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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高考，是指1977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恢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制度的事件。

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高考招生考試制度停滯多年，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主管教育工作的鄧小平于1977年8月召開了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并當場決定恢復當年的高考招生工作。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確立了招生要求、報考條件、考試時間、考試方式等內容。10月21日，《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對恢復高考的消息進行了報道，并提出了“廣開言路，早出人才”的口號。

在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后，大都歡欣鼓舞，踴躍報考。至1977年底全國約有570萬青年參加了高等學校招生考試，由于年齡差異、職業差異、文化基礎的差異形成了師生同考、叔侄同考、兄弟同考、夫妻同考、姊妹同考的場面。為此，經過鄧小平提議，國家計委、教育部決定擴大招生，通過對通用型專業和國家急需的專業的擴招，最終共擴招6.3萬人，擴招比達29.3%，最后錄取人數為272971人。

1977年的高考是在“兩個凡是”還沒有被打破的情況下恢復的，恢復高考有力地推動了撥亂反正的進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同時，恢復高考為青年人提供了平等競爭的機會；社會重新樹立起尊重知識、尊重教育的風氣，激發了中國青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積極性；為國家選拔了大量優秀人才。此后，高考一直對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穩定等多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

1977年任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的劉道玉在接受采訪時稱：我覺得恢復統一高考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是非常了不起的的。

事件背景

取消統一高考

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確立了高考制度，極大地提高了國家選拔人才的效率。1963年6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持不懈地好好組織學生參加生產勞動》，指出“由于片面理解教學為主的原則，有些學校忽視了組織學生參加勞動的工作。強調組織學生參加勞動是教育工作中一項長期的根本任務，要通過勞動培養熱愛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組織高等學校文科師生參加三夏四清。到1965年底,全國有395所高等學校的師生32萬余人參加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在階級斗爭運動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師生參加勞動、學校半工半讀、學生參加階級斗爭運動等都成為教育的重要內容。同時，對于學生的出身愈發看重。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了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此后教育被認為是受到了資產階級統治、“黑線統治”，要求不能再繼續辦下去。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指示，高等學校招生，取消考試，采取推薦和選拔相結合的辦法。這個通知的發布，標志著自1952年以來實行的全國統一高考制度的取消，盡管通知指出取消高等學校的招生考試，并未取消高校招生，但隨著“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各級教育部門和學校都陷入癱瘓或“停課鬧革命”的階段，高校招生實際上已不可能，自此統一高考被取消長達十年之久，高校招生停止六年。

直至1970年7月，根據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指示，成立國務院教科組，主管原教育部和國家科委的工作，高校開始恢復招生，部分高校以“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的方式進行招生，主要的招生對象為工農兵學員，但由于學員文化水平參差不齊，以及需要額外進行勞動，導致教學質量欠佳，很多學生入校后還需要忙于階級斗爭，畢業時仍達不到中等專業學校文化水平。由于沒有經過文化考試，致使所招學生基礎不一、參差不齊，嚴重影響了教學質量，中國出現了人才斷層。相較于同期的發達國家，中國的科學技術和教育落后了20年。

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通過了由張春橋、姚文元插手的會議《紀要》，命令廢除高考，《紀要》除要求嚴格執行“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的“十六字方針”外，還提出“兩個估計”，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7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大多數教師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此后，“十六字方針”和“兩個估計”成為金科玉律。

呼吁恢復高考招生制度

1975年，周榮鑫擬定了《教育工作匯報提綱》，但因批判運動的來臨而告敗，他本人也在1976年4月12日被“四人幫”迫害致死。隨著1976年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政治形勢重新走上正軌，社會發展亟需大量人才。1977年6月29日至7月29日，在山西省太原召開了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但會議仍然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束縛，會議中起草的《關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仍然維持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做法，以“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的招生辦法，并將方案送報中央。

同年，7月17日，第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恢復了鄧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國務院副總理等重要職務。復出后的鄧小平，主動要求分管科學教育工作。8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邀請了40多位教育界專家和官員，會議上武漢大學的查全性指出了大學招生制度的重要性，指出當時招生制度的弊病。查全性的發言引起了與會人員的一致贊同。鄧小平當場表態：“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由于當時招生工作會議已結束，鄧小平決定重新召開一次招生會議。

