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寺，位于中國晉城市高平市城東南15公里處，俗稱狼谷寺。創(chuàng)建于北宋開寶四年（971年），坐北面南，兩進院落。占地面積1958平方米，包括山門、中佛殿（宋代原構）、后殿（明代建筑）、鐘鼓樓、瞭望樓、兩廡及東西配殿等。中佛殿位于寺院的中心，面闊三間，進深六橡，單檐歇山頂；后殿面闊五間，進深六柱，單檐懸山頂，均為琉璃脊飾。2001年5月26日，崇明寺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建筑結構
該寺座北面南，兩進院，創(chuàng)建于北宋開寶四年（971），歷代屢有修。現(xiàn)存建筑有山門、中佛殿、后殿、鐘鼓樓及東西配殿、兩廡等。中殿為宋代早期建筑，后殿為明代建筑，其余建筑為清代遺物。中佛殿，居院內(nèi)中央，雄健古樸，穩(wěn)重壯觀。據(jù)寺內(nèi)現(xiàn)存宋淳化二年（991）碑文記載，創(chuàng)建于宋《營造法式》頒行之前的北宋開寶年間。殿身面闊三間，進深六，單檐九脊頂，筒板布瓦蓋頂，上施琉璃吻獸。該殿在許多地方沿襲唐制，柱頭無普柏杭。斗拱七鋪作，雙抄雙下昂，昂為批竹式，昂尾壓在四椽袱下皮。補間斗拱五鋪作，雙抄偷心造，下部無櫨斗和直斗與唐代建筑五臺山佛光寺東大殿一致。殿內(nèi)梁架徹上露明造，使用的一對“斷梁”，結構奇特，是民間匠師獨特的創(chuàng)造，這在建筑史上具有較高的實踐意義。斷梁是利用兩根直徑、長短相等的短梁對接成，“斷梁”正中縫下，用順袱來承托，兩端架于前后檐柱斗拱后尾上，并將尾蓋重力平衡到前后檐柱之上，這一建筑特點是古代匠師因材設計：小村大用的獨特創(chuàng)舉。三間殿宇，七鋪作斗拱，出檐之深遠，又超過了五代十國時期的建筑鎮(zhèn)國寺萬佛殿，其建筑風格當屬古制。崇明寺中佛殿在建筑風格上沿襲唐風，并且結構獨特，可謂我國古代建筑中一枝獨放的奇花，具有很高的建筑藝術價值。
相關記載
道光《修武縣志·金石志》記載有兩通關于崇明石的古碑，一通為至正十年（1350年）元代禮部郎中張琬撰的《五里源崇明寺碑》（以下簡稱張琬碑），一通為嘉靖十三年（1534年）明代禮部侍郎何瑭撰的《重修五里源崇明寺碑》（以下簡稱何碑），張琬碑云“茲寺，大禪師稠公之所創(chuàng)”，何瑭碑云“屯西南有崇明寺，蓋禪師稠公之所建也”，兩碑都認為此寺的創(chuàng)建者為稠禪師。稠禪師，稠禪師（510～585），名慧，北朝魏齊間鄴（今河北臨漳縣西）人。他是我國歷史上最早有文獻記載的佛門著名武僧和少林寺二祖。北齊天寶七年（557年），稠禪師奉高洋旨意，在太行山一帶沿山建寺二十多所，在天門山腰首建大護國仁王寺，即今天的百家?guī)r寺。又據(jù)張琬碑，其篆額有“百巖崇明寺碑，大護國仁王寺下院”，則知五里源崇明寺為百家?guī)r寺的下院，其建寺年代也當在北齊天寶年間。據(jù)此推算，崇明寺已有1450多年的歷史。
崇明寺建成后，因其位于縣城和百家?guī)r正中，且是縣城去百家?guī)r的必經(jīng)之處，因此無論善男信女還是文人騷客，慕名前往百家?guī)r的，無不先到崇明寺或先禮佛，或作小憩，又因這里風景絕佳，由此崇明寺之名大噪，遂成一處名剎兼名勝。張琬碑稱其“負太行山而揖嵩少，東連乎蘇門、百泉之幽勝，西接乎濟水、盤谷之清雅，風氣淳淑，民物繁伙，加以水竹之明秀，村落之旁午，稻蔬圃，雞犬相聞，故高人勝士聯(lián)鏕并駕，游詠不乏，盛境振名于懷衛(wèi)”，贊其為“實中原地區(qū)之杰區(qū)，空門之福地”，而何瑭碑則記其“北負太行，東連百泉，西去海蟾宮里許，宮之前有泉涌出，下流寺側，蓋寧城之勝地也”。
