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火墻又稱馬頭墻、風火墻、防火墻，是贛派建筑、徽派建筑的重要特色。封火墻是指高于兩山墻屋面的墻垣，也就是山墻的墻頂部分，因該部位形狀酷似馬頭，也稱“馬頭墻”。封火墻起著隔斷火源的作用。
封火墻產生于明朝中期，是中國防火理論、硬山頂建筑的普及，地方官府政令，以及徽州自身地域因素相結合的產物。因徽商的興盛，封火墻隨徽商擴張流及中國各地，并被徽商賦予了裝飾美化、宣揚思想等多方面功能。封火墻的構造為，隨屋面坡度層層疊放，徽州房屋封火墻以斜坡長度定為若干檔，墻頂挑三線排檐磚，上覆以小青瓦，并在每只垛頭頂端安裝搏風板（金花板）。其上安各種蘇樣“座頭”（“馬頭”）。封火墻種類分為印斗式、鵲尾式和坐吻式。封火墻有一階、二階、三階、四階之分，也可稱為一疊式、兩疊式、三疊式、四疊式。階數越多，意味著這個家庭歷史越久，地位更高，最多的可至五疊。
封火墻主要見于中國江蘇、浙江、福建、廣西等地。高低起伏的封火墻，給人視覺產生一種“萬馬奔騰”動感，也隱喻著整個宗族生機勃勃，興旺發達。
命名
古時，徽州人喜歡聚族而居，民居建筑密度很高。一家挨著一家，一戶挨著一戶，左勾右連。萬一哪戶失火了，難免會殃及池魚。為了防患于未然，家家早早地就在屋頂上壘起了高高的馬頭墻，故而馬頭墻又被稱為封火墻。
歷史沿革
產生背景
中國傳統建筑多為木構，飽受火患侵擾。古人很早就發現夯土或磚石墻體能夠隔絕火源，距今8000—4800年的大地灣遺址代表性建筑F901中大量采用的木骨泥墻和草泥包皮的建筑方法，是中國發現年代最早的建筑防火技術。先秦時期，人們將草莖泥或石灰涂抹在木柱和墻體表面作為防火保護層，并逐漸采用不易燃的薄石片、陶瓦取代天然的可燃材料（草、木板及樹皮等）鋪在屋頂上。
秦漢至南北朝，城市中開辟專門用于滅火的水井；皇宮中開河引水，宮墻外以大鐵盛水，每百步一置；逐漸采用不易燃的磚石材料修建佛塔；漢朝的糧倉也修筑高墻抵御火災。隋唐五代十國時，人們已清楚地認識到街道間距與防火之間的關系，在城市規劃時，規定了各等級街道的寬度。宋朝人口增加，居民區人口更加稠密，南宋時，趙構趙構曾詔令臨安府有計劃地開辟火巷，以防火勢蔓延。元朝，官方使用石料取代一些重要建筑的構件，以提高建筑耐火等級。建造高大墻體以辟火、毗鄰水系選址、大型住宅內部設置火巷、以不易燃的磚石為建筑材料等，這些千百年來古人的探索最終凝練于徽州建筑上，為徽州封火墻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
懸山頂與硬山頂
徽州封火墻建筑屬于中國傳統建筑形式中的硬山頂建筑，封火墻位于建筑主體左右山墻，其墻體與屋頂正脊垂直，頂部高出屋面。高出屋面的墻體部分通常按照屋面的走勢砌筑，山墻中部位置最高，兩側呈階梯狀或曲線狀下延。在墻體與屋面交接處將木梁、條封在其中，不僅圍合砌體，更起到了部分輔助承重功用。
直至宋元，中國民居的主流依然是側面出檐的懸山頂建筑，而非防火功能更佳的硬山頂建筑。但硬山頂的建造工藝與歇山頂、廡殿頂等相比并不復雜，與懸山頂在外觀上最大的區別僅為兩頭不出檐，所以硬山頂建筑工藝的產生時間可能并不晚。例如，陜西曾出土過一件倉房近似硬山頂的漢代明器，但漢代明器和畫像磚石中暫未見民居建筑主體使用硬山頂的實例。究其原因，以夯土墻為主體的硬山頂建筑，側面不受屋檐保護便極易被雨水侵蝕，縮短建筑壽命，使得硬山頂建筑從產生起便長期游離于居住建筑的主流建筑形式之外。磚石結構的硬山頂建筑雖具有堅固、防雨、隔熱等優點，但需要耗用大量人力物力，受生產力因素的限制，普通居民無力使用。
