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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博文（原名：阿瑟·克萊曼，英文名：Arthur Kleinman），1941年生于紐約，畢業于斯坦福大學和斯坦福醫學院，是醫學人類學家，知名學者，美國醫學科學院院士、美國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醫藥學部的終身委員、世界衛生組織（WHO）顧問。

1968年，凱博文在中國臺灣地區開展田野調查；次年，凱博文在美國海軍研究所工作，研究興趣是麻風病和肺結核。1974年，凱博文在哈佛大學首次開設該校醫學人類學課程。1978年，凱博文隨美國醫生訪問團來到北京。1979年，凱博文應美國政府要求，加入了美國學者高級訪華團并且是其中最年輕的隊員；次年，凱博文攜夫人來到了湖南長沙，在湖南醫學院“開始專門研究那時在中國被稱為‘神經衰弱’的問題”。2015年3月17日，凱博文在清華大學熊知行樓主講《人類學視野下的精神健康問題》。3月17日，凱博文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舉行了一場主題為“人類學和全球健康視野下的精神健康問題”的講座。2016年5月26日，凱博文應邀來廣州市在中山大學舉辦專題講座。2017年7月，凱博文應邀來廣州參加“慈元堂健康沙龍”。2022年9月22日，凱博文在江蘇產研院/長三角國創中心舉辦的“海外院士十二講”系列活動中進行了題為“照護在當代的重要性”的線上演講。2024年6月20日，凱博文在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為師生帶來一場題為《The Extraordinary Importance of Care in Our Times》的學術報告。

凱博文曾獲得美國人類學最高獎博厄斯獎、世界精神衛生聯合會杰出公民獎、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杰出終身會員。1980年，凱博文獲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醫學人類學勛章。

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凱博文出生在一個猶太富裕家庭，父母在凱博文一歲時便離異了，照顧凱博文的是開肥皂廠的外公。凱博文經常與人打架。瓊在生病前，承擔著照護工作。照護丈夫、孩子，還有是婆婆，照護家庭瑣事，照護周圍的人際關系。

21歲時，凱博文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獲得歷史本科學位；隨后轉學醫學，25歲凱博文獲得斯坦福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并開始當實習醫生。33歲，在凱博文當住院醫生同時，獲得哈佛大學社會人類學碩士學位，35歲凱博文成為麻省總醫院精神病研究基金會博士后。

工作經歷

1968年，凱博文在中國臺灣地區開展田野調查，進行跨人類學、醫學以及心理學的研究，出版專著《文化語境中的患病者與愈療者》。1969年，凱博文開始學習中文，在美國時也和妻子把家布置成中式，朋友中有不少是講中文的華裔。1974年，凱博文在哈佛大學首次開設該校醫學人類學課程。1978年，凱博文隨美國醫生訪問團來到北京，受到衛生部部長接見，并開始了他的參觀訪問。這也是中美建交以后，第一個到訪的美國醫生團體。1979年，凱博文應美國政府要求，加入了美國學者高級訪華團并且是其中最年輕的隊員；次年，凱博文攜夫人來到了湖南長沙，在湖南醫學院“開始專門研究那時在中國被稱為‘神經衰弱"的問題”，改變了中國精神病學研究進程，出版了《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

1982年，凱博文創辦哈佛大學醫學人類學博士點。2015年3月17日，凱博文在清華大學熊知行樓主講《人類學視野下的精神健康問題》。同日，凱博文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舉行了一場主題為“人類學和全球健康視野下的精神健康問題”的講座。

2016年5月26日，凱博文應邀來廣州市在中山大學舉辦題為“對社會的激情——我們如何思考社會的苦難”的講座。2017年7月，凱博文應邀來廣州參加“慈元堂健康沙龍”，講述了新研究項目——“全球老年人養老與照護”。2022年9月22日，凱博文在江蘇產研院/長三角國創中心舉辦的“海外院士十二講”系列活動中進行了題為“照護在當代的重要性”的線上演講。

2024年6月20日，凱博文在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為師生帶來一場題為《The Extraordinary Importance of Care in Our Times》的學術報告。凱博文以《The Soul of Care》一書開篇，結合個人經歷向大家介紹了照護的基本內涵，并對照護的層面、本質和核心任務展開講解。接著，凱博文分析了照護面臨的社會挑戰以及在醫療和保健中存在的3個悖論，并從教育、醫療機構和從業人員三個維度給出解決方案。最后，凱博文介紹了哈佛大學與中國高校開展學術交流和科研合作情況，呼吁中國的學者積極參與到促進全球健康照護的研究和行動中，并期待與東南大學加強合作交流。

