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應轂（？—1587），字德載，號槐石，明浚縣人。父朱天俸（1514—1584），字子學，別號一槐。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歷官戶部主事、郎中、山東按察司事、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參議、按察司副使。
履歷
朱應轂萬歷五年（1577）進士，出任山東東阿知縣。
《朱天俸墓表》稱其“出宰阿邑，入為侍御史，聲稱燁然”。據《平陰縣志》載：朱應轂與于慎行（字可遠，累升至禮部尚書）、孟一脈（字淑孔，官至南京陜西道監察御使）、朱維京（字可大，累官光錄丞）友善，萬歷八年（1580）五月，朱應轂請于慎行、孟一脈作邑乘，二人于次年正月動工，三月告竣。卷首有嶧縣進士賈三近作于萬歷十年六月的志序一篇，中云：“浚縣朱君德載，以進士高第來宰阿，” “會邑人太史于君可遠、柱史孟君淑孔方家居，具良史才，朱君就謀之，乃以編摩托二君……。越三月而志告成，始方域，終藝文，凡十二卷，將梓以傳。于君與余為同年友，函志馳書山中，屬余序諸簡端。余受而讀之，見其四表八志，一取裁于馬遷；而紀事叢談，間折衷于左氏。馳騁古今，包羅圖史，吏志民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博雅暢，裒然成一邑全書，視舊所輯錄，不加千百矣。”
朱應轂與朱維京為同年，萬歷九年（1581）朱維京到東阿縣探望朱應轂，二朱與于慎行、孟一脈作伴相游，曾將東阿縣八景之一的“扈口噴雪”改成“扈泉涌碧”，由孟一脈書寫刻于扈泉南崖壁上。朱應轂、于慎行、朱維京三人曾相約東流泉邊，雨中同游，作詩歌酬唱。朱維京詩《東流泉》曰：“院傍三家市，泉開十里岑。石狀云做幔，丹壑水成音。轉樹林飛玉，沖波月散金。不知行役苦，但覺空人心。”于慎行作《雨中東流泉上和朱可大》云：“風雨鳴丹谷，林亭倚翠岑。一樽今日酒，千里故人心。樹動三秋色，泉飛萬壑音。夜涼橫吹起，欲聽水龍吟。”朱應轂作《東流泉上和朱可大年丈韻》詩：“清流環曲徑，翠色映遙琴。山靜少人跡，林深多鳥音。雨余云破練，月上灑浮金。千里來知己，同流愜素心。”朱維京、朱應轂詩碑現存于山東平陰縣洪范池鎮東流泉邊。美麗的風景給人留下的是一幅印象畫，而風景與人文的結合給人留下的卻是思考與回味。朱維京千里迢迢訪友，一句“不知行役苦，但覺空人心”，道出他淡泊處世的心態。于慎行的“一樽今日酒，千里故人心”和朱應轂的“千里來知己，同游愜素心”更道出三人的君子之交。朱應轂還曾邀于慎行、朱維京到家鄉浚縣游玩，于慎行有《麓山房十詠為朱槐石令君賦》收于《谷城山館詩集》，朱維京有《過盧次墓六韻》、《秋日一翁年伯山堂留飲》詩，刻于大伾山崖壁。萬歷十三年（1585），朱應轂請孟一脈為其父朱天奉書寫墓表。
朱應轂云南省道御史，曾巡撫淮揚。任御史時，清正廉直，進諫不避權貴。清嘉慶《浚縣志》載其“諫幸山陵，論邊將冒功匿敗，言皆激切。”《明史》中多次記載他直言進諫的事。如“枷刑自劉瑾創立，錦衣獄常用之。趙頊時，御史朱應轂具言其慘，請除之。”（《明史》卷九十五志第七十一）；“成梁鎮遼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帝輒祭告郊廟，受廷臣賀，蟒衣金繒歲賜稠疊。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其始銳意封拜，師出必捷，威振絕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盡列崇階，仆隸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馬價、鹽課、市賞，歲干沒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為之左右。……御史朱應轂、給事中任應徵、僉事李琯交章抨擊。”（《明史》列傳一百二十六）。他甚至還敢直諫皇上，“萬歷十一年（1583）九月，禮部上疏，認為陵址既已選定，就應該欽定日期營建。但萬歷仍然不允，非要待兩宮圣母看后才能確定。為此，御史朱應轂以謁陵耗費太巨，陳請兩宮太后不必再去閱視……”（《風雪定陵》）。
萬歷皇帝修建定陵，所用花斑石皆采自浚縣。“定陵既然按照王建墓建制，花斑紋石自不可少，寶城垛口，明樓地面，都是花斑石。此石由多種顏色的鵝卵石經過地殼變動，受到高溫高壓以后，再生而成，當時僅在河南省的浚縣能夠采到，不遠千里，運來應用。這種巖石，雖然五顏六色光彩灼目，但卻沒有紋理，質地堅硬，雕琢十分困難。開采時，只能按最大尺寸開成毛材，然后用手工反復研磨，其費工耗時，可以想象。據《帝陵圖說》載，定陵所用的花斑紋石做工極細，‘滑澤如新，微塵不能染’、‘光焰灼人’”（《風雪定陵》）。浚縣民間有朱應轂奉旨回家鄉采花石的傳說故事。由此可見，浚縣花斑石的開采并用于建造定陵是和朱應轂有一定關系的。
評價
正如清嘉慶《浚縣志》所言：“惜不永年，未競其用。”朱應轂仕途僅僅十年，就于萬歷十五年（1587）早早地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的一生著述頗豐，有《槐石集》等。如今，浚縣縣志和《大伾山志》等書上關于他的資料非常少，大伾山上僅留有他的“杏花巖”題字和《東歸早過大伾山》詩刻。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