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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奧莉婭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1929.6.29-2006.9.15），1929年出生于佛羅倫薩，16歲時畢業于里西奧·伽利略·加里雷學校，后以優異成績考入佛羅倫薩大學醫學院。學習期間，為賺得學費，她懷著對記者職業的崇拜應聘佛羅倫薩的《意大利中部晨報》，由此開啟了記者生涯。法拉奇曾先后任職于《意大利中部晨報》《歐洲人》《時代》周刊，在任記者期間將個人的部分報道集結出版，1962年出版第一部文學小說《佩涅羅佩奔赴戰場》，代表作品包括《空話與祈禱》《風云人物采訪記》《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漢》《印薩安拉》，是20世紀意大利著名的新聞工作者、戰地記者和小說家。2006年9月14日，法拉奇死于癌癥。

法拉奇因采訪多位世界政要風云人物而聞名，且多次深入越南及周邊報道一線戰況引發關注，因其深入的觀察、獨到的“法拉奇式”提問方式而受到矚目。在新聞寫作和文學寫作中，她運用具備強烈自我視角的非虛構寫作技巧，使她的作品被當成反抗黑暗與不公的象征，一直鼓舞著人們與之對抗。

法拉奇曾兩次獲得意大利最高新聞獎一一“圣·文森特”新聞獎，她關于波斯灣戰爭的報道獲得麥西納最佳新聞報道獎；在文學創作方面，法拉奇先后獲得了意大利班卡瑞拉獎、維阿萊吉奧獎、海明威獎和國際安提伯斯獎。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29年6月29日，法拉奇出生于佛羅倫薩一個不富裕的木匠家庭，成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反法西斯主義盛行之下。法拉奇自幼受到父母的嚴苛管教，父親教導她面對美國飛機的轟炸不要恐懼，母親教育她不要對自己所取得的的優異成績感到驕傲。同時，受父母喜愛閱讀書籍的影響，法拉奇從小就對書籍有著閱讀渴望，這為法拉奇提供了了解文學世界、知曉文化名人等提供了基礎，也讓她清晰地認識了現實世界，從而激發了她的寫作欲望。

法拉奇的少年時光在戰爭硝煙中度過。她所身處的國家先經歷了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德國、日本結盟對外侵略。由此，法拉奇加入自由志愿軍團，以支持父親所參與的反法西斯運動，協助抵抗組織運送彈藥、傳遞信息、掩護士兵。這段經歷讓她養成堅強的性格，讓她擁有非凡的意志與勇氣，成為她后來對戰爭、權勢和社會不公飽含憤慨情緒的根源。

職業生涯

1946年，法拉奇畢業于佛羅倫薩的伽利略·加萊高中古典文學系，很快進入佛羅倫薩大學醫學院學習。受其身為記者的叔叔布魯諾·法拉奇的鼓勵，年僅17歲的法拉奇選擇離開大學，并投身于新聞事業。法拉奇加入《意大利中部晨報》（ITALIA CENTRALE）新聞編輯室，成為了其特約記者，開始了記者生涯，主要負責警事和醫院新聞的報道。任職期間，法拉奇因拒絕杜撰一篇抨擊當時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陶里亞蒂的文章而被解雇，不久后移居米蘭，進入《時代》（EPOCA）雜志工作。

1954年，法拉奇前往羅馬，供職于《歐洲人》（EUROPEO）周刊，直至1995年停刊。在任期間，她先是被派駐紐約，撰寫美國好萊塢明星、上流社會的新聞報道，并將其中一部分報道集結出版為《好萊塢的七宗罪》，這是她最早的一部作品，描述好萊塢上流社會的真實內幕。20世紀60年代，她完成了一次東方環球旅行，研究巴基斯坦、印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日本、夏威夷等地文化及婦女生存狀況，并將期間所做報道集結出版為《無用的性別》。1962年，法拉奇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佩涅羅佩奔赴戰場》，講述一位追求獨立自主的女性與兩位同性戀男性間的三角戀愛，傳遞了婦女擺脫傳統梏、擔當應有社會角色的觀點。與此同時，自1960年代始，她開始采訪文學和電影界的人，1963年出版為《厭惡（Gli antipatici）》。

