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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Agency, ISI）,是于1948年，由時任巴基斯坦陸軍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英軍少將考思姆組建的情報機構。

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在20世紀50年代，巴基斯坦總統可汗元帥擴大了他的職責范圍，不僅需要確保國家的利益，還要密切關注反對派政客的活動，并確保軍隊在國內的統治地位。1958年，三軍情報局的地位也隨之大幅提升，原本向陸軍參謀長報告變為直接向總統負責。第二次印巴戰爭中，三軍情報局為軍方提供了印度在克什米爾動向的重要情報，得到穆罕默德·阿尤布·汗的認可。1969年，三軍情報局開始涉足東巴基斯坦的政治情報，其地位也被提升到“保護整個巴基斯坦國家利益”的層面。2002年初，佩爾韋茲·穆沙拉夫決定改組三軍情報局，他解散與伊斯蘭激進組織關系密切的阿富汗行動處和克什米爾行動處，并遣返40%人員回原單位。另外，三軍情報局的一些機密部門，也被移到中央調查局。

該機構主要由7個處組成，分別是聯合情報總處、聯合情報處、聯合反情報處、聯合情報北方處、聯合情報綜合處、聯合信號情報處、聯合情報技術處。除此之外，還設有爆炸物處理小組和化學戰小組。其任務是收集國外和國內情報，協調三軍情報機構，并負責對本局干部、外國人和媒體、政治活躍分子、駐巴的外交官和巴駐國外的外交官進行監視，總部設在伊斯蘭堡。

成立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蘇兩極格局的形成，導致雙方在全球范圍內不斷劃分勢力范圍，南亞自然也成為美蘇想竭力控制和影響的地區。第一次印巴戰爭爆發，巴基斯坦軍事情報局無法有效協調陸海空三軍的情報，導致參戰部隊各自為戰，結果被印度武裝部隊各個擊破。為解決這一困境，巴基斯坦準備建立三軍情報局。

歷史沿革

三軍情報局堪稱世界上最老牌的情報機構之一，1948年，三軍情報局由時任巴基斯坦陸軍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英軍少將考思姆組建。在20世紀50年代，巴基斯坦總統可汗元帥擴大了他的職責范圍，不僅需要確保國家的利益，還要密切關注反對派政客的活動，并確保軍隊在國內的統治地位。因此三軍情報局就開始全面展開絕密的情報活動，監視國內政客、外國人、外國駐巴外交官、媒體和巴駐外國外交官等的行蹤。他們還截收和破譯電子通訊，實施秘密攻擊行動。因此他們的權力的無限膨脹，使其發展成一個既不受軍方領導，也不聽命于政府的組織。其貪污、腐敗的傳聞不斷。1958年，陸軍參謀長穆罕默德·阿尤布·汗(Muhammad Ayub Khan)發動政變，推翻文官政府并擔任總統，三軍情報局的地位也隨之大幅提升，原本向陸軍參謀長報告變為直接向總統負責。第二次印巴戰爭中，三軍情報局為軍方提供了印度在克什米爾動向的重要情報，得到阿尤布·汗的認可。1969年，三軍情報局開始涉足東巴基斯坦的政治情報，其地位也被提升到“保護整個巴基斯坦國家利益”的層面。

第三次印巴戰爭是三軍情報局發展史上的重大轉折點。該戰導致巴基斯坦一分為二，喪失幾近一半的領土。時任總統佐勒菲卡爾·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將其歸咎于情報失誤，三軍情報局發展隨后陷入低谷。布托還曾試圖建立一個與三軍情報局平行的情報機構，擺脫對原有情報部門和軍方的依賴，這一時期三軍情報局在巴基斯坦政治結構中被不斷擠壓，政治地位也被遭到削弱。

1979年阿富汗戰爭，三軍情報局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彼時巴基斯坦北部邊境因蘇聯入侵而陷入嚴重的地緣安全困境，三軍情報局開始不斷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發揮作用。此外，由于美蘇在南亞的爭霸，美國也迫切需要巴基斯坦發揮在地作用，對蘇聯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進行情報偵察。“9·11”恐襲事件后，美國反恐力度和決心大增，與三軍情報局的情報合作也再度升級。三軍情報局在國內政治安全和對外情報安全建設中的地位都得到強化，對國家政局的影響及對外政策的主導作用也不斷增強。

