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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家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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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家溎(1879-1945/1946),字翔熊,是清末民初時期的書法家、畫家和藏書家。他生于清光緒五年,是浙江縣道后人,居住在海曙區(qū)城南塔影巷。孫家溎熱愛典籍,日常坐在書肆中,先后收集了四十四箱書籍和一萬余卷,藏書室名為“蝸寄廬”。他不僅擅長書法和繪畫,還精通白描人物。孫家溎于六十八歲去世。

正文

孫家溎其祖原籍慈溪龍南,原是三國孫權(quán)之后,清代中期遷入寧波市城內(nèi)“道署后”,即原中山公園。清代晚期,在上海經(jīng)商的孫家溎父親一支,遷居鎮(zhèn)明路三支街,后來孫家溎又遷居于“天封寺前”,在此修繕居舍,籌建書樓,即今天封塔南的塔前街(塔影巷),原有樓房近800平方米,至今尚存二層樓三合院近400平方米,四周有高墻圍護,樓前有60余平方米的明堂,用作養(yǎng)花種草。

《蝸寄廬》,創(chuàng)業(yè)維艱的第一代

蝸寄廬,喻為狹小如蝸牛殼的屋子。據(jù)《辭海》解析,三國時代的文士焦先楊沛建造圓形的屋舍,稱為“蝸廬”。此后的文人們也自稱簡陋的居處為“蝸廬”,宋代陸游的“蝸廬”詩中有“蝸廬四壁空,也過百年中?!敝?。

寧波市“蝸寄廬”的第一代孫家溎,就是借這段典故,來稱呼自己的居舍,并以“蝸廬主人”為號。

孫家溎是我國的末代秀才,曾在上海市當過小職員。他生性好學,關(guān)心文獻,省吃儉用購藏書籍而不惜家財,將樓上的臥室大部分辟為藏書專用,額曰“蝸寄廬”。特別在20世紀初期的兵荒馬亂之中,孫家溎先生竭盡全力搶救收藏行將滅絕的善本,甚至包括寧波“天一閣”、盧氏“抱經(jīng)樓”、徐氏“煙嶼樓”散失于民間的珍本,其中著名的有元刻《隋書》、《范文正公全集》,明刻本《蔡中郎集》、明抄本《圣宋名賢四六叢珠》等,約有447部,共約二萬卷,其中珍貴的善本占一半。此外,如不能購到的,動手抄錄。

對于“蝸寄廬”之藏書,民國《鄞縣通志》有記載:“專講版刻,初收藝術(shù)小品,漸及四部,遇有精本則以前蓄新以銀幣易而得之,故其所藏版本精美,而數(shù)量不多。嘗出百金兌初印本《庚子消廈記》二冊。書友以其能出高價也,于是故家散出之書,莫不先往孫氏家?!?/p>

由此可見,“蝸寄廬”之每一本古籍,是一位并不富裕的小職員,嘔心瀝血鑄成,而在這個多災(zāi)多難的年月,妥善保護也備嘗艱辛。

古人藏書,或損于蟲蛀霉蝕,或傷于盜賊兵火,孫家溎每年都要在高墻院內(nèi)數(shù)次翻曬整理,又不敢貿(mào)然向外借閱,以防“露白”,但卻更有一些識貨書商,千方百計打藏書之主意,但終于被累次拒于門外。

抗日戰(zhàn)爭的烽火年代,寧波城被日本人占領(lǐng),為保古籍之安全,年過六旬的孫家溎與大兒子一起偷偷雇船,將藏書一批一批運到寧波市山區(qū)。有一次兩麻袋書落水,父子倆好不容易撈起,翻曬一頁頁的濕書。當時又有國民黨軍隊殘部發(fā)現(xiàn)了藏書,竟要把古書燒掉,雖既送錢又求情,不幸四麻袋書已經(jīng)半焦,孫家溎為此悲痛不已。