崇明寺代有修葺，有明確記載的有：至正年間，住持僧因資、因全重修。因資俗姓霍氏，河內(nèi)人，出家于河內(nèi)天圣院；因全，俗姓師氏，清華大學人，為因資師弟，因資圓寂后繼任本寺住持。此次重修，由當時的翰林文字同知兼國史院編修官奉議大夫禮部郎中張琬為之作記。明代成化年間，僧官祥俊及其弟子妙淳、妙慶重修，由當時的河南省按察使楊徽為之作記；嘉靖二年（1523年），由當?shù)仃壤虾艰b及其子杭彪州捐銀一百兩及當?shù)匦攀抗餐Y助，本寺住持廣堅、清應等主持重修，歷時兩年半，于嘉靖四年十月完工，重建雷音殿五間、伽藍殿三間、東西方丈六間。此次重修，由當時的禮部右侍郎何瑭為之作記。另據(jù)愛新覺羅·旻寧《修武縣志·寺觀附》記載，百家?guī)r寺曾一度傾廢，其僧眾皆居于五里源之崇明寺，由此可見當時崇明寺規(guī)模之盛。但至道光年間，雖然該寺頗具“花木竹柏之勝”，但已墻垣頹敗，寺僧寥落無存。其后有無重修，不得而知。2001年，五里源村有心之士根據(jù)當?shù)乩夏耆说幕貞洠L制了民國時期的崇明寺示意圖，閱圖可知，當年的崇明寺有山門一間，東西廊廡各五間，中佛殿三間，大佛殿五間，中佛殿東南有鐘樓一座，大佛殿東側有觀音殿一間，觀音殿還有地下室，另有東西配殿各五間，最后為僧房十一間。當?shù)匕傩諅髡f，廟中大殿梁上雖然長年無人打掃，卻從無積塵，也無本寺一奇。
據(jù)現(xiàn)在主持募修的五里源信徒郝小具說，此寺在日偽時期被徹底拆除，用于修建本村炮樓和堡。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國家加強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機構建設，五里源公社在原崇明寺的廢址上興建了公社衛(wèi)生院，原來寺院的碑刻也散落各處。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宗教政策得到落實，當?shù)厣颇行排_始籌劃重建崇明寺。九十年代后期，信眾集資購買了鄉(xiāng)衛(wèi)生院后院作為安神之所，原碑刻文物也逐漸被找回，其中就有著名的唐朝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幢和北宋魯遷之詩碣。
相關說明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幢的來歷
據(jù)愛新覺羅·旻寧《修武縣志·金石志》，五里源崇明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幢為唐代碑刻，但既未錄幢文，又無注明雕刻時間。在郝小具的指認下，我一一找到了幢首、幢身、幢座進行辨認。幢首高約60公分，直徑約80公分，周圍雕有佛教人物，線條流暢，造型精美。幢身為八面柱形，每面寬約30公分，幢身高約1.4米，直徑約80公分。八面皆鐫文字，分經(jīng)序和經(jīng)文兩個部分。幢座為正方形，邊長約1.2米，高約20公分，中有八面微槽，與幢身正好吻合。在幢身上的文字中，我未能找到雕刻時間，但有五里源信士撰寫的材料記載此幢造于唐朝武則天時代的垂拱三年（687年），只是不知其本，不敢妄下定論。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幢只有唐代才有，且縣志有載，此幢為唐時之物當確信無疑。
