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華山事件又稱昆明事變，是國民黨政府為奪取云南省地方省政權力，在1945年10月發動的政治事件。
云南自北洋政府時期開始，便對中央政府形成半獨立狀態。1927年龍云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后，掌管云南省政大權，而蔣介石由于需要龍云為其牽制西南桂系和川系力量，遂與龍云一直維系著相安無事的局面。但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爆發，云南在軍事、政治上的地位逐漸重要，同時龍云和中共關系也逐漸密切，使得蔣介石決心進一步的控制云南。蔣介石從1945年3月開始部署處理龍云，并在4月召見杜聿明令其做好軍事解決的準備。7月19日，蔣介石作出了解決龍云的最終決定，開始從政治軍事多方面進行周密部署。10月2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免去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職務。10月3日凌晨，杜聿明按預定計劃行動，一方面將國民政府令送交龍云，一方面出動軍隊，控制昆明各要地，與未得龍云換防命令的龍云部隊發生沖突，但杜聿明事先早有計劃和演練，且兵力與火力均占優勢，龍云部隊很快即被制服，將龍云逼至五華山的官邸中。4日，由蔣介石派遣接任云南省民政廳長的李宗黃來到五華山對龍云進行勸說，但龍云仍寄希望于在越南接受日軍投降的部隊回援，而滇軍將領盧漢則因擔憂影響國際形象并未立即回師。10月5日，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和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銜蔣命飛到昆明市勸駕，龍云最終同意解職。10月6日，龍云由宋子文和何應欽陪同，離開昆明飛抵重慶市，就任軍事參議院院長，從而結束了他對云南省十八年的統治。當天昆明解除戒嚴，恢復正常秩序。
12月1日，盧漢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五華山事件的余波至此得以平息。盧漢主政云南后，仍然力圖控制省政，不讓中央插手，而蔣介石正被內戰所牽制，也無力對云南施以重壓，雙方相安無事，云南仍維持著很大的獨立性，蔣介石解決龍云的目的并未完全達到。同時在五華山事件蔣、龍雙方的武裝沖突中，許多昆明市市民被無辜殺害，直接危害了云南省人民。學者汪朝光評價“五華山事件當時似突如其來，惟就事實觀之，實為蔣介石長期精心運思籌謀的結果。而龍云卻未見有實質性的對應謀劃，反誤于其過分自信與短視。”
事件背景
政治
云南省自北洋政府時代唐繼堯當政時開始，便對中央政府形成半獨立狀態，中國國民黨掌握中央政權后，雖然致力于統一全國，但對于地處偏遠的云南暫時心有余而力不足，1927年上臺的龍云在省主席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八年，成了稱雄一時的“云南王”。龍云在統治云南省的十八年中，云南雖然表面上是屬蔣介石國民黨南京政府管轄下的一個省，而實際上卻是龍云統治的獨立小王朝。云南省政府完全是龍云的一班人掌權，大小官吏的設置任選大權都操在龍云之手，國民黨南京政府無法控制。
經濟
貨幣方面，龍云有自己獨立的財政經濟政策和金融系統，由它發行省內流通的“滇幣”，使得蔣介石的“法幣”在云南長期不能流通。抗戰全面爆發后，蔣、宋、孔、陳官僚資本的四大銀行（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將“法幣”傾入云南，以“一比十”的比價將“老滇幣”及“一比二”的比價將“新滇幣”全部收繳回籠，取締其在市場上的流通，用“法幣”控制了云南的金融市場。龍云在“中央”財政權力和四大家族官僚資本進入之際，即將其原由省財政廳控制的資產轉入地方官僚資本的各公司行號。在稅收方面，蔣介石要求龍云云取消云南的各項特殊地方政策，融入中央系統。龍云則要求如果取消各項稅收，只征營業稅，入不敷出部分由國民黨南京政府補助，包括軍政費由中央負擔，軍政人員完全照中央規定辦理。在征兵征糧等方面，蔣介石又不斷增加云南人民的負擔，對龍云施加壓力，使其窮于應付。此外，國民黨南京政府還統制了云南省的礦產產銷。至此，龍云與國民黨南京政府在經濟方面的矛盾越來越大。