2002年初，佩爾韋茲·穆沙拉夫決定改組三軍情報局，他解散與伊斯蘭激進組織關系密切的阿富汗行動處和克什米爾行動處，并遣返40%人員回原單位。另外，三軍情報局的一些機密部門，也被移到中央調查局去，以防三軍情報局權力過大，再出現“國中之國”局面。

運作機制

總部

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坐落在伊斯蘭堡，是一幢戒備森嚴卻沒有任何標志的磚砌大樓。樓前有兩塊石碑，其中一塊碑上刻著中國《孫子兵法》“用間篇”的原話：“非圣智者不能用間，非仁義者不能使間”，另一塊上刻著美國名將巴頓的名言：“戰爭離不開欺騙”

下屬組織架構及主要機構職能

該局現有10000名特工和雇員，這還不包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線人”和“間諜小組”成員。

在巴基斯坦國家安全體系中的地位

在巴基斯坦情報組織構成上，作為直接情報業務機構的三軍情報局占有重要地位，并與其他部門保持著指導、協調和業務關系.形式上，巴基斯坦總統統領全國情報機構，內閣總理直接領導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指揮局、內閣國家安全事務辦公室等職能部門的工作，主導國家安全事務。但實際上三軍情報局及情報工作由陸軍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掌控，陸軍實際控制三軍情報局的機構、人事、業務等具體事務，國家安全委員會則負責根據三軍情報局提供的情報信息提出戰略性的情報決策和指導意見。巴基斯坦并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文官政府。從職能上講，盡管總理統攝國家安全諸部門事務，但在情安全上的話語權不高。巴基斯坦國家政治體制并非成熟的議會制政體，文官政府在國家政治結構呈現“半自主”特征，軍隊干成常態三軍情報局局長在形式上受巴基斯坦總理提名并對其負責，但實際上由于歷任情報局長人選都出自于陸軍，因此陸軍對情報局長的人選具有決定權。陸軍這種“一家獨大”的局面可從原巴基斯坦軍事情報局所起作用以及軍警數量在情報機構的占比窺見一二。此種情況下，巴基斯坦的情報安全體系呈現出軍方主導、其他多機構協同的局面。

另一方面，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防部、國家指揮局、內政部以及內閣國家安全司等都與三軍情報局聯系密切，起到不同程度的指導、監督和協調功能。作為統籌國內外安全事務的最高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要功能是審查、決定國內外安全的重大事務，向委員會主席即總理提供關于國家安全發展的建議和協助。為提升報工作質量、減少三軍情報局“越”行為，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提議支持下成立了巴基斯坦國家指揮局，主要職能就是對三軍情報局等情報安全機構的工作進行監督。此外，內國安全司、國防部、內政部等也擔負著一定的情報安全信息處理工作，并有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和匯報各自管轄范圍內情報工作的義務，它們都直接或間接地與三軍情報局有著不同形式的關系往來。從巴基斯坦情報安全行動機制來看，多領域滲透和多部門協同的綜合、高效的情報結構體系已然形成。

工作側重對象

軍情報局根據情報工作對象、地緣安全環境以及對外安全政策等因素，對其下轄的二級情報機構進行了明確分工。這幾大二級情報機構的工作重點圍繞印度和巴阿境展開在地域上呈現“扎”特征，表現了突出的地緣政治色彩和對傳統安全的重視。自巴基斯坦建國以來，印度一直是其安全防范、對抗的重點對象。雙方在地緣政治上陷入了嚴重的二元對立的安全困境[3]。因此在情報機構設置上，三軍情報局7個二級機構中，有4個重點針對印度。其中聯合情報北方處(JIN)專門負責克什米爾地區的行動，通過直接滲透或培植情報代理人對印控克什米地區實施情報偵察。聯合信號情報處(SIB)通過無線電等技術手段偵聽、監測印巴邊境地區的情報信，對在印控克什米爾地區活動的武裝分子提供通信支持。聯合反間諜情報處(CIB)用和監視巴基斯坦駐外機構外交官來獲取印度、阿富汗等南亞國家的情報。聯合情報處(JIB)專門內設了一個對印情報行動小組，負責搜集、整理和分析對印的政治情報。