20世紀70年代初，法拉奇將1961年至1963年間的訪談記錄匯總出版為第三部報道合集《討人嫌的人》；1965年，法拉奇被派往美國對國家宇航局做詳盡調查，此行相關訪談報道被集結出版為《假如太陽隕落》；兩年后被派往越南西貢，進行長達八年的戰地記者生涯，先后十幾次來往于越南及鄰國戰爭一線，期間她應邀采訪越南武元甲將軍，與美國戰俘交談，并寫作文章抨擊白宮的外交政策和越南共產黨政權，這段時間的日記被匯編進《空話與祈禱》一書。1968年，在特拉特洛爾科事件發生期間，法拉奇被墨西哥士兵連開三槍，并被拽著頭發拖下樓，被扔下等死。她的目擊證詞成為反駁墨西哥政府否認發生大屠殺的重要證據。1969年，法拉奇再度前往美國，見證阿波羅11號宇宙飛船發射升空，并寫作《在月球上的那一天》一書。

20世紀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法拉奇先后采訪世界各國政要“風云人物”，包括鄧小平、菲爾德·卡斯特羅、佐勒菲卡爾·布托、英迪拉·甘地、亨利·基辛格、穆罕邁爾·卡扎菲等。1972年，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接受法拉奇的采訪時表示，越南戰爭是一場“無用的戰爭”，并將自己比作“獨自騎馬領頭馬車的牛仔”。基辛格后來聲稱這是“我與任何新聞界成員進行過的最災難性的談話”。1973年，法拉奇采訪了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并闡述說“他把女人簡單地看作是優雅的裝飾品，無法像男人一樣思考，然后力求賦予她們完全平等的權利和義務”。這些采訪使她聞名世界，她在1974年將采訪記錄集結成書，出版了《風云人物采訪記》，該書確立了法拉奇“國際政壇采訪之母”的地位，使其被描述為“世界上最著名、也是最令人畏懼的采訪者”。

1973年，43歲的法拉奇去雅典采訪34歲的希臘抵抗運動英雄亞歷山德羅斯·帕納古利斯(Alexandros Panagoulis)，這位采訪對象最終成為了法拉奇的愛人。1975年，法拉奇懷孕，但因兩人在一次爭吵中，亞歷山德羅斯·帕納古利斯飛起一腳踢在她的肚子上，孩子流產了。1975年，法拉奇基于自身懷孕和流產經歷寫下的自傳體小說《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亞歷山德羅斯·帕納古利斯因曾暗殺獨裁者（未成功）而被捕、遭受重刑并入獄，后于1976年5月1日在有爭議的情況下死于一場車禍。法拉奇堅持認為，帕納古利斯是被希臘軍政府的殘余分子暗殺的，她所著的《一個人》(Un Uomo(A Man))便來源于亞歷山德羅斯·帕納古利斯的生活，也以此紀念死于車禍的愛人。

1982年以后，法拉奇淡出新聞界，開始深居簡出的生活，并在兩年后寫出又一文學代表作《印沙安拉》，這部小說根據她擔任意大利部隊隨軍記者期間的采訪經歷創作而成。

晚年生活

1992年，法拉奇被診斷出患癌癥，隨即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宣布這個消息。法拉奇晚年住在紐約，并曾在芝加哥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講學。