社會職務

人物關系

妻子漢學家瓊，被診斷為阿爾茲海默癥（俗稱老年癡呆癥）。2011年，瓊病逝。

主要成就

凱博文在第一本民族志著作《文化語境下的病人與醫生》中提出了跨文化醫學比較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論，特別是提出了“軀體化”理論。在《苦痛與疾病的社會根源》中，凱博文進一步發展了“軀體化”理論，提出了“道德主體”概念。在隨后的學術工作中，凱博文集中于對“社會苦難”和“道德經驗”的理論探討，尤其在《道德的重量》一書中。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以及個人的經歷，使凱博文越來越關注照護問題。《對社會的激情》和《照護》兩本書展現了凱博文的思考，其中呈現出凱博文對現代社會科學價值中立原則的批判，以及尋求一種新的社會科學的努力。對社會苦難的主動介入和照護，正是這種新社會科學的應有之義。

凱博文在中國臺灣經歷了巨大的文化震蕩，私下做了深入的田野研究，1970年凱博文回到美國，在哈佛大學讀了大量相關文獻，并獲得了人類學碩士學位。凱博文自己在中國臺灣的所見與波士頓的醫學狀況作了比較研究，最后形成他的第一部專著《文化語境下的病人與醫生：一項跨越人類學、醫學與精神醫學的研究》（Kleinman 1980，以下簡稱《文化語境下的病人與醫生》）。這部書對臺灣的西醫、中醫、巫醫都做了全面的研究，首次系統闡發了凱博文的一些基本理論關切。

凱博文區分了“病痛”（disease）與“疾病”（illness）兩個概念：醫學人類學的一個關鍵原則是對病（sickness）的兩個方面的區分：病痛與疾病。病痛，指的是生物學和（或）心理機能的紊亂，而疾病指的是病痛的社會心理體驗與意義。通過這種對概念的區分，凱博文使自己區別于完全相對主義的人類學家和唯科學主義的醫學家。首先，凱博文承認具有普遍生物意義的病痛，是切實發生的痛苦，每個人都會感受到，而且也會實實在在地影響每個人的生活，醫學實踐當然首先要面對生理層面的這些疾痛。但是，社會和文化的因素會影響人們對病痛的理解、反應和處理。因而，從病痛建構疾病，是衛生體系的核心功能，也是治療的第一步。即，疾病包含了對病痛的反應，試圖為它提供一種有意義的形式、解釋以及控制。對病痛、疾病的概念區分，不僅貫穿于凱博文以后的研究中，而且成了醫學人類學研究的重要出發點。

凱博文夫婦已經開始了在長沙市的田野研究，其成果最后形成了《苦痛與疾病的社會根源：現代中國的抑郁、神經衰弱和病痛》（凱博文 2008年）一書。此書延續了《文化語境下的病人與醫生》當中的許多基本問題，但從文化比較推進到了社會分析，討論集中和深入，寫作也純熟和圓融，成為當代醫學人類學的經典之作。

凱博文在軀體化過程中發現了“軀體化記憶”的概念。有意識的言詞可能已經忘記或無法描述歷史中的苦痛與災難，但深深刻在身體上的疾病，本身就構成一種歷史記憶，向自我和他人提醒那段歷史和其中的經歷。所以，病痛的含義既是生理的，也是社會的。再由身體調節到社會現實的鮮活體驗中，這就是一座象征的橋梁，一個社會—軀體網絡，它把失敗與頭疼、憤怒與頭暈、損失和去道德化與疲憊聯系在一起。

凱博文對軀體化作了更廣泛的討論。軀體化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在中國語境下遭到污名化的精神疾病被理解為軀體疾病的問題，而且關系到對軀體疾病的各種理解方式。它涉及人們在社會環境中對自己軀體之正常與不正常，以及各種復雜細微之身體經驗的理解，而且“軀體化”不僅是對普遍病痛的文化描述，還會對病痛的發展具有潛在影響。

以對中國醫學的人類學研究為起點，深入思考與醫學相關的哲學、文化、社會等問題，時刻關注世界醫學的各種動向，最終影響醫學實踐，是凱博文在這50多年中的主要工作。而這些工作使凱博文為醫學研究和實踐帶入文化和社會視角，使因后現代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沖擊而既失去理論野心也喪失社會價值、持續低迷的人類學界保留了醫學人類學這個富有理論生機的飛地，為中國研究帶來了與眾不同的視角和深度，這是凱博文開創“醫學人類學”這一學科的重要意義。

凱博文在醫學人類學、文化精神病學、全球健康、社會醫學和醫學人文等諸多領域均有建樹。通過凱博文關于病痛的文化闡釋，強調病痛與疾病的區別，病痛具有社會性，它影響社會大眾的言語和非言語的溝通，并教人們懂得學會接受痛苦。運用凱博文的病痛經驗理論，確定醫患的解釋模式，發現病痛總是在特定的生活中具體呈現，與特定的生活環境不可分割。總之，對病痛意義的研究有助于病人、家屬和醫護人員更好地認識人生存的境況。

主要作品

綜述

凱博文出版個人專著6部、31部編著以及大量期刊文章。凱博文先生于文革之后來到中國，在湖南湘雅醫學院從事抑郁癥研究，之后參與大批中國精神科及人類學青年學者的培養工作，業已被翻譯中文并出版的學術著作包括：《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道德的重量》（What Really Matters）；《疾痛的故事》（The Illness Narratives）；《全球藥物》(Global Pharmaceutic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