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森·卡勒（Jonathan D. Culler），生于1944年，是美國著名學者、理論家及多重身份等。在歐陸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被引入美國學界，并迅速獲得普及的過程中，喬納森·卡勒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傳道人之一。他的兩部力作《結構主義詩學》和《論解構》，對歐陸結構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作了準確的梳理和解釋。
人物經歷
喬納森·卡勒在文學批評、文學理論和比較文學研究中均取得突出成就?？ɡ赵?a href="/hebeideji/7234032275254542368.html">哈佛大學攻讀本科學位，于1966年獲得歷史和文學學士。之后獲得羅德獎學金，前往牛津大學圣約翰學院攻讀比較文學碩士（1968年）和現代語言博士學位（1972年）。他的博士論文《結構主義：語言模型的發展及其在文學研究中的應用》成為了備受影響的獲獎書籍《結構主義詩學》（1975年）。卡勒曾在劍橋大學塞爾溫學院擔任法語研究員和現代語言研究主任，以及在牛津大學布雷茲諾斯學院擔任法語研究員和大學法語講師。他還曾在耶魯大學擔任法語和比較文學客座教授。他曾擔任美國符號學會主席（1988年）、美國比較文學協會主席（1999-2001年）、美國學術協會秘書（2013-2017年）和紐約人文學會主席（2016-2017年）。他還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2001年-）、美國哲學學會院士（2006年-）和英國學院院士（2020年-）。目前，他是康奈爾大學1916年級英語和比較文學名譽教授。
主要成就
“文學能力”是喬納森·卡勒之結構主義詩學的核心概念，意指讀者閱讀文本的一套程式。從語言學到結構主義，再到結構主義詩學，體現了一脈相承的理論關系。因此，對文學能力的辨析也應在這一傳承關系中進行。語言學對于有關文學符號系統的啟示，奠定了文學能力的理論根基。首先，由于文學能力是指向文本的，其最終目標是文本的意義，因此，先要對文本的能指與所指，即文本的表達方面與意義作出界定。文本的表達方面相當于語言層，文本的意義相當于語象層與意蘊層的綜合。文本的意義是未完成的過程，永遠處于不完整的狀態。并且，構成文學能力的程式，正是能指與所指間約定俗成的成規。其次，由于對文本系統的研究是共時性的，于是決定了文學能力也是在共時性層面，處于某種文學狀態之下的一個概念。另一方面，語言學的貢獻還在于直接派生出文學能力的概念。弗迪南·德·索緒爾的語言，言語二分法將語言視為系統，言語視為系統的體現。諾姆·喬姆斯基則由此發展出這樣的對應關系：語言—規則—能力、言語—行為—表現。“文學能力”直接由“語言能力”發展而來。結構主義詩學則是文學能力的理論背景。詩學作為廣義修辭學的一個分支，是對文學語言活動的分析。
作品影響
《論解構》問世到現在也整整20年。由于解構哲學和解構批評仍不失其思辨的魅力和認識挑戰性，這部當年略顯得有點應景急就的著述，看來還可以繼續發揮其傳道、解惑的作用。20年前，當解構理論熱得炙手的時候，人們對解構曾產生過種種不切實際的認識和期望?，F在，隨著理論熱的降溫，當年那大喊大叫的聲囂漸已過去，我們終于可以保持一定距離地對這一理論和實踐重新進行審視了。那么，解構哲學和解構批評究竟應該置于怎樣一個恰當的位置呢？重讀卡勒的《論解構》，他上述這段反思，竟不容分說地自行凸現到眼前，它是否可以成為大家在認識和把握這種哲學和批評視角時的一個認識出發點呢？大家很認真想了又想，覺得還是可以的吧。
作者感言
