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L竞猜网站,掌中彩,jc聚彩

來源：互聯網

《魏特琳日記》是一本由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琳（英文名：Minnie Vautrin）所著的書籍，于2000年10月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從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明妮·魏特琳幾乎每天都堅持寫日記，并每月定期將其郵寄給美國好友，以便她們更好地了解中國時事。該書記載了她親身目擊日軍從轟炸南京、進攻南京到南京大屠殺及日軍在南京進行殖民統治的全過程。美國的好友認為明妮·魏特琳的日記很有價值，于是將它寄給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同學》（The Classmate）發表。2000年10月13日，《魏特琳日記》在南京國際展覽中心舉行了首發式。

《魏特琳日記》是繼《拉貝日記》《東史郎戰地日記》之后，又一部反映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真相的第一手原始資料。它的翻譯出版為研究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史料，是揭露侵華日軍性暴行最具說服力的證據。

成書背景

上海市“八一三事變”后，日軍從1937年8月15日開始了對南京的每日空襲。日本叫囂著“三個月滅亡中國”，傾盡全力進攻。中國軍隊以每天拼光一個師的代價，進行著殊死抵抗。相隔不遠的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危如累卵。同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淪陷，日軍分三路撲向南京，在所經之處奸淫、虜掠、燒殺無惡不作。12月1日，完成了軍事部署的日軍當局下令：“攻占南京。”金陵，陷入血火。12月13日，侵華日軍攻占南京。在此后的一個多月時間里，南京城內30萬以上的無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被日軍殘殺，并發生強奸事件兩萬多起，三分之一以上的建筑被毀，財產損失不計其數。

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在整理傳教士檔案資料時，發現了魏特琳日記原稿。90年代初，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鑒于魏特琳日記具有極高的檔案史料價值，對魏特琳日記原稿進行了整理，并將其制成縮微膠卷，供歷史檔案學者研究使用。

主要內容

明妮·魏特琳的第一篇日記寫于“八一三事變”爆發的前一天。日記中記錄，學校決定把開學日期推遲到1937年9月20日。顯然，這是受到一個月前“七七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影響。不過，戰爭似乎還只是在遙遠的中國北方進行著。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甚至還準備在第二周安排在上海進行入學考試。可8月13日，上海市就覆蓋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了。

明妮·魏特琳從1937年8月12日開始撰寫日記，日記里曾寫到這樣一件事：南京陷落后，日軍請求金陵女子大學有必要交出100個女人，以供他們奸污，不然就要在校園駐軍，施以更殘暴的手法。其時，有二十多名妓女挺身而出，保護了未經世事的女學生。在炮火中，明妮·魏特琳四次拒絕美國大使館要她離開的要求，而是以人道主義的勇氣堅守南京，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保護了上萬名婦女和孩童。她為此遭受到日軍的要挾，幾回面臨險境。

“1937年8月19日（星期四），警報解除后，在我們回宿舍的途中，看著皎潔的月光，我想：這一時刻本應用來欣賞大自然的美，而不應用在破壞和屠殺上。”這是明妮·魏特琳在《魏特琳日記》中記載的內容。1937年8月25日（星期三），從午夜到凌晨1時30分，我們又一次躲進了防空洞。然而，這幾個晚上我所得到的補償是皎潔的月光、繁星閃爍、一塵不染的夜空和我們校園里婀娜多姿、婆娑起舞的垂柳。

明妮·魏特琳女士在1937年10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圣經師資培訓學校的秦牧師剛從山東省回來。盡管由于沿線各地遭到猛烈轟炸，他沒能從常走的路線——津浦鐵路回來，而是從另一條路回到了這里。以前沒有聽說過的各種路線都被想到了，以使交通保持暢通。這里有一條河被阻斷，汽車載著乘客繞過這個障礙；那里有一段鐵路遭到轟炸，人們就乘船繞行。有志者，路竟通。盡管中國受到很大的壓力，但中國沒有被打敗。”

