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鴨》（挪威語：Vildanden）是挪威作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發表于1884年11月的五幕悲喜劇，在1885年1月9日于挪威卑爾根國家場景劇院公演。該劇是易卜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富含深刻的象征意義，因此也被主流學者視為易卜生象征主義戲劇代表作。
《野鴨》成書于易卜生的創作晚期。彼時，易卜生對資本主義社會現狀感到悲觀，其作品由犀利評判轉向注重人物內心世界的分析，且以體現象征主義因素與現實主義因素的緊密聯系為特征。《野鴨》便是一部反映現實生活內容的戲劇，而貫穿全劇中的“野鴨”則富含象征意義。劇中講述格瑞格斯和雅爾馬兩個家庭的復雜糾葛，格瑞格斯認為雅爾馬看似平靜的生活實際如同折翅的野鴨一樣“陷落在陰暗地方等死”，他自負地以為告訴雅爾馬其妻子的丑聞是“堅持真理”，卻導致雅爾馬女兒海特維格的慘死。而海特維格的死亡最終意外地讓雅爾馬與妻子走向“和解”，使結局走向喜劇式荒誕。
亨利克·易卜生在《野鴨》中使用“回溯”手法揭示過去，激發人物沖突，通過塑造人物的悲喜雙重戲劇性揭示生活理想與庸俗生活之間的矛盾，相比其以往的作品更具有悲觀的氣氛。
作者簡介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年—1906年），挪威著名的戲劇家，有“現代戲劇之父”之稱。在1848年至1849年期間，易卜生創作了他的第一個劇本《凱蒂琳》。
易卜生的作品聚焦社會問題，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對現代歐洲戲劇有巨大影響。除了《野鴨》外，亨利克·易卜生的著名作品還有《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敵》《海達·加布勒》《當我們死而復醒時》等。
創作背景
社會背景
易卜生被認為是一位“戰斗的詩人”，早期的作品是他同資產階級黑暗勢力斗爭的反映，《社會支柱》《玩偶之家》《群鬼》等戲劇形象映射了他眼中的社會問題。《野鴨》的創作也是對具體問題的反思。1884年4月，易卜生與挪威其他名作家如比昂斯滕·比昂松等聯名上書挪威議會要求賦予婦女單獨的財產權利，他們對挪威議會敷衍應付的態度提出批評，而同年開始創作的《野鴨》也正是圍繞著家庭中的經濟問題與愛情糾葛展開故事。
與此同時，19世紀90年代末的歐洲資本主義社會日益腐朽，亨利克·易卜生對拜金主義盛行的病態社會感到失望。受到自然主義思潮影響的易卜生將作品創作中的社會批評轉向心理描寫和精神分析，《野鴨》等后期作品也因而蘊含更多的悲觀主義情緒。
內容取材
易卜生的劇作大多數都反映他本人的生活經歷，生活環境以及所熟悉的人都是其作品的取材之源。
易卜生在撰寫《野鴨》時正僑居意大利，身處異國懷念故鄉，在此時期其發表的三部重要作品《玩偶之家》《群鬼》《野鴨》都具有典型的挪威自然特征。戲劇中展現出挪威乃至北歐的獨特地域文化和人文風情：寒冷、雨雪、崇山峻嶺、幽深的峽灣以及狹小擁擠的村落等。而《野鴨》中雅爾馬的家正是取材于亨利克·易卜生位于挪威文斯塔普村的故居。
