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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羅漢床是中國傳統坐臥兩用家具，由漢代榻演變而來，因束腰牙條呈寬大弧線似“羅漢肚皮”得名，亦有說法稱與佛教坐禪用具相關。

漢朝以前中國人的起居方式是席地而坐，清朝以前，甚至民國初年，國人待客的最高級別一直在床上或炕上。榻和羅漢床的主要功用是待客。自唐至五代十國《韓熙載夜宴圖》以來，通覽歷朝歷代繪畫作品，頻頻可見到古人以榻或羅漢床為中心待客的場面。明代以降，特別是在清代，這種禮儀已成定式。因此羅漢床由樸素向華麗發(fā)展，逐步強調自身的裝飾，三屏風式羅漢床即為一例。

羅漢床主要由床圍和床座兩大部分構成，床座由束腰和腿足構成。根據床圍、床座、束腰、腿足可將羅漢床分為不同種類。床圍常見形式有獨板圍子、攢邊裝板圍子、攢接圍子等。根據圍子片的多少，又可分為“三屏式”“五屏式”“七屏式”。一般來說，“三屏風式”，即后、左、右各一片；“五屏風式”，即后三片，左、右各一片；“七屏風式”，即后三片，左、右各兩片，在明式羅漢床中很少見，到清中期以后才流行。以束腰造型分為有束腰和無束腰兩種類型。

羅漢床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其藝術格調與儒道思想一脈相承、內生貿易與商業(yè)設計相融共生，由家居演化，通過羅漢床可以感受家庭社交傳承的力量，也能窺見盛世文化中的休閑雅境。

命名

古代臥具形式有四種：榻、羅漢床、架子床、拔步床。羅漢床由漢代的榻演變而來，其形制有大小之分，通常把大的叫“床”，小的叫“榻”，用在臥室供休息者謂之“床”，用在客廳招待客人者謂之“榻”。明代文震亨在《長物志》“幾榻”卷記：“榻，座高一尺二寸，屏高一尺三寸，長七寸有奇，后背與兩傍等，此榻之定式也。”又言：“短榻高尺許，長四尺，置之佛堂、書齋，可以習靜坐禪，談玄揮麈[zhǔ]，更便斜倚，俗名‘彌勒榻’。”羅漢床名稱尚無令人信服的解釋，推測與明代所稱彌勒榻有關。彌勒榻是大型坐具，短不能臥；而羅漢床也是坐的功能大于臥的功能。

歷史沿革

漢代以前，人們使用的坐臥具主要是茵席和床榻。茵席的使用要比床榻早，商周時期床榻因為禮的制約沒有得到普及，直到秦漢時期，人們的坐臥具仍以茵席為主，床榻次之。漢代以前床既是坐具，又是臥具。漢代的《釋名》說：“床，裝也，所以自裝載也，人所坐臥曰床。”春秋戰(zhàn)國時期，筐床作為一種專門的坐具已很常見。

西漢后期，出現了“榻”這個名稱，它是專指坐具的。《通俗文》說：“床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八尺曰床。”榻比床矮小癥。榻作為家具，在漢代出現，但使用不廣。魏晉時期坐榻習俗在民間已經很普遍了，東晉南北朝時期，床榻等坐臥具開始向寬大發(fā)展，已經具備了高足家具的特點，造型特點已經接近明清時期的羅漢床，床上裝配著后背和邊圍子。

唐朝的床體量寬大，可同時坐數人于其上進行宴飲活動。還有一種小型的供單人坐、臥休息用，稱之為“臥榻”。四川萬縣唐墓曾出土羅漢床的磁明器，在盛唐第03窟維摩活壁畫上，也有一個小床的形象，形制相當豪華。

宋人《維摩圖》是一副很重要的繪畫，它使人們精細地看到床圍子的制作、邊框紋飾。從《維摩圖》中可以看到床身與明代的羅漢床不同，它采用的是臺座式壺門造型的床，也可以說是明代羅漢床的前身，明代羅漢床繼承并發(fā)展了壺門床的上部而簡化了床的下部。

床的發(fā)展從唐末、五代十國后逐漸發(fā)展為兩種情況，北方地區(qū)較多延用唐朝風格，床造型低矮粗獷雄渾；南方地區(qū)，床造型清新挺秀，逐漸演化成明式家具風格，主要有便床（無屏床）、羅漢床和架子床。清代床類家具最有特色的就是羅漢床。值得提出的是由于北方冬天氣候寒冷，人們不習慣用床，多數家庭住宅以炕代床。