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聽說凌晨4時，日本人已從光華門入城了）。重炮徹夜轟擊著城門，據說是在城南，而我聽起來卻像在城西。城內槍聲也很激烈。一夜我都沒怎么睡。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下，我感到日軍似乎在追逐撤退的中國士兵，并向他們射擊。由于擔心出事，我們沒有一個人是脫了衣服睡覺的。5時過后，我起床到學校前門，那兒一切都很平靜，但看門人說，大批撤退的士兵從門前經過，有些人還乞求給他們一些老百姓的衣服。今晨，在校園里也發現了不少軍裝，我們的鄰居也想進來，但我們試圖說服他們，如果他們在安全區內就和我們一樣安全，安全區任何地方應該都一樣安全。今天早上，我們學校門前的那個粥廠終于開張了，我們根據難民們到校園來的先后次序，依次向各幢宿舍樓發送早飯。這頓飯到10時30分結束。下午我們將再開一次飯。貝茨大約在11時過來。他說國際紅十字會已經得到了5萬美元，用以建立傷兵醫院，第一所醫院將設在外交部。已經組建了一個17人的委員會。

1937年12月13日下午4時。有人告訴我們，西面山頭上有好幾個日本兵。我去南山公寓察看，在我們的“西山”頂上果然站著幾個日本兵。不久，另一名工人叫我，說有一個日本兵進了我們的家禽實驗場，索要雞和鵝。我立刻趕到那兒，我打手勢告訴他，這里的雞不是出售的，他很快就走了。碰巧，他是一個有禮貌的人。在經歷了猛烈的炮擊與轟炸后，城市異常平靜。三種危險已經過去——士兵的搶劫、飛機的轟炸和火炮的轟擊，但我們還面臨著第四種危險——我們的命運掌握在取得勝利的軍隊手中。今晚人們都十分焦慮，因為不知道未來會怎樣。米爾斯說，到目前為止，和日本人打交道還算愉快，但是，畢竟接觸還很少。下午7時30分。食堂負責人報告說，日本兵正在強占我們校門對面存有大米的房子。F·陳和我試圖同這批日本兵的頭目取得聯系，但是沒有結果。門口的衛兵兇神惡煞，我真不愿意看到他。后來，我為此事見了安全區委員會主席，他們說明天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所有的人都一致認為，在處理這個問題時必須謹慎從事。今晚，南京沒有電燈，沒有水，不通電話和電報，沒有報紙，沒有廣播。我們與你們所有的人確實被一個無法穿透的區域隔開了。

1937年12月14日（星期二），“早上7時30分，昨夜外界似乎很平靜，但在人們的潛意識里存在著一種莫名的恐懼。天亮前似乎又有猛烈的炮火轟擊城墻——也許是在轟掉那些阻礙日軍主力入城的路障，不時還夾雜有槍聲，可憐的人啊，他們幾乎沒有機會逃脫這些無情的子彈。”12月15日，星期三，“除了中午吃飯外，從早上8時30分到晚上6時，我一直站在校門口，看著難民們源源不斷地擁入校園。許多婦女神情恐怖。昨夜是恐怖之夜，許多年輕婦女被日本兵從家中抓走。索恩先生今晨過來告訴我們水西門那邊的情況。此后，我們就讓婦女兒童自由地進入我們校園。同時盡可能地請求年齡大一些的婦女呆在家中，以便給年輕婦女騰出地方。許多人懇求只要草坪上有一個坐的位置就行了。我想，今夜一定進來了3000多人。昨天和今天，日本人進行了大規模的搶劫、摧毀學校、殺害市民、強奸婦女。”國際委員會試圖拯救的1000多名已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被日本人強行帶走了，此刻可能已被槍殺或刺死。在我們南山公寓，日本人破門而入，搶走了一些果汁和其他東西（真是門戶開放政策）。約翰·拉貝和劉易斯·斯邁思先生與日軍司令取得了聯系，那人剛到，還不算壞。他們認為，明天情況就會改善。今天，4名外國記者搭乘日本驅逐艦到了上海市。我們既得不到外界的消息，又無法向外界傳遞消息。人們還能聽到零星的槍聲。

