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是一個經典的倫理學問題，由英國利奧六世菲利帕·福特 (Philippa Foot) 在1967年的一篇論文中提出的，用以質疑功利主義倫理學。他提出這樣一個場景：一輛失控的電車正在鐵軌上沖刺，前方分出兩條軌道，一條軌道上有五個人，另一條軌道上有一個人。當事人可以操作一個開關，將電車從五個人的軌道上轉移到一個人的軌道上，但這樣就會導致那一個人死亡。或者，什么也不做，電車將撞死五個人。
這個難題沒有明確的答案，因為它涉及倫理觀念的選擇。如果從盡可能讓少的人受到傷害的角度來看，人們可能會選擇改變電車的方向，讓那一個人死亡。但如果從不傷害他人的角度來看，人們可能會選擇不操作開關，讓電車繼續前行。
問題沿革
問題起源
1967年，菲利帕·福特發表的《墮胎問題和教條雙重影響》中，首次提到了“電車難題”。這個思想實驗用來探討倫理學中的道德決策問題，假設一個人正在駕駛一輛電車，面對兩條軌道，有五個人在其中一條軌道上工作，而另一條軌道上只有一個人在工作，他應該駛入哪條軌道。
演變版本
麻省理工學院哲學系教授湯姆森在富特教授"電車難題"版本的基礎上，創造了另一個版本的"電車難題"。通常，也被稱之為"人行橋難題"。這個問題的場景是：你站在天橋上，看到有一臺剎車損壞的電車。在軌道前方，有五個正在工作的人，他們不知道電車向他們沖來。你想過自己跳下去，但你的重量和體型不足以讓電車出軌。這時你發現一個體重很重的路人，正站在你身邊，你發現他的巨大體形與重量，正好可以擋住電車，讓電車出軌，不至于撞上那五個工人。他是否應該動手，把這個很胖的路人從天橋上推落，以拯救那五個工人，還是應該坐視電車撞上那五個工人。
問題解讀
這一思想實驗涉及對個體利益和群體利益（individual v.s. collective interests）的取舍，其設計初衷是用來批判哲學中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理論，即大部分道德決策都是根據“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則做出的。功利主義的批判者認為，一旦拉了拉桿，就成為一個不道德行為的同謀——要為另一條軌道上單獨的一個人的死負部分責任
相關研究
2012年，斯德哥爾摩大學哲學系的研究者曾對比過中西方的人在電車困境中的反應，他們從中國、美國、俄羅斯三國各隨機選了1000個人，問這些人面對電車困境時會怎么辦。當時就發現認可在轉軌場景中犧牲1個人的比例最高，對在人行天橋場景中犧牲1個人的認可比例最低。三國人的反應差別很大，美國人對犧牲1個救5個的認可度最高，中國人的認可度則最低，即便在總體接受度較高的轉軌場景中，中國人也只有大概一半接受這樣的犧牲行為，相比之下，美國人的接受比例比中國人高近30%。
而最新研究通過擴大樣本量，涉及更多國家和地區，有了更多細節發現。美國人對這類犧牲的認可度不僅比中國高，甚至在西方國家中也是最高的，而中國人對此的認可度不僅比美國人低，甚至在東方國家中可能也是最低的。也就是說，在對這個道德困境的判斷上，中國人和美國人可能剛好代表了兩個較為極端的值，如果直接以此對比放大到東西方的維度上，那么可能會高估東西方差異的量級。
各方觀點
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提出的觀點是，大部分道德決策都是根據“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則做出的。從一個功利主義者的觀點來看，明顯的選擇應該是拉拉桿，拯救五個人只殺死一個人。但是功利主義的批判者認為，一旦拉了拉桿，就成為一個不道德行為的同謀——要為另一條軌道上單獨的一個人的死負部分責任。然而，其他人認為，你身處這種狀況下就要求你要有所作為，你的不作為將會是同等的不道德。總之，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為，這就是重點所在。
道德主義
道德主義認為生命價值無法在量上進行比較。也就是說，除了某些特殊的職業義務之外，不得根據自然人生命的數量進行權衡，不能在同樣危險的場景下，為了挽救多數人的生命，而讓少數人擔負犧牲自身生命的義務。也就是說，在數人陷入共同的生命危險中，并且在客觀上已無法確保全體人員的共同生存，而任何一人或數人的犧牲可以換得其他人存活的情況下，此時，并無理性標準要求危險共同體中的某人擔負犧牲義務。
心理學討論
心理學家發現，大多數人在面對第一個狀況：可以切換軌道，讓電車撞上一個人，或是不切換，讓電車撞上五個人時，都會選擇切換軌道。但是在面對第二個狀況：親手把路人丟下天橋，讓電車出軌，以拯救五個人，或是不動手，讓電車撞上五個人時，大多數人又會選擇不動手。顯示人類擁有的道德直覺，在第一個狀況中，像是功利主義一樣運作，而在第二個狀況中，則像是道德義務論者。經由fMRI掃描，大多數人在第一個狀況中，腦部使用一般的區域來運作；但在第二個狀況中，則會動用到情感判斷的部分。情感判斷部位受到損害的腦傷患者，進行這項實驗時，在第一個狀況中，與第二個狀況中，都會以功利主義方式，決定犧牲一個人，以拯救五個人。
影響意義
近年來，引起社會熱議的刺死辱母者案、“8·27”昆山持刀砍人案等都特別考慮到了致人死亡行為背后的其他因素，拓寬了人們對法律和道德的認識。而在另一些事件中，一方對另一方施以語言或身體暴力等間接導致后者自殺后，往往只能止于道德譴責，令不少人頗感不平。這些關于生與死的認識未來都可能隨著時代的變化形成新的共識。但思考歸思考，常態下，制度一般難以及時反映萌發中的新思想。就中國當下的司法實踐而言，人行天橋推人場景中的犧牲1個救5個，顯然屬于故意殺人，轉軌場景和環形軌道場景中的行為，也很可能會在考慮動機后陷入犯罪爭議。而且，電車實驗中所假設的人能擋住電車這個條件實際生活中幾乎是不可能成立的，實驗描述主要還是提供了一個思考犧牲這個道德問題的切入點，不應該被直接投射到真實生活中去。就目前來說，珍惜自己的生命，尊重他人的生命，才是沒有爭議的道德準則。
參考資料 >
“電車難題”的“道德物化”解法.今日頭條.2024-01-03
【雙語匯】Trolley Problem/電車難題.新浪網.2024-01-03
教育部全國青少年普法網.教育部全國青少年普法網.2024-01-03
“電車難題”蘊含的道德哲學.鳳凰網.2024-01-03
是否犧牲一個人救五個人? 電車難題的最新研究.今日頭條.2024-01-04
為柏佳駿紅了兩眼圈 忠孝兩難全需要怎樣的感動.搜狐體育.2024-01-03
【人文素養】《簡·愛》.微信公眾平臺.2024-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