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廣陵王璽”金印，是東漢廣陵王劉荊的佩印，于1981年在邗江區甘泉山二號墓附近出土，現藏于南京博物院。
該枚印章材質為金。印臺近似正方形，邊長2.372厘米，高3.066厘米，寬2.375厘米，重122.87克。印紐是龜紐，印面是陰刻篆文“廣陵王璽”四字。
該印制作精良，紋飾精密，是迄今為止考古出的唯一一枚漢朝劉姓諸侯王金印；同時“廣陵王璽”金印既驗證了中國古代諸侯佩印文獻的準確性，又證實了日本1784年出土的“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真實性，為中日外交史起到了重要補充作用。
名稱
因為印面陰刻篆書“廣陵王璽”四字，故名“廣陵王璽”金印，廣陵王即東漢光武帝第九子劉荊。
“廣陵王璽”印文最后一個字是“璽”，很多人認為只有皇上的印章才稱為璽，但是在漢代，皇帝、皇后、諸侯王的印章都可被稱為璽。比如衛宏《漢舊儀》記載“西漢皇后之璽，金虎鈕”，應劭《漢官儀》記載過“諸侯王，黃金璽”。作為東漢廣陵王，劉荊屬于諸侯王級別，理論上是可以使用黃金璽印。
文物特征
“廣陵王璽”印章材質為金，總重量達122.87克，印臺近似正方形，長為2.372厘米，寬為2.375厘米，臺高0.945厘米，印紐通高2.121厘米。“廣陵王璽”金印的印紐是一只伸頭直立的烏龜，龜背上刻有六角形龜殼紋，龜殼邊緣、眼睛及四肢均刻有魚子紋。印文是陰刻篆書“廣陵王璽”四字，布局疏密有致，字體圓潤有力。作為已發掘的唯一一枚漢代劉姓諸侯王佩印，“廣陵王璽”金印是極難得的藝術珍品。
出土發掘
發掘過程
20世紀70年代末，南京博物院組織了考古隊對邗江區甘泉山一帶進行搶救性發掘，發掘出甘泉山一號墓和二號墓兩處遺址。1981年2月24日，甘泉公社老山大隊社員陶秀華在二號墓旁碎石堆里撿到一枚方印。因陶秀華丈夫曾在考古隊當過民工，他認為這枚印章不同尋常，于是夫妻倆請南京博物院專家鑒定。通過對比該印“廣陵王璽”印文和墓穴出土其他文物銘文，該印被確認為是東漢廣陵王劉荊的佩印。后來，陶秀華夫婦將金印上交國家。
出土環境
由于甘泉山二號墓隨葬品中的銅雁足燈鐫有“山陽邸銅燕足長蹬建武二十八年比十二”的銘文，考古隊推測墓葬時代為東漢早期。考慮到劉秀第九子劉荊受封為廣陵王之前曾受封為山陽王，因此初步推斷二號墓為東漢廣陵王劉荊的墓葬。
劉荊，東漢光武帝劉秀第九個兒子，在建武十五年（即公元39年）被封為山陽公國，建武十七年（即公元41年）進爵為山陽王。劉秀死后，劉莊即位。劉荊不滿意劉莊稱帝，暗中想聯合劉疆發動政變，取代劉莊。但是劉疆拒絕，并向漢明帝告發。明帝考慮到劉荊和自己是同母兄弟，只撤銷山陽王稱號，徙封為廣陵王。后因借巫師祭祀詛咒皇帝一事被人告發，劉荊畏罪自殺，廣陵國被廢，改為廣陵郡。
甘泉山二號墓規模很大，封土堆直徑達60米，高13米，全為夯筑而成，宏大的磚砌墓室位于此封土堆的中央。這座墓早年間曾被偷盜過，等考古隊搶救時其墓室已經塌，墓內不少文物有幸保存下來。經過一段時間，考古隊共搶救出90多件材質包括金、銀、銅、鐵玉石、珍珠、瑪瑙和琥珀等文物，其中就有后來被確認的鎏金博山爐和錯銀頤和園銅牛燈等等，甚至出土了玻璃器這種來自地中海的舶來品。
制作工藝
鑄法
“廣陵王璽”金印是用高純度黃金合范澆鑄，澆口在龜紐頂部。該印的制作經歷了設計、制模、澆鑄、修紐、拋光等工藝流程。印臺四壁亮，拋光技術十分嫻熟，龜紐與印臺相接處的痕跡不少已被磨損。其龜紐形體雖小，但工藝精細。龜背竹甲殼亞門線是用刀一筆一筆刻出，現在仍能見到滯刀痕跡。龜甲邊緣和四肢上的魚子紋由細管狀工具敲刻而出，烏龜雙眼也運用了相似手法。