由于明妮·魏特琳當時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安全區專門收容婦女難民的難民所，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這里成了日軍實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標，作為該難民所的負責人，明妮·魏特琳的個人親歷檔案——日記，就是揭露侵華日軍性暴行最具說服力的證據，如1937年12月16日她在日記中寫道：“今晚一輛載有8—10名女子的車子從我們這兒經過。當車子開過時，她們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時傳來的槍聲，使我意識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慘的槍殺命運，而且很可能還不是士兵。”日記里寫道：“我們這些人認為戰爭是民族的罪行，是違反在天地萬物心靈深處創世精神的一種罪過，但我們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獻給那些無辜受害者，以及獻給那些家庭被燒、被搶，或是那些在戰爭時期被火炮、飛機炸傷的人，幫助他們康復。”一次，她看見一個中國小男孩戴著這樣的臂章來給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飯，便上前對那小孩說：“你不用佩戴太陽旗，你是中國人，你們的國家沒有亡！你要記住是哪年哪月戴過這個東西的，你永遠不要忘記！”說著，她幫那個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來。她在日記中寫道：“從軍事角度而言，占領南京也許會被認為是日軍的一個勝利，但從道義方面而言，這是失敗，是日本民族的恥辱。”

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的一段日記：“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無辜、勤勞的農民和工人被殺害。我們讓所有40歲以上的婦女回家與她們的丈夫及兒子在一起，僅讓她們的女兒和兒媳留下。今夜我們要照看四千多名婦女和兒童。不知道在這種壓力下我們還能堅持多久，這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怖。”同日，“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這座城市里找到。昨天，30名女學生在語言學校被抓走，今天，我聽到了數十起有關昨夜被抓走女孩子的悲慘遭遇，其中一位女孩僅12歲。日本人還搶食物、床上用品和錢。李先生被搶去55美元。我估計這座城市每一戶人家的門都被打開過，并被反復搶劫。”

日軍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又有許多疲憊不堪、神情驚恐的婦女來了，說她們過了一個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斷地光顧她們的家。從12歲的少女到60歲的老婦都被強奸。丈夫被迫離開臥室，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整個上午我都奔波于出現日本兵的大門口、小門、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飯和午飯時也跑了一兩次。數天來，沒有一頓飯不被跑來的工人打斷：“華小姐，三個日本兵進了科學樓。”整個下午都在校門口，管理交通，阻止難民的父親、兄弟和其他攜帶了食物和大宗商品的人進入校園。校園內原有4000多名難民，現在又來了4000多人，食物成了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因此，我們對進來的人必須謹慎選擇。人群不斷擁入，我們簡直無法應付。即使有房間，我們也沒有足夠的力量來管理。我們與金陵大學聯系，開放了他們的一個宿舍，他們將派一名外國人在那兒整夜守衛。下午4時～6時，我接受了兩大批婦女和兒童。這真是一幅令人心碎的景象，驚恐的年輕姑娘、疲憊的婦女拖兒帶女，背著鋪蓋和衣物，拖著沉重的步履走來。我很高興我和她們一道走，因為一路上我們遇到了好幾批日本兵正在挨家挨戶地搜查，他們身上背著各種各樣搶來的東西。