在人物取材方面，研究學者廣泛認為《野鴨》中雅爾馬女兒海特維格的名字是參考了易卜生姐姐海特維格·易卜生（Hedvig Ibsen）。而雅爾馬父親老艾克達爾的形象則被認為是易卜生父親克努特·易卜生（Knud Ibsen）的形象投射。克努特·易卜生過去曾是成功的商人，因投資過濫和經濟衰退而被迫舉家搬遷到挪威的小村落，“垮臺了的父親”形象如同《野鴨》里的老艾克達爾。
內容情節
《野鴨》是一部五幕悲喜劇。故事講述狡猾的工商業資本家老威利曾和老艾克達爾合伙經營公司，但由于非法伐木以及老威利的陷害，老艾克達爾獨自承擔責任入獄，而將公司危機轉嫁他人的老威利家族過上興旺的日子。在老艾克達爾出獄后，老威利為老艾克達爾安排了一份抄寫文件的工作，還幫老艾克達爾的兒子雅爾馬開了一家照相館。表面上老威利在資助老艾克達爾一家維持體面而平靜的生活，實際上老威利將與其私通并已懷孕的傭人基納許配給雅爾馬。
老威利的兒子格瑞格斯在母親臨終時了解到父親的劣跡，在戲劇一開始格瑞格斯被父親從礦上召回家并從好朋友雅爾馬嘴里知道了父親照拂其一家的“善行”。格瑞格斯為父親的卑劣感到憤懣，在和老威利大吵一架后他選擇離家到雅爾馬家借住。
老艾克達爾出獄后一直靡靡不振，他和孫女海德維格整天躲在閣樓里照料一只受傷的野鴨。格瑞格斯同情雅爾馬對妻子的過去毫不知情，又自負地認為雅爾馬一家是“陷落在陰暗地方等死”的野鴨，想拯救雅爾馬一家的他決定揭穿基納和老威利通奸的丑事。雅爾馬得知過去的隱情后開始疏遠妻女，海特維格明白自己的身世后，不甘父親的蔑視選擇開槍自殺。而因為海特維格的去世，雅爾馬和妻子卻有了“和解”的可能，兩人決心共同面對生活。
主要角色
老威利（H?kon Werle）：性格狡詐、道德敗壞的工商業家，唯利是圖。與老艾克達爾合營的林業公司由于非法伐木被取締，老威利便將老艾克達爾陷害入獄。待老艾克達爾出獄后又偽裝善人，表面上“照顧著”老艾克達爾一家人的生活，卻把自己玩弄過的女仆基納許配給了老艾克達爾的兒子。
格瑞格斯·威利（Gregers Werle）：老威利的兒子，立志做一個“揭示真理的人”的理想主義者。當他得知母親是因父親與曾經的女管家基納私通而氣得病死，且基納的丈夫雅爾馬對此并不知情時，他拋家出走搬去與雅爾馬一家同住。格瑞格斯是不通世務的教條主義理論家，他以真理為名強行告訴雅爾馬生活的真相，最終導致雅爾馬一家的悲劇發生。
老艾克達爾（Old Ekdal）：年輕時曾是軍官和獵手，后來被老威利陷害入獄。出獄后被佯善的老威利安排去抄寫文件，終日靡靡不振自暴自棄。老艾克達爾在家中閣樓虛構了一處小樹林圈養動物供狩獵之用，實則用以幻想昔日風采，顧影自憐。
雅爾馬·艾克達爾( Hjalmar Ekdal)：老艾克達爾的兒子，一個仰仗老威利“照顧”的照相館老板，也是一個容易自我滿足的庸人。雅爾馬一邊沉醉在自己子虛烏有的發明里，生活在不切實際的幻想中，對家人缺乏關愛，一邊又游手好閑享受著家庭和諧的天倫之樂。直到得知海特維格非自己親生女兒時，把被欺騙的憤懣都發泄到海特維格身上，他對海特維格的嫌棄與冷視是造成其自殺的重要原因。
基納·艾克達爾（Gina Ekdal）：雅爾馬的妻子，老威利的前女仆、前情婦。基納雖然帶著謊言與雅爾馬組成家庭，但她始終滿懷希望積極承擔家庭責任以此彌補從前的過失，努力經營家庭小店。
海特維格（Hedvig）：名義上是雅爾馬和基納的女兒，實際是老威利的私生女，十四歲，患有眼疾。海特維格謙遜、善良、天真爛漫，面對父親的游手好閑從不抱怨，主動承擔起幫助母親照顧家庭的責任。在得知自己屈辱的身世后，海特維格選擇開槍自殺。
瑞凌（Relling）：住在雅爾馬家樓下的醫生，是故事的旁觀者，劇作家的代言人。瑞凌在格瑞格斯首次來到雅爾馬家里時，就看清格瑞格斯對和睦家庭既極度渴望又分外陌生的心理。瑞凌指出格瑞格斯是“正直熱”，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