事件過程

重開招生會

遵照鄧小平的批示，教育部于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重新召開了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會議針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恢復考試”“如何認識毛澤東對考試的批評”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并于9月15日將會議總結報告《關于一九七七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送審稿)呈送鄧小平。在總結報告中，由于1957年以來逐步升級的“左”的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四人幫”的影響，關于報名的政治條件，即政審標準十分苛刻，鄧小平將其全部抹掉，改為“政治歷史清楚，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還提出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條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條是擇優錄取。此外，關于積壓十年的社會知青的報考資格問題，以及所引發的年齡界定、婚姻情況，鄧小平也都一一拍板決定，放寬政策。

高考招生制度恢復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主要內容是：招生對象為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復員軍人、干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年齡20歲左右，不超過25歲，未婚。報考條件是政治歷史清楚，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革命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具有高中畢業或相當于高中畢業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學生，成績特別優良，可自己申請，由學校介紹參加報考）；身體健康。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并鉆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年齡可放寬到30歲，婚否不限。堅持德、智、體全面衡量，擇優錄取的原則。實行自愿報名，統一考試，地市初選，學校錄取，省、市、自治區批準的辦法。報名時可根據自己的愛好和特長，按學校和系科填寫2~3個志愿。考試分文理兩類，文科類考政治、語文、數學、史地；理科類考政治、語文、數學、物理化學。報考外語專業者需加試外語。由省、市、自治區擬題，縣（區）統一組織考試，錄取新生時，優先保證重點院校。政治查主要看本人表現。招生工作于第四季度進行，新生于1978年2月前入學。至此，統一高考制度得以恢復，施行7年的推薦招生制度正式被廢除。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為標題報道了1977年9月25日結束的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的消息，同時配發評論《搞好大學招生是全國人民的希望!》，提出了“廣開言路，早出人才”的口號，明確指出要糾正輕視文化知識的傾向。次日，《人民日報》又發表教育部負責人就高考問題的答記者問，在報道中對報考條件增加了一段文字，即“要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兩屆的高中畢業生”，希望以此讓曾經失去高考機會的人通過高考實現上大學的夢想，同時也希望通過擴大招生范圍招到更優秀的學生。

空前的高考大軍

到1977年，積壓的1966屆、1967屆、1968屆三屆中學畢業生已經達到1000余萬人之多。1968年12月號召知青上山下鄉后，到1978年上山下鄉的知青達到1623萬人。還有“文化大革命”時期初、高中畢業后留在工廠和農村的學生，十年積壓的學生總數達到3000萬。《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傳開后，人們奔走相告，歡欣鼓舞，特別是那些從1966年起因為高考的取消而失去進入高校機會的上山下鄉知青。

在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后，大都歡欣鼓舞，踴躍報考。一時間，書本、教材，甚至是50年代的中學課本，都成為珍貴的物品，回歸課堂的教師們也再一次感受到教師的勞動被社會承認所帶來的心理上的愉悅和滿足。至1977年底全國約有570萬青年參加了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冬天進行高考，成為中國恢復高考唯一的一次。由于年齡差異、職業差異、文化基礎的差異形成了師生同考、叔侄同考、兄弟同考、夫妻同考、姊妹同考的場面。由于報考人數過多，還造成印刷試卷的紙張不足。為了不增加群眾負擔，中央決定每個考生收5毛錢，其余由國家負擔；印考卷沒紙，就先調印《毛澤東選集》第5卷的紙印考卷。

1977年招生考試情況

由于高考中斷已久，有的省區選取一個縣，先行舉辦了恢復高考的試點，如廣西壯族自治區便在1977年11月在百色市舉行了恢復高考的試點考試。其次是各個省市自治區組織考試、地區組織評卷。且由于各個省市的考試時間不一樣，當年，文件僅規定“招生推遲至第四季度進行”，并未確定具體時間，許多省市的考試時間也因為前期準備工作不同而有所不同，多數是在12月中旬，但具體日期不一致。此外，文件規定“1977年的新生于明年2月底前入學”，但大多數省市快馬加鞭準備和實施高考和錄取，也未能趕在2月底以前入學，多數高校實際上是在1978年的3月初入學。

