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觀濤（1892年2月8日－1977年11月16日），字雪泉，別名敬榮，中將，浙江縣（今嵊州市）人。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趙觀濤與嵊縣土豪劣紳勾結，沖擊國民黨縣黨部(左派) ，殘殺革命志士。曾任國民革命軍陸軍第6師師長與第8軍軍長。1935年1月，方志敏不幸被俘后趙觀濤押解至南昌市向蔣介石請功，不久，辭去軍職。趙觀濤解放前夕去臺灣，1958年3月任臺灣“總統府”參議等職，1977年11月16日在臺北市因病逝世。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趙觀濤：（1892年-1977年）別名敬榮，字雪泉，浙江嵊縣人，中將。湖北陸軍第二預備學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科、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第一期畢業。
服兵役經歷
1892年3月6日（清光緒十八年二月初八）生于浙江省嵊縣剡北鄉芝村，后移居甘霖鎮。早年入湖北陸軍第二預備學校，1914年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習步兵，1917年畢業后分發到浙江陸軍第二師（師長陳儀）第六團第三連，任見習官，1926年5月調升浙江陸軍第三師中校團長。
同年12月隨部加入國民革命軍，改編為第二十六軍（軍長周鳳岐），任第一師第一團上校團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與嵊州市土豪劣紳勾結，于4月11日沖擊國民黨縣黨部(左派)，殘殺革命志士。
1927年10月9日，陳焯接替周鳳岐，出任26軍代軍長，趙觀濤升任第二十六軍第一師少將師長，旋番號改稱六十二師，仍任師長。
1928年8月11日，所部縮編為第六師（師長陳焯），任第十七旅少將旅長。
1929年10月升任第六師中將師長，1930年2月8日獲頒三等寶鼎章，1931年1月1日晉頒二等寶鼎章，同年兼任河南第三綏靖區主任，旋兼任江西剿匪軍第一路進擊軍總指揮，1932年兼任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何應欽）第八路司令官，1933年3月28日升任第八軍中將軍長。
1935年1月贛浙邊界懷玉山，阻擊方志敏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俘虜紅軍將領方志敏，押解南昌市向蔣介石請功。，同年4月5日敘任陸軍中將，5月24日晉頒一等寶鼎勛章。
1935年8月因病辭職，調任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議，1936年7月9日獲頒國民革命軍誓師十周年紀念勛章。
1937年10月因久病辭參議職，長期居住上海市、杭州市等地，解放前夕去臺灣。
1958年3月任中臺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將參議。
1977年11月16日在臺北市病逝。
人物事件
早年結社
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謝自新、周之翰、茹祖香與呂肇東等志士，懷揣著增進情誼、促進知識交流的崇高理想，共同創立了學社。此學社秉承“業廣因勤、業精亦賴勤”之古訓，寓意著無論事業之廣闊或精湛，皆需不懈勤勉，故命名為“勤業社”，初始成員共計十二位精英。時光荏苒，至民國二年（1913年），勤業社之規模日益壯大，社員人數已增至三十余人，影響力漸廣。民國六年之際，學社內部經過慎重推選，杜爾梅先生榮任社長一職，引領學社邁向新的發展階段。此后，學社更是廣開才路，吸引了諸如宋希尚、謝冠生、裘配獄、趙觀濤、宋洪波、錢希乃、丁友松、陳孔達、鄭午昌、尹志陶、童一心、姚伯庚、周喦等眾多杰出人才加入，新社員累計超過二十位，人才濟濟，蔚為大觀。隨著歲月的洗禮，勤業社社員中涌現出了一大批在軍政、藝術、教育及工程領域卓有成就的知名人士。
鎮壓革命
1927年年初，隨著北伐大軍的鐵蹄踏入浙江省，原隸屬于孫傳芳麾下的五省聯軍第三師（亦稱浙江陸軍第二師），在師長周鳳岐的毅然決然下，于衢州市城頭宣告起義，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序列中的第二十六軍。為了加強這支新加入革命隊伍的舊浙軍之思想政治建設，北伐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精心策劃，從浙西各軍中精心挑選了一批骨干力量，派遣至第二十六軍，以深化其政治工作。慕中岳便是這眾多被委以重任的干部之一，他被分配至第二團二營（該營在趙觀濤團長的領導下，由楊俊英擔任營長），擔任營政治指導員的重要職務。隨著革命浪潮的推進，慕中岳與第二十六軍一同，自浙西重鎮衢州市啟程，歷經紹興市的烽火洗禮，再轉戰至繁華與危機并存的蘇州市，最終抵達了上海市。
