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振儒(1908-2008)，樹木生理學家、林業教育家，我國樹木生理學的奠基者。他一直從事高等院校的教學與科研工作，編寫了中國第一部林業專業適用的《植物生理學講義》，翻譯了多種有影響的植物生理學方面論著，培養出了中國第一名林學博士；長期擔任幾種林業科技刊物的主編和副主編。同時，汪振儒也是一位森林植物分類學家，對森林植物的分類學研究有著重要貢獻。在引用以該人命名的植物學名時，命名人的標準縮寫是Chen J.Wang。
人物經歷
生平
1908年5月8日，出生于北京。
1925年9月，考入清華大學生物系學習。
1927年，轉入廈門大學生物系學習。
1928年，回清華大學生物系學習。
1929年8月，畢業于清華大學生物系，獲理學士。
1929年9月—1930年8月，任南京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助理。
1930年9月—1933年8月，任清華大學生物系助教。
1933年9月—1935年8月，任梧州廣西大學理學院生物系講師。
1935年9月—1936年6月，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生院學習，獲理學碩士學位。
1935年7月—1939年6月，在美國杜克大學林學院研究生院學習，獲哲學博士學位。
1939年9月—1946年8月，任桂林廣西大學農學院教授、森林系主任、植物研究所主任、院長。
1946年9月—1949年8月，任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森林系教授、系主任。
1949年9月—1952年8月，任北京農業大學森林系教授（其間1951年在北京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
1952年9月—1989年9月，任北京林業大學（1985年改稱北京林業大學）教授、兼林業系主任等職務。
1989年10月離休。
2008年6月24日在北京逝世。
工作經歷
汪振儒大學畢業后，到南京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助理，進行水生植物群落的研究工作。1930年到清華大學生物系，任李繼侗教授主講植物生態學課的助教。此外，他還開設植物生理學及植物形態學實驗課，并從事淡水藻類的研究。1935年他被廣西大學理學院聘為講師，講授植物學、植物形態學及植物分類學等課程，并為農學院開設過植物生理學課。除了進行教學以外，他在科研上也取得了較大成績，先后寫了《廣西植物名錄》《研究廣西植物議》《藻類研究的歷史》等多篇論文。并跋涉大瑤山區，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標本，為以后的學習、教學與科研打下了初步基礎。1939年7月回國后，被馬君武先生聘為國立廣西大學農學院森林系教授，并兼任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主任。繼而出任森林系主任，并于1943年擔任廣西大學農學院院長。抗戰勝利后，汪振儒被聘為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教授兼森林系主任。他在教學的同時進行了一些科研工作。曾在北京大學農學院校址周圍，進行土壤等立地條件調查。1947年當胡先骕、鄭萬鈞在中國發現活化石水杉的論文發表后，汪振儒從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胡先處得到水杉樹種子，在董世仁協助下作了水杉種子發育的試驗，并撰寫了《水杉種子及幼苗發育觀察》的論文，對進一步了解水杉的造林性質作出了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汪振儒被調到北京農業大學森林系任教。1951年，他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了一年。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汪振儒被調到北京林業大學工作。汪振儒在北京林學院，除了肩負著繁重的行政工作外，還親自講授植物生理學課程，并編寫了我國第一部林業專業適用的《植物生理學講義》。在此基礎上逐步增添新的內容，正式出版了《植物生理學》教材，為全國林業院校所采用。50年代末汪振儒與他人合作發表了《缺乏不同礦質元素對油松、側柏、及白蠟四種樹苗生長的影響》論文，并且組織教師翻譯出版了《樹木生理學》（1963）和《木本植物生理學》（1985）兩本巨著。汪振儒帶出了一批中、青年教師，今天多成為活躍在樹木生理學教學、科研第一線的骨干力量，有的已成為教授、副教授。北京林業大學的樹木生理學科目，在全國林業高校中所處的地位是與汪振儒辛勤分不開的。
汪振儒早在60年代就培養了幾名研究生，“文化大革命”后恢復研究生制度，他又招收了碩士研究生，以后又成為全國林學專業第一個可授予博士學位的博士生導師，為我國自己培養出了第一個林學博士。近年來，他雖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對研究生的工作學習不放松，抓外語、抓基礎、開設高級專業課程。他于1981—1985年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農科評議組成員。