1937年12月17日，我們吃完晚飯時，中央樓的那個男孩跑來說，校園里有許多日本兵正向宿舍走去。我看見兩個日本兵在中央樓前推門，堅持要求把門打開。我說沒有鑰匙，一個日本兵說：“這里有中國士兵，日本的敵人。”我說：“沒有士兵。”和我在一起的李先生也說了同樣的話。他們打了我一記耳光，也狠狠地打了李先生，堅持要開門。我指了指側門，把他們帶進去。他們在樓上樓下到處看，似乎在找中國士兵，當我們出來時，看到另外兩個日本兵綁著我們的三個工人出來。他們說：“中國士兵。”我說：“不是士兵，是工人和花匠。”他們確實是工人和花匠。日本兵把他們帶到前面，我也跟著去了。當我到前門時，看到一大批中國人被迫跪在路旁，包括陳先生、夏先生以及我們的一些工人在內。一名日軍中士及他手下的一些人在那兒。很快，在日軍的押送下，程夫人和瑪麗也來了。他們問誰是學校的負責人，我說我是，然后他們讓我來指認每一個人。不幸的是，有些新人是最近剛雇來幫忙的，其中有一個人看上去像是一個士兵，他被粗暴地帶到路的左邊，并被仔細地審查。當我來指認工人時，陳先生開口說話，想幫助我，他被日本兵狠狠地揍了一頓，并被帶到路的右邊，強迫他跪在那里。

1937年12月17日，當這些被抓的人站著或是跪在那里時，我們聽到尖叫聲和哭喊聲，并看見有人從側門出來，我猜想是日本兵把大批的男性幫工帶走了。事后，我們發現了他們的計謀：把負責人困在前門，由三四個士兵假裝審查和搜捕中國士兵，而其他人則在大樓里挑選婦女。當這一勾當干完后，日本兵帶著陳先生從前門出去，我們肯定再也見不到他了。他們走后，我們還不敢肯定日本兵確已離開，而是以為他們還守在外面，并準備向任何敢動的人開槍。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一情景：人們跪在路旁，瑪麗、程夫人和我站著。枯葉瑟瑟地響著，風在低聲嗚咽，被抓走的婦女們發出凄慘的叫聲。

1937年12月18日（星期六），當我在辦公室里寫這些日記時，我希望你們能聽到我門外的喧鬧與嘈雜聲。我猜想，僅這一棟樓房里就有600多人，我估計，今晚校園里定有5000人。由于缺少住所，今晚他們只能睡在水泥路上。所有大廳和走廊都住滿了人。我們不再分配房間，開始時，我們在理想主義的驅使下曾試圖這么做過，但現在他們能夠擠在哪里，我們就讓他們擠在哪里。

1937年12月19日（星期天）8時，一個日本人同日本使館的一位官員一起來了。由于我們已經知道難民的米不夠了，我要求他把我帶到安全區總部，他同意了。在總部，一輛德國車送我去見索恩先生，他負責大米的分配。他許諾9時把大米送到學校。隨后，我坐這輛車回寧海路5號。現在惟一能保護汽車的辦法就是有外國人在場。在我走回學校的路上，許多父母親和兄弟們一再請求我，要我把他們的女兒、姐妹帶回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有一位母親，她的女兒是中華中學的學生，她說，昨天她家被反復搶劫，她已無法保護自己的女兒了。

1937年12月21日（星期二），“你們曾在南京住過的人永遠也想象不出面前的街道是什么樣子，那是我所看到的最悲慘的景象。公共汽車、小汽車翻倒在街上，東一具、西一具地躺著臉已發黑的尸體，到處都是被丟棄的軍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燒毀。安全區內的街上擠滿了人，而在區外，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同日，“現在大火映紅了東北部、東部和南部的天空。每晚大火都把天空照得通亮，白天濃煙滾滾，這表明日本人的搶劫和破壞還在繼續著。戰爭的結果是死亡和凄涼。”同日，“離開日本使館后，我和美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一起到三牌樓詹金（Jenkin）先生家。盡管他的房子有美國國旗和日本使館的告示，以及致東京特別電報的保護，但仍然被徹底洗劫。在車庫里，我們看到他信任的傭人的尸體。在這以前，他拒絕離開主人的房子到大使館躲避。”

1937年12月24日，西方人眼中的平安夜。這一晚，明妮·魏特琳在日記中寫道：“再過一天就是圣誕節了。我被叫到辦公室，與日本某師團的一名高級軍事顧問會晤，他要求我們從1萬名難民中挑選100名“妓女”。他們認為，如果為日本兵安排一個合法的去處，這些士兵就不會再騷擾無辜的良家婦女了。當他們許諾不會抓走良家婦女后，我們允許他們挑選。過了很長時間，他們終于找到了21人。