2001年9月11日，住在美國紐約曼哈頓的法拉奇目睹世貿大廈雙子塔被擊倒，她以極端憤怒的狀態，在幾周內一口氣寫出八萬字長文，抨擊伊斯蘭教恐怖分子和穆斯林，并在寫作和采訪中警告歐洲“對穆斯林過于寬容”。后寫了三本書以批評伊斯蘭極端分子和整個伊斯蘭教，第一本書是《憤怒與驕傲》（最初是刊載于意大利主要全國性報紙《晚郵報》上的一篇文章）。在這本書中，她呼吁摧毀現在所謂的伊斯蘭教。這本書成為她職業生涯中最具爭議的作品。她在書中寫道，“真主之子像老鼠一樣繁殖”，并于2005年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說，“歐洲不再是歐洲，而是‘歐拉比亞（Eurabia）’。”《憤怒與驕傲》和第二本書《理性的力量》均成為暢銷書，前者在意大利銷量超過100萬冊，在歐洲其他地區銷量超過500000冊，并被認為是“Eurabia流派”的一部分。她的第三本書《啟示錄（Oriana Fallaci intervista sé stessa-L'Apocalisse）》在全球售出約200萬冊，這三本書在意大利共售出400萬冊。

2005年8月27日，法拉奇在岡多菲堡與教皇本篤十六世進行了對話。盡管其自稱為無神論者，但法拉奇非常尊重教皇，并對他2004年發表的題為“如果歐洲討厭自己”的文章表示欽佩。而法拉奇是伊斯蘭教的直言不諱的批評者，尤其是在伊朗革命和9/11事件之后。當關于在錫耶納市建造伊斯蘭中心的謠言愈演愈烈時，法拉奇告訴紐約客雜志的記者說，“如果穆斯林建造這個伊斯蘭中心，我會在朋友的幫助下將其炸毀”。

在與病魔抗爭了十四年之后，法拉奇于2006年9月14日，在家鄉佛羅倫薩的一家私人診所辭世，享年77歲。

2008年，作品《一頂點綴著櫻桃的帽子》在法拉奇去世之后出版，成為她的遺作。

主要作品

參考資料：

創作特點

基于現實的文學寫作

法拉奇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社會現實中的真人真事，尤其是她自己的親身經歷，在其中，法拉奇大膽而深刻地揭露了社會的黑暗與不公，并對其進行了無情的批判與抨擊。

法拉奇的新聞作品深受新新聞主義的影響。新新聞主義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新聞學流派之一，強調融新聞與小說為一體，倡導新聞必須提供比事實更重要的東西，強調寫作的風格與質量，使讀者在閱讀新聞時既獲得事實，更要獲得閱讀時的審美愉悅。法拉奇善于把對社會現實的文學描寫融入參與式新聞報道中，基于事件發生的真實背景，在新聞作品中大量使用文學手段，主要的寫作手法之一就是真實地再現場景中的形與聲，為報道對象勾勒出清晰生動的速寫，將每一段采訪寫成富有故事性的短篇小說。

在寫作一篇關于佛羅倫薩廢棄女修道院的報道時，法拉奇語出驚人地把院子里的那棵櫻桃樹當作主要角色去描寫，當工人們把樹伐倒，以櫻桃樹的死亡隱喻了一個時代的逝去。這類寫作手法在法拉奇的新聞作品中非常常見。

自傳色彩

法拉奇天生就具有強烈的表現欲，她的文學作品也總是呈現出非常明顯的自傳色彩。

在做新聞工作時，天生具有強烈的表現欲的法拉奇，就己經在自己的新聞報道中加入了自己的思想、觀點、責任感、自我經歷等眾多個人化的元素。她曾明確表示:“在我的采訪中，不僅僅寫入了我的觀點，我還投入了我的感情。”“只有把我放入報道中，該報道才是最好的。”

法拉奇這種自我為中心、凸顯自我的表現手法和寫作方式，在她的文學作品中展露無疑。法拉奇在小說中寫自己的故事，宣泄自己的情感，表達自己的觀點，在小說《男子漢》《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中，都有大篇幅的對于自己的活動、感受的描寫。其中，《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更是一部法拉奇的自傳式作品，她在孩子流產后受到痛苦、悲傷和絕望情感的激發，以自己為原型，塑造了女主人公的形象，借此表達自己對孕育生命的不安、對世界不公的憂慮、對失去孩子的痛苦。