軍事
龍云擁有一支四萬多人的獨立武裝力量“滇軍”，采用法國式武器裝備，有較強的戰斗力。抗戰前，蔣介石對龍云極為不滿，但一因忙于“反共”內戰，又要對付內地各省新軍閥的反蔣戰爭，對龍云就鞭長莫及，無能為力了，蔣介石和龍云對云南省，只得采取合伙經營，互相利用。抗戰開始到一九四二年間，蔣介石將其裝備精良的十余個軍先后調進云南省，并在昆明市設立了“防守司令部”，由蔣介石嫡系親信將領杜聿明任防守司令，又將南京中央憲兵第十三團調駐昆明，蔣介石調入云南的“中央軍”已大大超過龍云控制的六十軍和五十八軍“滇軍”實力。蔣介石還對“滇軍”軍官進行分化和收買，使龍云調度不靈，逐步失去控制。龍云對蔣介石不斷削弱其實力和權力的部署，也采取反措施，龍云規定國民黨中央軍和憲兵不得進駐昆明市區，官兵進城不準攜帶武器。
蔣、龍關系
龍云在云南當政時，中國國民黨也在為統一全國首先是統一內部而爭斗不已，對云南這樣的偏遠之地暫時無力顧及，相反，蔣介石還需要龍云的支持，以牽制西南桂系和川系力量，并在國民黨內派系爭奪中壯大自身實力，而龍云也需要依靠蔣的支持維持自己在云南以至西南的地位。蔣、龍之間各有需要，彼此互挺，維持著大體相安之局。抗戰開始后，作為抗戰陣營的領袖，應該說，蔣介石的抗日態度基本是堅定的，但是，國民黨內部以汪精衛為代表的一派，對日態度卻比較曖昧低調。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后，在日本的利誘下，汪精衛攜部分中國國民黨高官在12月出走越南河內，其后公開聲明與日本合作，引發國民黨內外軒然大波。汪精衛出走前的最后一站是昆明市，龍云事先是否知道汪精衛的行程并與汪精衛有所討論，引起了蔣介石的高度重視。1939年4月13日，龍云主動致函蔣介石，明確表示與汪精衛無往來。直到1942年5月，當云南省局勢因緬甸戰事而處在緊張關頭時，汪精衛離開南京赴偽滿洲國訪問，蔣介石才消除對龍汪共聯的疑慮。蔣介石又給龍云添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昆明行營主任、軍事委員會駐滇干部訓練團副團長、陸軍副總司令等職銜。名義上在滇的國民黨中央部隊統歸龍云節制，事實上是蔣介石對地方實力派加緊控制。龍、蔣之間的矛盾由此加深。此時，昆明市的民主運動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蓬勃開展。龍云也有意開放一些民主運動，并與中國民主同盟等一些民主人士以至中共黨人往來結交，借以自重。這在客觀上有利于民主運動的進一步展開，當時昆明有“民主堡壘”之稱。龍、蔣之間的矛盾也就更為加劇。
這時，蔣介石已決心要解決龍云。抗戰勝利后，蔣介石為全力投入內戰，遂加快了推倒龍云的步伐以解除后顧之憂。
龍云與中共關系
全面抗戰開始后，國共再度聯手合作，但蔣介石對中共的發展對中國國民黨統治可能形成的影響和沖擊始終抱持高度的警惕，并對一切與中共有關的重要人與事親自過問和處理。抗戰爆發后，中共加強了對龍云的統戰工作，在昆明市派駐代表聯絡龍云；通過交換密碼，溝通龍云與延安市的電臺聯系；設立《新華日報》昆明營業處，組織學生運動，等等。龍云還加強了與中共和西南川康地方人士的聯系，彼此聲援。1944年底，龍云秘密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龍云曾指定繆嘉銘為代表，羅隆基代表民盟，加上中共在昆明的地下負責人，組成秘密委員會，討論團結西南幾省實力派反蔣的問題。龍云的這些舉動，對于增強自身實力地位的即使所得有限，卻更引起蔣介石的忌恨，使蔣最終下決心以強力剝奪龍云在云南省的當政地位。