待熬到抗日戰(zhàn)爭勝利,68歲的孫家溎撒手西歸,“蝸寄廬”的藏書又由大兒子孫定觀來繼承。

“蝸寄廬”的幸運歸宿

“蝸廬主人”孫家溎的三個兒子中,孫定觀為老大,生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次子孫傳豪攻學理工科,長期離家在外,68歲就過世。老三孫傳哲,生于1915年,比大哥小12年,由于在上海就業(yè),因此藏書都由一直居守在“蝸寄廬”舊宅的孫定觀來繼承。

新中國成立以后,珍藏在鄉(xiāng)下的古籍,因數(shù)年顛沛,有的霉蛀、脫頁、有的破損、殘缺,子繼父業(yè)的孫定觀,也嗜書如命,他一次又一次將古書從鄉(xiāng)下運返城內(nèi),當時已擔任寧波財政學校教師的孫定觀先生一有空隙,就埋頭于書樓,不嫌其煩地把古籍一頁又一頁修補、校抄、整理、重訂,他又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寧波歷屆政協(xié)委員,曾被聘為寧波天一閣、文物商店、工藝美術(shù)研究所顧問。1963年,他退休以后,更抓緊時間整理古籍,甚至夜以繼日,廢寢忘食。

1964年,孫定觀先生逐步將整理好的藏書低價出讓或捐贈天一閣。1966年文化革命浪潮襲來,為防止古籍損失,孫定觀先生又及時將一批古籍和字畫捐贈給天一閣。

至今,我們在天一閣的千晉齋陳列室,可看到孫定觀先生于1979年10月15日親筆書寫的《孫氏蝸寄廬捐贈圖書文物記》,記錄了該批捐獻的古籍538種、954部,即5287卷,共1670冊及字畫86件。與此前捐贈的古籍,共計達14947卷,成為天一閣30萬卷藏寶之組成部分。

1981年初冬,我在“蝸寄廬”的樓下明軒,又一次拜訪了孫定觀先生。當時陽光從窗扉中透入,暖意濃濃。78歲的孫定觀先生興奮地拿出了不久前由政府部門頒發(fā)的捐贈表彰證書,他說:“這幢“蝸寄廬”,一百多年了,我與先父二輩,苦心收集的藏書,終于有了永久性的歸宿,實現(xiàn)了先父的遺愿?!?/p>

孫定觀先生當時還感慨地說:“我國雖是文明之邦,但舊時代的藏書歷盡坎坷。明代豐坊的‘萬卷樓’,一喪于竊,再毀于火;桂井陸氏、天一閣范氏,國難家危之時,書亦四散;明董書登、清全祖望等,都是前車之鑒……。”

1985年,孫定觀先生82歲逝世,他最后的遺容十分安詳,因為,“蝸寄廬”的藏書有了最可靠的歸宿!

“蝸寄廬”孕育的當代郵票大師

1915年,兵荒馬亂、災(zāi)難深重的年代。孫家溎的第三子,孫傳哲誕生在“蝸寄廬”。

由于孫家溎先生不僅收藏古書典籍,又長于書道畫理,豐富的古籍書畫,可供他的三兒子孫傳哲臨摩習畫,故孫傳哲在小學和在浙江省寧波中學讀書時,美術(shù)繪畫已經(jīng)出名。中學畢業(yè),孫傳哲以優(yōu)異成績考上上海美術(shù)??茖W校西洋畫系,后又繼續(xù)到南京中央大學藝術(shù)系深造,成為徐悲鴻潘玉良、劉海粟等大師的嫡傳弟子之一。1935年,21歲的孫傳哲在“蝸寄廬”舉行婚禮,爾后與妻子同到上海市,在一家俄國人開設(shè)的廣告公司畫了十年廣告,他又以優(yōu)異出眾的繪畫水平,在應(yīng)考的數(shù)百名美術(shù)人才中,被錄取在上海郵政局,專司郵票設(shè)計。不久,人民解放軍進城,孫傳哲參加了歡迎人民解放軍入城行列,此年,設(shè)計了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二周年紀念郵票。他已從上海奉調(diào)到北京國家郵電部,成為新中國第一代郵票設(shè)計師,新中國成立前后的第一套紀念郵票、第一套航空郵票、第一套欠資郵票,第一套人民幣都出于他的手。1960年孫傳哲為設(shè)計一套“金魚”,特地拜訪生物學家童弟周教授,童弟周教授贊不絕口:“真是太美了,畫活了!”此后,在設(shè)計黃山風景時,專程登山數(shù)十天。設(shè)計月季花時,行程萬里,尋覓名種,六易其稿。