明初營建了大量工程項目，包括營建宮殿、陵寢，修筑都城及地方城市城墻、整修長城等。這些需要耗用海量磚材的宮室、城防工程，促使了明代官辦磚窯的迅速發展。如申時行所著明萬歷內府刻本《大明會典》載，洪武二十六年僅南京一城就征召了2373名窯工。隨著洪武、永樂兩朝在南京、北京大規模營建項目陸續完工，統治階層對官辦磚窯的需求大量減少，官辦磚窯逐漸轉為民用。得益于此，相較前代，明代磚材產能劇增，價格相應下降，民居也有條件大規模采用磚材建造。由于磚材具有出色的防水、防火、防腐等性能，建筑屋頂并非一定懸出山墻之外以保護墻身，硬山頂建筑自此在民居中迅速普及。自此，客觀上完成了徽州區封火墻所需的物質準備，畢竟徽州封火墻建筑僅是硬山頂的進一步美化與裝飾。
始于明代中期
明朝徽州府，包括今安徽歙縣、黟縣、休寧縣、祁門縣、績溪縣及江西的婺源縣一帶。唐朝五代十國至兩宋時，北方移民大量遷居至此，使得此地人口稠密。徽州多山多丘陵，故而民居大多沿水流密集分布，家家戶戶首尾相連，一旦火患發生，危害巨大。丁廷楗修、趙吉士《徽州府志》卷五《名宦》（康熙十八年刻本）載：弘治癸亥年（1503年）“郡數災……至，思所以御之。乃下令，郡中率五家為墻。里邑轉相致。家冶崇以居。自后六七十年無火災，災輒易天，墻巋然。”1977年安徽歙縣出土的《徽郡太守何公德政碑記》《郡侯何公德政碑陰敘》，印證了《徽州府志》的記載，且更詳細地敘述了整個過程。由此可知，這些高墻便是徽州地區眾多封火墻最初的由來。
也有學者認為封火墻建筑文化并非源自徽州，明代火墻的記載除《徽州府志》中何歆所造的封火墻，還有《廣西通志》和《南平縣志》兩處。《廣西通志·祥異》載，嘉靖九年（1530年）九月，廣西梧州大火，第二年，知府請提督“筑一火墻，以防火患，民甚賴之”。《南平縣志》載，萬歷三年（1575年）當地遭到火災，郡守命當地富戶吳侃侃、徐佑等人捐獻銀兩建了7座防火墻；萬歷六年（1578年）冬，復遭火災，拓基又成2座，總共9座防火墻。
形式流變
在數量上，這兩地與徽州府“城內外墻以道計者二千有奇”相距懸殊。實際上，用幾座火墻便防住全縣的火災，說明這是明中期后出現的另一種形式的防火墻，即“分區防火墻”，又稱跨街防火墻：墻與墻間距百余米，或十余米，跨街砌筑，在街道處留有門，門與街道等寬，以利交通。跨街防火墻實物很多，老縣城尚有殘留，最典型者莫過于近年修復的浙江寧海縣老城區。萬歷二十五年（1597）《廣志繹》中描述了沿海地區的一種兩山墻高起的建筑：“南中造屋，兩山墻需高起梁棟五尺余，如城垛，然其近墻處不蓋瓦，惟以磚甕成路，亦如梯狀，余問其故，云近海多盜，此夜登之以了望守御也。”似乎與徽州封火墻造型相似，但文中“如城垛”“近海多盜”“登之以了望守御”的描述，說明它更接近民間防御性建筑。廣東即出土有漢朝這類建筑明器，被稱為“塢堡”。
