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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簡，是指中國兩漢時代的簡。漢簡一般以地名命名，分為居延漢簡、敦煌漢簡、甘谷漢簡、武威漢簡等。

漢簡早在北周時代居延地區發現，北宋人也曾在甘肅等地獲得過東漢簡。20世紀初，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先后在新疆民豐縣北部的尼雅遺址和甘肅敦煌市一帶的一些漢代邊塞遺址里，發現了數量不同和規格各異的少量漢簡。1913至1916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時在敦煌、酒泉漢長城烽燧遺址發掘了189枚漢簡。1930年，在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河流域出土了漢代木簡約一萬枚，1959年，以部分照片集為《居延漢簡甲編》。1971年，在甘肅甘谷縣出土簡二十三枚，次年，在甘肅武威市旱灘波墓出土醫藥簡牌九十二枚，1975年，集為《武威漢代醫簡》出版。

漢簡受簡面狹長、字跡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獨運，錯落有致，隨意揮灑。漢簡的文字，篆、隸、真、行、草（章草）各體具有。

歷史沿革

北周時代

早在北周時代就有人在居延地區發現過漢竹簡書，北宋人也曾在甘肅等地獲得過東漢簡。20世紀初，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先后在新疆民豐縣北部的尼雅遺址和甘肅敦煌市一帶的一些漢代邊塞遺址里，發現了數量不同和規格各異的少量漢簡。漢簡一般以地名命名，分為居延漢簡、敦煌漢簡、甘谷漢簡、武威漢簡等。

1907年-1930年

1907年，甘肅首次發現漢代簡牘，出土的歷代簡牘時間涵蓋秦代、兩漢、西晉等多個時期，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俗、民族關系、中外交流等多個領域。1914年，由羅振玉和王國維合著《流沙墜簡》一書。1913至1916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時在敦煌市、酒泉漢長城烽燧遺址發掘了189枚漢簡。斯坦因兩次所獲漢簡現藏于大英圖書館。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在居延地區（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和甘肅省金塔縣）發現一萬余枚漢簡，內容與數量遠超之前的發現，轟動了國內外學術界，是為第一批居延漢簡。

1959年-1976年

1959年，漢簡以部分照片集為《居延漢簡甲編》。1959年，在甘肅武威市漢墓出土竹木簡四百六十九枚，1964年，集為《武威漢簡》出版。1971年，在甘肅甘谷縣出土簡二十三枚，1972年，在甘肅武威旱灘波墓出土醫藥簡牌九十二枚，1975年，集為《武威漢代醫簡》出版。1972年至1976年，在甘肅北部額濟納河流域（古稱“居延”）又發掘出土漢簡二萬余枚。山東臨沂市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四千四百余枚，湖北江陵縣鳳凰山漢墓出土竹簡四百余枚。1973年發掘的長沙馬王堆漢墓3號漢墓（文帝十二年下葬），除了出土大批珍貴帛書外，還出土竹木簡600余枚（包括少量木牘），一部分是遣策，一部分是講養生之道和房中術的書。

1998至2002年

1998至2002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博物館、額濟納旗文物所組成聯合考察隊，先后對甲渠塞“第七隧、第九隧、第十四隧、第十六爆”和察汗川吉及“第十六隧，第十七隧、第十八遂”東側灰堆進行了發掘清理，再獲“額濟納漢簡”500余枚。

2025年

2025年6月，考古人員在湖南長沙坡子街發現了新的簡牘，經初步研究，各有東漢和西漢的簡牘數百枚。

不同地區的漢簡

居延漢簡

最早在1930年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漢代烽火臺遺址發現漢簡850多枚和50多件漢代遺物，如麻紙、封泥、筆、硯、木版畫等，隨后在居延60個區域內共掘出11000余枚漢簡，1972年秋、1976年夏秋期間又陸續出土了19637枚漢簡。簡牘的形式有簡（扎）、兩行、牘、封檢、函檢、符、、籤、削衣、冊等。

居延漢簡的字體以隸書、章草為主，摻雜少量的漢篆和裝飾書體。用筆上有篆書圓轉流動的筆意，有些偏旁部首保留著篆書的結體造型，也有隸書的波筆畫和偏于扁方的形體，是書體演變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物證。

敦煌漢簡

敦煌漢簡指的是二十世紀初至九十年代在甘肅西部疏勒河流域漢代長城關塞遺址中發掘出的九批漢簡，共25000余枚。因在漢代敦煌郡范圍內發現的時間最早、數量最多，故夏鼐先生稱其為“敦煌漢簡”。敦煌漢簡中官、私文書比較多。官文書有司法文書、品約、詔書律令、符、傳、例行公文及各式簿籍，私文書有關書信、買賣契約等。內容大部分是漢代敦煌郡玉門都尉和中部都尉及其屬下各烽燧的文書檔案，有一小部分屬于宜禾都尉。最早的紀年簡是西漢武帝太始元年，簡的主要內容是與漢代邊防屯戍有關的文書；記錄戍卒日常工作的；記錄士兵武器裝備的；出入關卡的登記簿；也有律令，詔書的抄件；也有郵書封檢及書信。

