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利斯·比托（Felice Beato，1832年-1909年1月29日），又譯作費利切·貝亞托，是一位具有英國與意大利雙重國籍的攝影師。他被譽為“軍事報道攝影的先驅者之一”，是最早拍攝東亞地區的攝影師之一，也是最早的戰地攝影師之一。比托以其風俗鏡頭、人物肖像以及亞洲與地中海地區的美麗風景與建筑的全景而負盛名。他曾游覽過許多地方，通過攝像鏡頭拍攝了那里的風土人情，包括各個國家、國家人民及所經歷的事件等，這些照片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與感染力，并且被永久保存至今。比托的作品為歐洲與北美民眾提供了對那些陌生的國度的深刻印象。直到今天，比托所提供的照片仍然作為一些事件，如印度民族大起義、第二次鴉片戰爭等的重要資料。他還是最早通過照片來描述有價值的新聞事件的人，即被稱為圖片新聞報道。
人物經歷
2009年發現的一份死亡證明顯示，比托于1832年出生在威尼斯，并于1909年1月29日在佛羅倫薩去世。死亡證明還表明他是英國公民，是個單身漢。很可能在他的早年，比托和他的家人搬到了科孚，當時科孚是英國對愛奧尼亞群島的保護國的一部分，因此比托是英國公民。由于存在一些署名為“費利斯·安東尼奧·比托”和“費利斯·A·比托”的照片，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有一個攝影師以某種方式在遙遠的地方如埃及和日本同時拍攝。1983年，香塔爾·埃德爾證明了“費利斯·安東尼奧·比托”代表了兩兄弟，費利斯·比托和安東尼奧·比托，他們有時一起工作，共用一個簽名。由于簽名引起的混亂繼續導致了在確定哪位攝影師創作了特定圖像方面的問題。
關于費利斯·比托早期作為攝影師的發展知之甚少，盡管據說他在1851年在巴黎購買了他的第一枚并且唯一的鏡頭。他可能在1850年在馬耳他遇到了英國攝影師詹姆斯·羅伯遜，并在1851年陪同他前往君士坦丁堡。詹姆斯·羅伯遜于1855年成為他的姐夫。羅伯遜是帝國造幣廠的主管，在1854年至1856年間在首都開設了一家最早的商業攝影工作室。羅伯遜自1843年起一直是奧斯曼帝國造幣廠的雕刻師，可能在1840年代開始從事攝影。1853年，兩人開始合作拍攝照片，并在那一年或1854年成立了一個名為“羅伯遜和比托”的合伙公司，當時羅伯遜在君士坦丁堡的佩拉開設了一家攝影工作室。羅伯遜和比托在1854年或1856年的馬耳他之行以及1857年的希臘和耶路撒冷之行中與比托的兄弟安東尼奧一起加入了攝影遠征。該公司在1850年代生產的一些照片上署名為“羅伯遜、比托和公司”，據信“公司”指的是安東尼奧。
1855年，費利斯·比托和羅伯遜前往克里米亞半島的巴拉克拉瓦，接替羅杰·芬頓離開后的克里米亞戰爭報道工作。比托表面上是羅伯遜的助手，然而，戰區的不可預測條件迫使比托承擔更積極的角色。與芬頓描繪戰爭尊嚴的方面不同，比托和羅伯遜展示了破壞和死亡。他們拍攝了1855年9月塞瓦斯托波爾的陷落，拍攝了大約60張照片。他們的克里米亞照片極大地改變了戰爭報道和描繪的方式。
1858年2月，比托抵達加爾各答，并開始在印度北部旅行，記錄印度民族大起義的后果。在此期間，他可能拍攝了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批尸體的攝影圖像。據信，至少在他在盧克諾的錫坎達爾芭宮拍攝的一張照片中，他挖掘或重新擺放了印度叛軍的骨骸，以增強照片的戲劇效果（參見塔庫炮臺事件）。他還在德里、坎普爾、米魯特、賈納雷斯、阿格拉、西姆拉和拉合爾等城市拍攝了照片。安東尼奧于1858年7月加入了他，后來于1859年12月離開了印度，可能是出于健康原因。安東尼奧最終于1860年在埃及，建立了一家攝影工作室。
中國攝影
1860年，比托離開了羅伯遜和比托的合伙公司，盡管羅伯遜保留了該名稱的使用權直到1867年。比托被派往中國拍攝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英法軍事遠征。他于3月抵達香港特別行政區，并立即開始拍攝該市及其周邊地區的照片。比托的照片是中國最早期的照片之一。在香港期間，比托遇到了查爾斯·維格曼，一位插圖倫敦畫報的藝術家和記者。兩人隨著英法軍隊北上至大連灣，然后到達白塘和北洋炮臺，最后到達北京和青宜園，這是皇室的彼得大帝夏宮。對于這條路線上的地方以及后來在日本，維格曼（和其他人）為插圖倫敦畫報制作的插圖通常是根據比托的照片制作的。
比托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照片是第一個記錄軍事戰役展開過程的，通過一系列有日期和相關的圖像。他的北洋政府炮臺照片代表了這種方法的縮小規模，形成了一場戰斗的敘事再現。這一系列圖像展示了對炮臺的接近，炮擊對外墻和防御工事的影響，以及最終炮臺內部的破壞，包括中國士兵的尸體。這些照片并非按照這個順序拍攝的，因為必須先拍攝中國人的尸體的照片，然后才能拍攝炮臺外部和內部的其他景象。
遠征隊成員大衛·F·雷尼在他的戰役回憶錄中寫道：“我在西側的城垛上走了一圈。那里到處都是尸體，在西北角，有十三個人圍繞著一門炮。比托先生在這里非常興奮，稱這群人為‘美麗’，請求不要打擾，直到他的攝影器材永久地記錄下來，幾分鐘后就完成了。”