對現實的批判

法拉奇的寫作風格極富剛性，有一種冷靜、超然的境界，這種風格與寫作題材的非虛構性有關，更是出于法拉奇對社會黑暗和不公現象的強烈批判，使得她的文學作品呈現出一種對抗性。

即使在《給一個未出生的孩子》這樣一部以母性為主題的作品中，對黑暗與不公現象的批判仍然占據了相當大的篇幅，法拉奇通過主人公不安、焦慮的情緒，提出“是否有權利將一個生命帶到世界上”的質疑，借此批判了充斥著饑餓、毀滅、疾病、戰爭的不公社會，通過寓言式的故事，描述出一個充滿競爭、剝削的階級社會。

然而，即便是猛烈的抨擊，法拉奇在語言的運用上卻是冷靜、超然的。一方面，法拉奇很少使用形容詞在描述親密愛人帕納古利斯之死時，也只是平鋪直敘地描寫現實場景，卻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加強，強化了對現實的評判力量。另一方面，法拉奇直接引用對話，力求在對話中自然呈現人物性格，減少主觀敘述，使寫作客觀、真實。

榮譽與成就

新聞獎

法拉奇于1971年、1973年兩次獲得意大利最高新聞獎一一“圣·文森特”新聞獎，她關于波斯灣戰爭的報道獲得麥西納最佳新聞報道獎。

文學獎

在文學創作方面，法拉奇的小說《空話與祈禱》獲得了1971年度暢銷書班卡瑞拉獎，小說《男子漢》1979年為她贏得維阿萊吉奧獎，戰爭題材小說《印薩安拉》獲1991年海明威獎和班卡瑞拉暢銷書作者獎。

個人獎

2005年11月30日，在紐約市，法拉奇獲得了大眾文化研究中心頒發的安妮·泰勒勇氣獎，因其富有“英雄主義和價值觀”而受到表彰，這使她成為“與伊斯蘭法西斯主義作斗爭的象征和人類自由的騎士”。安妮泰勒獎每年頒發給那些在不利條件和巨大危險中表現出非凡勇氣的人。該中心的創始人戴維·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將法拉奇描述為“為自由而戰的將軍”。2005年12月8日，法拉奇被授予Ambrogino d'oro（金安布羅吉諾），這是米蘭市的最高榮譽。

意大利共和國總統卡羅·阿澤利奧·錢皮（Carlo Azeglio Ciampi）于2005年12月14日授予法拉奇金獎，以表彰其做出的文化貢獻(Benemerita della Cultura)。因其個人健康狀況使她無法參加儀式。她在一次演講中寫道：“這枚金牌讓我感動，因為它滿足了我作為作家和記者的努力，我在前線參與捍衛我們的文化，我熱愛我的國家和自由。我因眾所周知的健康狀況使我無法旅行和親自收到這份禮物，但對我來說，這個獎項具有強烈的倫理和道德意義。

人物影響

法拉奇因其記者成就而大獲稱贊、聞名世界，她善于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采訪世界風云人物，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法拉奇采訪過幾十位政要“風云人物”。憑借深厚的新聞和文學功底，法拉奇以敏感的視角和犀利的提問方式，直指關鍵要害問題，使得她的政治采訪備受矚目，隨著訪談錄《風云人物采訪記》的出版，確立了她“國際政治采訪之母”的身份，同時獲得“世界第一女記者”“文化奇跡”“二十世紀后半期歷史的見證人”“等盛譽。

2015年，意大利導演馬可圖科（Marco Turco）以奧莉婭娜·法拉奇為原型創作了劇集《繁華世紀：第一女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意大利當紅女星維多利亞·普契尼（Vittoria Puccini）飾演法拉奇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