汪振儒掌握多種外語，除了熟諳英語外，還懂德、日、俄幾種文字。他一向認為，要搞科學，就要進行學術交流，就要學習外國的先進知識，所以幾十年來他從未放松過外語學習。有位同志搞科研，急需閱讀一篇法文文獻，但又不精通法語，汪得知后，主動為之翻譯，解決了燃眉之急。這種例子還有很多。為了林業科技工作者學習外語的方便，他幾十年來編譯了幾本辭書，為社會做出了貢獻。
任職
出生于北京一個研究新學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汪鸞翔，精于自然科學的一些學科，長期從事動、植物學教科書的審定工作，30年代曾任溥儀的家庭教師。汪振儒從小耳濡目染，對動植物感興趣。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讀書時，在生物課教師指導下，為校園中的樹木花草編制了植物名錄，并協助任課教師繪制了一些生理衛生課的教學掛圖，受到師生們的好評。1925年中學畢業后，考取清華大學生物系。1927年因慕植物學家錢崇澍、鐘心煊和動物學秉志之名而轉入廈門大學生物系學習。1928年又回到清華大學生物系，1929年8月畢業，獲理學士。畢業后先后在南京中國科學社、清華大學生物系和廣西大學任職，1935年考取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林學公費留學生，從此與林業結下了不解之緣。1935年9月他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林業系，在JN斯佩思（Spaeth）教授指導下，他僅用了不足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1935年采收樹木種子發芽檢定的一些成果》論文，獲得了理科碩士學位。繼而，轉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杜克大學林學院從事森林生態學的研究，1939年6月以《某些立地因子與幼齡火炬松人工林之間相互影響的研究》論文，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汪振儒的這項研究是早期應用生物統計（多元回歸）方法分析環境因子作用的嘗試之一，頗受導師的贊揚。
先后任森林系教授、系主任，農學院院長等職。1945年因揭發校長壓制民主的卑劣行為，被解除了農學院院長職務，1946年到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任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1949年底他到北京農業大學森林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他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北京林業大學（1985年改稱北京林業大學），參加建院籌備工作，先后任林業系主任、綠化系主任、科研部主任、圖書館長、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為北京林業大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汪振儒曾任北京市政協第五、第六屆常委。他于1956年10月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1976年當選為農工民主黨八屆中央候補委員，1983年當選為九屆中央委員，1988年任中央咨監委員，1985年、1989年相繼任中央科學教育文工作委員、顧問。
成就
學術成就
50多年來，汪振儒為傳播科學知識，傾注了大量精力從事期刊辭典的編輯工作。1949年7月14日，中國植物學會恢復活動，決定復刊《中國植物學雜志》，由汪振儒出任主編。1952年該刊與《中國動物學雜志》合并改稱《生物學通報》，汪振儒繼續擔任主編，一直到1988年改任名譽主編。這個刊物對宣傳生物科學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的作用，普及生物學知識，交流中學生物教師教學經驗等作出了貢獻。
1979年，《北京林學院學報》（1985年改稱《北京林業大學學報》創刊以來，汪振儒就擔任主編，1986年以后任編委會顧問。《北京林業大學學報》于1989年被國家教委等單位評為全國高校自然科學學報編輯質量一等獎，是與汪振儒從創刊時就打下的良好基礎分不開的。
1981年，中國林學會創辦林業科普刊物《森林與人類》，汪振儒任主編。每期發稿前，編委會常委要集中開會決定稿件取舍，他都親自參加審定。他的工作，使《森林與人類》成為普及林業知識很有影響的刊物。
中國林學會主辦的學術刊物《林業科學》是林學界最高的學術刊物，在1979年召開第三屆編委會時，汪振儒當選為該刊副主編，任職到1982年編委會換屆為止。
汪振儒為編譯外文辭典做了大量工作，早在50年代就參加中國科學院對植物學名詞的審定工作；1958年與人合譯并校審了《德漢林業名詞》；1981年與他人合譯了《FAO英漢林業科技詞典》；1983年又補譯了《FAO英漢林業科技詞典》的修訂本。1989年參加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公布的《林學名詞》（科學出版社，1989年）終審定稿會，是受錢三強主任委員委托的三位專家之一。此外，汪振儒還參加了《日漢林業科技詞典》的譯校工作。