在北京郊外，比托在青宜園（現為頤和園）拍攝了照片，這是中國皇帝的私人莊園，包括宮殿亭臺、寺廟、一個大型人工湖和花園。這些照片拍攝于1860年10月6日至18日之間，是對于從10月6日開始被英法軍隊掠奪和搶劫的建筑物的獨特圖像。10月18日和19日，根據埃爾金勛爵的命令，這些建筑物被英國第一師燒毀，作為對皇帝對聯合外交團二十名成員的酷刑和死亡的報復。貝內特寫道：“這些[照片]似乎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北京最早的圖像，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和文化意義。”
比托在中國拍攝的最后一批照片可能是在這個時候，包括北京簽署《北京條約》的時候拍攝的埃爾金勛爵的肖像，以及代表愛新覺羅·奕詝簽字的愛新覺羅·奕訢的肖像。1860年10月24日，費利斯·比托在北京皇城內禮部大堂舉行的《中英北京條約》簽訂儀式上，為中方代表恭親王奕訢拍攝了一張珍貴的照片。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英國陸軍司令克靈頓將軍在其日記中這樣描述：“在條約簽訂儀式的過程中，那位不知疲倦的比托先生很想給‘北京條約的簽訂’拍攝一張好照片，就把他的照相設備搬了進來，把它放在大門正中，用偌大的鏡頭對準了臉色陰沉的愛新覺羅·奕訢胸口。這位皇帝的兄弟驚恐地抬起頭來，臉刷地一下就變得慘白。……以為他對面的這門樣式怪異的大炮會隨時把他的頭給轟掉。”
但是，由于當時室內光線不好，比托這次拍攝愛新覺羅·奕訢的照片并不成功。11月2日，恭親王回訪額爾金，比托再次抓住時機，在額爾金勛爵的住處給恭親王愛新覺羅·奕訢補拍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拍攝得非常成功，此后被多次使用，成為了愛新覺羅·奕訢的標準像。這也是目前我們可知的最早的皇室成員的照片，為研究政治史和攝影史，提供了可靠的形象資料。
比托于1861年10月返回英國，在那個冬天，他將他在印度和中國拍攝的400張照片賣給了倫敦商業肖像攝影師亨利·赫林。
日本攝影
到1863年，比托已經搬到了日本橫濱，與查爾斯·維格曼一起，后者是他從孟買到香港的同伴。兩人在1864年至1867年期間成立并保持了一家名為“比托和維格曼，藝術家和攝影師”的合作伙伴關系，這是日本最早和最重要的商業攝影工作室之一。維格曼再次根據比托的照片制作插圖，而比托則拍攝了維格曼的一些素描和其他作品。（比托的照片也被用于艾梅·休伯特的《插圖日本》和其他作品中的版畫。）比托的日本照片包括肖像、風俗作品、風景、城市風景，以及一系列記錄東海道沿線風景和景點的照片，后者系列回憶起了廣重和葛飾北齋的浮世繪。在這段時期，外國人對（和在）日本的訪問受到了德川幕府的嚴格限制。比托伴隨著大使團和利用他個人的知名度和與英國軍隊的密切關系創造的其他機會，到達了很少有西方人涉足的日本地區，并且除了傳統上令人愉悅的主題外，還尋找了聳人聽聞和可怕的題材，比如斬首后展示的頭顱。他的圖像不僅因其質量而引人注目，而且因為它們作為江戶時代日本的攝影視圖的稀有性。
比托在日本的工作大部分與他在印度和中國的早期工作形成了鮮明對比，后者“強調并甚至贊美了沖突和英國帝國力量的勝利”。除了愛新覺羅·奕訢的肖像外，比托早期作品中中國人的出現都是邊緣的（次要的、模糊的，或兩者兼而有之）或者是尸體。除了1864年9月作為英國軍事遠征的官方攝影師的工作外，比托渴望描繪日本人，并且毫不屈尊地這樣做，甚至展示他們在西方人的提升地位面前的反抗。
比托在日本期間非常活躍。1865年，他拍攝了一些有日期的長崎市及其周邊地區的照片。從1866年開始，他經常在《日本畫報》上被諷刺，該雜志由維格曼創辦和編輯。在1866年10月的一場火災中，摧毀了橫濱市的大部分地區，比托失去了他的工作室和許多，也許是所有的底片。
雖然比托是日本第一個銷售他的作品的攝影師，但他很快意識到了它們的全部商業潛力。到了約1870年，他們的銷售已經成為他業務的主要支柱。盡管客戶會選擇早期相冊的內容，但比托轉向了自己選擇的相冊。很可能是比托引入了在日本攝影中常見的風景和服裝/風俗的雙重概念，這種方法在地中海的攝影中很常見。到1868年，比托已經準備好了兩卷照片，“土著類型”，包含100張肖像和風俗作品，“日本風景”，包含98張風景和城市風景。
比托相冊中的許多照片都是手工上色的，這種技術在他的工作室成功地將日本水彩畫家和木刻畫家的精湛技巧應用到了歐洲攝影中。從1869年與維格曼的合作結束后，比托繼續在日本工作。
人物影響
費利斯·比托不僅在攝影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還對日本的攝影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在日本橫濱與英國人查爾斯·維格曼合作出版了他的攝影作品，并在日本期間，拍攝了眾多日本當地的風俗照片。同時，他還曾開課講授過攝影知識與理念等，為日后日本的攝影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攝影作品和教學對日本攝影師和藝術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日本攝影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