事件經過
事前謀劃
1945年3月4日，蔣介石第一次在日記中詳盡地寫下了對于解決云南問題步驟和方法的考慮：云南省政問題應設法解決，研究如何解決之道，一、人選；二、時機；三、部署；四、宣傳；五、心理與社會關系不能不密切注意。為此，蔣介石決定親往昆明巡視，有所部署，而蔣介石在昆明期間，龍云的態度卻十分冷淡，在20日蔣介石到昆明時，龍云居然稱病而不出迎，讓蔣介石覺得很奇怪。蔣介石與龍云會見時，龍云提出中央軍撤出昆明和滇西問題，令蔣介石感到龍云冷酷輕侮之意，使蔣介石認為，非徹底解決云南問題不能使中國國民黨中央和其個人在云南立威，從而下定撤換龍云的決心。
1945年4月，蔣召見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告訴他為了統一云南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擬調龍云為軍事參議院院長閑職，但龍云可能不服從命令，要他作好軍事解決的準備，在調令下達同時，解除龍云的全部武裝。杜聿明認為，龍云在昆明市的部隊不多，解決并不困難。蔣介石要他即刻準備，并再三叮囑“要守秘密，要慎重”。
7月19日，蔣介石決定，龍云的處置方案不可再緩，要迅速確定步驟。21日又表示，最近第一要務為解決云南省之事；同時提出了解決云南問題的準備步驟：撤退云南龍云應作的準備，一、做好部署；二、南路開化鐵路的部署；三、人事的準備，盧漢與李宗黃；四、勸導龍云的人選，宋子文、周鐘岳；五、命令的方式；六、電稿。學者汪朝光認為：蔣介石此時已經作出了解決龍云的最終決定。
事件準備
蔣介石在7月中下旬和8月上旬四次召見李宗黃。他對李宗黃稱：“龍云行為特殊，連年阻撓抗戰，但念在他的之前的功勞，給予寬容。但長此以往怕難以善終。所以現在決定請李宗黃回云南省，接任龍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省黨部主任委員兩職，如果龍云順從命令，就調他到中央來另尋職位，否則予以制裁。”蔣介石要求李宗黃“嚴守秘密，積極從事準備”；并告誡他，“龍云猜忌成性，他的耳目很多，李宗黃必須謹慎行動保證安全”。1945年8月，蔣介石即命盧漢率第一方面軍全部離開云南去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又命昆明市防守司令杜聿明和在滇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為倒龍做了周密布置。
蔣介石還對滇籍老資格政界人士、時任考試院副院長的周鐘透露了他的決策，俾使其對龍云私下有所勸說。蔣告周：“云南省為國際交通要道，對于戰事關系重大，所以設警備、防守等司令部防護，但龍云極力反對。對龍云，關于地方情形，事事皆可體諒，但對于國家要政，必須執行，政府紀綱，必須維護，不能因為龍云反對就取消。”因為云南特別是昆明駐有不少美國軍隊，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蔣介石還特意在事先向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阿爾伯特·魏德邁通報了，云南龍云不法橫逆的實情，令美軍嚴密防范。杜聿明和李宗黃二人領命后，各自開始有關準備工作。
日本投降消息傳出的當天，8月10日，蔣介石下令杜聿明立即開始準備撤換龍云后需要解決的問題，待命實行，并令其周密部署，著重控制通訊和交通，防止龍云脫逃。杜聿明回昆明市后，在各種理由掩護下，進行了相關部署，如沙盤演習，火力兵力的配備，戰斗戰術方法的演練，等等，并特別注重控制交通和電訊通道，切斷龍云的所有對外聯系。杜聿明還向駐昆明的美國軍隊作了通報，美軍因此而下令官兵日夜武裝，禁止外出。日本投降后，蔣介石仍然在密切關注云南省問題，考慮解決的時機。8月25日，考慮“龍云撤換時期”；9月8日，研究“滇龍問題”；22日，考慮“云南問題解決時期”。為了緩和此舉可能造成的反彈，分化云南的內部力量，蔣還更改了先前準備由李宗黃出掌省政的決定，改令盧漢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雖然杜聿明在昆明市的部署不可能不露出一點風聲，而且也經由一些渠道傳至龍云處，但似乎并未引起龍云應有的警覺。