羅漢床在明清時期廣泛應用，人坐在上面頗顯尊貴，是最高級別的待客坐具之一。因羅漢床兼具臥床和坐具的雙重功能，既可以擺放在臥室，也可以放置在客廳或書房，移動性和實用性兼具，無怪乎其長盛不衰。現在的中式沙發(fā)原型就是羅漢床。收藏大家王世襄先生對羅漢床青睞有加，稱其為“最理想的臥具”，足見其功能性及裝飾性都有著一騎絕塵的優(yōu)勢。

制作工藝

材料

羅漢床主要使用木材，可分為硬木與柴木兩類。硬木主要包括黃花梨木、檀香紫檀、沉陰木、鐵力木、雞翅木等。硬木質地致密，木性穩(wěn)定，色澤端莊雅靜，花紋瑰麗生動，即使傳至現代經歷數百年依然“風韻猶存”；柴木包括櫸木、楠木、榆木、樟木、小葉黃楊等，雖無硬木名貴，但其材質色澤紋理亦俱佳。在羅漢床的圍子上經常使用石材、瓷等材料，又據《長物志言，有土瑪瑙可“嵌幾榻屏風之類”。在選材時也是極為考究的，如《長物志》說大理石：“白若玉、黑若墨為貴。白微帶青，黑微帶灰者，皆正品。但得舊石，天成山水云煙，如‘米家山’。此為無上佳品。”座面則有硬屜、軟屜之分，硬屜用木板鑲作，軟屜則采用藤編而成，使其具有一定的彈性。

床腿

明式羅漢床床腿的常見樣式有三彎腿(S形曲線)、鼓腿(C形曲線)、直腿(直線)等，足端變化還有馬蹄足、卷珠足等。不同的曲率給人以不同的視覺感受。再通過各種線腳的蜿蜒流轉與牙板等構件連結為一體，如行云流水般舒暢自然。此外，明式羅漢床的牙板有直牙板、壺門式牙板等變化，或舒展寧靜，或婉轉流暢。工匠往往順勢雕以卷草等紋樣，以富于變化的線形環(huán)板，呈現出清新自然之氣。座面常采用“攢邊”做法，在四邊用45°格角榫攢起來，面板四周嵌入邊抹，邊抹所開的槽留有一定的余量，從而使面板有伸縮的余地，并且也不至露出不夠美觀的木材斷面。

床圍

明式羅漢床正面圍子仍采用通長平式，有別于清式中間高兩頭矮的裝飾風格，而且正面圍子僅略高于兩側的圍子；而清式羅漢床，往往正面呈現山家形圍子，兩側也常用臺階形式，形成一定落差。這要求正面圍，尤其中間一塊要高，才能使圍子幾經落差不至于太矮。清代羅漢床，五屏風式、七屏風式漸多，甚至九屏風式也有出現，這就迫使正面圍子加高，高到令人難堪的局面。按這種思路，羅漢床圍子越矮，年代就越古。

明式羅漢床造型體現了局部對比、整體調和的構成法則。線的曲直、長短；面的大小；構件間穿插中的凹與凸；空間的虛與實。既能巧妙組合，又能整體協調，從而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沉穩(wěn)與活潑兼具，造型古樸方正。

清式羅漢床用大理石做圍子，是明代家具中不曾見的，其次圍子裝飾也與明式羅漢床異曲同工。清代工匠先用芯板夾住大理石，再裝入框架中，而明式做工往往直接裝石裝入框架，有時由于石板不平，框架打槽也隨形彎曲。明式羅漢床給人有力度但十分含蓄，清式羅漢床則顯活潑夸張。

造型結構

羅漢床左右和后面裝有圍欄，不帶床架，圍欄多用小木做榫連接而成，最簡單者用三塊板做成，圍欄兩端作出階梯形軟圓角。床身分為無束腰與有束腰，做法與其他明式家具如炕桌、凳等相通。羅漢床最顯著的變化在圍子上，三面各有一個圍子的為“三屏風式”，五塊組成為“五屏風式”，更多的有“七屏風式”。