主題思想
作為亨利克·易卜生后期戲劇作品的轉折點，《野鴨》以生活理想與庸俗生活之間的矛盾沖突為主題，表現出劇作家對人文精神更為理性的思考，亦體現其對理想追求的幻滅感。易卜生一直認為理想的缺乏是導致社會問題的重要因素，對此他在創作中期的社會問題劇中展開過深入探討。但在《野鴨》中，劇作家通過塑造格瑞格斯“正直熱”的形象以反思迫使他人接受不切實際的“理想”甚至會引發更大的危機。
《野鴨》不再像易卜生此前作品《人民公敵》和《社會支柱》般“蓬勃”，它充滿悲觀的氣氛和對宿命的見解。人們可以通過《野鴨》中的失敗者對照自身的處境，從中承認“幻想能帶來的短暫的幸福”。故事中的野鴨本是自由自在的野生動物，因受傷只能被老艾克達爾養在狹窄的閣樓繼續生存，自然的性質被消磨盡，正如社會中本有理想抱負的人逐漸向現實妥協。
但《野鴨》的創作并不代表亨利克·易卜生否定曾經的信仰，而是易卜生在自我反思后，選擇去理解并呈現信仰的多元性。《野鴨》中理想至上的格瑞格斯和享樂至上的雅爾馬兩個截然不同的形象體現了易卜生感受到的兩難困境：捍衛理想遭受懷疑與維持生活的幻想不被認可。易卜生在劇中對這兩種生活處境予以悲喜雙面的公正展示，以引出讀者的思考。
藝術特色
《野鴨》的創作集成易卜生一貫的敘事技巧，又創新地融合悲喜元素；既沒有改變以現實主義為創作基底，又在此基礎上采用象征主義手法展現更復雜深刻的人物性格。在1884年，亨利克·易卜生在給出版商弗里德里克·海格爾的信中談論到他對《野鴨》的預期，易卜生認為《野鴨》的創作構思與方法與以往不同，甚至會把年輕劇作家引上新的創作道路。
敘事技巧
時空選擇
易卜生常運用“過去的戲劇”來推動“現在的戲劇”的“回溯”手法，在《野鴨》中亦是用揭示過去來造成劇中人現實關系的戲劇性變化。《野鴨》開幕定格在十四年后的故事，易卜生選擇由老威利家中仆人的談話引入過去的事件背景，通過格瑞格斯對過去丑聞的發現來制造老威利父子的沖突，同時借此丑聞激發雅爾馬的家庭矛盾。相比《群鬼》等戲劇中抽絲剝繭的“回溯”，《野鴨》把“過去”的披露放在次要地位，作為推動情節發展的存在。
《野鴨》在空間設置上對場景只作了一次改變，除去第一幕在老威利家中以外，其余四幕都設置在老艾克達爾家中。極少的空間轉換放大了場景特征，如第一幕中正舉辦宴會的老威利家客廳豪華明亮，與后四幕中老艾克達爾家圈養野鴨的陰暗閣樓形成鮮明的光暗對比。
悲喜融合
《野鴨》被認為是現代悲喜劇的起源，即采用喜劇的方法來處理悲劇的主題，且對觀眾有教育意義。同是劇作家的蕭伯納認為亨利克·易卜生式的悲喜劇是更高級的戲劇，優越性超越描寫重災禍的悲劇以及不觸動思想感情的滑稽喜劇。文藝復興時期的悲喜劇如莎士比亞的《一報還一報》，呈現的形式是“交替出現的”，但在《野鴨》中喜劇成分和悲劇成分是同時出現的，是“化合的”。
《野鴨》中的人物也具有喜悲雙面性，如自欺欺人的雅爾馬、木訥無想象力的基納都是表面上的“喜劇”人物但實質都帶有悲劇的元素。天真爛漫的海特維格選擇自殺，本應是劇中悲劇性矛盾爆發點，但雅爾馬與基納卻在其死后走向“和解”，使得此劇實現悲劇性人物與喜劇結尾的高度融合。
創作手法