經(jīng)幢正文分兩個部分，其經(jīng)序記述的是唐儀鳳元年（676年），印度婆羅門僧人佛陀波利得遇文殊菩薩點化，西渡取經(jīng)。歷經(jīng)艱辛，費時六載，終于永淳二年（682年）從印度取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帶回西京，并譯成中文，此后此經(jīng)迅速流布民間。關于“佛頂尊勝陀羅尼”的由來，是釋迦牟尼為解救善住天子即將面臨短命壽終，受畜身、地獄等苦難而說的。某日夜晚，善住天子在享受和諸天游園等種種歡娛之后，忽然聽到他即將遭受許多苦難的預告，包括他即將在七天之后壽盡命終，死后的境遇極為凄慘：先是受七返畜生身和地獄之苦，其后雖然得以脫離地獄，生為人身，不過，卻是生在貧賤之家，而且一出生就是無眼的殘疾之身。善住天子聽了，大為驚怖，于是向天帝釋求救。然而，帝釋天并無解救之法，乃轉(zhuǎn)而求助于釋迦牟尼。釋迦牟尼應帝釋之請求，便教以解救之道，即是“佛頂尊勝陀羅尼”。天帝釋將此陀羅尼及其受持之法，傳授善住天子。善住天子依法受持此陀羅尼六日六夜，不僅逃過死難，還得以遠離一切惡道之苦，住菩提道，并獲延年增壽。又據(jù)劉淑芬所撰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與尊勝經(jīng)幢的建立》一文，此經(jīng)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兼濟生靈與亡者，尤其特別強調(diào)“尊勝陀羅尼”的破地獄功能。從此經(jīng)中釋迦牟尼說“尊勝陀羅尼”的兩個別稱，便可知曉。此經(jīng)又名為《凈除一切惡道佛頂尊勝陀羅尼》和《吉祥能凈一切惡道》，可知此陀羅尼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凈除一切惡道——包括地獄、畜牲和餓鬼。而在唐朝，地獄觀念在社會上廣泛流傳，鐫刻此經(jīng)的經(jīng)幢其功能就是滅罪度亡、破地獄門，兼及祛病延壽、災祈福，乃至鎮(zhèn)護土地、保境安民等，唐人因信仰、尊奉此經(jīng)而廣植經(jīng)幢。佛教特有石柱建筑經(jīng)幢即是由此而來。
無論就佛教史、社會史或藝術史研究而言，經(jīng)幢都有其獨特的重要性。以佛教史來說，迄今的研究大都從眾多經(jīng)典的翻譯，來看佛教的發(fā)展；至于漢譯經(jīng)典真正流傳的情況，由于資料的缺乏，則難以追查。在這方面，經(jīng)幢提供了一部經(jīng)典——《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從漢譯過程到其流傳——包括在地域上的廣度，以及深入社會各個階層，很完整的流布個案。此外，集佛教資料大成的《清敕修大藏經(jīng)》和史籍中，絕大多數(shù)是偏重居住在城市里上層階級的僧人和俗人的記載，而罕見關于平民和鄉(xiāng)村佛教的資料；由于建立尊勝經(jīng)幢者涵括了貴族、官僚和平民百姓，它同時流行于城市和鄉(xiāng)村，所以經(jīng)幢上的題記，可以補充《大藏經(jīng)》和史籍中對于鄉(xiāng)村和平民方面記載的不足。以社會史而言，經(jīng)幢是研究社會心態(tài)史一種絕好的資料。在數(shù)以千計被譯成文言文的經(jīng)典中，僅有少數(shù)經(jīng)典為多數(shù)信徒所敬信而廣為流傳，而某一部經(jīng)典之所以廣為人們崇奉，除了經(jīng)典本身的內(nèi)容外，也必有某些和其時社會相呼應的成分。特別是從五代十國以后，當時人建立經(jīng)幢的目的已經(jīng)和唐朝有若干質(zhì)方面的變化，正是觀察社會思潮流變一個很好的例子。