相對于“文化大革命”期間用推薦的招生方式招收的工農兵學員，恢復高考所招收的新生的文化知識水平是很高的。上海市革委會科技組對1977年分配到上海科技系統的大學畢業的工農學員進行了一次考試，考題都是中學學過的基礎知識，考前還給了他們復習時間，結果多數人的成就都不理想還有交白卷的。在1977年的高考中，有的考生達到了大學一二年級的文化水平。北京外國語學院考生在筆試的基礎上，被選拔參加口試的人數大大超過了招生名額，許多考生不僅能用英語與老師對答，還能糾正老師的錯誤。

原來計劃招生人數是20萬人，錄取率是1%，結果1977年全國最后實際考生數量為570萬人。

經過鄧小平提議，國家計委、教育部決定擴大招生，通過對通用型專業和國家急需的專業的擴招，最終擴招本科2.3萬人，各類大專班4萬人，共擴招6.3萬人，擴招比達29.3%，最后錄取了272971人，按考生比例來算，是21：1，錄取率為4.8%。此外，1977年大學還開始試招走讀生。由于擴招匆忙，還復辦了許多專科學校，以至于許多復辦的師專沒有校舍，臨時寄居師范學校，甚至借用小學的教室上課。

進一步恢復與發展

思想解放

1977年雖然恢復了高考，但在關于高考的一些重大問題上還存在認識上的分歧。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紅旗》雜志發表教育部大批判組的文章《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制的“兩個估計”》。文章批判了“兩個估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兩個估計”仍然束縛著教育工作者和知識分子的革命積極性。隨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各大高校和教育戰線掀起批判“兩個估計”的高潮，長期以來束縛人們的“兩個估計”失去了往日的效用，知識分子和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解放。

高等院校的恢復和發展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高等教育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許多高校被撤銷、合并、搬遷、分散，共減少了106所高校。恢復高考后，恢復和發展高等院校已經成為教育戰線的當務之急。

1977年5月27日，教育部發出恢復西南政法大學的通知，1977年12月15日，國務院批準撤銷“中央五七藝術大學”的建制，恢復了原有的中央音樂學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央美術學院、北京電影學院、北京舞蹈學院、中國戲曲學校，并由文化部直接領導。同年，還恢復和建立了黑龍江省商學院、鄭州輕工業大學、齊齊哈爾市輕工業學院、遼寧建筑工程學院、肇慶師范專科等學校。1978年4月1日，國務院又批準恢復和增設55所普通高等學校。這55所院校中，包括恢復1971年前后被撤銷、裁并的院校13所，新增設院校42所。

1978年高校招生工作

由于1977年恢復高考較為緊迫，沒有全國統一的課程標準或教學大綱，暫由各省、市、自治區命題題統考，各省、市、自治區命題，標準不一致，給錄取工作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在1978年的招生工作中，實行全國統一命題，由各省、市、自治區組織考試。為了指導各類考生復習應考,教育部組織編寫了《一九七八年全國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復習大綱》。

在此基礎上，《關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規定：實行全國統一命題，由省、市、自治區組織考試、評卷。分文、理兩科考試。全國統一考試定于7月20日至23日舉行。考生較多的省、市、自治區在全國統一考試前是否進行初試，由各地根據實際情決定。

其次是招生條件的改進，由于1977年錄取的1966屆、1967屆高中畢業生年齡大，已婚的多，還有的考生入學不久就要求結婚。1978年，沒有再限定招收高中畢業生的比例，在年齡上規定：26至30周歲的高中畢業生和具有高中畢業文化水平的優秀青年，及1966屆、1967屆高中畢業生，仍可報考。另外，《意見》規定：各高等學校要積極舉辦專修班，主要招收年齡超過二十五周歲的考生，學制一般定為兩年，有的專業根據需要也可定為三年。這樣既能夠快入快出，又符合年齡偏大的考生的心愿。高考也成為了知識青年返城的突破口，返回城市的知識青年參加高考，使得1978年的高考招生人數中知識青年的入學人數猛增至27.1萬人。

