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羅縣志》是清代諸羅縣的方志，由諸羅縣知縣周鐘瑄主修，陳夢林、李欽文編，為臺灣第一本“縣志”。全書共有十二卷，附卷首一卷，分為封域、規制、秩官、祀典、學校、賦役、兵防、風俗、人物等47目，卷首有山川圖11幅，縣治圖、南京夫子廟圖各1幅，還有深具特色的番俗圖10幅。這部志書的修撰是踏實且嚴謹的，體現了編撰者的嚴謹負責精神和大膽的創制。
創作歷程
撰修起緣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周鐘任諸羅縣事，發現《臺灣府志》中對于諸羅縣的記載不夠詳實，遂呈文請修邑志。周鐘瑄見舊的府志簡略且所記載的大多為早年“法制未備”時的景況，而今諸羅縣已發展為“薄書期會日以繁，規劃營造日以多，聲明文物日以盛”，因此有修志以“信今而傳后”的必要。于是周鐘瑄便聘請漳浦縣的陳夢林到臺主持編撰。而陳“綜核討究、存其所信、去其所疑”，終于寫成《諸羅縣志》。
嚴謹負責的編撰精神
研讀整部《諸羅縣志》可以發現，這部志書的修撰是踏實且嚴謹的。表現在兩方面：首先，編撰者篤實負責的態度及嚴謹的考訂。主修者周鐘王宣主張撰書如醫者用藥，“紀事者，其品味也；建議者，其方也”，“皆確然可自信于心而共信于人”。而主要編撰者陳夢林堪稱是臺灣方志的撰修楷模：在編修《諸羅縣志》之前九年，他參加過《漳浦縣志》的編撰工作；之前三年曾修過《漳州府志》。正因為有編撰者認真、負責的態度與實踐工作的經驗，《諸羅縣志》才在臺灣方志中顯得特別突出。
在整部志書的寫作當中，編者勤于采訪、注意征文考訂、取精用宏；每當有引述或需要進行折衷、辨析的地方，在書中必定可以發現資料的來源之處，決無茍且，因而遍書可謂“無一語無來源”。書中每一篇，在篇首“撮其要(于篇首)。使海外人士，知歷代沿革之不同，本朝損益之盡善，不以為天下之通制邑乘可略而不載也”；每文之中有按語，每篇“前后以己意著論”“于篇末，輒附管見。”
其次，《諸羅縣志》對臺灣舊志多有修訂補充。以山川目為突出。由于“邑志山川叢雜，郡志多所闋略”，“故校勘特詳，凡三易稿而就，務使肢節脈絡井井分明，流峙高深各見生動”。在卷一的封域志山川目后之附考又云：“右山川所記，較郡志加詳，亦多與郡志異，……茲卷或躬親游歷，或譴使繪圖，三復考訂，乃登記載。假而千秋百世陵谷依然，隨未感謂毫發無爽，亦庶幾得其大概云。”
大膽的創制
《諸羅縣志》的修撰對臺灣方志的一大貢獻在于進行了大膽的創制。主要表現在于各條之下列“附考”一項。設“附考”的目的在于“廣視聽而參得失”，通過大量古今中外的有關資料，來澄清一些疑難的歷史問題或供后人思考。這不僅顯示了編撰者勤勉誠實的態度，還給后人以資考的余地。
《諸羅縣志》的這一創制，后世許多撰史者或學者都不約而同的有所仿效。綜觀整部《諸羅縣志》，志書的“論曰”“附記”“按語”“撮要”與正文皆歷然明晰，敘述與議論并陳，決無混淆。至于“別見”“附見”“詳見”“互見”分合之法則綱舉目張，有條不紊。莫怪乎在唐景崧的《澎湖廳志》序中寫道：“臺灣志存者，莫先于諸羅……府志淑自諸羅志，今澎湖志淑自府志，體例相嬗也。”《諸羅縣志》的編撰，上乘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附經世致用之考據”之學，下起臺灣方志之傳統，影響甚遠，一時間如黃叔的《臺灣使槎錄》等，莫不群起仿效而成一時之特殊學風。
版本與傳承
《諸羅縣志》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完成后，原刻本分別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日本內閣文庫等地。臺灣方面則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收有日本內閣文庫傳抄本、嘉義市人張筱綠“摘抄本”、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據張姓摘抄本傳抄者。此外，還有多個排印本版本，包括《臺灣全志》本（鈴村讓，1922年）、《臺灣研究叢刊》本（1958年）、《臺灣文獻叢刊》本（1962年）和《臺灣方志匯編》本（1968年）。合校本《清代臺灣方志匯刊》（文建會、遠流）則以日本內閣文庫藏本為底，另以臺灣文獻叢刊本為輔。
評價與影響
陳夢林在文中自敘事必躬親，特別是地圖的描繪，一定是盡量接近現狀，力圖做到“假而千秋百世，陵谷依然”。諸羅知縣周鐘瑄1714年北巡至雞籠、淡水登八里山，并在1715年命名天妃廟為靈山宮，親身前來足見其可信度。《諸羅縣志》的編撰過程中，周鐘瑄、陳夢林、李欽文與林中桂等人的共同努力，使得該書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五月開始編纂，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二月完稿，同年四月完成梓板。然而，刊行時間受朱一貴事件影響，延至雍正二年（1724年）。該書除參考《臺灣府志》之外，亦有參酌沈光文《雜記》、陳小《外記》等前人著作，體現了編撰者廣泛吸收前人智慧的精神。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