此外，為了美觀或節儉，將避火的墻體設計為階梯狀的情況亦不罕見。康熙帝十八年（1679年）太和殿失火重建后，為防火便修筑了隨臺基遞落的紅墻。高墻防火的原理古人早已知悉，在徽州以外的地區存在外形或功能相似的個例也屬自然。但徽州封火墻不僅是建筑形式，也是地域建筑特征。形成地域建筑特征，必然反映地域特點，且在該地域數量眾多，被民眾廣泛認可和使用。雖然民居密度較大、易遭火患的聚落特征并不罕見，但根據《中國消防通史》對火墻的所有記載及現存的考古資料，因“地狹民蕃”“最慮者，火患耳”，從而使得郡守以行政命令確保在民居上規模化、制度化建造高出屋面的巨大墻體阻絕火患的，只有明代徽州府。且《徽州府志》所記內容并非孤證，既可與20世紀70年代出土文物所記內容互相印證，又有當地大量實例可供參考。
造型演變
徽州封火墻造型的演變，源于徽商所持財富與社會地位間的矛盾。明清時期，徽商的興起給當地帶回了大量的財富。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之下，社會階層低下的徽商無權使用高等級的屋頂形式，斗和彩畫的使用、房屋的間數也受到嚴格限制。雖有違制、越的情況發生，但更多的官商士紳、殷實商賈采取房舍廬舍的精雕細鏤、奢華裝飾以滿足內心欲望。這些裝飾包括當代徽州建筑上著名的木雕、石雕、磚雕等構件。封火墻位于建筑的最高處，位置極為顯眼，自然應匹配相應的禮遇。
此時期的封火墻被精心修飾、以炫耀房屋主人的財力與品位：墻頂挑三線排檐磚，上覆以小青瓦，并于每只垛頭頂端安裝博風板；上面再安裝各種式樣的“座頭”（也稱“垛頭”），有雀尾式、印斗式、坐吻式等數種，不同造型也昭示著主人的身份以及對子孫后代在文、武等不同發展方向上的希望。
徽州傳統的大宅院落布局被稱為“四水歸堂”，院落藏在天井之中，房屋外部連成一個整體。為適應建筑不斷擴大的進深，封火墻兩側階梯狀部分也相應分為三疊、五疊4，且有屏風墻、觀音兜等各種變體，其規格象征著房屋主人的地位和財富。五疊封火墻象征著五個山峰（即五岳），被稱為“五岳朝天”。“五岳朝天”與“四水歸堂”相對應，喻示著聚財、求富貴的美好愿景。自此，徽州封火墻既承擔防火阻燃的功能，又富有美化單色屋面的藝術性，還寓以人們對生活期望的文化內涵。
明代中晚期，徽州的封火墻為徽商常用的建筑構件。清代，徽商在經營地建造帶有封火墻的建筑，在清中期已形成整條街道，但徽商商鋪的建筑特點對當地民居影響有限。至晚在清末，封火墻已融入當地普通民居建筑中。
近代發展
徽州商人隨其發展足跡將封火墻傳播到江南地區，旁及部分偏遠地區。同時，徽州的建筑藝術、審美取向、文化傳統等，也通過徽商建筑推廣到各地。由此，封火墻作為成熟的文化符號，助力徽文化傳播的同時也促進了徽文化與當地文化的融合。今天的原徽州全境以及江南部分地區，仍可在現代建筑上找到與防火功能無關的封火墻造型裝飾構件。
在美國，在波士頓、紐約唐人街的高層建筑上，也偶有這種兩面高出屋頂階梯狀遞落的墻體。封火墻文化已演變為江南文化，甚至成為中華文化在建筑領域鮮明的文化符號，最終裝飾在不能發揮封火作用的現代建筑上。
分布范圍
封火墻主要見于中國江蘇、浙江、福建、廣西等地。
外觀結構
封火墻的構造為，隨屋面坡度層層疊放，徽州房屋封火墻以斜坡長度定為若干檔，墻頂挑三線排檐磚，上覆以小青瓦，并在每只垛頭頂端安裝搏風板（金花板）。其上安各種蘇樣“座頭”（“馬頭”），有“韻尾式”“印斗式”“坐吻式”等數種。“韻尾式”即雕鑿一似喜韻尾巴的磚作為座頭；“印斗式”即由窯燒制有“田”字紋的形似方斗之磚，但在印斗托的處理上又有“坐斗”與“挑斗”兩種做法；“坐吻式”是由窯燒“吻獸”構件安在座頭上，常見有哺雞、魚、天狗等獸類。也有“金印式”或“朝筋式”，顯示出主人對“讀書作官”這一理想的追求。