此外，1978年還恢復和發展華僑、港澳臺青年和少數民族的招生工作。1978年6月1日，教育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決定恢復廣州華僑補習學校。7月7日，國務院批準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教育部《關于接收華僑、港澳學生回國和到內地升學的意見》，成為恢復高考后第一個關于招收華僑、港澳學生的文件。文件對華僑和港澳學生申請報考、考試等作出了相關規定，并且提出對歸僑要一視同仁、不得歧視、根據特點、適當照顧，中國血統的外籍學生回國升學也參照這個辦法辦理。1979年又提出了注意錄取臺灣青年，要求高等院校要注意錄取臺灣青年、港澳青年和歸國華僑青年。

意義與影響

政治意義

1977年的高考是在“兩個凡是”還沒有被打破的情況下恢復的，恢復高考有力地推動了撥亂反正的進程，在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六中全會之前，恢復高考成為準確、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典型，成為扭轉“左”的思想、破除“兩個凡是”的突破口，成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開端，成為全國思想解放的先導，同時也是改革開放的先聲，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社會意義

恢復高考后，招生采用公平競爭、擇優錄取的原則，使原來走后門、找關系上大學的風氣為之一變。恢復高考改善了社會風氣，為青年人提供了平等競爭的機會，有效遏制了“走后門”現象和徇私舞弊的風氣，在分數面前做到“人人平等”。

恢復高考后，中國的社會重新樹立起尊重知識、尊重教育的風氣，激發了中國青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積極性，在《人民日報》刊發題為《全國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勝利結束》的電訊稿中稱：通過考試，極大調動了廣大青年的學習積極性，形成了空前未有的為革命刻苦學習的熱潮。各地中小學都普遍采取措施提高教學質量，學生勤奮學習的生動事跡大量涌現。許多工廠工人、商店職工、機關干部、學校教師和農村青年業余自學的空氣更濃了，收聽廣播講座的青年非常踴躍。

此外，通過文化考試，擇優錄取，為國家選拔了大量優秀人才。高考后畢業的學生們走入社會和各行各業也促進了中國的社會流動，大量農村學生轉入城市成為城市居民，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動。許多畢業后的學生走上工作崗位，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有利于社會的逐步穩定。許多人的命運也因此而改變，1977年參加高考的學生中李克強、王毅、周強等人在30年后身居要位；陳平原、朱學勤、張鳴、朱蘇力等人成為學界領袖；張藝謀、梁左、羅中立等人則成了文藝界大腕；屠光紹、易綱、李東生、孟曉蘇等人在經濟界“呼風喚雨”。

恢復高考不僅是國家撥亂反正的重要舉措，也使得中國培養人才走向健康的軌道，在中國社會由亂而治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此后，高考一直對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穩定等多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

但高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此后幾十年的時間里，社會幾乎只把高考成績作為唯一標準，高考負擔過重的現象也隨之出現。為了改變僅憑高考成績單的單一、片面的評價模式，編為多面、多元的評價模式，中國高考進行了持續改革發展的道路。

事件評價

2020年，劉道玉在接受采訪時稱：我覺得恢復統一高考功在當代，利在干秋，是非常了不起的的。

2021年，時任世界工程組織聯會會主席的龔克作為恢復高考的親歷者，稱：從恢復高考開始，我們走上了一條不斷改革、不斷調整，以適應人民群眾發展需要的改革之路。

中國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教授陳政清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他說：“恢復高考，如一聲驚雷，點燃了我們那一代年輕人實現夢想的激情。”

2017年，恢復高考40周年之際，時任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的劉海峰接受媒體采訪，稱：恢復高考制度成了撥亂反正的風向標，標志著一個可以通過公平競爭改變命運的時代來臨。高考制度的恢復使教育恢復了正常秩序。

《中國教育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時發表文章，稱：恢復高考是中國改革的先聲，出國留學是中國開放的前奏。自此，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成為時代和國家的最強音，科教興國逐步確立為黨和國家的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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