除了在情報機構設置上重點向印度等南亞國家傾斜，三軍情報局也通過加強與他國情報機構人員合作，甚至雇傭一些他國退役軍官來開展對印情報工作，如“通過與尼泊爾孟拉、緬甸和斯里蘭卡的報機構合作，在印巴邊境地帶建立了30多個情報據點對印度形成情報包圍，甚至將各種分離主義運動轉變為針對印度的泛伊斯蘭教圣戰”[4]。布里格·莫斯勒胡丁(Brig Moslehuddin)作為孟加拉國陸軍軍官，曾被三軍情報局策反，接受反印行動的培訓。1975年，莫斯勒胡丁在三軍情報局暗中支持下刺殺了極度親印的孟加拉國國父謝赫·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 man)。三軍情報局還曾策反印度軍官賈維德·汗·拉托爾(Javeed Khan Rathore)，指使其參與襲擾印控克什米爾的武裝行動。對此，印度曾多次指責三軍情報局以多種手段支持印控克什米爾境內的武裝分裂分子，以共同的宗教信仰為掩護，拉攏吸引當地的穆斯林居民，大肆發展“教徒情報人員，給印控克什米爾的管理帶來了極大困擾。而阿富汗幾乎所有的抵抗組織都與三軍情報局有密切關聯，部分抵抗組織甚至是其一手培養起來的。20世紀80代前，從事阿富汗抵抗運動的武裝組織有80多個，后經三軍情報局整合為7個。這其中，以古爾希丁·希克瑪蒂爾(Gulbud-din Hikmatya)為首的伊斯蘭政黨逐漸成為三軍情報局最青睞的阿富汗反對派組織。

發展困境

作為世界上歷史悠久且經驗豐富的情報機構之一，三軍情報局自建國以來有效地化解了巴基斯坦所面臨的內外部風險，但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其管轄的職能范圍大肆擴張，組織機構雜臃，權力膨脹幾乎不受監管。同時，三軍情報局還借助巴基斯坦“伊斯蘭教國家化”推行宗教極端主義的情報手段，對國內政局和地區局勢產生極大影響。

組織體系重疊冗雜，內部結構失衡

盡管三軍情報局實際影響甚至操控著國家安全，但巴基斯坦形式上是一個軍政分離的政治體系。巴基斯坦的情報組織體系十分龐雜，除軍方控制下的三軍情報局外，內閣文職部門為了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也成立了各自的情報系統，甚至成立了由總理直接領導的獨立于三軍情報局之外的國家指揮局。部門之間爭權奪利、高度內耗。多個不同部門開展同一工作，導致功能重疊冗雜、工作效率低下，平添不必要的成本。加上巴基斯坦內部沒有一個統一、有力的文職部門扮演協調、主導角色，政治和情相互織導內治結構的不穩定與不平衡。

而三軍情報局內部部門和議程設置也呈現高度的重疊性。由南亞地安環境呈破碎性”，三情報局不得不擴展其情報業務以應對這種變化局勢，然而也導致了情報機構龐大臃腫。據統計，三軍情報局工作人員就有25000人之多，很多時候多個情報機構執行同一任務，花費大氣力獲得一個重復的情報信息，給聯合情報處增添了無端的工作量。此外，三軍情報局內部議程設置也高度重合，與實際形勢發展也有所脫節。如前所述，三軍情報局多個二級情報部門業務都涉及印度和巴阿邊界，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情報行動沖突，同時對其他領域的情報工作投入不足。諸如在西北印度洋海上情報偵察、對國內俾路支分離勢力的情報任務以及與國際社會的情報合作等方面都未能較好地凸顯三軍情報局的功能與作用。

缺乏有效監督，貪腐專權嚴重

與其他國家情報工作的專業化不同，三軍情報局不僅由軍隊實際主導，而且幾乎統攬了巴基斯坦內外部所有的情報工作，文官政府部門的一些內設情報機構形同擺設。同時，總理領導的內閣國家安全司、國家指揮局等多部門對三軍情報局也未能夠實現有效監督。三軍情報局利用這一結構性漏洞，借助手中不受制約的權力，開展毒品交易、大肆斂財、政治暗殺、培植極端勢力從事瓦解他國政權等灰色行動。一時間三軍情報局被貼上了腐敗、毒品、巨額不明來源資金等負面標簽。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三軍情報局和巴基斯坦其他軍事機構在美國的支持下，在阿富汗展開浩浩蕩蕩的反恐行動。由于美國擔心深陷阿富汗戰爭泥潭，巴基斯坦便因此成為其在阿富汗打擊阿富汗塔利班勢力的最佳代理人。美國在資金、武器甚至指揮權限上賦予巴基斯坦安全部隊廣泛的權力，這也是三軍情報局不受監管局面日益嚴峻的直接原因。這一時期，三軍情報局許多官員利用職務便利隨意支配未注明來源渠道和向用途的反恐經費。更不可思議的是，巴基斯坦行政當局還為三軍情報局打掩護，試圖掩蓋其貪腐問題。不僅如此，一些三軍情報局官員利用情報網絡系統與富汗圣戰組織進行毒品運輸和交易活動，將毒品從西北邊境走私販運出去，而這也成為三軍情報局有利可圖的主要渠道之一。美國出于利用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進行反恐的考慮，也默許了這些行為。為開展在南亞地區的情報活動，美國在這一時期向巴基斯坦情報機構提供了近10億美元的情報工作援助，這些援助大部分被三軍情報局官員收入囊中，只有少數用于真正意義上的情報活動。此外，三軍情報局還用販毒所得資助旁遮普省和克什米爾地區針對印度的代理人行動。