修武縣博物館館長楊天亮先生說，如果此幢確系唐代之物，那么此幢就是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的本縣最早石刻。即便在碑刻如林的百家?guī)r，也大多為明清碑刻，宋代石刻已經(jīng)非常少見，更遑談唐代石刻了，著名的杜鴻漸《重修百家?guī)r寺碑》早在清代就已無存，其碑文也只能見于史料。因此，五里源崇明寺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幢是修武縣境內(nèi)惟一保存完好的唐代石刻，其文物價值自是不言而喻。
魯千之詩碣及歷代文人吟詠
心情稍寬難如舊，勝跡依然長春花。鶴怨猿驚嗟往事，再來山色似迎人。元符戊寅春崇明寺魯千之。延昌寺僧賜紫僧道準立石。當年匹馬度荒村，青眼相逢是此君。重到故鄉(xiāng)歸興動，一竿風月以何人。宣和辛丑初春京提型劉師忠題。重東平入鳳城，錦箋雙羽蹙南征。馬蹄不懼攔關雪，一駕須騎萬里逞。狀元李士祥。
魯千之，北宋時詩人，文獻中存詩僅此一首。元符為趙煦年號，元符戊寅即元符元年（1098年）。雖然立石落款不是本地之人，為銅川市延昌寺的賜紫僧（賜紫即朝廷對得道或有德高僧的一種嘉獎恩寵）道準，但又有“崇明寺魯千之”之名，因此為魯千之特地來游此寺而作。道準或是陪同，或是此寺的掛單僧人，或是受派而來的本寺的住持，似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另百家?guī)r的崇寧四年（1105年）《百家?guī)r寺僧智深經(jīng)幢銘》有智深弟子道英之名，年代、名號與道準相近，兩人應是同時代同輩分的僧人。此碣為草書，筆力遒勁，且最后題名“魯”字之下“千之”二字相連綴，如花押狀，頗能令人臨摹玩賞。
劉詩忠的落款時間為宣和辛丑初春，宣和為宋徽宗年號，宣和辛丑即宣和三年（1121年），晚于魯詩16年。劉師忠的官職為京畿提刑，提刑即提點刑獄公事，設于各路，主管所屬各州的司法、刑獄和監(jiān)察，兼管農(nóng)桑，其官署稱“憲司”。除各路外，北宋在京畿地區(qū)設提點東京汴梁界諸縣鎮(zhèn)公事，掌京畿地區(qū)縣鎮(zhèn)刑獄、治安、場務（考場）、河渠。仔細體味該詩，據(jù)其“重到故鄉(xiāng)歸興動”之句，劉師忠或為五里源一帶或本縣之人，但史志不載，只能存疑。此詩也有風致，但惜書法一般。
從魯詩和劉詩來看，可知五里源崇明寺在宋時已是一地名勝。另外，宋代石刻除二人詩碣外，舊志還記有《崇明寺大佛殿功德記》，但又云當時已經(jīng)佚失，只有錢大昕的《天一閣碑目》記載，此碑為元符庚辰（即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李潛撰書。
最后一詩，雖然署名為狀元李士祥，但既無時間也無籍貫，上網(wǎng)收搜一無所獲，實為憾事。又據(jù)其“馬蹄不懼攔關雪，一駕須騎萬里逞”，倒很符合狀元及第后“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心態(tài)。此詩縣志不載，則推測李士祥為愛新覺羅·旻寧之后的清末之人。此為我此次重訪崇明寺的意外收獲。
魯詩石刻幾乎占去石碣一半，劉詩和李詩合占一半，后二詩皆為楷書，字體也明顯小于魯詩。
此外，道光《修武縣志》載有明末本縣人王賓王的《讀書崇明寺》，其詩云：“梵宮綠蔭圍，境靜客來稀。怪石侵枯樹，春禽噪夕暉。開窗趣翠入，卷幔放云飛。到寺才三日，翛然與世違。”王賓王，字太之，號句湖，生性孝友敦睦，購書萬卷，著有《浮園集》、《句湖集》、《水明樓集》等詩文集，舊志另存有其所撰的民間故事《異鳥記》，中崇禎己卯科（1639年）副榜，為本縣名士。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