1927年4月初，蔣介石與汪精衛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立刻使用暴力手段“清黨”。同年4月11日深夜，蔣介石下令“已克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隨后各地流氓、特務以及帝國主義軍隊紛紛出動，協助蔣介石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就在蔣介石下達密令的那一天，嵊州市的土豪劣紳如錢維立、裘祝馨等，從右派分子趙觀濤處得知消息，他們立即與縣長吳光密謀，調動鄉團武裝力量，突然襲擊了國民黨嵊縣縣黨部（左派），導致華倫初、張本芝等人被逮捕，并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于次日在大塔下劉家聶氏宗祠和黃家祠堂前被槍殺。同時，他們還下令通緝了包括應懷訓、裘學潮、商蔭莊、錢希乃等在內的7人，制造了震驚一時的嵊縣“四一一”慘案。同年4月12日，這些人又搗毀了國民黨崇仁區黨部，繼續擴大其反動行徑。而在上海，趙觀濤也積極參與了反革命政變。當時，二營營長楊俊英與慕中岳正在市內看戲、下館子，享受休閑時光。當兩人返回普育堂時，已是夜深人靜。不久后，團部的副官匆忙趕來，告知團長有緊要事務需要營長和指導員立刻前往團部處理。慕中岳和楊俊英隨即趕往團部，發現團長趙觀濤已經與其他營長們在那里等候。趙觀濤以行軍作戰部署戰斗的方式宣布了新的任務：由于游擊隊王桂林部的軍風紀不佳，團隊奉命要收繳其槍械并解散該部隊。他進一步命令各部隊的任務分配，其中第一營負責……第二營則負責對火車站方面的游擊隊進行繳械任務；第三營及機關槍連作為預備隊，暫時駐扎在普育堂內，根據情況進行調配。隨著這一系列事件的展開，原本寧靜的夜晚變得緊張起來，一場針對特定目標的軍事行動悄然展開。而這一切，都是蔣介石“清黨”政策下的具體體現，給當時的政治和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動蕩和影響。
進攻蘇區
1933年10月，中國國民黨調集百萬大軍，對全國各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反革命“圍剿”，以近20萬兵力圍攻閩浙贛蘇區，并在上饒市設立贛浙閩皖邊區警備司令部，任命第八軍軍長趙觀濤為司令，統一指揮對閩浙皖贛的“圍剿”行動。
1934年9月，王耀武率領其麾下的補充第一旅自臨川區啟程，前往上饒縣駐防。在此行程中，該旅的第二團先行出發，以作前哨。待補充第一旅全體官兵順利抵達上饒后，即接到上級命令，轉隸于浙汀地區保安處長兼“剿匪”總指揮俞濟時的麾下，承擔起追擊敵對勢力的重任。在上饒期間，王耀武與贛東北“剿匪”總指揮趙觀濤會面，趙觀濤向王耀武深入闡述了當前的軍事形勢，并著重強調了戰略考量。
捕殺方志敏
1935年1月29日，革命先驅方志敏在懷玉山隴首村周邊的密林深處不幸落入敵手。同年2月1日，中國國民黨贛浙閩皖邊區警備司令兼第十一軍軍長趙觀濤，在上饒金龍崗主持了一場所謂的“祝捷”集會，將方志敏作為“戰利品”押上臺前，企圖以此炫耀其“勝利”。同年2月2日，趙觀濤等人親自監督，將方志敏押解至南昌市，繼續其囚禁生涯。同年2月6日，在豫章公園內，又上演了一場針對方志敏的公開“示眾”鬧劇，企圖削弱其精神意志。然而，在暗無天日的牢獄之中，方志敏以筆為劍，傾注全部情感與心血，撰寫了《可愛的中國》。同時，他還從寶貴的革命經驗出發，撰寫了一封長達五千余字的長信，致贛東北各地的革命領導與全體戰士，分享斗爭的智慧與教訓。此外，他還陸續完成了《死！共產主義殉道者的記述》《清貧》《獄中紀實》等作品，以及《贛東北蘇維埃創立的歷史》的部分章節與序言，深刻記錄了革命歷程的艱辛與輝煌。同時，《我從事革命斗爭略述》《遺信》及多封書信，更是他留給后人的寶貴精神財富，展現了堅定的信仰與無私的奉獻。不幸的是，同年8月6日凌晨，方志敏在獄中英勇就義，但他的精神與遺志如同璀璨星辰，永遠照亮著后人前行的道路。
鄉里稱霸
趙觀濤家族以趙觀濤的影響力稱霸鄉間，其中又以其弟趙雪珍劣跡最為突出。