武威漢簡

1957年至1959年，在甘肅省武威市旱灘坡磨嘴子漢墓出土了《儀禮》等內容的竹木簡。簡分甲、乙、丙三種，每枚可容六十字，現存四百六十九枚，兩萬七千三百字。甲種本存三百九十八簡。這批簡約書于西漢成帝時期。書體為漢隸八分，書寫規范，是校勘漢代經學和研究簡冊書法的重要資料。

中國甘肅省武威市漢墓中出土的簡牘。武威漢簡，以其數量多、保存好、內容豐富、史料可貴等獨有的特點構成了中國簡牘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儀禮》簡、王杖簡、醫藥簡都被定為國寶級文物。

銀雀山漢簡

1972年，山東博物館和臨沂文物組在臨沂市銀雀山發掘出一批竹木簡牌，其中一號墓出土竹簡4942枚，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寫的《銀雀山漢墓竹簡》一書，擬分三輯出版，1976年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包括《孫子兵法》《孫兵法》《六韜》《尉線子》《晏子》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簡文字體屬于早期隸書，整理者推測是文、景至武帝初期這段時間內抄寫而成的。

1999—2002年，額濟納旗漢代烽隧遺址出土簡牌五百余枚。其形制有簡、兩行、牌、抓、褐、封檢等（下文統稱簡牌），內容以行政文書居多。其時代以西漢中期至東漢早期者居多，最早紀年見漢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晚者見東漢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28年），若從字體考察或有極少屬東漢中期。2005年出版的《額濟納漢簡》一書收錄這批簡牌。

懸泉漢簡

懸泉漢簡出土于世界文化遺產點懸泉置遺址，共3.5萬余枚，其中有字簡2.3萬余枚。懸泉置遺址主要發掘于1990年至1992年，曾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經過多年整理研究，《懸泉漢簡》的第一輯、第二輯分別于2019年和2020年出版。

《懸泉漢簡（三）》收錄了近2300枚懸泉漢簡的彩色照片、紅外線圖版及釋文、簡牘形制尺寸表等。目前，已公布的懸泉漢簡近7000枚，超過有字懸泉簡總數的三分之一。

漢簡書法特點

漢簡書寫的文字內容或是書信記事，或是公文報告，因而不拘形跡，草率急就者居多。漢簡受簡面狹長、字跡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獨運，錯落有致，隨意揮灑。漢簡的文字，篆、隸、真、行、草（章草）各體具有。漢簡在書寫思想上沒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縛，因此，表現出豐富的創造力，最終成為由篆隸向行揩轉化的過渡性書體——漢簡。

漢簡制作/使用

形制

漢簡的形制，根據漢簡的形狀、尺寸用途和內容等一般分為三大類。首先，是按照簡牌的形狀、尺寸等分類。從簡牌的形狀看，一般以漢代一尺為標準長度，即23厘米。寬度一般為1厘米，厚0.2~0.3厘米。有的簡為了書寫方便，增加寬度到1.8～2.8厘米，可以書寫兩行文字，故日“兩行”，是當時人對這種較寬的簡牌的正式稱謂。還有更為少見的，即將簡牌的寬度增加至與長度一樣，成為正方形的木板，時稱之為“方”。它一般是供記載內容橫長豎短的文件時使用，如日歷。

使用

居延簡中有一方記載元康元年(公元前61年）四月到五月的日歷,使用的就是“方”。另外，居延簡中還出現寬度不變而長度增加一倍的長簡，時稱“檄”，這就是《說文解字》所謂“檄”為“二尺書”也。檄，一般是為書寫軍事命令所專用，史稱“飛檄”。當然，還有更長的所謂“三尺”絮。東漢時期學者劉熙所著《釋名》一書有云:“版長三尺謂之”。漢尺三尺約合70厘米，在《居延漢簡甲編》中的第2551號簡，即長達67.8厘米，下半段略有殘缺，或許就是所謂的三尺“篥”。《說文解字》則解釋“篥”為“牘樸也”。樸，為未加雕飾之意。可見“篥”或許是一種“素簡”，即未書寫的空白簡,也可在使用時分為三截測成了一尺之牘。除了使用比較平整的板狀簡牘外,還有使用多面的柱狀體材料，在柱狀體的各個平面書寫文字，這種簡牘稱為“瓠氣陸機在他的《文賦》中有“或操瓠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的名句，李善注云“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可見,古人很早就在多面的“瓠”上書寫文字。其實,簡牘很少是單支使用的,一般在使用時,會將幾支簡甚至數十支簡用繩索編在一起，形成所謂的“冊”（也稱“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