《野鴨》在創作中采用了象征手法，“野鴨”的象征意義貫穿全文，它承載了劇中人物的命運或處境的多重象征。“野鴨”首先是被老威利獵傷帶回家，在即將被殺時被老艾克達爾討要并拿回家精心飼養，海特維格甚至將這只野鴨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被獵傷被圈養的野鴨象征囚禁與自由的關系，也象征遇到生活挫折后失去信念且接納現狀的人們。受到陷害后一蹶不振的老艾克達爾、在家人面前裝腔作勢在貴人面前唯唯諾諾的雅爾馬、勢利且缺乏自省，時常對老威利家表達留戀的基納、天真卻身世不幸的海特維格、“散發著野鴨般霉氣”的老威利等都是野鴨的象征對象。
作品影響
文學影響
《野鴨》之后，亨利克·易卜生在象征主義戲劇的探索逐步深入，后期《羅斯莫莊》《海達·高布樂》《建筑大師》等作品發表體現象征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風格的逐步融合，為現實主義戲劇與象征主義戲劇之間搭起了橋梁。《野鴨》突破了傳統表現手法，對人物的內心世界進行著重分析表現，這種象征性風格的形成對歐美當代文學的發展有重要意義，遠在俄羅斯的象征派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巴爾蒙特、勃洛克、別雷等人表現出對易卜生的強烈興趣，別雷把易卜生視為自己象征主義的領路人。
中國現代話劇劇作家曹禺亦深受亨利克·易卜生戲劇的影響，其劇作如《雷雨》《日出》《原野》《蛻變》等都具有象征意義。而《野鴨》和曹禺的《雷雨》在人物塑造以及寫作手法等都有相似之處，《雷雨》中最大的象征是陰郁的天氣和瓢潑的雷雨，如同《野鴨》中的“野鴨”始終貫穿整個戲劇故事。
學界爭議
易卜生的創作之路一般被分為浪漫主義（1848年—1868年）、現實主義（1869年—1883年）、象征主義（1884年—1906年）三個階段，《野鴨》被認為是后兩個階段的劃分之作。但亨利克·易卜生本人對“象征主義”的說法表示否認：“我不去寫象征的東西，我只是刻畫真實的活生生的人。”文學評論家喬治·勃蘭兌斯同樣認為易卜生沒有象征主義，除了是概念上的問題外，也說明易卜生的象征主義戲劇依然有著大量的現實生活內容。盡管如此，近代學者從《野鴨》等后期作品的創作手法以及內容意象中分析，多數研究傾向認同易卜生后期創作是屬于“象征主義戲劇”范疇。
影視衍生
作品評價
易卜生在《野鴨》創作中體現的創新使其在作品發表時獲得兩極評價。其中劇作家、亨利克·易卜生的好友比昂遜在看過劇本后表示不解與不安：“我發現這部劇本在結構上如此匪夷所思……真是令人大為作嘔。”作家哈孚洛克·藹理斯則認為《野鴨》是易卜生的社會劇里最不精彩的一篇戲劇，此劇沒有一個吸引注意力的中心人物，也沒有龐大的場面。
作家克里夫頓·費迪曼為代表的褒揚者則認為《野鴨》是易卜生最細膩的作品之一。藹理斯也肯定了《野鴨》對于研究易卜生的作品的人有特別的意義。藹理斯認為通過此劇第一次感覺到易卜生墮于形式主義（Mannerism），而且易卜生對于象征主義的傾向——此劇中的象征是集中在“野鴨”上面的——也變得更顯而易見。
劇作家蕭伯納則突出評價了《野鴨》對悲喜劇的創新：“悲喜劇是一個比悲劇和喜劇更殘酷，更能使人震動的戲劇形式……他們（觀看《野鴨》的觀眾）懷著恐懼和憐憫的心情觀看一出深刻的悲劇，而看到逗人的喜劇時又捧腹大笑。這是由于得到一種比現實生活給大多數人，或者經常給所有人帶來的更深刻的經歷。”
參考資料 >
Das Haus der Lüge (1926) - IMDb.IMDb.2022-11-14
野鴨 The Wild Duck.douban.2022-11-14
野鴨 The Wild Duck - 話劇 (豆瓣).douban.2022-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