輿論上支援香港海員的罷工斗爭。同年夏，繆伯英受黨組織派遣到張家口市，領導了京綏鐵路車務工人大罷工，并取得了勝利。下半年，繆伯英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秘書并兼管婦女部工作和《工人周刊》的編輯工作，積極撰稿報道工人運動的情況，啟發工人的覺悟。

1922年底、1923年初，北京學生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挽蔡驅彭”運動。繆伯英作為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代表，趕赴武漢，在1923年2月6日召開的武漢各團體代表大會上嚴厲控訴彭允彝的罪行，呼吁社會各界聲援北京學生的驅彭斗爭。在武漢期間，繆伯英還前往湖北女師宣傳革命真理，鼓勵正在開展學生運動的學生堅持斗爭。

1923年2月震動全國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爆發了。繆伯英與何孟雄、高君宇等人一起領導了京漢鐵路北段的總罷工。“二七”慘案發生后，繆伯英與幾位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騎河樓編印《京漢工人流血記》等宣傳品，向社會揭露軍閥政府殘害工人的暴行。他們還到長辛店鎮等地組織救護受傷的工人，募捐援助失業工人及其家屬。她冒著生命危險，多次擺脫暗探的跟蹤，把黨組織的溫暖帶給因罷工而被捕的同志，鼓勵他們與敵人斗爭到底。5月1日北京各團體聯合發起在天安門召開“五一紀念國民大會”，繆伯英代表婦女界發表演講，她列舉了軍閥政府外交無能、內政混亂的種種事實，號召國人改革政治，收回民權。時任中共北方區委書記的李大釗對繆伯英的工作十分滿意，贊揚她是“宣傳赤化的紅黨”。

領導婦女運動

早在1920年底、1921年初，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就組織了婦女協會，由繆伯英主持。1922年8月，她遵照黨組織的決定，開展黨外聯合戰線工作，并被選為民權運動大同盟的籌備員，負責籌備北京女權運動同盟會，推動婦女爭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平等權利。不久，她又南下，幫助南京婦女組織了女權運動同盟南京分會。1924年3月，繆伯英擔任中共北方區委婦女部第一任部長，積極領導開展北方區的婦女運動。

1924年6月張國燾被捕叛變，在獄中供出了繆伯英等一批共產黨員的名單。繆伯英在中共北方區委組織下，轉移到湖南省老家。

1925年1月來到省會長沙市，拜望了母校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校長徐特立。徐特立當即聘請她擔任女師附小主事(即校長)。不久，她在黨內任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委員，兼管湘區委宣傳工作。區委書記李維漢根據工作需要，安排繆伯英出任湘區委員會婦委書記，領導全省的婦運工作。此時，黨還派她參與湖南省進步婦女團體——省女界聯合會的領導工作。繆伯英領導省女界聯合會號召各縣迅速組織女界聯合會，積極開展為婦女和婦女團體爭取權益的斗爭。湖南婦女運動在繆伯英的領導下，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新局面。5月繼青島市發生慘案后，上海市又發生震驚全國的“五慘案”。全國各地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帝高潮，青滬慘案湖南雪恥會也應運而生。繆伯英，徐特立等被推選為雪恥會的執行委員，領導長沙市民眾開展罷工、罷市、罷課及查禁銷毀洋貨的斗爭。為聲援青島、上海罷工工人，長沙女學生還在繆伯英的領導下成立了“女子宣傳隊”、“女子募捐隊”、“女子糾察隊”。她們沖破封建思想，光著腳板或穿著露腳趾的草鞋，昂首闊步，奔走于大街小巷、車站碼頭，振臂高呼口號。“女子赤足游行”一時成為轟動長沙的新聞。

1926年1月按照黨的安排，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擔任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兼婦女部長，并去廣州市出席了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返回湖南后，繆伯英領導省女界聯合會發起“湖南省紀念國際婦女節大會”。她親自擔任大會主席，并邀請周以栗、陳章甫等著名共產黨員登臺演說，到會群眾數千，盛況空前，極大地擴大了共產黨在湖南的影響。“三·一八慘案”的發生，再次激起湖南民眾的義憤，繆伯英主持召開“湖南婦女追悼北京死難女烈士大會”，呼吁“全國人民應繼續奮斗，驅除段賊，廢除不平等條約，實行民族革命，以慰諸烈士之靈。”在廣州國民政府北伐前夕，繆伯英積極參加驅趙（恒惕）運動。3月9日長沙市市民3萬余人在教育會坪集會，提出《對湘主張之二十四條》，宣布成立具有政權性質的湖南人民臨時委員會，繆伯英被公推為三位常委之一。5月廣東革命政府派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向湖南省進軍，揭開了北伐戰爭的序幕。北伐軍入湘后，繆伯英領導湖南婦女界熱烈歡迎和積極支持北伐部隊。省女界聯合會召開各界婦女團體代表大會，成立了女子宣傳隊和慰問隊、紅十字會救護隊，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戰斗。

然辭世

1927年“七一五”政變后，潛至上海任中共滬東區委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此期間，以華夏中學物理教師的公開身份，進行地下工作。

由于長期處于危險、艱苦的環境中，再加上清貧的生活，繆伯英的身體每況愈下。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傷寒病，被送入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因醫治無效，不幸溘然辭世，年僅30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人物故居

繆伯英故居位于湖南長沙縣開慧鎮（現開慧鎮）飄峰村，建于清愛新覺羅·旻寧十年（1830年），坐北朝南，西闊七間，進深三間，內有天井，占地530平方米。存大小房間10間，其中正房臥室4間，其余為客廳、打米房、彩布房、雜屋、廚房等，呈三合院式布局。

2005年繆伯英故居按原貌修復，并對外開放。2011年公布公布為湖南省文物保護單位。

2019年繆伯英的家鄉已成為長株潭“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核心地帶。

宣傳報道

《為了民族復興·英雄烈士譜》系列報道，講述了中國共產黨最早的女黨員繆伯英的革命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