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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嶺二號方鼎，是商代前期的青銅禮器。1974年，由環衛工人袁海軍在金水區杜嶺張南街挖地道的過程中發現，后在文物院專家的指揮下挖掘出土。當時一起出土的還有杜嶺一號方鼎。

杜嶺二號方鼎通高87厘米，口徑長寬61厘米，呈標準正方形，耳高17厘米，足高25.5厘米，重約64.25公斤。斗形方腹，四鼎足根部粗壯，作上粗下細的圓柱形。現藏于河南博物院，是河南博物院“九大鎮院之寶”之一。

經考證，杜嶺方鼎的準確年代應該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比司母戊鼎還早了近300年。杜嶺方鼎是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體量最大、鑄造最為完美、保存最為完整的青銅重器。反映了商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歷史內涵，也為鄭州商城遺址是早期商代王都，提供了科學而有力的考古學證明。

文物特征

中國歷來重視青銅器，視為國家象征，鼎更是重中之重，在商代，青銅方鼎代表了王權和地位。

杜嶺二號方鼎通高87厘米，口徑長寬61厘米，呈標準正方形，耳高17厘米，足高25.5厘米，重約64.25公斤。外觀呈斗形方腹，四鼎足根部粗壯，作上粗下細的圓柱形。形體渾厚莊重，鼎口沿外折，兩側沿面上有圓拱形立耳，微微外張，耳的外側面呈凹槽形；鼎面飾有8組獸面紋，乳釘紋規則地分布在鼎四壁的中上部和四周；且獸面紋皆以凸起明顯的陽線構成，具有半浮雕效果；獸面紋中對眼睛的強調，或與太陽有關，寓意“光明”，乳釘紋和凸弦紋是商代早期青銅器紋飾的主流特征。

此鼎形體碩大，鑄工精細，采用多范分鑄而成，與商代后期用腹外范四塊整鑄法不同，說明當時已具備了熟練的鑄造技藝。杜嶺二號方鼎是最早裝飾獸面紋與乳釘紋的中國禮器，故宮大門上九縱九橫的門釘，就源出于這類乳釘。鼎上的獸紋是饕餮紋。傳說中，饕餮是十分貪吃的惡獸，古代鐘鼎彝器上多用它作為紋飾，除了可以威懾邪穢，還有庇佑之意。

出土過程

1955年，鄭州市發現商代遺址，1961年，該遺址被國務院列為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從此鄭州被稱為“商城”。1974年9月，河南省鄭州市的環衛工人袁海軍，在金水區杜嶺張砦南街挖地道的過程中，在隧道的右前方挖掘到了堅硬的物體。隨后由杜嶺辦事處通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楊育彬等文物專家的指揮下，大家繼續挖掘。

在鄭州商城遺址西城墻外約300米長的杜嶺土崗上，進入地道向前300米處發現幾件青銅重器，鑲嵌在地道的右壁上：兩件青銅方鼎東西并列，端正地擺放在一起。一件較大，一件略小。一件銅鬲，放在那件較大的青銅方鼎內。埋藏者為了把高低不一兩件青銅方鼎擺放整齊，那尊略高的青銅方鼎下的生土，被挖低了一些，看上去，兩鼎的口沿是在一個水平面上的。兩鼎形制、紋飾相同，雙耳，斗形方腹，四個圓柱形空足。器表飾以饕餮紋、乳釘紋。為了確定青銅重器所處的地面方位，他們只得用探鏟從地道里繼續挖，約在五六米處，與地表接通，剝離出兩件大小略有區別的商代早期青銅方鼎。

接著工人用繩索捆牢大鼎，通過卷揚機把大鼎拖了上來。大鼎出土后，被運到了杜嶺辦事處。由于發現銅鼎時吸引了很多群眾前來圍觀，為了滿足大家的好奇心，也為了更好地宣傳文物保護法規，辦事處特意組織轄區群眾參觀出土器物，為期15天。15天后，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來到杜嶺街辦事處，組織工人用草繩和草簾把大鼎包裝好，運往省博物館倉庫。

當時在地下并列的兩個方鼎中，較大的一個內部還放有一件銅鬲。鬲是古代煮飯用的炊器，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出現，多為陶制，商周時期開始用青銅制。綜合銅鼎本身的形制與伴出器的特點，可以斷定兩件方鼎的年代為商代。

當時出土的共有兩件方鼎，一大一小，形制、紋飾大體相同。略大的一件被命名為“杜嶺一號方鼎”，通高100厘米，重約86.4公斤，現收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稍小的一件被命名為“杜嶺二號方鼎”，重約64.25公斤，收藏于河南博物院，被評為該院“九大鎮院之寶”之一。

鑄造工藝

青銅時代的范鑄技術，器物成型有渾鑄法和分鑄法兩種。渾鑄法，是指僅通過一次澆鑄即可鑄出一件完整器物的成型方法。而分鑄法是指分兩次或多次澆鑄才能鑄出一件完整器物的成型方法。對于造型和紋飾較為復雜的器物，常需采用分鑄法鑄造。所謂拼鑄法，屬分鑄法的一種，是采用的一種多次鑄造的方法，分別鑄成，以鑄接的方法使之結為一體。商代大型青銅方鼎的鑄造主要使用拼鑄法，而拼鑄法是在制陶工藝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

杜嶺方鼎形體奇偉，制作精致，花紋樸實，系采用多范分鑄而成，鑄型共用范、芯20多塊，鑄造程序由此推斷：先鑄腹壁和鼎耳，再鑄鼎底并和腹壁相接，最后鑄鼎足并與鼎底相接，與商代后期用腹外范四塊整鑄法不同。說明中國商代青銅鑄造工藝的分鑄和拼鑄技術日益成熟。

損毀修復

杜嶺二號鼎的器身呈方斗形，口沿平折，兩耳略外張，其內側為平素面，外側有圓拱形凹槽，凹槽內有兩道圓拱形凸棱。腹底及足表皆有煙熏痕跡。該器出土時，其中一鼎耳殘，殘耳掉在鼎腹內，1974年11月，中國國家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對杜嶺二號方鼎的鼎耳予以焊接修復。

文物價值

《周易?鼎卦》辭：“鼎，象也，以木火，烹也。”鄭玄在給《周禮?天官?亨人》所做的注中稱：“，所以煮肉及魚臘之器，既熟乃于鼎。”鼎發展到后來，一部分繼續用于炊煮，另外一部分則主要用作盛食器。先秦時期的鼎發展成禮器，立國稱為定鼎，亡國稱作鼎遷，鼎成為國家政權的代稱。傳說黃帝鑄三鼎象征“天、地、人”，大禹鑄九鼎象征“九州”，約四千多年前，隨著國家在中原的誕生，歷史又賦予了鼎新的文化內涵——政權的象征。先秦時期是中華文明的奠基時期，這個時期的先民創造了絢麗燦爛的青銅文化。根據中國古代第一部敘事完備的編年體史書《左傳》的記載：“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帝辛暴虐，鼎遷于周”。它的得與失，更是被看作一個國家興衰的標志。

杜嶺方鼎的出土，是古代商朝曾在此建都的有力佐證，也成為助推鄭州挺進“中國八大古都”的重要力量。經考證，杜嶺方鼎的準確年代應該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比司母戊鼎還早了近300年。杜嶺方鼎是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體量最大、鑄造最為完美、保存最為完整的青銅重器，反映了商代“國之大事”，對于研究商朝的政治、經濟及冶鑄工藝等，有著重大的歷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