巴基斯坦在情報機構的管理上也存在嚴重問題。自建國以來，一共有6個審查委員會對三軍情報局的作和對外情報活動進行了業務審查，這足以說明三軍情報局所涉及的問題繁多棘手。更為復雜的是，長時期的軍人政權統治使得三軍情報局有更大的權力濫用空間。三軍情報局任意支配文官政府機構，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它就是一個“影子政府”。從新聞報道、政治評論員和官僚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無論是巴基斯坦軍事政權還是文官政府時期，三軍情報局都曾濫用手中的權力來促進他們的組織和個人利益，將國家利益拋諸腦后。

行為模式泛伊斯蘭化和極端化

伊斯蘭意識形態在巴基斯坦的國家觀念中已然根深蒂固，這與軍方和上層政治精英的政治價值傾向密不可分。早在齊亞政府時期，他將伊斯蘭法披上巴基斯坦國家法律的外衣，將國家意識轉化為伊斯蘭化的官方政策，使巴基斯坦一度成為全球伊斯蘭運動的意識形態中心。巴基斯坦伊斯蘭組織由此也迅速發展，在成為一支裝備精良和雄厚財力的政黨的同時，也得到了軍方和文職機構授予它們在國家政治中的特殊地位。這些伊斯蘭主義者幾乎不受法律框架的約束，屢屢破壞政府的外交決策，助長了宗教恐怖主義勢力的生長，對地區安全局勢造成了沖擊和威脅。就連美國也曾將伊斯蘭教極端勢力視為除共產主義外的第二大威脅。在巴基斯坦內部，泛伊斯蘭極端勢力通過宗教在不同族群之間形成凝聚力，其行為也表現得更加激進。

三軍情報局被指責其內部存在嚴重的激進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且利用這種極端思想同伊斯蘭武裝分子實施近乎于恐怖主義的活動。上世紀末，三軍情報局每月花費近3萬美元支持穆斯林圣戰組織等極端宗教勢力和激進組織在克什米爾地區的襲擾活動，試圖借此奪取印度的控制權，并暗地支持印度阿薩邦的穆斯林分離主義和反印組織，試圖攪亂印度國內局勢。除通過宗手段獲取情信息外，三軍情報局成員也在日益泛伊斯蘭教化。齊亞政府時期，大肆鼓勵三軍情報局成員和軍隊成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隨著泛伊斯蘭化進程加劇，三軍情報局以情報偵察為借口，打壓、暗殺宗異見，這無異于將巴基斯坦推向了國家恐怖主義的不歸之路。此外，三軍情報局還曾被爆與各種國內外宗教極端勢力有密切聯系。據悉，來自美國等西方國家70%的援助都分配給了與三軍情報局關系極為密切的4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阿富汗塔利班創始人毛拉·奧馬爾(MullahOmar)在阿富汗戰爭時期接受過三軍情報局的多次培訓。此后阿富汗塔利班的成立也得到了三軍情報的實際支持。美國入侵阿富汗后，三軍情報局又暗對毛拉·奧馬爾領導的塔利班組織提供武器、軍事專家甚至資金支。三軍報局曾一度是阿富汗極端勢力背后最大的支持者。