領導成就
30年代初，汪振儒在清華大學任助教時，看到了日本植物學會的會刊，就寫信給胡步曾教授建議，中國也應組織學會、辦會刊，以便促進植物學的研究與發展。1933年中國植物學會成立后，汪振儒是早期的會員之一，隨后參加了1935年在南寧市召開的中國植物學會第二屆年會和1947—1948年在平、津舉行的兩次學術年會及1949年7月在北京大學召開的第五屆學術年會；在1963年舉行的中國植物學會年會上被選為第七屆常務理事；1978年又當選為中國植物學會第八屆副理事長兼秘書長；1983年起任中國植物學會第九屆理事會顧問。1978年6月起還擔任北京植物學會理事兼學術組副組長。近年來汪振儒還從事中國植物學史的研究工作，他所承擔的近代史部分，即將付梓。他發表的《關于“植物學”一詞的來源問題》論文，考證了“植物學”一詞實際起源于我國數學家李善蘭節譯的英國J林德雷（Lind1ey）所著Elements of Botany（1847）一書，于1857年題名《植物學》，由上海墨海書館印行，是這一名詞的首次出現。用事實否定了“植物學”一詞是日本江戶時期已存在并在以后傳人中國的錯誤，使歷史事實得到澄清。
1978年10月—1986年11月，他任中國植物生理學會理事，并擔任北京市植物生理學會第一、二屆理事。
汪振儒早在40年代就參加過中華林學會的學術活動。他是中國林學會第二、四屆理事，第六、七屆理事會顧問。1979年11月當選為中國林學會森林生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1984年擔任了中國林學會樹木生理專業委員會主任。1979年當選為中國林學會第四屆科普委員會常委。
除此而外，還參加大量的社會活動，為團結廣大知識界也作出了貢獻。
人物品質
“文化大革命”期間，“四害”肆虐，汪振儒雖懷拳拳報國之忱，卻無英雄用武之地，被迫退休，回到廣西桂林家鄉。不久，“四人幫”被打倒，北京林業大學從云南省遷回北京，汪振儒又恢復了工作。他為培養研究生、辦刊物、帶領中青年教師譯書、寫作以及參加中國農工民主黨、政協、各種學會等社會活動和學術活動，幾乎無一天休息。用他自己的話說“辛苦總比苦惱好！”
汪振儒雖年逾古稀，壯志不減當年，為繼續探索自然界的奧秘，振興中國林業，經常到國內外實地考察和進行其他業務活動，僅擇其要者：1977年69歲登廬山；1979年71歲先登山東省嶗山，再上廣東省鼎湖山；1980年4月隨中國林業考察團赴美國考察，歸國后發表了《美國林業教育的一些特點》和《美國林業教育管窺》兩文；接著又受當時國家農委副主任何康之托，為改變老革命根據地的貧困狀況，走上了井岡山市；1981年又以飽滿的熱忱參加了學術界的“林水之爭”的討論，查文獻、找資料、寫文章、做報告，熱情地宣傳林業作用，與他人合寫了《確切地認識森林的作用》，公開發表后引起了強烈反響；1983年75歲又攀上了泰山；接著9月又到內蒙毛烏素沙漠考察沙地的綠化造林；1984年76歲登浙江天目山；1985年77歲又上峨眉山和福建武夷山；1986年78歲深入內蒙腹地包頭市考察城市綠化工作；接著又到寧夏回族自治區西吉考察黃土高原小流域綜合治理工作……。他還利用參加各種會議、各樣活動的機會為林業界培養人才而奔走呼吁，先后發表了《森林作用與中國農業現代化》《林業振興靠人才》等文章。提出了“對基層工作人員的艱苦生活，要給予極大關注，創造較好的生活及工作環境，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鼓勵他們安心于崗位工作”；“林業盛衰關系到國家命運的興敗和子孫生活的安定，影響深遠，不能輕視”；“振興我國林業的重任全部落在我國林業工作者的身上，……必須團結一致同心協力來做好這一工作，……并努力促其實現，并以此作為紀念……教師節誓言。”
富于正義感。1926年3月18日，他參加了在李大釗領導下的北京學生集會，強烈譴責帝國主義炮擊大沽口的罪行，要求北洋政府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段祺瑞執政府竟然開槍鎮壓學生，當場打死47人，打傷150余人，制造了歷史上有名的“三·一八”慘案。汪振儒亦當場中彈受傷。1986年，他作為幸存的耆宿之一，參加共青團中央、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舉辦的“三·一八慘案”慘案60周年紀念會，受到人們的尊敬。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做了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當時廣西大學校園內貼出了擁護報告的傳單。中國國民黨當局極為恐慌，要追查傳單。校長李運華為了邀功請賞，盜用全體教授名義，發出了反共聲明。汪振儒認為這是強奸民意，便貼出聲明，揭露李運華違背民意的卑鄙伎倆。在汪的帶動下，其他教授也紛紛貼出內容相似的聲明，全校嘩然，校方異常狼狽。為此汪振儒被解除了農學院院長職務。抗日戰爭勝利后，汪振儒對國民政府打內戰的倒行逆施更為不滿，與許德珩等教授加入了民主運動行列，積極參加“反饑餓、反內戰”的學生愛國運動。北平解放前夕，他在北京大學教授會上痛斥校長胡適棄校潛逃行為。1949年初，他和進步教授一起，食壺漿，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北平市，熱情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