10月1日，蔣介石派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去越南河內，利用龍云、盧漢之間的矛盾，對盧漢進行威脅利誘。10月2日，蔣介石對解決云南省問題部署已畢，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軍政部部長陳誠以及李宗黃、蔣經國等云集西昌市，領受蔣介石的命令。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當日被派赴河內，以“慰問視察”名義，就地安撫并監視盧漢所部。蔣介石已決定，撤換龍云如箭在弦上，不能不發。
事情經過
10月2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免去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職務，調任軍事參議院院長，任命盧漢為云南省政府主席，未到職前由民政廳廳長李宗黃代理。同日蔣介石下令撤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昆明行營，免去行營主任、陸軍副總司令龍云職務，行營原屬部隊均歸昆明防守司令部指揮。10月2日下午，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和李宗黃等飛抵昆明市，會同杜聿明秘密部署一切。杜聿明得令后，隨即召集下屬，宣布處置方案，以駐昆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軍為行動中堅，解除龍云部隊及警察的武裝，如有不從者即以武力實施，同時控制昆明所有對外交通和通訊出口。
2日晚至3日晨，杜聿明按預定計劃行動，一方面將國民政府令送交龍云，一方面出動軍隊，控制昆明各要地。但在部隊行動過程中，與未得龍云換防命令的龍云部隊發生沖突，致有死傷，因杜聿明部隊事先早有計劃和演練，且兵力與火力均占優勢，龍云部隊很快即被制服，武裝沖突規模不大。龍云則于事起后，從公館倉促避入五華山省府，拒不接受解職令，杜聿明因為有蔣介石保證龍云生命安全的指示，也不能放手進攻，雙方形成僵持局面。
龍云在事起后雖困守五華山省府，但卻遲遲不愿接受解職令，關鍵就在他希望盧漢率領赴越南受降的滇軍回師救主。昆明事變的消息傳到越南后，在滇軍中引起相當的震驚、不滿和激憤。“有的要求盧漢下令打回去，有的要求連名發電，強求蔣收回成命，還有的說應忍辱負重，以待時機。”然而，昆明保衛戰欲有所行動并非易事。蔣介石安排盧漢率軍赴越接收時，為了防止滇軍異動，在滇軍兩個軍（60軍和93軍）而外，還擺了中央軍兩個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2軍和62軍），且駐地與滇軍互相牽制，滇軍實際上難以自由行動；且盧漢也擔憂影響國際形象，故并未立即回師。10月3日，蔣介石命杜聿明武裝包圍云南省政府，向龍云部隊發動突然襲擊，全邵殲滅了北校場、大東門外的龍云的完兵部隊和警察部隊，其余小量龍軍均繳誠投降，在一個鐘頭內，昆明市城區除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華山外，全部被蔣軍占領。蔣介石宣布免除龍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職，調任軍事參議院院長。