歷任領導

重要事件

2006年，英國炸機陰謀主要靠截聽到一個從巴基斯坦打到英國的電話。8月4日巴警方已逮捕7名嫌疑人，其中包括26歲的英籍巴裔拉烏夫，事后有人打電話到英國給拉烏夫弟弟，催促其爭取時間動手。巴基斯坦反恐人員隨即對拉烏夫嚴加盤問，他便供出液體炸彈炸機陰謀。英方在接到通報后，立刻收網展開偵查，才一舉破獲這樁大案。巴基斯坦能在事件前夕抓獲拉烏夫，得益于三軍情報局的一名臥底特工。在數月前，這名特工用“拉卡”作為代號，獨自前往北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邊境，在巴三軍情報局的幫助下，成功打入恐怖組織成為臥底，并搜集情報。“拉卡”在恐怖營地內搜集到大量機密情報，包括拉烏夫兩名手下拜會“阿蓋德”炸彈專家，學習強力液體炸彈制作技術，以及“阿蓋德”的電子通訊專家，正在研究對抗截聽手機通話的技術，以便對監聽進行反擊等。“拉卡”已在巴基斯坦動手前成功“解脫”，否則難免遭到“阿蓋德”清洗。一旦加入恐怖組織就很難退出，“拉卡”在恐怖分子秘密營地活動近半年后，最后由三軍情報局為他安排“功成身退”。“拉卡”先向情報局通報藏身地，隨后巴軍方出動圍剿恐怖分子，“拉卡”假裝“慘死”破屋外，巴基斯坦軍方用相機拍下現場照片，并向外公布“戰果”。事實上，當“拉卡”拍完“中彈身亡”照片后，軍方便用直升機將其接回基地，還原真面目，繼續參加反恐斗爭。

影響

三軍情報局在該國的影響力對伊斯蘭堡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它是安全和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主要決策影響因素，并傾向于采取反印政策。改善印巴關系的合作和友誼的一個可行解決方案是促進雙方之間的貿易和商業。然而，巴基斯坦情報人員被用作阻礙兩個鄰國之間貿易關系發展的工具。熱衷于探索與印度貿易機會的巴基斯坦商人在訪問位于伊斯蘭堡的印度高級專員公署時卻被勸阻。巴基斯坦情報人員往往會騷擾這些商人。

三軍情報局參與國內政治的另一個方面是其與反印度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團體的聯系。眾所周知，三軍情報局與安薩爾運動和虔誠軍有著密切的聯系，這兩個組織在克什米爾地區極其積極地針對印度政府及其人民發動恐怖行動。三軍情報局與原教旨主義者之間的這種關系，除了其他反印度利益的目標外，還明顯體現了對改善與印度關系采取的狹隘態度。

爭議

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是一個備受爭議的機構。盡管近年來它致力于反恐斗爭，但仍然受到了西方媒體的非議。這種局面的出現有很多原因：首先，由于它長期以來擁有超大的權力，在巴基斯坦國內被稱為“國中之國”，因此自身形象不佳；其次，西方曾指責該機構與“塔利班”關系密切，甚至將本·拉登的逍遙法外歸咎于它的有意庇護。

在20世紀80年代，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曾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密切合作，協助激進分子前往阿富汗，與蘇聯軍隊進行激烈的戰斗。在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國秘密支持阿富汗游擊隊與蘇聯進行對抗。當時，巴基斯坦成為了美國支援阿富汗的中轉站，美國向阿富汗提供的武器和其他物資都是先運到巴基斯坦，由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負責監管和分配給阿富汗游擊隊。除了武器外，美國還為阿富汗游擊隊購買了藥品、食品和服裝，這些也都是由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經辦的。此外，美國中央情報局還在伊斯蘭堡設立了設備精良的情報站，以刺探蘇聯軍隊在阿富汗的行動。

印度多次指責三軍情報局支持克什米爾武裝分裂分子，并聲稱該機構利用印控區內許多居民信仰或同情伊斯蘭教的特點，積極發展教徒從事諜報工作。此外，印度還指出三軍情報局不惜代價地招募不計報酬的“教徒情報員”，為該機構的情報活動帶來了便利。

2011年5月，2008年印度孟買恐襲造成166人死亡，包括6名美國人，芝加哥法院于5月23日開始審訊一名被指協助策劃襲擊的疑犯。案件的焦點落在證人供稱巴基斯坦報機關三軍情報局(ISI)協助武裝分子策劃這宗恐怖襲擊，有關供詞勢必使外界更質疑巴國的反恐決心。

重要成果

在“9·11”事件后，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投身反恐戰爭以來，取得了不錯戰績。“9·11”嫌疑犯中，絕大多數是由他們逮捕的，其中包括哈立德、拉姆齊和祖巴達耶三大“基地”巨頭。2002年9月16日，號稱“拉登第二”的拉姆齊落網，當時他正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套公寓里，此前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截聽到他的一個電話，隨即發現了他的行蹤。當時，巴、美特工經過4個小時槍戰，才將其制服并活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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