1937年12月27日（星期一），“現在，日本兵搶劫時動用卡車，大的東西，如床和地毯等都用卡車裝運。他們說，這些贓物被送到溧陽市。今天早上，一位婦女來說，搶劫仍在私人家中進行，而且連一個銅錢這樣的小錢也不放過。”同日，“破壞仍在城里繼續著，大概在北門橋一帶，因為我們仍能在那一方向看到滾滾濃煙和大火。我猜想，從南門到北門橋之間的商店都被搶劫和焚燒了。”

1938年1月1日（星期六），“一名工人跑來說，一個日本士兵正帶走一位女難民。我匆忙趕去，在圖書館北面的竹林里追上了那個和姑娘在一起的日本士兵，他聽見我的聲音后飛快地逃走了。后來，我又趕走了同時來的另外兩個日本士兵。”1938年1月3日，星期一，“今晚，我們的信使魏對我詳細講述了他的經歷。1937年12月14日，他去給國際委員會和鼓樓醫院送信時，在鼓樓附近被兩個日本士兵攔住，一個用刺刀頂住他的腹部，另一個用槍頂著他的背，。他被押到下關，在以后的10天里，每天為日本士兵挑搶來的贓物，然后把贓物裝上卡車。他說，他看見成千上萬的人被屠殺，有士兵，也有平民；有年紀大的，也有年輕的，到處都是尸體。他說，他們路過的每個水塘都滿是人和動物的尸體，盡管如此，為了解渴，他們不得不喝塘里的水。”

1938年1月8日（星期六），“我們去了新街口，主干道中山路兩旁的許多商店被焚毀，剩下的商店好像都被搶劫過，我們看見街上有兩輛卡車，日本人正往車上裝擄掠來的物品。1938年1月18日（星期二），“雖然人們害怕回家，但我們仍催促年紀大一些的婦女回家。我們擔心她們家中已所剩無幾了。我想知道，從南京搶劫來的贓物，最終是否會出現在日本人的家庭中。”

1938年1月21日（星期五），近幾天來，神情悲哀、心神不安的婦女們，報告了自1937年12月13日以來失蹤的568名丈夫或兒子的事件，她們仍希望他們是被抓去為日軍干活的，但我們中許多人擔心，他們的尸體和那些許許多多被燒焦的尸體，浸泡在離古林寺不遠的池塘中，或是漢中門外那一大堆被燒得半焦而未掩埋的尸堆中。12月16日，這天就有422人被抓走，這主要是我們校園里的婦女報告的。許多十六七歲的男孩被抓走，據說還有一名12歲的男孩失蹤。大部分被抓走的人是家庭生計的惟一來源。

1938年2月8日（星期二），2時45分。約翰·拉貝和斯邁思來帶我去參加在日本大使館舉行的吹奏音樂會。我們無心聽音樂，但覺得應該去。20人的樂隊在指揮的安排下演奏了很好的節目，但我無法沉湎于音樂之中。當他們演奏序曲《輕騎兵進行曲》時，我的思緒卻離不開12月14日路過我們大門口的隊伍——那群手被綁著、在日軍騎兵押解下行進的100多位平民，這群人一去不復返了。當他們自豪地演奏《我們的軍隊》時，被摧毀的城市、荒蕪的鄉村、遭強奸的婦女和小姑娘一一展現在我的眼前。我覺得并沒有聽到音樂。

1938年2月18日（星期五），今天，一位從農村來的婦女來看她的女兒，她的女兒是這里的難民。這位婦女說，昨天，在她家附近有許多婦女作為慰安婦被帶走。我們聽說，明天將采取更強硬的措施使男子離開安全區。我懷疑婦女會被強行趕出安全區，日本人可能通過關閉我們紅十字會粥廠的方式，用饑餓把難民們趕出去。