龍云解職的消息雖然已經公布，但龍云拒不受命，蔣介石又有限期竣事的嚴令，使杜聿明頗為焦慮。3日晚，杜聿明與李宗黃等會商形勢，杜聿明力主強硬對待龍云，以逼其就范，但李宗黃擔心事態擴大后難以收場，主張先與龍云相商。4日，李宗黃和云南省政府委員胡瑛同行去五華山勸說龍云。但龍云面色鐵青，憤懣之情，溢于言表。李宗黃將蔣介石致龍云的親筆函交給龍云，信函稱龍云自民國建立伊始便擔當中樞重任，于是特意調龍云入軍事參議院以輔助軍事，希望龍云能樹立楷模，與黨國休戚與共，希望龍云能如期來重慶市早就新職。李宗黃又替蔣介石解釋說：“蔣主席這一次改組云南省政府，對你來說，純粹是出于一片愛護成全的至意。蔣主席不愿你徒作一位地方領袖而已，他希望你能成為中樞的一員，參贊戎機，為建國工作多盡點力。”只是李宗黃大概也覺得此等虛言為言不由衷，遂又言及龍云關心的實事稱：“你離開昆明市以后，所有的一切公私事件，完全由我負責。說得更清楚一點，你的親戚朋友和部屬，就等于是我的親戚朋友與部屬，你的財產也如同我的財產一般，必定多方保全，決不使其稍有疏虞。”聽到李宗黃的此番保證，在解職不可避免的情況下，龍云多少有點安心，他隨后表示，“既然你肯作此保證，那么我就聽從你二位的勸，服從中央命令”。李宗黃趁熱打鐵，要龍云“在明天直飛重慶市，就任新職”。大概這讓龍云有點下不了臺，他回復以“要我明天就走，這也未免太匆促點了吧”，龍云表示三天后可以出發。雖然蔣介石要求龍云在5日到渝的命令未能兌現，但無論如何，龍、李見面，終使事態有了轉機。
10月5日，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和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銜蔣命飛到昆明市勸駕，蔣介石在致電中說：“如果你到昆明，希望你立刻約龍云同機來重慶，以矯正視聽，免去中央諸位同僚的誤會。龍云的事，萬萬不可拖延，他的行營職務應立即遵照命令移交杜總司令連接管，這是非常重要的。”宋子文和何應欽到昆明，對外表示政軍兩方高層對龍云的尊崇，給足了龍云面子，在外無什么援兵、內有強大壓力的情況下，大勢已去的龍云最終表示遵命解職，前往重慶市。
事件結果
10月6日，龍云由宋子文和何應欽陪同，離開昆明市飛抵重慶。他在對外發表的公開談話中對其幾日來的作為解釋道：“云自來認定國家必須統一，于主持滇政十余年中，始終擁護中央國策，服從領袖。在抗戰期間，發動云南省人力、物力貢獻國家，以期早收抗戰勝利之功。日本投降以后，整軍建國工作尤為繁重，奉蔣主席令調，入長軍事參議院，參贊戎機，而行營省府各機關亦奉令調整。云擬交代清楚即行來渝，適承宋院長、何總司令昨日飛昆邀約，故提前于今午飛渝，今后更當一本初衷，秉承中樞及元首之領導，努力建國。至滇省部隊，月前已奉委員長命令開入越境，城中僅有少數衛隊，因是日晚國民黨第五軍突然入城，情況不明，以致小有沖突，嗣后接命調職及改組命令，情況已明，當即停止，城郊秩序已陸續恢復。”龍云滿懷憤撇被迫接任新職，從而結束了他對云南省十八年的統治。當天昆明市解除戒嚴，恢復正常秩序。次日，李宗黃以省府委員兼民政廳長接任省府代主席。
1945年10月15日，龍云在重慶宣誓就任軍事參議院院長。作為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在監誓時特意對其表示推重，稱：“龍院長在過去八年中，在云南維護后方重要基地，擁護抗戰，擁護中央，煞費苦心，其功不可磨滅。今到中央就任軍事參議院院長，責任更加重大，希望龍院長努力完成未來使命。”龍云也只能就勢下臺階，在答詞中稱：“龍云向在地方擔任工作，此次奉調軍事參議院院長，始來中央。頃承主席及監督委員訓示各點，自當敬謹接受，努力遵行。還望主席各位僚友，隨時予以督促指導，以免隕越，是所至幸。”龍云出任軍事參議院院長，名義上位高權重，實則為無所事事的閑差，而且失去了云南省的實職，他對此當然是怨恨在心。龍云曾對來看他的蔣介石說：“我在你的領導下服務很久了，自問對你、對國家、對地方都沒有什么對不起的。改組一個地方政府，調換職務，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不采用正常方式，而用這種非常手段，未免過分，這樣做，恐對國人留下不良影響。”蔣無以為答，只能虛應故事，說：“我的指示不是這樣的，這是杜聿明搞錯了，要處罰！”