封火墻頭都高出于屋頂，輪廓作階梯狀，脊檐長短隨著房屋的進深而變化，多變化的封火墻在江南民居中廣泛地被采用。呈現出多檐變化的狀態，一般分為一階、二階、三階、四階、五階等，亦可稱為一疊式、兩疊式、三疊式、四疊式、五疊式等。其中較為常見的是三階、四階樣式，也有些前后廳進深較大的房屋會使用五階式樣，像這種五疊式的馬頭墻俗稱為"五岳朝天"，五疊式的馬頭墻雄偉高大、氣勢威嚴，反映了屋主顯赫的身份和地位。
馬頭墻多檐變化形成的高低錯落大多也是是水平式的，然而，走南闖北的徽商返鄉后，除了帶回大量錢財之外，也將南方建筑的特點融入徽州建筑的封火墻中。較大的民居，因有前后廳，磚墻墻面以白灰粉刷，墻頭覆以青瓦兩坡墻檐，白墻青瓦，明朗而雅素。
類型
封火墻種類分為印斗式封火墻、鵲尾式封火墻和坐吻式封火墻。印斗式封火墻又分為坐斗式封火墻和挑斗式封火墻。
印斗式封火墻
印斗式封火墻墻頂部以一窯燒"卍"，即古文篆字中的"萬"印斗為主，或"田"字紋的方斗一樣的磚，故名印斗式，印斗下的博風板內往往采用磚雕或繪畫的"如意"圖案，上下結合起來，喻為萬事如意。因印斗托的處理不同，印斗式封火墻分"坐斗式"和"挑斗式"的兩種。
鵲尾式封火墻
鵲尾式封火墻該墻的搏風頂端以人工雕琢的類似喜鵲尾的磚作構件為主，故而取名"鵲尾式"，構造也稍簡單，式樣素雅，美觀大方，是徽州民居中用得最多的一類。
坐吻式封火墻
坐吻式封火墻以獨特的窯燒構件--"坐吻"當頂而得名，在封火墻中制式最高，這類馬頭墻的規模、氣魄較大，層次多，構造復雜，工藝要求甚高，它的垛頭與搏風均系用磚雕來裝飾，為古代官方和公共建筑物所采用，如詞堂、寺廟、社屋等建筑的屋面上均都有這種封火墻。
布局做法
徽州和東陽的民居中均有封火墻的做法，大致外形也極為相似，均以白堊粉刷，以小青瓦蓋頂。其頂部高出屋面，兩側呈對稱階梯狀隨屋面層層疊落。但若細觀見之，實則二者之間仍舊存在一定差異。 從外觀形制上來看，微州封火墻更傾向于"屏風墻"。因其做法中，墻面長度視天井、房屋進深而定，或將最頂一層拉長，或將最底一層拉長，形似一面展開的屏風，舒展寬松。而在東陽民居中，一般為"五花封火墻"，做成五個疊落臺階，每層長度相近，頂層長度雖會相對加長，但不會過長，整體長度往往要短于徽州封火墻。其高出屋頂的墻體似馬馬頭昂起，高昂雄壯。
造成這種差異現象的原因主要與兩地所采用的平面布局形式與屋頂構造相關。 東陽市民居的典型布局形式為“十三間頭”模式，封火墻所在位置一般為前廳、正房兩側與兩廂兩側之處，且前廳、正房與廂房等均多采用雙坡屋面。在正門位置，兩側的封火墻往往沿屋面層層疊落，直至達于圍墻或門樓的高度；在后門位置，則同樣兩側沿屋面疊落，使底層墻面略低于正房后屋面，以便后檐略微伸出，避免墻面與屋面交會處形成閉路，阻塞雨水流通。此外，如“7間頭”“18間頭”等存在倒座的布局形式，則封火墻或位于倒座與上房兩側，墻面沿屋面層層疊落，直至兩廂處墻面略低于屋檐，使得檐面能夠伸出墻體，利于雨水排出。
徽州封火墻往往位于前廳、正房的兩側，且兩廂喜用單坡屋面，屋脊直接架于前廳和正房的屋架之上。由于單坡屋面的采用，在屋面與墻體的交會處則不存在排水的問題，墻體雖亦有做疊落，但因為不必要疊落至兩廂檐面以下，且最底層墻面應至少位于兩廂脊棕之上，故往往只略作一層疊落，而不似東陽民居中做成"五花山墻"形式。故而，徽州民居中封火墻往往疊落的層次相對較少，形式則相對較為舒展。