當代理論家已經不再把抒情詩看作是詩人感情的抒發，而我認為它與關于語言的聯想和想像有更密切的關系─是對語言學的關系和規則進行實驗，這種實驗使詩歌成為一種文化動亂，而不再是文化珍品的寶庫。歷史上許多關于體裁的理論家一直遵循希臘式分類，把作品根據由誰敘述大至分為三類：詩歌或抒情詩，敘述人為第一人稱；史詩或敘事，敘述人以自己的聲音出現，但也允許其他角色以自己的聲音敘述；還有戲劇，全部對話由角色進行。還有一種分類方法注重敘述人與觀眾的關系。史詩中有口頭吟誦：詩人直接面對聽眾。在戲劇中，劇作家看不到觀眾，而是由舞臺上的角色去敘述。抒情詩的情況最復雜，詩人或唱或吟誦，可以說是背對聽眾的，“做出自言自語或對其他什么人講話的樣子：也許是對大自然中的一個精靈，對繆斯，對一位朋友，對一個情人、一個神靈、一個人格化了的抽象事物，或是某個自然的對象”。大家還可以把小說這個現代體裁加到這三個基本體裁當中去。
自我評價
喬納森·卡勒對解構立場的轉變的確是夠徹底的。就在他對解構和解構批評的來龍去脈梳理論述完畢以后，他又對自己的論述來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解構”---他居然說自己關于解構的一套陳述也有某種“誤導性”（misleading）。不過，他解釋說，這倒并不是因為他對解構的介紹遺漏了某些他有所不知之處，也不是他把解構的復雜內涵詮釋成了某種異端，而是因為歸納和陳述本身的邏輯會把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結論上，而這等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自我顛覆、意義的死角或被擱置的無知點上—它們似乎成了應得的回報。但由于解構把一切立場、主題、起始點或終點都看成是一種建構，并要對產生它的話語力進行分析，因而解構批評將會對任何看似肯定的結論進行質疑，對它們的歇腳點作清晰的分解，讓它們變得似是而非，變得很隨意，或變得無法確定。這也就是說，這些歇腳點并不是回報，盡管它們可以用某種歸納或陳述加以強調，而歸納或陳述的內在邏輯會讓人們去按照它的目的重構一種讀解。最后，卡勒告訴我們說：“正如大多數贊賞解構批評的人所看到的，這種批評的成功之處存在于它對于文本邏輯的記述之中，而不是這些批評文章所作結論時的那樣一種姿態。”
個人生活
在1971年至1974年期間，他與詩人維羅尼卡·福雷斯特-湯姆森結婚。目前，卡勒與解構主義評論家辛西婭·蔡斯結婚。
學術貢獻
卡勒的《結構主義詩學：結構主義、語言學和文學研究》榮獲1976年美國現代語言協會詹姆斯·羅素·洛厄爾獎。他在《文學理論：簡明介紹》一書中的創新組織技巧備受贊譽，該書已被翻譯成26種語言。在《文學理論》（2007年）中，卡勒討論了理論的概念以及文學史在文學和文化理論的更大領域中的作用。他的《抒情詩的理論》（2015年）探討了西方抒情傳統，從薩福到阿什貝里，探索了該體裁的主要參數，并質疑了抒情詩的兩種主流模式。
學術觀點
卡勒認為，語言結構主義模型可以幫助“制定特定慣例系統的規則，而不僅僅是肯定它們的存在”。他將語言和人類文化視為相似。在《結構主義詩學》中，卡勒警告不要直接將語言學技術應用于文學。他提出我們應該使用文學批評理論來研究解釋的活動。他還提出了兩類讀者的概念，即“作為評論家（自己是讀者）的讀者的經驗領域”和將受益于評論家和先前讀者工作的未來讀者。
學術爭議
卡勒的批評者抱怨他在文學和寫作機構之間缺乏區分。約翰·R·西爾爾曾描述卡勒對解構主義的呈現使“雅克·德里達看起來比他實際上更好，也更糟糕”；在掩蓋了解構主義更加晦澀的一些方面方面上更好，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德里達思想的主要哲學先驅，即胡塞爾和海德格爾。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