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里，紹興市地區頻遭糧荒困擾，嚴重影響了民眾的生活穩定。紹屬特委對此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明確要求各級黨組織深入調查糧荒的根源，特別是要揭露地主、奸商以及“糧食公賣處”等機構囤積糧食、哄抬物價的行為，并領導民眾積極應對糧食短缺的挑戰。1940年5月初，楊思一與顧春林同志親臨嵊州市，與縣委成員共同商討解決糧荒的對策。思一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前糧荒的癥結在于少數地主與奸商勾結政府及武裝力量，利用特權囤積糧食，進行走私活動，甚至資敵謀利。他特別提到，余姚市沿海地帶，尤其是斷頭灣以西區域，走私活動猖獗，涉及的物資種類繁多，包括從金華市、紹興市、嵊縣等地運往杭州敵占區的桐油、大米、茶葉、鹽等必需品，以及從敵占區進口的香煙、白糖、五金、洋貨等，走私利潤極為可觀。據調查，當時嵊縣地區的糧食價格遠低于杭州敵占區，這一價格差異成為了走私活動的主要驅動力。而更令人震驚的是，嵊州市的某些政府官員，如縣長方志超、中國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俞美四以及調統室主任兼特務頭目錢增河，竟與當地的大地主、大資本家如裘祝馨、趙雪珍（國民黨軍長趙觀濤的親屬）、汪正金等人狼狽為奸，利用武裝力量保護走私活動，大發國難財。嵊縣的商界亦不乏知情者，他們透露，向杭州敵占區運送的物資均得到了國民黨武裝的“保駕護航”。更令人憂慮的是，“糧食公賣處”也被卷入這場腐敗的漩渦之中，與上述不法分子相互勾結，違規采購并囤積糧食，加劇了市場的混亂與民眾的苦難。面對這一嚴峻形勢，縣委決定進一步深入基層，廣泛收集證據，揭露并打擊這些危害國家與人民利益的犯罪行為，確保糧食供應的穩定與公正，維護抗戰大局的平穩推進。
1948年春，簡師學校的教師張傳緒突遭不測，被縣長吳萬玉指派的軍警強行帶走。面對這一突發情況，劉章新先生迅速行動，雙管齊下：一方面，他深入調查張老師被捕的真正緣由；另一方面，他緊急通知全校學生，將所有進步書籍與刊物妥善隱藏，以防不測。經過細致的調查，發現張傳緒老師此次被捕并未暴露其真實身份，而僅僅是因家中曾有一夜接待了三五支隊的同志。了解此情況后，劉章新先生與校長袁心整先生攜手，毅然前往頓城，向縣長吳萬玉闡明事實：張傳緒老師被捕當夜并不在家，三五支隊同志的留宿完全出于個人行為，與學校及張老師本人無關，且學校的教學秩序不可因教師缺席而中斷。鑒于吳萬玉并未掌握張傳緒的直接證據，最終同意將其保釋回校。然而，危機并未完全解除，甘霖聯鄉總隊長趙雪珍仍對張傳緒保持高度警惕，甚至派人暗中監視。某日，趙雪珍手持一張傳單來到學校，企圖通過比對筆跡來尋找線索。面對這一挑釁，劉章新先生機智應對，以傳單為油印制品，其字跡與手寫毛筆字存在本質差異為由，成功化解了這場危機。盡管張傳緒老師后來不得不暫時離開學校，但他仍心系革命，頻繁以秘密方式返回校園，繼續指導并參與革命活動，為革命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日軍侵占嵊城后，為確保嵊長公路的暢通無阻，于大約1942年冬季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之際，在甘霖鎮設立了重要的軍事據點，并派遣軍隊長期駐守，這一時期持續約兩年半之久。日軍侵占甘霖地區后，將普濟寺作為其常駐指揮部，并在普濟寺、駱家大路、吳家田三處戰略要地分別構建了防御堡壘，嚴格盤查過往行人，以加強控制。面對日軍的侵擾，地方上的士紳階層為了穩定民心、減輕百姓負擔，并應對日軍的各項差役，在三官堂成立了維持會。這一組織起初由朱柏喜擔任會長，后由金福榮接任，但實際上，其運作深受當時國民黨聯鄉總隊長趙雪珍的操控與影響。維持會的主要職責包括：確保日軍行動不過度騷擾地方民眾，對于日偽軍需物資及差役的攤派力求公平合理，同時，在日軍有重大軍事行動時，需秘密與中國國民黨軍隊保持聯系，以便及時應對，減少對當地民眾的沖擊。
紀念場館
在西湖的竹竿巷與山子巷的交界處，有一座很有園林特色和建筑價值的宅院，它就是門牌為竹竿巷46號的圓昭園。
圓昭園給人的第一印象是粉墻黛瓦、紅杏白李的江南園林風格。但近看又是典型的歐式風格。門樓是用鋼筋水泥灌注的，中間是兩扇鑄鐵大門，圖飾精美。在鐵門上還鑄著了三個不易辨認的圓形篆字：圓昭園。
圓昭園先前的主人叫趙觀濤，行伍出身。20世紀30年代初，他官至國民黨第八軍軍長，授銜中將。1931年，他與陳誠同時授命為中國國民黨圍剿蘇區的兩大戰略集團總指揮，深得蔣介石的信任。但后來，趙觀濤決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西湖邊當一個逍遙閑適的寓公，還給自己的宅院也取了圓昭園這樣一個“佛名”。
參考資料 >
趙觀濤 簡歷 - 名人簡歷.名人簡歷.2020-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