為了緩和龍的怨氣，并對外有所交代，蔣介石在10月13日約杜聿明和關麟徵談話，決定將兩人的職務對調，因為“龍雖自多罪惡，而中央人員不能不有紀綱也”。蔣在談話時對杜說：“你解決龍云對國家是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龍云，你應該為國家背過。我表面上先公布將你撤職查辦的命令，實際上是調升你到東北地區去當保安司令長官。”16日，杜聿明以“對于昆明市防守部隊，管束不嚴，防務處理頗多失當”為由，被予以免職處分，調關麟徵出任云南警備總司令。次日，杜聿明被任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
龍云去職，是蔣介石實行全國統一計劃的一次成功，被中國國民黨認為，解決龍云問題對于消滅西南割據有很大的幫助。12月1日，盧漢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五華山事件的余波至此得以平息。
事件影響
龍云去職，標志著國民黨中央政府已經統一云南省政之功，這也是蔣介石在與龍云的爭鋒中個人的勝利。就中央與地方關系而言，云南省本為中國國民黨中央政府治下的一省，卻長期保持著半獨立狀況。龍云離職后，蔣介石格于各方關系考量，仍不能不變更初衷，將原定李宗黃接任云南省政的方案改為由盧漢接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表示出向現實的妥協。盧漢主政之后，云南仍然在相當程度上獨立于國民黨中央政府，盧還與龍云保持著私下的接觸與聯系，而蔣介石被內戰所牽制，也無力對云南再施重壓，其撤換龍云、統一云南的目的并未完全達到。更有甚者，蔣介石不惜以武力威脅撤換龍云之舉，不僅使龍積怨在心，成為他此后與中共合作、堅定投身反蔣運動的契機，而且亦警示盧漢，對蔣保持應有的距離和警惕，以免重蹈龍之覆轍，滇軍中且因此而流傳“不報十月三號的仇是丫頭養的”之語，憤激之情顯而易見。由此可知，昆明事變對其后云南省政局的發展和主政者、當事者、親歷者的心態及其作為都有深遠的影響，這又成為以后滇軍184師潘朔端部1946年5月在東北地區海城、60軍曾澤生部1948年10月在東北長春、及至盧漢率部1949年12月在云南舉事的遠因。
蔣介石在戰略和策略上均精心算計，但在撤換龍云的命令下發時，因為執行中的某些誤差或至今尚未完全大白的某些緣由，致未能在第一時間完成調度，使龍云得以脫逃而在五華山省府堅持數日，也使一次本應為“正常”的調職行動，幾近演變為公開的武力“逼宮”，給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都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同時在五華山事件蔣、龍雙方的武裝沖突中，許多昆明市市民被無辜殺害，直接危害了云南省人民。
事件評價
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在社評中認為：“綜觀這次事件的經過，中央的處置可謂寬大公正，而龍氏的深明大義也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欽崇······我們認為中央的調開龍主席，與龍主席的聽命調任，都是適合時宜的舉動。這表示中央的威信已經能及于全國任何地方，這也表示即令是舊時代的軍人現在也已隨著時代而進步著。雖然在交接的過程中曾經發生了一點小的不幸插曲，不免令人感覺遺憾萬分，但就大局論，總不能不說是可以令人滿意。”
學者汪朝光“五華山事件當時似突如其來，惟就事實觀之，實為蔣介石長期精心運思籌謀的結果。而龍云卻未見有實質性的對應謀劃，反誤于其過分自信與短視。”
參考資料 >