特點和功用

羅漢床是中國床榻類家具中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明清時期極為流行。其可坐可臥，書房、臥室均可陳設。這樣的靈活性和舒適性使得其在不同的空間中都可以陳設，自由度得到了極大的提升。明代的高濂在《遵生八箋》記：“ ......置之佛堂、書齋閑處，可以坐禪習靜，共僧道談閑，甚便斜依，又曰米勒榻（彌勒塌）。”中國傳統思想基本上是以儒、道兩家作為主線，無論是道家還是儒家，均推崇“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的造物設計也以“天人合一”為其追求的最高境界。

代表文物

瀚明藏黃花梨獨板羅漢床

黃花梨羅漢床圍板以三塊黃花梨整木制作，兩端拍抹頭以保障圍板端頭經過數百年的使用而不至于開裂。正面圍板略高于側面圍板，高出的部分經由兩側平緩自然的曲線過渡，有效地消弱了直接落差的唐突。側面圍板的前端亦造出和緩的委角，與正面圍板呼應。三塊圍板均由厚板刨成，于外側挖出落膛，只留下極細的邊線，形成柔婉的外翻曲率，輕巧便利。這張羅漢床床身并無正反之分，三面獨板在任何一面都可以輕松安裝，設計嚴絲合縫。

兩依藏黃花梨羅漢床

明式羅漢床以三圍獨板、攢斗幾何紋飾及整板透雕最為經典。攢斗的幾何紋飾常見的有福壽紋、卍字紋、十字方環(huán)、曲尺紋和各種規(guī)則的幾何紋等。兩依藏黃花梨方套環(huán)圍子羅漢床是其中經典而較為稀見的一款。中間略高、兩側略低的山形圍子以直材攢接成方形或長方形相互套接，攢接圍子的做法與古代建筑的圍欄極為接近，簡潔明快，低調奢華。

翦淞閣藏羅漢床

淞閣羅漢床為三圍屏式，正背圍板略高于兩側圍板，兩側圍以獨木所制。圍板均方直規(guī)整，只在轉角處倒圓角，以走馬銷相互銜接落于床面邊抹之上。床面攢框鑿眼編織軟屜，柔軟舒適。邊抹寬厚異常，以確保足夠的抗彎強度。冰盤沿線腳僅在接近邊抹下沿處才緩緩內收，至底踩出一道寬綽的邊線。如此做法既消弱了邊抹寬厚帶來的滯淤感，又下行順接打洼的束腰曲線，過渡自然，優(yōu)雅流暢。束腰與牙板一木連做，牙板取材厚重，以承載床面的壓力，與寬厚的邊抹一起承重，故而即使歷經數百年的重壓依然平直。四足上端開出榫頭，直抵床面邊抹下方的榫眼。腿足壯碩魁偉，呈力舉千斤之勢，直落地面。

翦淞閣羅漢床條桌寬度近60厘米，翹頭與桌面的抹頭一木連做，與大邊格角攢框，鑲獨板面心。面下高束腰，四角有短柱。短柱是四足上截外露的部分，上端開出榫頭，直抵桌面。短千手柱間嵌裝平板為束腰。長逾兩米的高束腰間裝嵌了四個抽屜，抽屜之間設短柱間隔。為加強桌面的承載力，四足內側與桌面穿帶間設霸王，霸王棖方形單彎，盡現霸王舉鼎之態(tài)，設計上實用性與藝術性兼顧。

絳環(huán)板圍子羅漢床

王世襄先生捐與上海博物館但并未展出的紫檀絳環(huán)板羅漢床，該床刊載于1948年出版的《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由George N.Kates編著，書中標明該羅漢床由 Messrs.Robert和William Drummond收藏。該床座面下望柱的寬度比例以及腳踏棖的高度位置有所不同。從照片可見當時帶有一件夾頭榫案式的炕幾，未得其詳，但制式風格不類。

架子床改制的羅漢床

古董家具行里有個名詞叫“叉幫車”，意思是指將幾件殘破的家具拆裝、組合成一件看上去像是原裝的老家具。該羅漢床留有明顯的破綻：床屜邊抹上存有堵沒的榫眼、后圍板兩側隔空的立柱、正面圍子下有門亮腳，而側面圍子下則無。而這個位置的榫眼，說明此前一定是有立柱和它榫接。正面圍子兩側并不協調的隔空立棖更加深了疑問。綜合上述跡象，王世襄先生基本推定此床的圍板系有架子床的圍板改制而成。也就是說，這是一件“叉幫車”家具。