孫傳哲說過:“郵票雖小,卻是國家的名片?!庇捎谂f時代的艱苦藝術(shù)生涯,扎實的中西繪畫功底,孫傳哲鐘情于自己從事的“方寸天地”,使新中國的郵票熠生輝,享譽于全世界。40多年以來,孫傳哲參予設(shè)計的郵票多達150余套。其中“金魚”、“黃山”、“梅蘭芳”、“臺灣省風光”、“紫貂”、“蘇州園林”等,令人愛不釋手。他成為世界上產(chǎn)量最高的郵票設(shè)計大師,又是1980年評比的全國最佳郵票的主要設(shè)計者。1981年,當時已66歲的孫傳哲仍未離開他的設(shè)計室,他應(yīng)邀參加世界郵票博覽會,被授于卓越貢獻的榮譽證書,翌年,他曾回故鄉(xiāng)看望孕育過他的“蝸寄廬”舊宅。

1982年,有一位寧波市同鄉(xiāng)慕名到北京去看望他時,孫傳哲先生仍然鄉(xiāng)音未改,用地地道道的寧波話說:“去年,我剛回寧波去過,我的老家在天封塔下面,有個塔前街,我就生在那里,現(xiàn)在我的大哥還住在那里,今年已經(jīng)80歲了?!?/p>

1985年,孫傳哲應(yīng)聯(lián)合國國際和平大會之邀設(shè)計宣傳畫,成為我國唯一的聯(lián)合國特邀郵票設(shè)計大師。1986年,孫傳哲先生才正式退休,該年曾攜帶他設(shè)計的郵票手稿在寧波青少年宮展出。回北京后,孫傳哲孜孜不倦于晚年的貢獻,指導(dǎo)青年接班人的郵票設(shè)計、參予許多社會活動。但不幸的是1995年4月3日,孫先生孤身回家途中,擠乘公共汽車,不幸跌倒,頭部落地,就匆匆地離開世間,享年80歲!

孫傳哲先生曾以“40年魂牽方寸,心系郵苑,一生無憾”作自勉,但他的不幸去世,卻真使人遺憾。在1997年春季的嘉德國際拍賣會上,孫傳哲設(shè)計的藍軍郵票以39.6萬美元成交;1997年4月25日,諸暨市成立了“孫傳哲郵票藝術(shù)集郵文化研究會”;1999年9月13日,寧波市文化局發(fā)文,孫傳哲故居“蝸寄廬”列入文物保護的名人故居。可否以為這就是社會對這位默默地奉獻于“方寸”的孫傳哲先生的回報。

在塔前街“蝸寄廬”內(nèi)出生的,還有孫定觀先生的6位兒子、2位女兒,其中有美國的醫(yī)學博士、臺灣省的高級科技人員、馬鞍山鋼廠的總工程師、中國駐紐約總領(lǐng)事館領(lǐng)事、桐盧中學教師、上海工學院講師、杭州土產(chǎn)公司會計師等。今年73歲的孫詩樂先生,退休之前任職寧波動力機廠高級工程師,是“蝸寄廬”的承管者。1988年,孫詩樂先生又一次將“蝸寄廬”殘存的十余大箱書捐獻給寧波大學文學中心、古文化研究中心。

當孫詩樂先生獲悉“蝸寄廬”已作為市級文物保護的“名人故居”訊息時,他表示,要將先人留下的遺物無償奉獻,讓孫家的海內(nèi)外后代們,有機會來看看上一輩的業(yè)跡。

“蝸寄廬”的三代人曾為中國地方文化典籍的收藏和保護,作出過無私的奉獻,平凡而并不寬敞的“蝸寄廬”,曾孕育過當代郵票設(shè)計大師,“蝸寄廬”是中華文化的一束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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