藝術特色
封火墻是中國江南傳統民居建筑：贛派建筑、徽派建筑的重要特色。封火墻高低錯落，一般為兩疊式或三疊式，較大的民居，因有前后廳，封火墻的疊數可多至五疊，俗稱“五岳朝天”。從外形看頤具風格，因而不僅是中國南方贛派建筑、徽派建筑的常用格式之一，曾有“青磚小瓦封火墻，回廊掛落花格窗”之說，用以概括明清贛派建筑、徽派建筑風格。優美的封火墻多見于鄉村，而在繁華的都市中，封火墻則極為非常難得和珍貴。
贛派建筑高大封閉的墻體，因為封火墻設計而顯得錯落有致，那靜止、呆板的墻體，因為有了封火墻，從而顯出一種動態的美感。而從高處往上看，聚族而居的村落中，高低起伏的封火墻，給人視覺產生一種“萬馬奔騰”動感，也隱喻著整個宗族生氣勃勃，興旺發達。
功能作用
隔斷火源
贛派建筑的墻體之所以采取這種形式，主要是因為在聚族而居的村落中，民居建筑密度較大，不利于防火的問題比較突出，火災發生時，火勢容易順房蔓延。而在居宅的兩山墻頂部砌筑有高出屋面的封火墻，則可以應村落房屋密集防火、防風之需，在相鄰民居發生火災的情況下，起著隔斷火源的作用。
盼歸的象征
而在古代，徽州男子十二三歲便背井離鄉踏上商路，封火墻是家人們望遠盼歸的物化象征，看到這種錯落有致，黑白輝映的封火墻，也會使人得到一種明朗素雅和層次分明的韻律美的享受。
寓意吉祥
封火墻的“馬頭”，徽派建筑通常是“金印式”或“朝笏式”，顯示出主人對“讀書作官”這一理想的追求。馬，在眾多的動物中，可以稱得上是一種吉祥物，中國古代“一馬當先、馬到成功、汗馬功勞”等等成語，顯現出人們對馬的崇拜與喜愛。這也許是古贛派建筑、徽派建筑設計師們為什么要將這種封火墻，稱之為“馬頭墻”的動機。
裝飾作用
封火墻應用在現代建筑中，不僅僅是對微派建筑的致敬，更是建筑文化的傳承，同時也是傳統審美價值和觀念的沿襲與創新。現代建筑封火墻元素的應用以建筑外部設計為主，通過新材料、新技術、新表達實現徽派建筑封火墻的再現。
價值意義
徽派建筑是中國傳統建筑體系中的瑰寶，受安徽徽州地域文化和地理環境的影響，形成了獨具一格的建筑風格。在徽派民居聚集地，封火墻高聳于屋頂，高低錯落、起伏接續，韻律感極強。在白墻黑瓦襯托下，封火墻打破了墻面空間上的單調，徽派建筑兩坡屋面上的封火墻賦予了徽派建筑獨有的審美價值，也為微派建筑注入了無限的生命力。封火墻的功能性逐漸消退，更多的蘊含著裝飾美和人文特征，標志性價值突出。在"破千城一面"的背景下，封火墻更是為現代建筑設計提供了鮮活的資源，更符合人們的審美價值和審美需求，其濃郁的鄉土氣息蘊含情感表現與家園氣息，更易引發人們心中"歸家"的認同感。
相關事件
2021年12月，福州城區現存單體木結構體量最大、擁有“最美封火墻”的古——竹嶼陳氏大厝，主體結構修繕基本完工。陳氏大厝原址位于晉安區岳峰鎮竹嶼村，始建于清代，為晉安區歷史保護建筑，占地面積約3000平方米，進深約46米，為三縱三進深、夾兩路花廳的結構，是一座四面封火墻圍合的院落。大厝的主人陳鐘怡是竹嶼陳氏先祖，晚清時在倉前興辦“輿春”洋行，所以古厝也叫“魁輿大厝”。
參考資料 >
徽州馬頭墻.人民日報.2024-02-19
徽州馬頭墻.新華網.2024-02-19
福州晚報.微博.2024-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