1938年3月31日（星期四），下午，許傳音博士來說，我們那三份請求釋放平民的請愿書起到了一點作用，他要我們去搜集有關這些人的更具體的資料，這就意味著我們的一些工作人員至少又要辛苦工作四天，艱難跋涉很多英里的路途去找尋那些痛失親人的婦女了。但是，我們都很愿意花這份時間和精力，希望至少有一些婦女的丈夫和兒子可以被釋放。上午，三名婦女來報告說，她們今天早晨看到了她們的丈夫，當時，他們正被帶上卡車出去勞動。我們以我們難民所的名義，給她們寫了一封擔保信，送到南京衛戍司令部辦公室，并叫她們明天早上來聽好消息。

這部日記以及她寫的一些報告與文章，是揭露侵華日軍暴行的又一鐵證，這些日記、報告與文章等均保存在美國耶魯大學特藏室里。

作者簡介

明妮·魏特琳，中國名華群，美國傳教士。1886年9月27日，她出生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的西科爾小鎮。1917年明妮·魏特琳考取伊利諾州師范大學，畢業后開始教學生涯。1912年，初到中國安徽，見女子多不識字，便矢志推動中國女子教育，創辦了合肥三青女子中學。1919年明妮·魏特琳應聘中國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掌管校務，籌建新校園，把丹麥、荷蘭的成人教育推廣到中國。

明妮·魏特琳女士曾在南京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曾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教務主任、教育系主任，并兩度代理校長。1937年日軍進攻南京前夕，該校西遷，她堅持留守南京，并與德國人拉貝等人共同發起建立了“南京安全區”，她還親自擔任了一個難民所的負責人。在侵華日軍進行瘋狂的南京大屠殺期間，她積極救護中國難民，甚至不顧個人安危，與竄入難民所施暴的日本兵面對面進行斗爭，為此她還挨過日本兵的巴掌。

明妮·魏特琳作為南京大屠殺的重要見證人，從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幾乎每天都堅持寫日記，并每月定期將其郵寄給美國好友，以便她們更好地了解中國時事。其中日記里詳細記載了她親見親聞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及在此后數年間日軍在南京實施殖民統治的情況。美國的好友認為明妮·魏特琳的日記很有價值，于是將它寄給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同學》（The Classmate）上發表。

1940年5月14日，明妮·魏特琳因憂郁癥在多方的勸說下離開南京回美國治病。她在日記中寫道：“多年來我深深地愛著金陵女大，并且試圖盡力幫助她。”她這樣說了，也確實這樣做了。但是她將不得不離開她無限熱愛的這一切了。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離開中國一周年的日子，她選擇這一有意義的日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在了印第安納州一間普通公寓里，年僅55歲。在遺書中，她寫道，“如果能再生一次，還是要為中國人服務，中國是我的家。”她的墓碑上用英文刻著：明妮·魏特琳，觀音菩薩，到中原地區去的傳教士。但在最醒目的地方刻下的，卻是四個中國漢字——金陵永生。

重要意義

《魏特琳日記》是繼《拉貝日記》《東史郎戰地日記》之后，又一部反映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真相的第一手原始資料。

《魏特琳日記》全文50多萬字，記載了日軍從轟炸南京、進攻南京到南京大屠殺及日軍在南京進行殖民統治的全過程，它的翻譯出版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殺和淪陷時期南京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資料。由于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專門收容婦女難民的難民所，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這里成了日軍實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標，作為該難民所的負責人，明妮·魏特琳所寫的日記是揭露侵華日軍性暴行最具說服力的證據。

《魏特琳日記》的翻譯出版，不僅為研究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史料，而且也是對目前日本少數右派分子妄圖歪曲和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的有力駁斥。

必威电竞|足球世界杯竞猜平台

成書背景

主要內容

作者簡介

重要意義

出版歷史

相關作品

相關活動

相關評價

相關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