黃花梨福壽羅漢床

這件羅漢床也是攢接的圍子，以變體的壽字和福字相間，作有規(guī)律的銜接。羅漢床形制為典型明式，冰盤檐下斂有些硬，直足直牙條，只在轉角作弧形過渡，周匝起陽線。圍子別致，正面圍子呈中間高兩邊低的形狀，較之直圍子加大了攢接的難度，視覺效果上有較大提升。工藝復雜，考驗匠人的手藝，如果尺度拿捏計算不好，整個攢接都會錯位。

黃花梨獨板龍紋羅漢床

黃花梨獨板龍紋羅漢床，超過兩米長，以黃花梨獨板制圍子，獨板圍子仿形攢框鑲板，正面圍子雕雙龍趕珠，兩側各雕一只回首龍。形態(tài)逼真，龍身肥碩，龍尾云頭形卷葉紋，龍爪則較為細弱，不過雕工技藝精湛，非一般匠人所能。軟屜床面舒適透氣，邊抹線腳簡潔明快，四足內翻馬蹄，雄壯剛勁，健碩有力。

明紫檀羅漢床

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賞》中將這件紫檀羅漢床的主人標注為朱光沐夫人。朱夫人是營造學社創(chuàng)始人朱啟鈐的五女兒朱湄筠，而朱光沐先生是張學良的秘書。朱啟的六女兒則嫁給了張學良的弟弟，都是望族。對于朱啟鈐先生，他向故宮捐了五十多件珍藏品。其女收藏的這件羅漢床就更不足為奇。

芝加哥藝術館藏黃花梨羅漢床

黃花梨絳環(huán)板圍子羅漢床原為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舊藏，1996年該館100件明清家具整體上拍后流散。2006年，紐約佳士得春拍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旋即引來激烈爭奪，最終芝加哥藝術學院博物館以 40.8萬美金競得，成為該館永久藏品。羅漢床全部以黃花梨制作。

弗瑞爾美術館藏黃花梨萬字紋羅漢床

這是一件非常著名的床，最早出現在1944年艾克先生的《中國花梨家具圖考》件17號，1970年安思遠的《中國家具》（圖版35號）及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亦曾摘錄此床，目前收藏于美國華盛頓弗瑞爾美術館。在中國傳統紋飾中，萬字歷史悠久；在佛教教義中，萬字代表吉祥；在普通百姓眼中，萬字代表無窮大，子孫萬代綿綿流長。此床曾有較大的變動，屬于“叉幫車”家具。即便如此，亦無法改變它的歷史地位和研究價值。

最大的黃花梨羅漢床

三圍板螭紋羅漢床尺寸之巨，號稱目前黃花梨中最大，約長247厘米，深175厘米。大邊與抹頭均為獨木，厚度約6厘米，寬度約15厘米。圍板鑲芯亦為約3厘米厚的獨板所雕。除用料奢侈，雕刻也罕見。三圍板獨木芯雙面雕螭龍捧壽，正、側面紋飾略有不同，螭龍形態(tài)各異、紋飾布局嚴謹、四面牙條寬厚、陽線渾圓飽滿；正面與背面牙條鏟地雕螭龍紋，正中雕紋，該饕餮紋亦是罕有出現。

最大的紫檀羅漢床

清宮舊物紫檀羅漢床，床身長278厘米，寬176厘米，高108厘米，“是目前已知存世最大的羅漢床”（見《頤和園藏明清家具》）。

意義和影響

羅漢床是中國古代家具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羅漢床造型的變化和裝飾的豐富，使它成為特有的藝術風格，為中國古代家具研究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同時在現實方面為中國傳統家具造型的設計和創(chuàng)新提供幫助，促進我國家具行業(yè)的發(fā)展；羅漢床裝飾豐富多樣，為繼承和發(fā)揚中國傳統家具裝飾中提供了先進設計方法，有利于汲取傳統家具實踐上的設計思維，助于現代人拓展家具發(fā)展上的設計思路，從而設計出嶄新的、更具民族性的現代家具；從羅漢床的應用理論研究，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中國古代家具在現代應用的理論體系，同時也有利于傳承中國傳統家具的設計思路，進而起到發(fā)展推動作用，弘揚我國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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