雕法
印文是鑿刻而成，刀法穩健，收筆處有刻痕。字體是典型的漢摹印篆體式，勻稱凝重。大多數筆畫是以“一來一去一剔地”的三刀法刻出。工匠在字的短筆或轉角處使用截刀以修飾整齊，使得筆畫中段收斂而每端稍向外拓。在章法方面，“廣陵王璽”四字之間的線條嚴格對應，比如“廣”字和“陵”字的左豎均在同一條直線上。
文物價值
藝術價值
漢代是中國印章制度的鼎盛時期，“廣陵王璽”金印是漢印的代表。這枚印章龜紐精致，重點刻畫了其氣勢神態，寓動于靜。印面布局密中帶疏，印文堅挺飽滿，有莊嚴感。這三樣相輔相成，突顯出漢朝雄健的時代風格。
歷史價值
目前漢朝諸侯王印章發掘很少，已出土的只有漢王朝頒給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滇王之印”和“匈奴金印”，“廣陵王璽”金印的出現填補了漢朝劉姓諸侯王金印的空白。此外，徐廣曾在《后漢書·輿服志》留下“太子及諸侯王金印，龜紐，朱綬”的注解，“廣陵王璽”金印證實了這一文獻說法的準確性，也印證了中國古代典籍的記載。
以往有的學者曾經認為漢代諸侯王印章多為鎏金，稱璽為西漢劉徹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以前制度，以后都只能稱印。“廣陵王璽”金印的出土證明了這種說法是不全面的，一方面它為高純度黃金制成，而非鎏金，另一方面，這枚印章為東漢廣陵王劉荊所有，證明諸侯王印章在東漢仍稱為稱璽。“廣陵王璽”金印的發掘對當代漢朝諸侯王典章制度的相關研究起到了突破作用。
另外，1784年，日本福岡縣志賀島曾出土了一枚“漢委奴國王”金印。由于缺少其他考古學證據，該印的真實性一直被質疑，直到1981年“廣陵王璽”金印發現。兩枚印章在尺寸上都符合漢代諸侯王印章規格，紋飾的刻法和印面的字體、布局、刀法也都十分相似，有學者推測兩印出自洛陽官營作坊同一工匠之手。這些近似之處不僅證實了日本“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真實性，也證明了中日兩國源遠流長的交流來往。“廣陵王璽”金印成為中日兩國交往的最早實物證據。
文物評價
藝術家杜志宇評價“廣陵王璽”金印融合了正始之音和廟堂之氣；江蘇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陳剛認為“廣陵王璽”金印是“是漢代分封制度的重要證明，也是研究漢代印章制度的依據”；文物專家晏炳森評價“廣陵王璽”金印外貌是“金光閃閃，色澤奪目”，認為它作為現在知道的唯一的漢代王侯金印，文物價值極高；日本大谷光男教授評價“廣陵王璽”金印幫助日本政府確定了“漢委奴國王”印的歷史真實性，還提高了奴國在日本歷史研究中的地位。
展覽情況
2005年，南京博物院國寶級文物“廣陵王璽”龜鈕印在日本第四大國立博物館九州館開館展覽中展出。
2014年，南京博物院藏“廣陵王璽”金印參加由國家文物局等機構在首都博物館主辦的“直掛云帆濟滄海——海上絲綢之路特展”。
參考資料 >
日本九州國立博物館新任館長島谷弘幸一行赴南博交流.南京博物院.2023-09-11
近300件海上絲綢之路遺存珍品濟南展出.南京博物院.2023-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